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行人被封锁线围着，颈项挂上号码牌，每个参加者都有一个独立编号。他们在众多警察监督之下游行，高喊着预先批准的口号。
这些并不是游街示众的罪犯，而是正在行使“集会自由”的香港市民。此情此景出现在昔日有“游行之都”之称的香港，引起各界哗然。
在过去两个周末，香港接连有超过十场集会游行活动，是疫情“限聚令”解除后首批，也是《国安法》自2020年6月实施后的首批获警方批出"不反对通知书”的活动。
警方施加了前所未见的要求，包括严格规定参加者的服饰及加入《国安法》条款。有主办方形容相关限制荒谬和极度侮辱，挂牌如同“犹太人戴臂章”。
港府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回应称，有关识别不带有贬义或歧视，强调不会秋后算账。他批评有人把挂牌做法形容为“挂狗绳”，是“刻意抹黑警方”，目的是要挑动市民对特区政府的不满和仇恨，危害国家安全。
有学者预料，警方的限制措施会常态化，长远改变香港游行文化。
香港修例限制聘用海外律师处理国安案件的影响香港国安法最大案件：民主派47人初选案开审 多数被告已“未审先囚”两年国际法律学者解读香港《国安法》：天衣无缝的“结婚蛋糕”
“游行之都”有了新规
警方要求游行人士拉着封锁线自我围封，参加者说感到极大侮辱
4月2日的多场集会游行多数是宗教性质、庆祝和筹款活动。警方对每一个活动均施加国安条款，列明必须符合《香港国安法》，确保不会构成不利国家安全。
当局对部份活动施加服饰限制，如在杭州旅港同乡会主办的“喜迎杭州第19届亚运会”集会及游行，以及发展局海滨事务委员会主办的庆祝复活节游行，都要求所有参加者穿着大会上衣、贴上识别贴纸，或戴上主办方提供的帽子及襟章。
多家教会举办“棕枝主日”巡游，活动中参加者必须手持棕枝。另外，有至少5个活动被警方要求参加者遵从《禁止蒙面规例》，不准戴口罩。
一星期前的3月26日，有新界将军澳居民发起反对填海的游行，警方要求所有参加者佩戴号码牌，禁止佩戴口罩和穿黑衣，并压低人数上限在100人。过程中，整条游行队伍被包围着，市民不能够中途插队加入，传媒也不能在游行队伍当中采访。
主办人陈展浚事后在电台节目批评有关做法不合理，参加者感到被标签，好像“被人圈养的猪”、“犹太人戴臂章”，沿途有些队伍外的居民想加入声援，却不敢参与。
陈透露，警方事前检视所有游行相关的屋苑通告、脸书帖文和标语，“每一条banner（横额）都要看过”。他反问：“要做那么多才批准游行，究竟《基本法》赋予我们的权利是不是已经有一个新的解释？”
“挂牌游行”会否常态化
主办方原本申请300人游行，警方把人数限制在100人，不让队伍外的市民中途加入
根据《基本法》第27条，香港居民享有结社、集会、游行、示威的自由。
保安局长邓炳强被问到“挂牌”等游行条件会否常态化时表示，现时社会表面上平静 ，但仍有人想趁有活动举办时“挑动乱子”，作危害公众安全的行为。他说当局会因应新的社会环境作风险评估，如有需要会采取有效措施。
香港社会政策及公共行政学者钟剑华对BBC中文分析指，以往香港公民社会百花齐放，市民可以充分表达意见，现时警方扩大权力并没有法律基础，而且“比中国大陆去得更尽”，但当局以“国安”帽子压下批评声音。
他预料有关限制措施会变成常态，长远是为了改变香港的游行文化。“想慢慢培养一种认知，就是你要接受警察是会看你的口号、要挂牌，甚至要你实名制。这样，政治诉求就不能毫无顾虑地表达，不会有反对政府的游行，只剩下那些呼应政府的活动——到时候他（港府）可以向全世界说，香港仍然有集会自由啊，只不过是那些（反对政府的）人自己不搞罢了。”
在邓炳强开腔定调前的一周，香港主流媒体都曾对警方安排提出质疑。
游行在警察录影监督下进行
香港《信报》政治专栏“余锦贤”指出，警方施加的限制忽视了“相称性”，文章引述民主派人士称，担心“挂牌”只是第一步，游行实名制才是警方的最终目标，并指相关针对性条款等同对“游行”两字添上负面标签，剥夺参加者“免于恐惧的自由”。
《明报》社论指警方矫枉过正、做法奇特，游行挂牌观瞻很差，参与者如有被侮辱之感，完全可以理解，“倘若‘挂牌游行’成为新常态，只会有损香港作为开放社会的形象，为他人所窃笑”。
网媒《香港01》评论文章也批评，客观上挂牌和拉封锁线的观感很不理想，“对集会游行的过度规管或许很稳妥，安全系数最高，但完全无助社会化解怨气”，呼吁官员面对民怨时应“直视问题，回答社会”。
中国官媒香港中通社则刊出建制派人士高松杰文章指，“上班要挂员工证、出席活动戴名牌”，一个人如果是光明正大，根本不用怕遵守任何规则，因此“绝对支持香港警方合情合理合法的决定”。
