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晓芳
编辑|王一然
64岁那一年，郭重智摊上一笔772万的拆迁款。
他自认人生平淡，生活轨迹简单得像条直线：19岁进入重庆通用阀门厂，他在这里认识了妻子，结婚生子，一路从普通员工做到车间主任、生产副厂长，最后成了厂长。然而彼时，工厂已经滑入下坡路，直至停产，他只担个名头，也没什么大展拳脚的机会了。直到6年前，停产十来年的工厂被纳入市政用地的规划拆迁范围。
起初，他并没意识到一笔巨额拆迁款将带来多大烦恼。郭重智下意识的反应是开心，工厂早已衰败，人员四散，过去没人觉得这里还有希望，“这次是天上掉馅饼，大家都没有想到的事情。”
作为最后一任厂长，老员工们、街道办、相关政府部门都属意郭重智主持分配拆迁款。此次拆迁属于市政建设范围，郭重智说，款项是打到街道政府公共账户上，经过政府监督，工厂提交大多数职工同意的分配方案，拆迁款才能正式发放。
2018年，由郭重智领头，共17人参加的拆迁分配方案协调小组成立，其中包括了前几任老厂长、过去的工会委员会代表和职工代表。
拆迁的重庆通用阀门厂，前身是重庆大渡口区新山村白铁组，成立于1971年，主要生产工业阀门。郭重智解释，工厂没有任何外来注资，“我们是集体企业，都是自己的员工像滚雪球一样，从1分赚到2分，慢慢积累起来。”
因此，拆迁款的分配范围一开始也明确：在工厂奉献了一辈子的退休老员工应当享受分配；工厂2009年正式停产，但一直没宣告破产，还有二十几位员工的工作关系留在工厂，最后一名员工2023年才办理退休手续，属于在职员工，也将参与分配。
有人提议，领导是不是可以多拿一些赔偿？郭重智否决了，“拆迁是依靠厂房的变卖和地皮，但建厂至今，厂房没有增加，地皮没有扩大，说明领导没有额外贡献，那也不该根据职务倾斜。”
没过多久，一些同样为工厂奉献大半辈子，停产后离职的员工也听说了拆迁消息，他们推举了几位工龄长、资历深的代表，向郭重智提出诉求：他们也希望参与工厂拆迁款的分配。
拆迁协调小组成员，71岁的原生产班长刘玉珍说，“大家都闹不明白，离职的怎么也要来分拆迁款？”郭重智为此特地咨询律师，得到的回复是，办理了合法离职手续的员工，他们和工厂已经脱离关系，“法律意义上说可以不给。”
“不给他们就闹噻。”73岁的原铸造车间主任周乾成回忆，那时离职员工代表经常找政府领导，提出分享拆迁款，“领导让我们先商量好。”“大家只能坐下来谈。”郭重智说，许多事情也不只讲“理”，工厂历史横跨半个世纪，机器关掉了，人和人之间的感情却还留存。他记得，离职员工一开始就和他提到，不少人也为工厂付出过整个青春，“希望可以考虑给一点安慰。”
阀门厂规模一直不算大，郭重智说，巅峰时期大概300多人。工厂分三班制，机器彻夜轰鸣，“坐下来可能都认识，全是一个班组的。那时工厂还停留在粗加工阶段，没什么精良设备，工人每次切割部件，都会产生一堆黑色碳粉，“一天下来跟煤矿工人一样，鼻孔都是黑的。”重庆山多，工厂就建在半山坡上，没法修公路，“产品从铸造车间运到精加工车间、油漆车间，全部要靠人工抬过去，都是上坡。”
郭重智感叹，“那时大家都年轻，一步步走过来都知道多辛苦。”他觉得，离职员工的诉求不是不能考虑。
他通知拆迁分配方案协调小组成员开会，说了分配一部分拆迁款给离职员工的想法，提到离职员工们也找了信访办和街道领导等反映诉求。刘玉珍说，“都是一起在阀门厂工作过的，最先都是想到起给一点，要不就没得往下推。”
另一个问题是，离职员工群体分多少拆迁款比较合理？郭重智说，协调小组一开始想的方案很简单：不看级别大小，在阀门厂工作过的正式员工，只按厂龄作分配标准。周乾成记得，“当时大家一起查资料，梳理出阀门厂成立以来的员工总共407人。”
问题又来了，其中离职员工262人，占大多数，如果按厂龄分配，那离职员工群体反而会分走大部分拆迁款。2009年工厂停产后，周乾成自愿留守，靠厂房租金每月领几百元工资，定期巡视设备。他提出，按厂龄平均分配，对在职和退休群体不太公平。
