始发于中国湖北省武汉市的新型冠状病毒仍在迅速传播，截至2020年1月25日24时，已在中国30个省级地区造成56人死亡，1,975例确诊，21,556个密切接触者正在接受医学观察。此外应当还有很多尚在潜伏期、未被记录的感染者，以及更多处于易感染区域的人群。未来无法给出期限的一段时间里，被感染和死亡人数势将继续攀升，中国因此承受的全局性影响则难以估量。
发现疫情越早，治理越容易，但中国已然错过了最佳防控时间。綜合多方信息，疫情流传最早可追溯到2019年12月上旬，并被认为出自武汉市汉江区的华南海鲜市场。从12月中旬开始，前往医院就诊的不明原因肺炎病人迅速增多，疫情得以大范围扩散，形成一种近乎失控的局面。作为重要负责方的湖北武汉当地官方和相关部门在这最关键一段时间里的一系列反应处理，令人大感失望。
首先，对武汉华南海鲜市场违法运营的不作为。中国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钟南山根据很多病例研究提出，病毒爆发的源头可能是武汉华南海鲜市场，而此次新型冠状病毒来源很大可能是野生动物。媒体调查确认了该市场有贩卖野生动物的店铺，该市场与店铺同属一家公司，但其并不具有经营野生动物的资质。另外，2019年11月中国发现几起鼠疫案例后，网络曾有曝光武汉华南海鲜市场售卖土拨鼠等野生动物，但武汉相关部门显然对此并无作为，直至此次新型冠状病毒爆发后的1月1日才将其关闭。
第二，粗暴蛮横式维稳，压制信息公开。传播快、致死率高的疫情并非存在利益纠纷或政治诉求的一般社会事件，而是危及所有人生命安全的重大挑战，只能疏而不能堵，堵是堵不住的，越堵问题越大。武汉当地管理者掌握着地方全面、细致和及时的信息，应该对此有更清晰判断。但是在疫情最初展现其巨大威害性的时候，武汉官方强力打击谣言还无可厚非，但是严管医院医护工作者向病人、网络、媒体透露实情则实属不当。武汉协和医院的医生表示，当时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一再嘱咐就诊患者：“口罩、口罩，一定要买口罩、戴口罩”。
“人传人”是判断疫情危害程度的重要指标。武汉当局在2020年1月中旬应该对疫情已有较多了解，但其对外通报明显有意将其淡化，例如在1月15日所称“尚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不能排除有限人传人的可能，但持续人传人的风险较低”，直到1月20日钟南山出面证实了这一点，然而此时中国广东等省、泰国等国家都已有确诊病例。
武汉当局压制关键信息外传，不利于集中社会各方面资源、人力和专业知识，不能在最关键的时期遏制局面，甚至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延缓和误导了中央决策。这是一个必须吸取的教训。
第三，“封城”不果断，资源、人力调度紊乱。武汉疫情防控指挥部1月23日凌晨公告称当日上午10时起武汉市轮渡、长途客运等交通工具暂停运营，机场、火场站离汉通道暂时关闭，此即外界所称的“封城”。据统计23日0时至10时，从武汉发出可抵达大中城市的列车至少有251列，由此离开武汉的人数或有数十万之多。“封城”前夕逃离武汉的那些人则成为中国其他地区的安全隐患和巨大负担。姑且不论“封城”是否已迟，既然决定“封城”，为什么不果断采取措施，还要预留那么长的时间？
“封城”之后，武汉将成为中国对抗疫情的主战场，应当尽全力打好这一仗，作为对抗疫情最前线的医院却传出许多医护人员缺少防护设备、长时间高负荷工作，感染者和待诊者数量激增，医院拥挤不堪几乎崩溃。即使疫情的确爆炸性扩展，这些状况也是应当尽量避免出现的。为什么不给那些身在易感区域对抗疫情的工作人员提供安全保障、充足供应，至少进行相对合理的协调？
