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澳中建交以来，两国外交史无前例地“当面锣对面鼓”干上了。 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本周四在受访时表示，澳大利亚将永远坚持自己的立场（指推动新冠疫情国际独立调查），即使以牺牲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关系为代价。 此前，就算是最保守的澳大利亚政府也从未不惜牺牲两国的贸易关系，坚决维护己方对某件国际公共事务的立场。 莫里森的观点受到其政府内政部长彼得·达顿的支持。 达顿宣布，尽管与中国关系紧张，但澳大利亚将继续推动独立调查。 新冠疫情的国际独立调查是全球性的，并非澳大利亚一国事务。而且在其大力推动国际独立调查后，中国已经暂停了对部分产品的采购，对于目前失业率高达7.5%的澳大利亚来说，可谓雪上加霜。 固然，在野的工党提出了反对，但这与其政治角色——“反对党”相关。工商界的议论纷纷，则直接关乎到自身经济利润。 但无论如何，澳大利亚政府内部在推动国际独立调查问题上如此团结并执意坚持，是不同寻常的，在美中对抗趋势明显、国际局势巨变背景下，很有可能不会像往常那样轻易调转方向，甚至走到最极端的地步：澳美同一步调，采取某些脱钩动作。 那么，澳大利亚现任政府从总理到部长以及所谓的“后座议员”为什么对此事如此热心、倾心，而且在其可能导致澳大利亚经济受损后，仍然坚持到底？ 这首先当然是因为，澳大利亚政府认为新冠疫情造成全球大流行和巨大经济灾难，查究原因及相关问题，是合理诉求，而且并非“针对中国”。 其次是因为，莫里森政府认为，坚持国际独立调查主张而不是屈服，事关澳大利亚独立，涉及到澳大利亚人所信仰和坚持的价值观。 莫里森在为自己辩护时说： “我们一直是独立的，一直追求国家利益，而且永远都会如此。” “在我们与世界其他各国打交道时，我们将永远代表澳大利亚人，当涉及到我们所信仰的事情和所坚持的价值观时，我们将始终坚持自己的立场。” 达顿也发表了类似意见。 前述两条原因显然是澳大利亚在世界各国大多保持沉默时刻，率先提出“国际独立调查”并开展外交努力的直接原因，但无论是自由党还是工党政府，过去一旦感到自身商业利益受损或者存在潜在可能性时，一般会选择妥协。 在美中及澳中建交以来的几乎所有时候，中澳之间存在的各种问题都能得到有效化解，并不断推高两国贸易合作规模。 莫里森政府此次甘冒得罪关键贸易伙伴导致商业利益受损风险、执意坚持自身立场的更重要原因是，在澳大利亚方面看来，现存的问题将对本国长期和根本的利益带来挑战：一个对疫情采取如此处理方式、动辄利用经济优势惩罚批评者的国家从价值观、治理模式到地缘战略，都偏离轨道，将破坏地区稳定，威胁其战略利益。 这与美中关系的恶化，基于相同的逻辑。 美国对华采取一些脱钩动作，甚至威胁全面脱钩，是源于这样一个判断：一个异己并采取对抗策略的国家，越是发展得好，越对本国持久利益和国际和平造成威胁。 美国起初是将中国定义为“战略对手”的，但随着双方围绕各种问题展开对抗，各不相让，不能在新的框架下协调和规范双边关系及在国际事务中的合作，正在导致彼此关系从全面战略竞争转向全面战略敌对的新临界点越来越近。 在过去一到两年间，我不断提出这一警告。 白宫前中国主任何瑞恩在稍早前接受BBC采访时对此进行了间接呼应。 他说，“我认为中美关系已不再是rivalrous（有竞争性的）关系，而是adversarial（对抗性的、敌手的）状态。两者的差别在于，在竞争关系中，你尝试比对方更具竞争力；而在对抗关系中，你会试图伤害对方，因为对手遭遇的挫败能加强你方的实力。” 何瑞恩的话是对我过去两年来的“警告”背书。 正是美中关系的这种演变态势，使莫里森政府认识到两国之间的争吵性质正在发生变化，中国在疫情及印太地缘政治中的做法，将损害其长远战略利益，从而笃定了在国际独立调查提议问题上“执意坚持”的立场。 与此同时，激励莫里森政府执意坚持以对抗方式对待国际独立调查纷争的，还由于将中国当作其海洋主权和地缘政治的日益强大的“挑战”。 澳大利亚位于印度洋和太平洋的交汇地带，向来认为本国在该地区拥有特殊利益，不容外界染指。 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大国特别是推行“一带一路”倡议后，澳大利亚油然生起对中国“潜在挑战”的高度警惕，因此很久以来就是印度-太平洋倡议及战略的最热心的研究和参与者之一。 价值观的离心离德和对其海洋主权及地缘政治的“挑战”已经被澳大利亚政府视为其根本威胁。这是其不仅提出国际独立调查，而且“执意坚持”的第一层原因。 莫里森政府提出国际独立调查并“执意坚持”的第二层原因，极有可能是在其与特朗普政府进行战略协调后推出的一波对华策略。 莫里森在正式推动“国际独立调查”前的4月22日，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曾进行了一个关键通话，讨论中国在此次疫情中的“责任”。 可以认为，倡议“国际独立调查”的莫里森政府背后站着的是美国特别是特朗普政府。有着其最重要盟友的战略后援，因此它才敢于“背水一战”，在两国建交史上前所未见地采取对抗方式并“执意坚持”。 这同样意味着，一个基于印太战略、以次冷战为斗争形式的遏华国际联盟实际已进入发轫阶段，在各种因素驱动下，将可能走向成型，从而开启了四十多年来中国外部环境的首次长远和根本改变。
