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习近平：“反向的戈尔巴乔夫” 就个人秉性和意识形态而言，习近平与戈尔巴乔夫是很不一样的人，甚至截然相反。但饶有意味的是，习近平目前面临的局势与戈巴乔夫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面临的局势却有某种相似之处。1）戈尔巴乔夫改革的背景及后果背景： 戈尔巴乔夫接手苏联时，那是一个状态很差的超级大国。当时，勃列日涅夫开启的阿富汗战争陷入困境，俄军进退失据。而两伊战争又把油价打得很低，从而使苏联的外汇收入大大缩水。此外，美苏的军备竞赛导致了巨额的国防预算，而国民经济却毫无生机。更严重的是，在戈尔巴乔夫执政的第二年1986 年就发生切尔诺贝利事件，这一核灾难显示，重大改革是必要且緊迫的。最初，他也开始尝试先在经济领域进行改革，结果遇到了很大阻力。因此，他得出的结论是必须先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过程及其结果： 于是，戈尔巴乔夫，作为苏共总书记，第一次吹出了新的政治音调。透过这些新的旋律，他使苏联人民清楚地体认到：苏联的计划经济，由于国有制的低效率以及军事工业的拖累，困境已经日益严重，积重难返，已面临破产的边缘，已经再也无法提高老百性的生活水准，已经不能支撑与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相对抗的庞大的军费开支，已经不能向海外盟友提供过去那样的援助了。 戈尔巴乔夫推行的开放政策允许相当的言论和新闻自由。它不同于几十年来共产党的陈词滥调，而是“新思维”、“公开化”、“透明度”、“开放”、“重建”......成了他的主要音符。他推行了一系列政治改革，党内民主化措施和成立人民代表大会，开始直接选举，修改宪法，废除苏共执政党地位，改变一党专政。1989-90年，当许多东欧国家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时，戈尔巴乔夫拒绝进行军事干预。在1990年3月14日苏联举行了总统选举，戈尔巴乔夫当选为首位也是末位的苏联总统。8月19日政变后，最高苏维埃停止了苏共的活动，戈尔巴乔夫结束了共产党在苏联的统治，最终在1991年年底导致了庞大的共产帝国苏联解体，使第一次冷战在主战场结束。2）习近平：作为反向的戈尔巴乔夫 2013年，习近平称苏联的解体是“深刻教训”： “最后戈尔巴乔夫轻轻一句话，宣布苏联共产党解散，偌大一个党就没了，”习近平这样说。“最后竟无一人是男儿，没什么人出来抗争。”戈尔巴乔夫的反转木偶——习近平 有鉴于此，习近平所做的一切，几乎都是对戈尔巴乔夫的反向操作。戈尔巴乔夫若向西，习近平必朝东；对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习近平代之以 “党领导一切”的毛式旧思维；对戈的“公开化” “透明度”，习代之以黑箱操作的“七不讲”和全球最严厉的长城防火墙及言论监控；对戈的“开放”，习代之以“闭关锁国“及”清零封城封区“；............。 习近平“把戈尔巴乔夫所做的一切视为一本什么事情不应该做的教科书”，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的政治历史学家凯里·布朗说。 于是，在实际上，戈尔巴乔夫已经成了习近平政治行为的咒符，成了他念念不忘的“逆教条”，支配了习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习成了惟妙惟肖的反向戈，不得越雷池一步。他完全失去了自己自主思考自主设计自身政治方针和战略的任何想像力和自由度，完全变成了一个戈尔巴乔夫的反转木偶，变成了一个文明的悲天悯人的政治家的反面——野蛮反智残民以逞的战狼暴君。这样一位在中国的任何灾难现场都不敢亲临的“男儿”，真是既可笑又可怜。2、习近平遭遇“戈尔巴乔夫时刻” 习近平上台后的十年，特别是最近五年，对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进行了全方位的反向操作——加强意识形态控制，重申党在整个国家的壟斷地位，使中国回到独裁统治——這一切都是为了让中国摆脱与前苏联类似的命运。 