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管掀“辞职潮” 想外逃不容易 新唐人报道，今年8月至今，A股上市公司掀起了一股“高管辞职潮”。 9月6日，AH总市值超4000亿元的中国人保发布公告，公司董事会收到王廷科的辞呈。王廷科因工作需要，辞去本公司执行董事、董事长及董事会战略与投资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务。 王廷科并非个例。据不完全统计，从8月份到现在，27个工作日，A股上市公司已经发布了超过了1100份辞职公告，平均每个工作日40份。 8月25日，中国银行副董事长、中国银行行长辞职；18日，浙商银行执行董事、行长张荣森辞职；17日，江阴银行副行长王峰因工作调动辞职。1日，常熟银行副行长吴铁军因工作调动辞去职务。 知名国企高管辞职也不少。9月6日，中国铁建董事会执行董事、总裁王立新因工作调动辞职；8月28日中国太保董事会独立董事刘晓丹因工作原因辞职；27日中国太保子公司太保寿险董事长、董事潘艳红辞职；27日国药现代董事、董事长董增贺工作安排调整辞职；国药现代董事、总裁连万勇辞职；24日，中金黄金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卢进因个人原因职务。 华菱精工8月26日公告称，三人因“个人原因”或“工作原因”辞职，包括公司董事、董事长罗旭，总裁生敏，首席财务官、副总裁张根红。 对此“高管辞职潮”，美国财经学者黄大卫分析，“他们辞职，一方面，很多人赚了钱赶紧逃，第二方面很多已经是没事干了，可能没收入，现在没有事做，这个行业基本上就萎缩了。” 不过，想要外逃可不容易。9月12日，彭博引述知情人的消息指，中共正加大对投资银行家的监管力度，自8月以来，至少有3位来自不同证券公司的顶级投资银行家被当局留置，整个行业感到阵阵寒意。其中一位前海通证券投银业务主管外逃后约两周前在境外被捕，后来被遣返回国。 海通和其他国资券商近来要求许多投资银行家上交护照，不论公务或私人行程，均需事先申请许可，上述要求是遵从中共监管机构私下给出的指引。有员工被告知监管机构正在审查首次公开招股（IPO）和其它融资活动，银行家随时可能被传唤。 知情人称，券商已收紧对海外行程的批准，并向员工表示辞职也需要批准。其中一位知情人士称，获准出差的员工必须与一位同事同行，且预先批准的行程之外的活动将受到限制。 其实，国企高层和中共党委干部须交出护照，这是众所周知的，但是现在要求券商员工要交出护照，这是此前不多见的。文章说，这让令人担忧中国1.7兆美元的券商产业和国内资本市场的未来。国营金融机构已将高阶员工的年薪上限定为290万元。近来中金公司将境内银行家的基本薪资削减多达25%。 截至9月初，中国147家证券公司共有8,700多名投资银行家，其中许多人从事包括IPO和后续发行在内的资本市场活动。官方数据显示，上半年中国证券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033亿元，比去年同期下降9%。 秋江水寒鸭先知？分析：金融系统崩盘前兆 外媒担心中国的券商产业和国内资本市场的未来，而这些从业人员也确实是“春江水暖鸭先知”，更确切的应该说是“秋江水寒鸭先知”。 针对金融高管的辞职潮，前体制内官员杜文日前在X上发文说，“我特意委托圈里的故交给我打问了一下，不问不知道，一问吓一跳。” 杜文说，中共金融圈的高管们目前的状态是，集体排队辞职，很多人都不想干了。有的金融机构管理层多人一同提出辞职。辞职的普遍理由是，个人原因工作，压力太大，不愿意耽误工作等。辞职的人非常多，获批的只是极少数。 这些辞职高管深知中国金融市场存在的巨大问题，他们身处金融市场的核心，能够比普通人更早地感知到即将到来的系统性风险。作为掌握金融命脉的少数精英阶层，他们对市场最为敏感，能感知到最深层次的危机信号。 辞职的背后，是他们试图在金融市场崩盘前洗脱责任、避免自己成为替罪羊的主动作为。这不仅仅是“卸任”，更像是一个“卸责”游戏——在危机爆发前，他们选择把责任抛给下一任，而自己则全身而退。 当连内部人士都在急着脱身，这说明中国金融系统内的权力斗争可能已经失控，利益链条正在崩溃。而整体金融系统的彻底崩盘恐怕只是时间问题。我们来看看金融系统的具体数据就明白了。 中共经济下行，房地产市场低迷，业主们投资房产最后却落得房财两空，中产阶层财产大幅缩水，很多人断供停贷，导致银行的坏帐大幅上升。过去10年中国家庭债务占GDP的比例几乎翻了一番。 2023年12月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失信黑名单人数高达859万，占中国劳动人口的1%。比新冠疫情爆发时的数值增长了近50%。据央行《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23）》数据，2023年上半年，中国住户部门杠杆率是63.7%，超过了全球平均水平61.9%，居民债务收入比达到148.6%，超过全球平均水平101.5%的将近50%，比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114.4%高30%多。 房地产不振，引发银行房地产业不良贷款率走高，截至2023年末，建行、邮储和交行的房地产业贷款不良率分别为5.64%、2.45%和4.99%，较2022年快速上升。 2023年，国有六大行个人住房贷款不良率全部走高，“2023年中国不良资产春季论坛”上，上海文盛资产的总裁姜涛表示，目前约有10万亿不良资产存留在金融体系内，到2025年金融不良资产约有20万亿，占银行贷款余额的10%。财新网报导，大陆个贷不良资产已达万亿规模。 