大家后来商讨，最好的做法是按比例将拆迁款一分为二，各自再按统一标准分配。但离职员工群体该分多少迟迟定不下来，离职员工代表一路将补偿比例从5%，谈到30%多。
郭重智说，“很多人不乐意，这个比例相当大了。”双方僵住了。
●2024年1月，阀门厂离职职工拆迁补贴款发放会现场。讲述者供图
小组开始分头行动，刘玉珍说，大家用笨办法，“经常在微信上聊，就说我们为啥子要分钱给离职员工，为啥子他们要分那么多，反复地做工作。”
郭重智作为领头人，更是左右为难。一位退休工人曾怒气冲冲地找到他，质疑道，“老郭，我们辛苦一辈子，为啥子离职的拿走那么多？你是不是拿了他们的好处？”离职员工代表也一再表示，会找信访办、街道反映问题，要求提高分配比例。
“说实在的，我们厂后来效益很差，员工家庭情况都比较差，有了拆迁款都想多分点，这个是人之常情。”郭重智理解员工们的想法。他只能召集小组成员和离职员工代表，“政府领导做第三方监督，大家不断开会协调。”
刘玉珍已经数不清过去几年总共开过多少次协调会了，那时还没正式拆迁，一批六七十岁的老人坐着公交车，准时回到破败的工厂开会。
2020年疫情时，协调工作一度暂停。刘玉珍提到，疫情最严重时期过去后，工作重新启动，期间发生了一些变化：拆迁协调小组里包含了郭重智在内的四任厂长，第一任老厂长得癌症去世了，后来，70多岁的第三任厂长也过世了。许多老员工感慨，“都在想最后能不能看到补偿款。”
第一任老厂长离世时，郭重智就在他的病床前，听着他嘱托：大家都相信你，你要把这个事情抓紧办好。
2021年，郭重智召开了全体职工大会，那时工厂已经停产12年，他坚持召集了半数以上的老员工，去世员工由家属代为出席。“我当时讲希望大家把情看得重一点，把钱看得轻一些。我们可以不给离职员工，但坐下来大家都认识，以前都一起吃过苦，不要为了一笔拆迁款反目成仇。”
另一个更实际的原因，郭重智也强调，“如果大家都坚持不共享，这个事情势必不能继续执行，一直这么纠缠，岁月不饶人，那大家都忘了这笔钱，都用不上对吧？”
他也在做离职员工的工作，“很多老员工已经通情达理，愿意分享拆迁款，你们要求分配的理由法律上不承认的，再继续纠缠提高分配比例，是不是也对不起其他员工？”
拉锯近三年后，2021年，双方都各退一步，最终定下方案：35%拆迁款分配给离职群体，按厂龄统一分配。双方签字，郭重智正式将方案递交到相关政府部门。
但在职和退休群体总共145人，大多是退休员工，且多为女性。“我们厂里过去80%是女职工，为厂里做了很多贡献，但女职工退休早，按厂龄分配，比男职工少5年。”郭重智又开始苦恼，该如何缩小这其中的差距。
还有另一个问题是，阀门厂在2010年才纳入医保范围，为员工缴纳保险。工厂停产后有二十几位员工留守，郭重智说，那时他为了生活在外打零工，但坚持不申请工厂破产手续，还是希望有一天能为留守职工补齐医疗和养老保险，“起码有点最低保障。”
8年后，职工们意外等来了拆迁机会。工厂拆迁款总共是1000万多一点，经当地政府特批，郭重智为留守职工补缴了部分医疗和养老保险欠款，交完税费，“最后剩下772万，离职群体拿35%。现在退休职工有的有医保，有的没有，这又怎么算？”
他一个星期没能睡好觉，一下瘦了6斤。郭重智翻阅工厂保留的工资账本，摁着计算器一遍遍厘清数目，最终想出个办法：在职和退休职工的500万平均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按厂龄分配；一部分作为医疗补助，分给2010年以前没能享受医保的员工。按这个算法，“缩小了男女职工之间厂龄导致的差距，以前没享受医保的员工也得到了补贴。”
欣慰的是，计算方案出来到去年把钱发下去，“没有人找我扯皮的”。曾有离职员工多报工龄，郭重智把每年的工资账本、厂龄统计表摊开给他看，“他无话可说。分配方案都是有依据的。”
