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精英政治”下，官员的升迁需要经过复杂的官僚升迁路径，现任中共七常委从他们的仕途起点到现在的最高领导职务平均用了36.5年。（新华社）
在中国“选贤任能”的精英政治选拔体系中，“如何选才”、“接班梯队”的话题一直是摆在中共高层面前的现实命题。当世界在问“中国为什么会成功”这个历史命题时，如果他们能够看懂，一个中国官员是如何实现从一名村支书成长为中共这个9,000万党员的总书记的三四十年，或许这个问题也就自然有了答案。
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刚刚过去，许多政治观察人士开始将视线放到了中共二十大上。尤其关于中共领导人接班的问题，将成为未来两至三年内关心中国政治人士讨论不断的问题。20119年11月19日中共党校副校长谢春涛在中国记协茶座会上就被媒体问到这个问题，他的回答是“完全不担心，领导人的平稳、有序地更替问题”。
在这个引起不少关注的采访中，公众忽视了谢春涛讲话中十分重要的一个信息，他说“中共在选人用人方面，已经形成了比较好的制度，党内民主也能得到非常好的体现。他说，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用了四十年时间从村支部书记成长为中共总书记，经历了16次大的职务变动，工作过的地区总人口超1.5亿。”对此谢春涛又举例十九届中央委员会产生，指中组部会对候选人进行考察，考察内容包括收入、住房、家庭成员从业等多方面，任何一个环节出现了问题都会失去进入中委的资格。谢又引用中国官方喉舌新华社的报道，称十九大前作为候选人进行考察，但最终没有作为候选人提出的人选计有150多人，“知道这个数字我震惊了，有的人可能有问题，有的人不一定有问题，但是可能被更优秀的人比了下来。”
“艰难”的升迁之路
今天中国模式、中国方案正在前所未有的作为中国成功的经验向世界进行输出。当我们在讨论“中国为什么会成功”的时候，就一定不能忽视“人”的因素。在过去四十年，以及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中国精英政治制度中选拔出的官员，他们一手缔造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他们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有强大执行力并熟稔规则与人性的群体，在他们之中，只有最优秀的佼佼者才能迈过最后的台阶，迈入中南海。一个新入官场的年轻人，真的像谢春涛所说，要经历“16次大的职务变动，工作过的地区总人口超1.5亿”才能成为中共的总书记吗？
中国“官本位”思想仍然浓厚，每年报考公务员的考生都在逐年攀高。（Reuters）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来看一组“残酷”的数据。如果你今天22岁从大学毕业，选择从政的第一步是要参加公务员考试。如果要在中国国家公务员考试（简称国考）中突围取得公务员资格，2014年-2018年国考报考录取数基本维持在40:1，中共中央党群机关、国家行政机关直属机构和派出机构、国务院系统等事业单位，每年招考的职位大约在1-3万个左右。但是每年的报名人数和最终参加笔试的人数都在百万左右。更为夸张的2012年报名123万，招募比例1.45%，也就是平均68个人中，只有一个人被录取，某些热门职位录取率甚至达到1:5000，你需要和5000人竞争。
在进入官场之后，只要正常工作，按规定3年就可以从科员升至副科级，再3年到正科级。大部分人到此为止了。如果你真的有心从政，需要获得组织的培养。全国科级干部有90万人，组织部门要从中选出4万人作为县处级干部的后备人选，升迁几率小于4.4%。如果你很幸运得到升迁，你至少需要7年的时间做到正处级。需要指出的是，上述“三年可升级”是必要条件而非充要条件，也有7年之后还是副科甚至科员的。如果你是硕士或者博士，试用期满后可以分别直接定为“副主任科员”或“主任科员”，相对而言，反而是捷径。
按照现在的中共干部职务晋升制度规定，大学本科毕业生进入大陆公务员体系初任职务为科员，晋升副科、副处、副厅和副部职务的要求在下一级职务上任职满3年以上，晋升正科、正处和正厅职务的要求在下一级职务上任职满2年以上。根据逐级晋升规定，本科毕业晋升至副部级职务最短时间要求18年以上，年龄最小应在40岁以上。