一行人被封锁线围着，颈项挂上号码牌，每个参加者都有一个独立编号。他们在众多警察监督之下游行，高喊着预先批准的口号。
这些并不是游街示众的罪犯，而是正在行使“集会自由”的香港市民。此情此景出现在昔日有“游行之都”之称的香港，引起各界哗然。
在过去两个周末，香港接连有超过十场集会游行活动，是疫情“限聚令”解除后首批，也是《国安法》自2020年6月实施后的首批获警方批出"不反对通知书”的活动。
警方施加了前所未见的要求，包括严格规定参加者的服饰及加入《国安法》条款。有主办方形容相关限制荒谬和极度侮辱，挂牌如同“犹太人戴臂章”。
港府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回应称，有关识别不带有贬义或歧视，强调不会秋后算账。他批评有人把挂牌做法形容为“挂狗绳”，是“刻意抹黑警方”，目的是要挑动市民对特区政府的不满和仇恨，危害国家安全。
有学者预料，警方的限制措施会常态化，长远改变香港游行文化。
香港修例限制聘用海外律师处理国安案件的影响香港国安法最大案件：民主派47人初选案开审 多数被告已“未审先囚”两年国际法律学者解读香港《国安法》：天衣无缝的“结婚蛋糕”
“游行之都”有了新规
警方要求游行人士拉着封锁线自我围封，参加者说感到极大侮辱
4月2日的多场集会游行多数是宗教性质、庆祝和筹款活动。警方对每一个活动均施加国安条款，列明必须符合《香港国安法》，确保不会构成不利国家安全。
当局对部份活动施加服饰限制，如在杭州旅港同乡会主办的“喜迎杭州第19届亚运会”集会及游行，以及发展局海滨事务委员会主办的庆祝复活节游行，都要求所有参加者穿着大会上衣、贴上识别贴纸，或戴上主办方提供的帽子及襟章。
多家教会举办“棕枝主日”巡游，活动中参加者必须手持棕枝。另外，有至少5个活动被警方要求参加者遵从《禁止蒙面规例》，不准戴口罩。
一星期前的3月26日，有新界将军澳居民发起反对填海的游行，警方要求所有参加者佩戴号码牌，禁止佩戴口罩和穿黑衣，并压低人数上限在100人。过程中，整条游行队伍被包围着，市民不能够中途插队加入，传媒也不能在游行队伍当中采访。
主办人陈展浚事后在电台节目批评有关做法不合理，参加者感到被标签，好像“被人圈养的猪”、“犹太人戴臂章”，沿途有些队伍外的居民想加入声援，却不敢参与。
陈透露，警方事前检视所有游行相关的屋苑通告、脸书帖文和标语，“每一条banner（横额）都要看过”。他反问：“要做那么多才批准游行，究竟《基本法》赋予我们的权利是不是已经有一个新的解释？”
“挂牌游行”会否常态化
主办方原本申请300人游行，警方把人数限制在100人，不让队伍外的市民中途加入
根据《基本法》第27条，香港居民享有结社、集会、游行、示威的自由。
保安局长邓炳强被问到“挂牌”等游行条件会否常态化时表示，现时社会表面上平静 ，但仍有人想趁有活动举办时“挑动乱子”，作危害公众安全的行为。他说当局会因应新的社会环境作风险评估，如有需要会采取有效措施。
香港社会政策及公共行政学者钟剑华对BBC中文分析指，以往香港公民社会百花齐放，市民可以充分表达意见，现时警方扩大权力并没有法律基础，而且“比中国大陆去得更尽”，但当局以“国安”帽子压下批评声音。
他预料有关限制措施会变成常态，长远是为了改变香港的游行文化。“想慢慢培养一种认知，就是你要接受警察是会看你的口号、要挂牌，甚至要你实名制。这样，政治诉求就不能毫无顾虑地表达，不会有反对政府的游行，只剩下那些呼应政府的活动——到时候他（港府）可以向全世界说，香港仍然有集会自由啊，只不过是那些（反对政府的）人自己不搞罢了。”
在邓炳强开腔定调前的一周，香港主流媒体都曾对警方安排提出质疑。
游行在警察录影监督下进行
香港《信报》政治专栏“余锦贤”指出，警方施加的限制忽视了“相称性”，文章引述民主派人士称，担心“挂牌”只是第一步，游行实名制才是警方的最终目标，并指相关针对性条款等同对“游行”两字添上负面标签，剥夺参加者“免于恐惧的自由”。
《明报》社论指警方矫枉过正、做法奇特，游行挂牌观瞻很差，参与者如有被侮辱之感，完全可以理解，“倘若‘挂牌游行’成为新常态，只会有损香港作为开放社会的形象，为他人所窃笑”。
网媒《香港01》评论文章也批评，客观上挂牌和拉封锁线的观感很不理想，“对集会游行的过度规管或许很稳妥，安全系数最高，但完全无助社会化解怨气”，呼吁官员面对民怨时应“直视问题，回答社会”。
中国官媒香港中通社则刊出建制派人士高松杰文章指，“上班要挂员工证、出席活动戴名牌”，一个人如果是光明正大，根本不用怕遵守任何规则，因此“绝对支持香港警方合情合理合法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