2023年拆迁款正式发放，目前已有300多位职工领到补偿。事实上，整理出407人的员工名单后，郭重智和协调小组成员就开始通过各种方式寻人，通知老员工们回来领钱。“大部分职工还是在本区（重庆大渡口区），互相传得很快。”一位去世多年的老职工，郭重智想联系其家人代领，始终没找到。后来是郭重智的妻子去年参加老同学聚会，遇到那位职工的老邻居，层层传递中，最终联系上了老职工的儿子。郭重智记得，对方很意外，“他是没想到，他妈妈都去世了，这个钱还能分给他们。”
郭重智还在阀门厂原址大门贴了一张告示，很醒目，红色字体，留了自己的电话。最后名单上还有几十位职工没能联系上，他拨打了重庆收视率最高的新闻栏目热线，“节目播出三天之内，就来了十几个人。”
因为媒体报道，“重庆公安局也找我要名单，主动帮我们找人。还剩最后十几个。”郭重智设定的最后期限是2025年12月31日，“这个时间过了找不到，余款再二次分配。”
拆迁款发放现场，周乾成拍过几个视频，“大家签字都高兴的。”周乾成说，拆迁款均摊到每个员工身上不算多，一位40年工龄的退休职工能分到几万块，“但家庭条件差的，有几万块肯定要好一些。”他们曾经联系过另一位离职员工，好不容易打听到地址，登门拜访才知道，职工早已离世，她的儿子生着病，正急需钱做手术。查证了两人的亲属关系后，这笔钱交到职工儿子手上，成了一笔救命钱。
花了5年时间，这笔拆迁款才一一发放，郭重智的妻子曾一度劝他尽快了结此事，她做过心脏手术，有些老员工会到家里说事，情绪难免激动，搅得她也寝食难安。但郭重智说，自己从没想过退出或放弃，“这是我这辈子做得最有意义的一件事。”
他更愿意把这笔钱称作工厂的最后一笔福利。阀门厂在2023年正式拆迁了，往事归于沉寂，“改革开放以后，厂里就开始走下坡路，作为厂里领导的一份子，我很早就当车间主任、技术厂长，厂子到如此地步，多少也跟我们有关系，没做好决策，没有贡献。”
他有些愧疚，“工人也受苦了，当时怨气很大。现在能通过拆迁款的决策，尽量公平一点，也是给大家做些弥补。”分配772万拆迁款，可以算得上他成为厂长后的第一个任务，也是最后一个。等到找齐名单上的407人，郭重智说，“我的任务就圆满完成了。”
文|李晓芳
编辑|王一然
64岁那一年，郭重智摊上一笔772万的拆迁款。
他自认人生平淡，生活轨迹简单得像条直线：19岁进入重庆通用阀门厂，他在这里认识了妻子，结婚生子，一路从普通员工做到车间主任、生产副厂长，最后成了厂长。然而彼时，工厂已经滑入下坡路，直至停产，他只担个名头，也没什么大展拳脚的机会了。直到6年前，停产十来年的工厂被纳入市政用地的规划拆迁范围。
起初，他并没意识到一笔巨额拆迁款将带来多大烦恼。郭重智下意识的反应是开心，工厂早已衰败，人员四散，过去没人觉得这里还有希望，“这次是天上掉馅饼，大家都没有想到的事情。”
作为最后一任厂长，老员工们、街道办、相关政府部门都属意郭重智主持分配拆迁款。此次拆迁属于市政建设范围，郭重智说，款项是打到街道政府公共账户上，经过政府监督，工厂提交大多数职工同意的分配方案，拆迁款才能正式发放。
2018年，由郭重智领头，共17人参加的拆迁分配方案协调小组成立，其中包括了前几任老厂长、过去的工会委员会代表和职工代表。
拆迁的重庆通用阀门厂，前身是重庆大渡口区新山村白铁组，成立于1971年，主要生产工业阀门。郭重智解释，工厂没有任何外来注资，“我们是集体企业，都是自己的员工像滚雪球一样，从1分赚到2分，慢慢积累起来。”
因此，拆迁款的分配范围一开始也明确：在工厂奉献了一辈子的退休老员工应当享受分配；工厂2009年正式停产，但一直没宣告破产，还有二十几位员工的工作关系留在工厂，最后一名员工2023年才办理退休手续，属于在职员工，也将参与分配。
有人提议，领导是不是可以多拿一些赔偿？郭重智否决了，“拆迁是依靠厂房的变卖和地皮，但建厂至今，厂房没有增加，地皮没有扩大，说明领导没有额外贡献，那也不该根据职务倾斜。”
没过多久，一些同样为工厂奉献大半辈子，停产后离职的员工也听说了拆迁消息，他们推举了几位工龄长、资历深的代表，向郭重智提出诉求：他们也希望参与工厂拆迁款的分配。