始发于中国湖北省武汉市的新型冠状病毒仍在迅速传播，截至2020年1月25日24时，已在中国30个省级地区造成56人死亡，1,975例确诊，21,556个密切接触者正在接受医学观察。此外应当还有很多尚在潜伏期、未被记录的感染者，以及更多处于易感染区域的人群。未来无法给出期限的一段时间里，被感染和死亡人数势将继续攀升，中国因此承受的全局性影响则难以估量。
发现疫情越早，治理越容易，但中国已然错过了最佳防控时间。綜合多方信息，疫情流传最早可追溯到2019年12月上旬，并被认为出自武汉市汉江区的华南海鲜市场。从12月中旬开始，前往医院就诊的不明原因肺炎病人迅速增多，疫情得以大范围扩散，形成一种近乎失控的局面。作为重要负责方的湖北武汉当地官方和相关部门在这最关键一段时间里的一系列反应处理，令人大感失望。
首先，对武汉华南海鲜市场违法运营的不作为。中国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钟南山根据很多病例研究提出，病毒爆发的源头可能是武汉华南海鲜市场，而此次新型冠状病毒来源很大可能是野生动物。媒体调查确认了该市场有贩卖野生动物的店铺，该市场与店铺同属一家公司，但其并不具有经营野生动物的资质。另外，2019年11月中国发现几起鼠疫案例后，网络曾有曝光武汉华南海鲜市场售卖土拨鼠等野生动物，但武汉相关部门显然对此并无作为，直至此次新型冠状病毒爆发后的1月1日才将其关闭。
第二，粗暴蛮横式维稳，压制信息公开。传播快、致死率高的疫情并非存在利益纠纷或政治诉求的一般社会事件，而是危及所有人生命安全的重大挑战，只能疏而不能堵，堵是堵不住的，越堵问题越大。武汉当地管理者掌握着地方全面、细致和及时的信息，应该对此有更清晰判断。但是在疫情最初展现其巨大威害性的时候，武汉官方强力打击谣言还无可厚非，但是严管医院医护工作者向病人、网络、媒体透露实情则实属不当。武汉协和医院的医生表示，当时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一再嘱咐就诊患者：“口罩、口罩，一定要买口罩、戴口罩”。
“人传人”是判断疫情危害程度的重要指标。武汉当局在2020年1月中旬应该对疫情已有较多了解，但其对外通报明显有意将其淡化，例如在1月15日所称“尚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不能排除有限人传人的可能，但持续人传人的风险较低”，直到1月20日钟南山出面证实了这一点，然而此时中国广东等省、泰国等国家都已有确诊病例。
武汉当局压制关键信息外传，不利于集中社会各方面资源、人力和专业知识，不能在最关键的时期遏制局面，甚至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延缓和误导了中央决策。这是一个必须吸取的教训。
第三，“封城”不果断，资源、人力调度紊乱。武汉疫情防控指挥部1月23日凌晨公告称当日上午10时起武汉市轮渡、长途客运等交通工具暂停运营，机场、火场站离汉通道暂时关闭，此即外界所称的“封城”。据统计23日0时至10时，从武汉发出可抵达大中城市的列车至少有251列，由此离开武汉的人数或有数十万之多。“封城”前夕逃离武汉的那些人则成为中国其他地区的安全隐患和巨大负担。姑且不论“封城”是否已迟，既然决定“封城”，为什么不果断采取措施，还要预留那么长的时间？
“封城”之后，武汉将成为中国对抗疫情的主战场，应当尽全力打好这一仗，作为对抗疫情最前线的医院却传出许多医护人员缺少防护设备、长时间高负荷工作，感染者和待诊者数量激增，医院拥挤不堪几乎崩溃。即使疫情的确爆炸性扩展，这些状况也是应当尽量避免出现的。为什么不给那些身在易感区域对抗疫情的工作人员提供安全保障、充足供应，至少进行相对合理的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