弔詭的是，与其初衷相反，习近平这种逆向行为的结果，竟然殊途同归，它驱使当下中国的境遇快速走向了1989—1991年的前苏联的内政外交的类似处境，甚至中共的内外交困局面的艰难度还超过了当年的苏联。時至今日，习近平已是天怒人怨，千夫所指，成为人類公敵。而当年与美国西方处于冷战状态的前苏联的戈尔巴乔夫，其周遭环境并不像当今的习这样糟糕。 在经济領域，虽然在其上任之初，接下了邓江胡时代因被纳入世贸组织加入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而获得起飞的财富遗产，但由于未能履行入世的承诺没能成为市场经济国家，由于盗窃知识产权等破坏世界经济秩序的行为而引发了美国与西方的警觉、抵制与脱钩，更由于习近平的国进民退、打击民营企业、以及房地产泡沫，投资一带一路，并向非洲撒钱，免除他国债务；疯狂扩军备战以及野蛮的清零防疫等政策，迅速掏空了中国经济，使之高速下滑，指向中国经济的明斯基时刻。其危机深度，更甚苏联晚期。 在政治领域，习近平殚精竭虑企图恢复终身制， 开改革开放的倒车，用严刑峻法整肃党内党外异见人士，大肆推行对自己的个人崇拜宣传，竭力恢复毛式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直接控制。由于习害怕像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离心力可能将西藏、新疆、内蒙古等在历史和民族上具有鲜明特色的地区分裂出去，害怕一国两制的香港对中国走向自由与法治的示范作用，于是严酷镇压香港民主力量，摧毁50年不变的“一国两制”承诺，粉碎了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并对新疆维吾尔人和西藏人施行大规模监禁和压迫的的危害人类罪行。 在外交领域，习以所谓“东升西降”为依据，破坏二战以来确立的中国也在其中获益的自由主义国际政治与经济秩序，不遵守加入世贸组织时的承诺，利用低人权和廉价劳力优势并大规模窃取知识产权，损害了全球经贸体系并导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抵制、制裁与脱钩，在南海填海整军备武咄咄逼人，威慑台湾的自由民主体制及其高科技，在武汉新冠爆发之初隐瞒人传人疫情，致使瘟疫传遍中国传遍全球；最近施行的全球独一无二的清零封城的严酷政策，致使中国几十城市上亿人陷入集中营式的大监狱中，把外国影响力连同空气中传播的病毒一起拒之门外。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结成了“不封顶”的反西方的伙伴关系，支持俄国侵略乌克兰战争， 致使中、俄、朝实质上成为邪恶“轴心国”联盟，导致对世界尤其是印太地区的地缘政治与安全的严重威胁，受到美英日澳以及欧盟等民主阵营和国际主流社会的空前围堵和孤立，成为一只世人侧目穷凶极恶的红色战狼。 从上述经济、政治、外交等诸方面看，习近平帮派把持下内忧外患的中共，其自绝于本国各阶层人民以及自绝于主流国际社会的程度，已经超越了前苏联晚期戈尔巴乔夫时代的困局了。实际上，无论当时苏联内部民怨沸腾的程度，还是外部与美欧等西方国家关系的敌对程度，都比当下习近平政权还要稍好一点。习越是想摆脱苏联命运，其倒行逆施却使他迅速走向了那个不可逃避的命运。两个73年 比较这两段历史，有一个意味深长的数字：戈尔巴乔夫的苏联陷入深度困局的1990年，距离其最初建政的1917年，是73年；习近平的中共陷入当下困局的2022年，距离其最初建政的1949年，也是73年。这个数字，是启人思索，值得玩味的。 这就是习近平正在遭遇的—“戈尔巴乔夫时刻”。3、身后命运：习近平 vs 戈尔巴乔夫 作为一个前苏共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去世后的待遇确实是所有前共产党领导人里面最高的 — 全世界无论是东方国家还是西方国家的领导人都致以悼念。 这不仅仅是外交姿态和外交礼节。尽管戈是一位共产党领导人，但他对人类的贡献是载入史册，无可动摇的。 然而习近平呢，他身后会享有如此哀荣吗？ 恐怕连他自己都不会有此奢望了。主持人：陈奎德座谈人：夏业良教授，经济学家与政治评论家