拆迁协调小组成员，71岁的原生产班长刘玉珍说，“大家都闹不明白，离职的怎么也要来分拆迁款？”郭重智为此特地咨询律师，得到的回复是，办理了合法离职手续的员工，他们和工厂已经脱离关系，“法律意义上说可以不给。”
“不给他们就闹噻。”73岁的原铸造车间主任周乾成回忆，那时离职员工代表经常找政府领导，提出分享拆迁款，“领导让我们先商量好。”“大家只能坐下来谈。”郭重智说，许多事情也不只讲“理”，工厂历史横跨半个世纪，机器关掉了，人和人之间的感情却还留存。他记得，离职员工一开始就和他提到，不少人也为工厂付出过整个青春，“希望可以考虑给一点安慰。”
阀门厂规模一直不算大，郭重智说，巅峰时期大概300多人。工厂分三班制，机器彻夜轰鸣，“坐下来可能都认识，全是一个班组的。那时工厂还停留在粗加工阶段，没什么精良设备，工人每次切割部件，都会产生一堆黑色碳粉，“一天下来跟煤矿工人一样，鼻孔都是黑的。”重庆山多，工厂就建在半山坡上，没法修公路，“产品从铸造车间运到精加工车间、油漆车间，全部要靠人工抬过去，都是上坡。”
郭重智感叹，“那时大家都年轻，一步步走过来都知道多辛苦。”他觉得，离职员工的诉求不是不能考虑。
他通知拆迁分配方案协调小组成员开会，说了分配一部分拆迁款给离职员工的想法，提到离职员工们也找了信访办和街道领导等反映诉求。刘玉珍说，“都是一起在阀门厂工作过的，最先都是想到起给一点，要不就没得往下推。”
另一个问题是，离职员工群体分多少拆迁款比较合理？郭重智说，协调小组一开始想的方案很简单：不看级别大小，在阀门厂工作过的正式员工，只按厂龄作分配标准。周乾成记得，“当时大家一起查资料，梳理出阀门厂成立以来的员工总共407人。”
问题又来了，其中离职员工262人，占大多数，如果按厂龄分配，那离职员工群体反而会分走大部分拆迁款。2009年工厂停产后，周乾成自愿留守，靠厂房租金每月领几百元工资，定期巡视设备。他提出，按厂龄平均分配，对在职和退休群体不太公平。
大家后来商讨，最好的做法是按比例将拆迁款一分为二，各自再按统一标准分配。但离职员工群体该分多少迟迟定不下来，离职员工代表一路将补偿比例从5%，谈到30%多。
郭重智说，“很多人不乐意，这个比例相当大了。”双方僵住了。
●2024年1月，阀门厂离职职工拆迁补贴款发放会现场。讲述者供图
小组开始分头行动，刘玉珍说，大家用笨办法，“经常在微信上聊，就说我们为啥子要分钱给离职员工，为啥子他们要分那么多，反复地做工作。”
郭重智作为领头人，更是左右为难。一位退休工人曾怒气冲冲地找到他，质疑道，“老郭，我们辛苦一辈子，为啥子离职的拿走那么多？你是不是拿了他们的好处？”离职员工代表也一再表示，会找信访办、街道反映问题，要求提高分配比例。
“说实在的，我们厂后来效益很差，员工家庭情况都比较差，有了拆迁款都想多分点，这个是人之常情。”郭重智理解员工们的想法。他只能召集小组成员和离职员工代表，“政府领导做第三方监督，大家不断开会协调。”
刘玉珍已经数不清过去几年总共开过多少次协调会了，那时还没正式拆迁，一批六七十岁的老人坐着公交车，准时回到破败的工厂开会。
2020年疫情时，协调工作一度暂停。刘玉珍提到，疫情最严重时期过去后，工作重新启动，期间发生了一些变化：拆迁协调小组里包含了郭重智在内的四任厂长，第一任老厂长得癌症去世了，后来，70多岁的第三任厂长也过世了。许多老员工感慨，“都在想最后能不能看到补偿款。”
第一任老厂长离世时，郭重智就在他的病床前，听着他嘱托：大家都相信你，你要把这个事情抓紧办好。
2021年，郭重智召开了全体职工大会，那时工厂已经停产12年，他坚持召集了半数以上的老员工，去世员工由家属代为出席。“我当时讲希望大家把情看得重一点，把钱看得轻一些。我们可以不给离职员工，但坐下来大家都认识，以前都一起吃过苦，不要为了一笔拆迁款反目成仇。”
另一个更实际的原因，郭重智也强调，“如果大家都坚持不共享，这个事情势必不能继续执行，一直这么纠缠，岁月不饶人，那大家都忘了这笔钱，都用不上对吧？”