在此之后的中国官场就是“少数精英的游戏”，你需要在35岁到47岁这个年龄阶段，实现县处级到正厅级的跳跃。这时候你有60万县处级同僚，其中只有6,000人可以成为厅局级后备干部。完成了从处级到局级官员的跳跃之后，其升迁还可借助于“交叉锻炼”。截然不同的锻炼经验能使官员思路更加开阔，作风也更务实。专家说，官员在其成长过程中，普遍经历多个岗位，其中正局级官员平均经历过6－8个岗位，正处级官员平均经历3—4个岗位。
接下来挑战才开始。——2.590%，这是正厅局级到省部级的升迁比例。高层职位毕竟有限，哪怕是仕途的佼佼者，他们绝大部分的政治生涯也都止步于局级。当官至厅局级后，这时候组织部门会从4万个厅局级干部中选出1,000人，作为省部级后备干部，升迁几率小于2.5%。尤其是副省部级到省部级这个阶段，是中国官员最难跨越的“天花板”，短则五年，平均十年，更多人的是止步于此。
716万公务员，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93个中央部门，从普通公务员上升到这些部门党政一把手的几率是5万分之一。如果你想从一个公务员成长为中国国家领导人，如同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这个是一个延续数十年的时间，不能出现任何重大失误，甚至需要很多政绩、人脉乃至运气的过程。可以说，今天外界能够在中国重大党政会议“主席台前三排”看到的人，他们超强的个人能力和经历的严格考验远超常人想象。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前排中）也曾是中共梯队干部计划名单上的一员。（中央社）
回到谢春涛所说“习近平用了四十年时间从村支部书记成长为中共总书记”，习近平1974年当选为延安市延川县梁家河大队党支部书记，2012年当选为中共总书记，整个仕途升迁用了38年。中共十九大后履新的新一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有7名，从他们的仕途起点开始计算，他们晋升到现在的最高领导职务平均用了36.5年，比较特殊的是王沪宁。作为学者型官员，王沪宁看似可以从1995年4月，在吴邦国、曾庆红的力荐下，由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提拔进京，以“特别助理”身份出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政治组组长计算，但从他实际仕途来看，198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王沪宁在复旦大学的“仕途”才开始一帆风顺。
平均来看，几乎每一个中共领导人都有破格（突破规定年限）纪录，说明他们在不同工作阶段因为各种原因得到了组织人事部门或者上级领导的赏识。如果把每一级跃升当作登上一个台阶，每个人每登一个台阶所用的时间大不相同。少的仅仅是一年，李克强从正处级晋升至正厅级都仅仅用了一年，多的长达10多年，栗战书从副省部级晋升至正省部级经过了漫长的14年。
储备人才与升迁路径
除了升迁之路倍加艰辛之外，能否成为“储备人才”，也将决定你的仕途。历史上，中共就是一个注重培养后备干部的政党，1949年中共建政初期，时任中组部常务副部长的安子文向毛泽东和刘少奇建议拟仿照苏共的干部职务名单制的办法，此后这一模式延续至今，其间用人体系虽经过多次修补，尤其是邓小平时代引入考绩制度，但基本上仍完整沿用苏联模式。曾任中共组织部长、对人才培养有清晰认识的胡耀邦在1984年担任中共总书记后，大力提倡干部年轻化，并提出要建立干部第三梯队。一份约1,100人的省部级后备干部名单，即第三梯队计划名单，当时由中组部上报中共中央政治局，随后中央派出两批考察组赴地方考察这些青年干部。多年后，这份名单开花结果。第十七、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除两人之外，皆在名单之上。现任中共总书记习近平那时候也名列第三梯队名单之中，当时去河北正定县考察的人员注意到，时任正定县县委书记习近平的生活非常简朴，跟群众一起去食堂排队吃饭，下乡调研时，别的领导坐小轿车，他骑自行车。这一简朴、清廉的作风使得他日后成为重点培养对象，仕途亦青云直上。
如果将分析的目光下移，看一下并非“党和国家领导人”，但仍然被称为“地方大员”的
31省省委书记和省长，可以发现这一批地方大员，几乎都是从四个系统中脱颖而出的佼佼者。第一个系统是共青团，作为中共法理上的接班梯队，共青团系统早已成为中共高官的摇篮。从胡耀邦到胡锦涛，再到李克强、胡春华，梯队式的接班让共青团出身的高官在中国政治光谱上占据了重要位置。近几届的团派高层多已履新地方或中央，成为中共治理系统的中流砥柱。近年来，共青团出身的官员在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上备受质疑，饱受攻击，甚至一度出现团派衰落的声音。但现实局面是共青团的政治优势依然存在。