自从澳中建交以来，两国外交史无前例地“当面锣对面鼓”干上了。
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本周四在受访时表示，澳大利亚将永远坚持自己的立场（指推动新冠疫情国际独立调查），即使以牺牲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关系为代价。
此前，就算是最保守的澳大利亚政府也从未不惜牺牲两国的贸易关系，坚决维护己方对某件国际公共事务的立场。
莫里森的观点受到其政府内政部长彼得·达顿的支持。
达顿宣布，尽管与中国关系紧张，但澳大利亚将继续推动独立调查。
新冠疫情的国际独立调查是全球性的，并非澳大利亚一国事务。而且在其大力推动国际独立调查后，中国已经暂停了对部分产品的采购，对于目前失业率高达7.5%的澳大利亚来说，可谓雪上加霜。
固然，在野的工党提出了反对，但这与其政治角色——“反对党”相关。工商界的议论纷纷，则直接关乎到自身经济利润。
但无论如何，澳大利亚政府内部在推动国际独立调查问题上如此团结并执意坚持，是不同寻常的，在美中对抗趋势明显、国际局势巨变背景下，很有可能不会像往常那样轻易调转方向，甚至走到最极端的地步：澳美同一步调，采取某些脱钩动作。
那么，澳大利亚现任政府从总理到部长以及所谓的“后座议员”为什么对此事如此热心、倾心，而且在其可能导致澳大利亚经济受损后，仍然坚持到底？
这首先当然是因为，澳大利亚政府认为新冠疫情造成全球大流行和巨大经济灾难，查究原因及相关问题，是合理诉求，而且并非“针对中国”。
其次是因为，莫里森政府认为，坚持国际独立调查主张而不是屈服，事关澳大利亚独立，涉及到澳大利亚人所信仰和坚持的价值观。
莫里森在为自己辩护时说：
“我们一直是独立的，一直追求国家利益，而且永远都会如此。”
“在我们与世界其他各国打交道时，我们将永远代表澳大利亚人，当涉及到我们所信仰的事情和所坚持的价值观时，我们将始终坚持自己的立场。”
达顿也发表了类似意见。
前述两条原因显然是澳大利亚在世界各国大多保持沉默时刻，率先提出“国际独立调查”并开展外交努力的直接原因，但无论是自由党还是工党政府，过去一旦感到自身商业利益受损或者存在潜在可能性时，一般会选择妥协。
在美中及澳中建交以来的几乎所有时候，中澳之间存在的各种问题都能得到有效化解，并不断推高两国贸易合作规模。
莫里森政府此次甘冒得罪关键贸易伙伴导致商业利益受损风险、执意坚持自身立场的更重要原因是，在澳大利亚方面看来，现存的问题将对本国长期和根本的利益带来挑战：一个对疫情采取如此处理方式、动辄利用经济优势惩罚批评者的国家从价值观、治理模式到地缘战略，都偏离轨道，将破坏地区稳定，威胁其战略利益。
这与美中关系的恶化，基于相同的逻辑。
美国对华采取一些脱钩动作，甚至威胁全面脱钩，是源于这样一个判断：一个异己并采取对抗策略的国家，越是发展得好，越对本国持久利益和国际和平造成威胁。
美国起初是将中国定义为“战略对手”的，但随着双方围绕各种问题展开对抗，各不相让，不能在新的框架下协调和规范双边关系及在国际事务中的合作，正在导致彼此关系从全面战略竞争转向全面战略敌对的新临界点越来越近。
在过去一到两年间，我不断提出这一警告。
白宫前中国主任何瑞恩在稍早前接受BBC采访时对此进行了间接呼应。
他说，“我认为中美关系已不再是rivalrous（有竞争性的）关系，而是adversarial（对抗性的、敌手的）状态。两者的差别在于，在竞争关系中，你尝试比对方更具竞争力；而在对抗关系中，你会试图伤害对方，因为对手遭遇的挫败能加强你方的实力。”
何瑞恩的话是对我过去两年来的“警告”背书。
正是美中关系的这种演变态势，使莫里森政府认识到两国之间的争吵性质正在发生变化，中国在疫情及印太地缘政治中的做法，将损害其长远战略利益，从而笃定了在国际独立调查提议问题上“执意坚持”的立场。
与此同时，激励莫里森政府执意坚持以对抗方式对待国际独立调查纷争的，还由于将中国当作其海洋主权和地缘政治的日益强大的“挑战”。
澳大利亚位于印度洋和太平洋的交汇地带，向来认为本国在该地区拥有特殊利益，不容外界染指。
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大国特别是推行“一带一路”倡议后，澳大利亚油然生起对中国“潜在挑战”的高度警惕，因此很久以来就是印度-太平洋倡议及战略的最热心的研究和参与者之一。
价值观的离心离德和对其海洋主权及地缘政治的“挑战”已经被澳大利亚政府视为其根本威胁。这是其不仅提出国际独立调查，而且“执意坚持”的第一层原因。
莫里森政府提出国际独立调查并“执意坚持”的第二层原因，极有可能是在其与特朗普政府进行战略协调后推出的一波对华策略。
莫里森在正式推动“国际独立调查”前的4月22日，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曾进行了一个关键通话，讨论中国在此次疫情中的“责任”。
可以认为，倡议“国际独立调查”的莫里森政府背后站着的是美国特别是特朗普政府。有着其最重要盟友的战略后援，因此它才敢于“背水一战”，在两国建交史上前所未见地采取对抗方式并“执意坚持”。
这同样意味着，一个基于印太战略、以次冷战为斗争形式的遏华国际联盟实际已进入发轫阶段，在各种因素驱动下，将可能走向成型，从而开启了四十多年来中国外部环境的首次长远和根本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