他也在做离职员工的工作，“很多老员工已经通情达理，愿意分享拆迁款，你们要求分配的理由法律上不承认的，再继续纠缠提高分配比例，是不是也对不起其他员工？”
拉锯近三年后，2021年，双方都各退一步，最终定下方案：35%拆迁款分配给离职群体，按厂龄统一分配。双方签字，郭重智正式将方案递交到相关政府部门。
但在职和退休群体总共145人，大多是退休员工，且多为女性。“我们厂里过去80%是女职工，为厂里做了很多贡献，但女职工退休早，按厂龄分配，比男职工少5年。”郭重智又开始苦恼，该如何缩小这其中的差距。
还有另一个问题是，阀门厂在2010年才纳入医保范围，为员工缴纳保险。工厂停产后有二十几位员工留守，郭重智说，那时他为了生活在外打零工，但坚持不申请工厂破产手续，还是希望有一天能为留守职工补齐医疗和养老保险，“起码有点最低保障。”
8年后，职工们意外等来了拆迁机会。工厂拆迁款总共是1000万多一点，经当地政府特批，郭重智为留守职工补缴了部分医疗和养老保险欠款，交完税费，“最后剩下772万，离职群体拿35%。现在退休职工有的有医保，有的没有，这又怎么算？”
他一个星期没能睡好觉，一下瘦了6斤。郭重智翻阅工厂保留的工资账本，摁着计算器一遍遍厘清数目，最终想出个办法：在职和退休职工的500万平均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按厂龄分配；一部分作为医疗补助，分给2010年以前没能享受医保的员工。按这个算法，“缩小了男女职工之间厂龄导致的差距，以前没享受医保的员工也得到了补贴。”
欣慰的是，计算方案出来到去年把钱发下去，“没有人找我扯皮的”。曾有离职员工多报工龄，郭重智把每年的工资账本、厂龄统计表摊开给他看，“他无话可说。分配方案都是有依据的。”
2023年拆迁款正式发放，目前已有300多位职工领到补偿。事实上，整理出407人的员工名单后，郭重智和协调小组成员就开始通过各种方式寻人，通知老员工们回来领钱。“大部分职工还是在本区（重庆大渡口区），互相传得很快。”一位去世多年的老职工，郭重智想联系其家人代领，始终没找到。后来是郭重智的妻子去年参加老同学聚会，遇到那位职工的老邻居，层层传递中，最终联系上了老职工的儿子。郭重智记得，对方很意外，“他是没想到，他妈妈都去世了，这个钱还能分给他们。”
郭重智还在阀门厂原址大门贴了一张告示，很醒目，红色字体，留了自己的电话。最后名单上还有几十位职工没能联系上，他拨打了重庆收视率最高的新闻栏目热线，“节目播出三天之内，就来了十几个人。”
因为媒体报道，“重庆公安局也找我要名单，主动帮我们找人。还剩最后十几个。”郭重智设定的最后期限是2025年12月31日，“这个时间过了找不到，余款再二次分配。”
拆迁款发放现场，周乾成拍过几个视频，“大家签字都高兴的。”周乾成说，拆迁款均摊到每个员工身上不算多，一位40年工龄的退休职工能分到几万块，“但家庭条件差的，有几万块肯定要好一些。”他们曾经联系过另一位离职员工，好不容易打听到地址，登门拜访才知道，职工早已离世，她的儿子生着病，正急需钱做手术。查证了两人的亲属关系后，这笔钱交到职工儿子手上，成了一笔救命钱。
花了5年时间，这笔拆迁款才一一发放，郭重智的妻子曾一度劝他尽快了结此事，她做过心脏手术，有些老员工会到家里说事，情绪难免激动，搅得她也寝食难安。但郭重智说，自己从没想过退出或放弃，“这是我这辈子做得最有意义的一件事。”
他更愿意把这笔钱称作工厂的最后一笔福利。阀门厂在2023年正式拆迁了，往事归于沉寂，“改革开放以后，厂里就开始走下坡路，作为厂里领导的一份子，我很早就当车间主任、技术厂长，厂子到如此地步，多少也跟我们有关系，没做好决策，没有贡献。”
他有些愧疚，“工人也受苦了，当时怨气很大。现在能通过拆迁款的决策，尽量公平一点，也是给大家做些弥补。”分配772万拆迁款，可以算得上他成为厂长后的第一个任务，也是最后一个。等到找齐名单上的407人，郭重智说，“我的任务就圆满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