1、习近平：“反向的戈尔巴乔夫”
就个人秉性和意识形态而言，习近平与戈尔巴乔夫是很不一样的人，甚至截然相反。但饶有意味的是，习近平目前面临的局势与戈巴乔夫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面临的局势却有某种相似之处。
1）戈尔巴乔夫改革的背景及后果
背景：
戈尔巴乔夫接手苏联时，那是一个状态很差的超级大国。当时，勃列日涅夫开启的阿富汗战争陷入困境，俄军进退失据。而两伊战争又把油价打得很低，从而使苏联的外汇收入大大缩水。此外，美苏的军备竞赛导致了巨额的国防预算，而国民经济却毫无生机。更严重的是，在戈尔巴乔夫执政的第二年1986 年就发生切尔诺贝利事件，这一核灾难显示，重大改革是必要且緊迫的。最初，他也开始尝试先在经济领域进行改革，结果遇到了很大阻力。因此，他得出的结论是必须先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过程及其结果：
于是，戈尔巴乔夫，作为苏共总书记，第一次吹出了新的政治音调。透过这些新的旋律，他使苏联人民清楚地体认到：苏联的计划经济，由于国有制的低效率以及军事工业的拖累，困境已经日益严重，积重难返，已面临破产的边缘，已经再也无法提高老百性的生活水准，已经不能支撑与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相对抗的庞大的军费开支，已经不能向海外盟友提供过去那样的援助了。
戈尔巴乔夫推行的开放政策允许相当的言论和新闻自由。它不同于几十年来共产党的陈词滥调，而是“新思维”、“公开化”、“透明度”、“开放”、“重建”......成了他的主要音符。他推行了一系列政治改革，党内民主化措施和成立人民代表大会，开始直接选举，修改宪法，废除苏共执政党地位，改变一党专政。1989-90年，当许多东欧国家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时，戈尔巴乔夫拒绝进行军事干预。在1990年3月14日苏联举行了总统选举，戈尔巴乔夫当选为首位也是末位的苏联总统。8月19日政变后，最高苏维埃停止了苏共的活动，戈尔巴乔夫结束了共产党在苏联的统治，最终在1991年年底导致了庞大的共产帝国苏联解体，使第一次冷战在主战场结束。
2）习近平：作为反向的戈尔巴乔夫
2013年，习近平称苏联的解体是“深刻教训”：
“最后戈尔巴乔夫轻轻一句话，宣布苏联共产党解散，偌大一个党就没了，”习近平这样说。“最后竟无一人是男儿，没什么人出来抗争。”
戈尔巴乔夫的反转木偶——习近平
有鉴于此，习近平所做的一切，几乎都是对戈尔巴乔夫的反向操作。戈尔巴乔夫若向西，习近平必朝东；对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习近平代之以 “党领导一切”的毛式旧思维；对戈的“公开化” “透明度”，习代之以黑箱操作的“七不讲”和全球最严厉的长城防火墙及言论监控；对戈的“开放”，习代之以“闭关锁国“及”清零封城封区“；............。
习近平“把戈尔巴乔夫所做的一切视为一本什么事情不应该做的教科书”，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的政治历史学家凯里·布朗说。
于是，在实际上，戈尔巴乔夫已经成了习近平政治行为的咒符，成了他念念不忘的“逆教条”，支配了习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习成了惟妙惟肖的反向戈，不得越雷池一步。他完全失去了自己自主思考自主设计自身政治方针和战略的任何想像力和自由度，完全变成了一个戈尔巴乔夫的反转木偶，变成了一个文明的悲天悯人的政治家的反面——野蛮反智残民以逞的战狼暴君。这样一位在中国的任何灾难现场都不敢亲临的“男儿”，真是既可笑又可怜。
2、习近平遭遇“戈尔巴乔夫时刻”
习近平上台后的十年，特别是最近五年，对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进行了全方位的反向操作——加强意识形态控制，重申党在整个国家的壟斷地位，使中国回到独裁统治——這一切都是为了让中国摆脱与前苏联类似的命运。