其次是国企与高校，近年来，出自国企与高校系统的官员比例出现上升态势。例如黑龙江省委书记张庆伟（1961年），原为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总经理、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在此样本之外，航天、重工、金融系统的省部级官员后备梯队可谓人才济济。此外，学者从政也已经体现在地方高层政坛上，拥有专业学科背景的技术官僚逐渐成为重要的政坛力量。高校系的崛起和央企高管的互动正充实政治精英队伍，而且可预料这一趋势将延续下去，或者说该群体的占比将持续扩大。
中共十九届政治局常委王沪宁是典型的学者型官员。（新华社）
总体来看，目前占据中国地方政坛主流的并非共青团或者国企、高校出身的官员，而是那些从基层科员一步步做起，或经营一地，或辗转四方，政府管理经验丰富的地方升迁官员。地方逐级升迁的官员，执政的优劣点都很突出。优点在于熟悉地方民情，履历丰富，通常有一股“闯劲”。但是不足处也极为明显，如很多人地头蛇习气明显，在地方上关系错综复杂，存在作风武断情况。总之，鱼龙混杂，但又不可否认。
在地方主政长官中，还有一项重要的构成就是中央外调官员。他们或者在国务院，或者在中组部等中央中枢部门履职，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后一朝调至地方进行磨练。而这一个群体官员之所以引起关注，是因为一旦外调，除特例外，通常被认为是中央授意官员镀金的方式。从某种程度上看，中央外调官员的优缺点与地方官员恰恰翻转——中央外调官员通常对国家政策领悟比较透彻，凡事会多考虑规章制度，但同时也存在对地方现状认识不清、办事僵硬教条等弊端。精英选拔的政治制度下，中共需要的是全能型人才，这也是为什么会出现中央、地方官员轮调的情况，即弥补各自的优缺点。
中国官僚体系仿佛一头巨兽，或明或暗的规则极为庞杂。虽然粗略地概括出以上五种地方大员的升迁路径，但是可以预料，人们会逐渐发现，既有的政治标签比如海派、红二代、团派等越来越难以清晰地界定一个人的政治属性，中共的政治精英未来会被冠以越来越繁复的标签，更多人可能不只一两个关键词便可以概括，这也从另一面向体现转型过程中中国政治的复杂性。
中共“精英政治”下，官员的升迁需要经过复杂的官僚升迁路径，现任中共七常委从他们的仕途起点到现在的最高领导职务平均用了36.5年。（新华社）
在中国“选贤任能”的精英政治选拔体系中，“如何选才”、“接班梯队”的话题一直是摆在中共高层面前的现实命题。当世界在问“中国为什么会成功”这个历史命题时，如果他们能够看懂，一个中国官员是如何实现从一名村支书成长为中共这个9,000万党员的总书记的三四十年，或许这个问题也就自然有了答案。
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刚刚过去，许多政治观察人士开始将视线放到了中共二十大上。尤其关于中共领导人接班的问题，将成为未来两至三年内关心中国政治人士讨论不断的问题。20119年11月19日中共党校副校长谢春涛在中国记协茶座会上就被媒体问到这个问题，他的回答是“完全不担心，领导人的平稳、有序地更替问题”。
在这个引起不少关注的采访中，公众忽视了谢春涛讲话中十分重要的一个信息，他说“中共在选人用人方面，已经形成了比较好的制度，党内民主也能得到非常好的体现。他说，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用了四十年时间从村支部书记成长为中共总书记，经历了16次大的职务变动，工作过的地区总人口超1.5亿。”对此谢春涛又举例十九届中央委员会产生，指中组部会对候选人进行考察，考察内容包括收入、住房、家庭成员从业等多方面，任何一个环节出现了问题都会失去进入中委的资格。谢又引用中国官方喉舌新华社的报道，称十九大前作为候选人进行考察，但最终没有作为候选人提出的人选计有150多人，“知道这个数字我震惊了，有的人可能有问题，有的人不一定有问题，但是可能被更优秀的人比了下来。”
“艰难”的升迁之路
今天中国模式、中国方案正在前所未有的作为中国成功的经验向世界进行输出。当我们在讨论“中国为什么会成功”的时候，就一定不能忽视“人”的因素。在过去四十年，以及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中国精英政治制度中选拔出的官员，他们一手缔造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他们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有强大执行力并熟稔规则与人性的群体，在他们之中，只有最优秀的佼佼者才能迈过最后的台阶，迈入中南海。一个新入官场的年轻人，真的像谢春涛所说，要经历“16次大的职务变动，工作过的地区总人口超1.5亿”才能成为中共的总书记吗？