弔詭的是，与其初衷相反，习近平这种逆向行为的结果，竟然殊途同归，它驱使当下中国的境遇快速走向了1989—1991年的前苏联的内政外交的类似处境，甚至中共的内外交困局面的艰难度还超过了当年的苏联。時至今日，习近平已是天怒人怨，千夫所指，成为人類公敵。而当年与美国西方处于冷战状态的前苏联的戈尔巴乔夫，其周遭环境并不像当今的习这样糟糕。
在经济領域，虽然在其上任之初，接下了邓江胡时代因被纳入世贸组织加入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而获得起飞的财富遗产，但由于未能履行入世的承诺没能成为市场经济国家，由于盗窃知识产权等破坏世界经济秩序的行为而引发了美国与西方的警觉、抵制与脱钩，更由于习近平的国进民退、打击民营企业、以及房地产泡沫，投资一带一路，并向非洲撒钱，免除他国债务；疯狂扩军备战以及野蛮的清零防疫等政策，迅速掏空了中国经济，使之高速下滑，指向中国经济的明斯基时刻。其危机深度，更甚苏联晚期。
在政治领域，习近平殚精竭虑企图恢复终身制， 开改革开放的倒车，用严刑峻法整肃党内党外异见人士，大肆推行对自己的个人崇拜宣传，竭力恢复毛式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直接控制。由于习害怕像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离心力可能将西藏、新疆、内蒙古等在历史和民族上具有鲜明特色的地区分裂出去，害怕一国两制的香港对中国走向自由与法治的示范作用，于是严酷镇压香港民主力量，摧毁50年不变的“一国两制”承诺，粉碎了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并对新疆维吾尔人和西藏人施行大规模监禁和压迫的的危害人类罪行。
在外交领域，习以所谓“东升西降”为依据，破坏二战以来确立的中国也在其中获益的自由主义国际政治与经济秩序，不遵守加入世贸组织时的承诺，利用低人权和廉价劳力优势并大规模窃取知识产权，损害了全球经贸体系并导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抵制、制裁与脱钩，在南海填海整军备武咄咄逼人，威慑台湾的自由民主体制及其高科技，在武汉新冠爆发之初隐瞒人传人疫情，致使瘟疫传遍中国传遍全球；最近施行的全球独一无二的清零封城的严酷政策，致使中国几十城市上亿人陷入集中营式的大监狱中，把外国影响力连同空气中传播的病毒一起拒之门外。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结成了“不封顶”的反西方的伙伴关系，支持俄国侵略乌克兰战争， 致使中、俄、朝实质上成为邪恶“轴心国”联盟，导致对世界尤其是印太地区的地缘政治与安全的严重威胁，受到美英日澳以及欧盟等民主阵营和国际主流社会的空前围堵和孤立，成为一只世人侧目穷凶极恶的红色战狼。
从上述经济、政治、外交等诸方面看，习近平帮派把持下内忧外患的中共，其自绝于本国各阶层人民以及自绝于主流国际社会的程度，已经超越了前苏联晚期戈尔巴乔夫时代的困局了。实际上，无论当时苏联内部民怨沸腾的程度，还是外部与美欧等西方国家关系的敌对程度，都比当下习近平政权还要稍好一点。习越是想摆脱苏联命运，其倒行逆施却使他迅速走向了那个不可逃避的命运。
两个73年
比较这两段历史，有一个意味深长的数字：戈尔巴乔夫的苏联陷入深度困局的1990年，距离其最初建政的1917年，是73年；习近平的中共陷入当下困局的2022年，距离其最初建政的1949年，也是73年。这个数字，是启人思索，值得玩味的。
这就是习近平正在遭遇的—“戈尔巴乔夫时刻”。
3、身后命运：习近平 vs 戈尔巴乔夫
作为一个前苏共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去世后的待遇确实是所有前共产党领导人里面最高的 — 全世界无论是东方国家还是西方国家的领导人都致以悼念。 这不仅仅是外交姿态和外交礼节。尽管戈是一位共产党领导人，但他对人类的贡献是载入史册，无可动摇的。
然而习近平呢，他身后会享有如此哀荣吗？
恐怕连他自己都不会有此奢望了。
主持人：陈奎德
座谈人：夏业良教授，经济学家与政治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