中国“官本位”思想仍然浓厚，每年报考公务员的考生都在逐年攀高。（Reuters）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来看一组“残酷”的数据。如果你今天22岁从大学毕业，选择从政的第一步是要参加公务员考试。如果要在中国国家公务员考试（简称国考）中突围取得公务员资格，2014年-2018年国考报考录取数基本维持在40:1，中共中央党群机关、国家行政机关直属机构和派出机构、国务院系统等事业单位，每年招考的职位大约在1-3万个左右。但是每年的报名人数和最终参加笔试的人数都在百万左右。更为夸张的2012年报名123万，招募比例1.45%，也就是平均68个人中，只有一个人被录取，某些热门职位录取率甚至达到1:5000，你需要和5000人竞争。
在进入官场之后，只要正常工作，按规定3年就可以从科员升至副科级，再3年到正科级。大部分人到此为止了。如果你真的有心从政，需要获得组织的培养。全国科级干部有90万人，组织部门要从中选出4万人作为县处级干部的后备人选，升迁几率小于4.4%。如果你很幸运得到升迁，你至少需要7年的时间做到正处级。需要指出的是，上述“三年可升级”是必要条件而非充要条件，也有7年之后还是副科甚至科员的。如果你是硕士或者博士，试用期满后可以分别直接定为“副主任科员”或“主任科员”，相对而言，反而是捷径。
按照现在的中共干部职务晋升制度规定，大学本科毕业生进入大陆公务员体系初任职务为科员，晋升副科、副处、副厅和副部职务的要求在下一级职务上任职满3年以上，晋升正科、正处和正厅职务的要求在下一级职务上任职满2年以上。根据逐级晋升规定，本科毕业晋升至副部级职务最短时间要求18年以上，年龄最小应在40岁以上。
在此之后的中国官场就是“少数精英的游戏”，你需要在35岁到47岁这个年龄阶段，实现县处级到正厅级的跳跃。这时候你有60万县处级同僚，其中只有6,000人可以成为厅局级后备干部。完成了从处级到局级官员的跳跃之后，其升迁还可借助于“交叉锻炼”。截然不同的锻炼经验能使官员思路更加开阔，作风也更务实。专家说，官员在其成长过程中，普遍经历多个岗位，其中正局级官员平均经历过6－8个岗位，正处级官员平均经历3—4个岗位。
接下来挑战才开始。——2.590%，这是正厅局级到省部级的升迁比例。高层职位毕竟有限，哪怕是仕途的佼佼者，他们绝大部分的政治生涯也都止步于局级。当官至厅局级后，这时候组织部门会从4万个厅局级干部中选出1,000人，作为省部级后备干部，升迁几率小于2.5%。尤其是副省部级到省部级这个阶段，是中国官员最难跨越的“天花板”，短则五年，平均十年，更多人的是止步于此。
716万公务员，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93个中央部门，从普通公务员上升到这些部门党政一把手的几率是5万分之一。如果你想从一个公务员成长为中国国家领导人，如同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这个是一个延续数十年的时间，不能出现任何重大失误，甚至需要很多政绩、人脉乃至运气的过程。可以说，今天外界能够在中国重大党政会议“主席台前三排”看到的人，他们超强的个人能力和经历的严格考验远超常人想象。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前排中）也曾是中共梯队干部计划名单上的一员。（中央社）
回到谢春涛所说“习近平用了四十年时间从村支部书记成长为中共总书记”，习近平1974年当选为延安市延川县梁家河大队党支部书记，2012年当选为中共总书记，整个仕途升迁用了38年。中共十九大后履新的新一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有7名，从他们的仕途起点开始计算，他们晋升到现在的最高领导职务平均用了36.5年，比较特殊的是王沪宁。作为学者型官员，王沪宁看似可以从1995年4月，在吴邦国、曾庆红的力荐下，由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提拔进京，以“特别助理”身份出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政治组组长计算，但从他实际仕途来看，198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王沪宁在复旦大学的“仕途”才开始一帆风顺。
平均来看，几乎每一个中共领导人都有破格（突破规定年限）纪录，说明他们在不同工作阶段因为各种原因得到了组织人事部门或者上级领导的赏识。如果把每一级跃升当作登上一个台阶，每个人每登一个台阶所用的时间大不相同。少的仅仅是一年，李克强从正处级晋升至正厅级都仅仅用了一年，多的长达10多年，栗战书从副省部级晋升至正省部级经过了漫长的14年。
储备人才与升迁路径
除了升迁之路倍加艰辛之外，能否成为“储备人才”，也将决定你的仕途。历史上，中共就是一个注重培养后备干部的政党，1949年中共建政初期，时任中组部常务副部长的安子文向毛泽东和刘少奇建议拟仿照苏共的干部职务名单制的办法，此后这一模式延续至今，其间用人体系虽经过多次修补，尤其是邓小平时代引入考绩制度，但基本上仍完整沿用苏联模式。曾任中共组织部长、对人才培养有清晰认识的胡耀邦在1984年担任中共总书记后，大力提倡干部年轻化，并提出要建立干部第三梯队。一份约1,100人的省部级后备干部名单，即第三梯队计划名单，当时由中组部上报中共中央政治局，随后中央派出两批考察组赴地方考察这些青年干部。多年后，这份名单开花结果。第十七、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除两人之外，皆在名单之上。现任中共总书记习近平那时候也名列第三梯队名单之中，当时去河北正定县考察的人员注意到，时任正定县县委书记习近平的生活非常简朴，跟群众一起去食堂排队吃饭，下乡调研时，别的领导坐小轿车，他骑自行车。这一简朴、清廉的作风使得他日后成为重点培养对象，仕途亦青云直上。
如果将分析的目光下移，看一下并非“党和国家领导人”，但仍然被称为“地方大员”的
31省省委书记和省长，可以发现这一批地方大员，几乎都是从四个系统中脱颖而出的佼佼者。第一个系统是共青团，作为中共法理上的接班梯队，共青团系统早已成为中共高官的摇篮。从胡耀邦到胡锦涛，再到李克强、胡春华，梯队式的接班让共青团出身的高官在中国政治光谱上占据了重要位置。近几届的团派高层多已履新地方或中央，成为中共治理系统的中流砥柱。近年来，共青团出身的官员在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上备受质疑，饱受攻击，甚至一度出现团派衰落的声音。但现实局面是共青团的政治优势依然存在。
其次是国企与高校，近年来，出自国企与高校系统的官员比例出现上升态势。例如黑龙江省委书记张庆伟（1961年），原为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总经理、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在此样本之外，航天、重工、金融系统的省部级官员后备梯队可谓人才济济。此外，学者从政也已经体现在地方高层政坛上，拥有专业学科背景的技术官僚逐渐成为重要的政坛力量。高校系的崛起和央企高管的互动正充实政治精英队伍，而且可预料这一趋势将延续下去，或者说该群体的占比将持续扩大。
中共十九届政治局常委王沪宁是典型的学者型官员。（新华社）
总体来看，目前占据中国地方政坛主流的并非共青团或者国企、高校出身的官员，而是那些从基层科员一步步做起，或经营一地，或辗转四方，政府管理经验丰富的地方升迁官员。地方逐级升迁的官员，执政的优劣点都很突出。优点在于熟悉地方民情，履历丰富，通常有一股“闯劲”。但是不足处也极为明显，如很多人地头蛇习气明显，在地方上关系错综复杂，存在作风武断情况。总之，鱼龙混杂，但又不可否认。
在地方主政长官中，还有一项重要的构成就是中央外调官员。他们或者在国务院，或者在中组部等中央中枢部门履职，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后一朝调至地方进行磨练。而这一个群体官员之所以引起关注，是因为一旦外调，除特例外，通常被认为是中央授意官员镀金的方式。从某种程度上看，中央外调官员的优缺点与地方官员恰恰翻转——中央外调官员通常对国家政策领悟比较透彻，凡事会多考虑规章制度，但同时也存在对地方现状认识不清、办事僵硬教条等弊端。精英选拔的政治制度下，中共需要的是全能型人才，这也是为什么会出现中央、地方官员轮调的情况，即弥补各自的优缺点。
中国官僚体系仿佛一头巨兽，或明或暗的规则极为庞杂。虽然粗略地概括出以上五种地方大员的升迁路径，但是可以预料，人们会逐渐发现，既有的政治标签比如海派、红二代、团派等越来越难以清晰地界定一个人的政治属性，中共的政治精英未来会被冠以越来越繁复的标签，更多人可能不只一两个关键词便可以概括，这也从另一面向体现转型过程中中国政治的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