习近平当局为了防范金融风险，不断强化党管金融，成立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甚至将金融上升到国安地位，中共国安部粉墨登场，开启国安管金融之先河，严查金融领域“四大皆空”。就是什么所谓的“看空者”“做空者”，“唱空者”“掏空者”。 但是党管金融，注定 越管越糟糕。2023年共有87名金融系统干部被查。其中，中管干部8人，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国企和金融单位干部62名，省管干部17名。难怪现在中国金融圈的高管们都在集体排队辞职呢。 中共人大审议“延迟退休”专家析三原因 中共全国人大星期二（9月10日）在北京举行的全体会议上讨论了关于“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议案。当局在7月曾表示，将逐步延后法定退休年龄。 目前中国男性的法定退休年龄为60岁，比大多数发达经济体的退休年龄低约6岁，女干部55岁、女工人50岁。同时，16至59岁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减少，60岁及以上的长者不断增多。 中共官媒连日来纷纷发表专家访谈为“渐进式延迟退休”造势。“新华视点”解读延退退休原因，包括人口老龄化、中国人寿命升高（人均预期寿命已达78.6岁），及劳动力素质升高、劳动量总量下降等等。 美国经济学者黄大卫表示，中国现行的退休年龄是比欧美国家早得多，但欧美发达国家退休机制比较公平，最后能拿到的退休金比较多和合理。 “和欧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普通老百姓的福利跟他们的付出并不相符。最大问题是中国的劳动保护和欧美国家完全不同，医保或者工伤补助远远低于欧美国家，而且这方面的鉴定和维权工作也与欧美完全不同。” 公务员和国企职工，缴纳非常少的退休金，就享受了绝大部分的养老金和医保。现在整个社保的缺口比较大，他们就是先花整个社会的未来钱。 黄大卫认为，北京会想搞延退政策的真正原因，其中之一就是稳定现行的公务员队伍；第二个原因是当局现在燃眉之急是要解决养老金的缺口。 “现在社保医保的缺口比较大，延缓退休可以让更多人继续缴纳，导致收取退休金的人数减少，就解决了扬眉之急。” 第三个原因，中共完全是从经济的角度出发，就像之前的一胎化政策一样，把人作为社会的个体生产力尽量压榨出来，让他们更长时间从事社会劳动。黄大卫说，这样对社会经济来说是有利的，但对于个体来说却是一个悲剧。 在人口经济学中，16至59岁人口被定义为劳动年龄人口，他们是社会生产的主力。据中共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3年末，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约8.6亿人，占全部人口的61.3%。 中共避谈两大问题 对于老龄化，大陆资本市场资深人士徐真表示，中共官方避提的是，此前多年来灭绝人性的计划生育政策造成人口断崖式下跌，导致了一个快速发展的老龄社会的到来。 据《中国卫生统计年鉴2010》统计，中国每年记录在案的人工流产手术至少1300万例，而这只是中共官方的统计数字。美国国务院的数据指，中国每年堕胎2300万例。 官方此次对延迟退休的宣传，还避谈社保基金特别是养老金本身的亏空问题。 2016年末发布的《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16》提出，2015年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累计记账额（即“空帐”“隐性债务严重”）达到4.7万亿元（人民币，下同）。而当年职工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额只有3.5万亿。即养老金亏空1.2万亿。 二十多年前经济学家吴敬琏等人都提出划转部分国有资产充实社保基金，用于全民养老，而且能够体现国有资产的全民属性。 徐真说，“划转国有资本权益10%，约9万亿元，就可以解决个人账户空帐运营的问题，但中共没有采纳，它并不是真想解决全民的养老问题，还是想着继续‘割韭菜’。”
中国高管掀“辞职潮” 想外逃不容易
新唐人报道，今年8月至今，A股上市公司掀起了一股“高管辞职潮”。
9月6日，AH总市值超4000亿元的中国人保发布公告，公司董事会收到王廷科的辞呈。王廷科因工作需要，辞去本公司执行董事、董事长及董事会战略与投资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务。
王廷科并非个例。据不完全统计，从8月份到现在，27个工作日，A股上市公司已经发布了超过了1100份辞职公告，平均每个工作日40份。
8月25日，中国银行副董事长、中国银行行长辞职；18日，浙商银行执行董事、行长张荣森辞职；17日，江阴银行副行长王峰因工作调动辞职。1日，常熟银行副行长吴铁军因工作调动辞去职务。
知名国企高管辞职也不少。9月6日，中国铁建董事会执行董事、总裁王立新因工作调动辞职；8月28日中国太保董事会独立董事刘晓丹因工作原因辞职；27日中国太保子公司太保寿险董事长、董事潘艳红辞职；27日国药现代董事、董事长董增贺工作安排调整辞职；国药现代董事、总裁连万勇辞职；24日，中金黄金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卢进因个人原因职务。
华菱精工8月26日公告称，三人因“个人原因”或“工作原因”辞职，包括公司董事、董事长罗旭，总裁生敏，首席财务官、副总裁张根红。
对此“高管辞职潮”，美国财经学者黄大卫分析，“他们辞职，一方面，很多人赚了钱赶紧逃，第二方面很多已经是没事干了，可能没收入，现在没有事做，这个行业基本上就萎缩了。”
不过，想要外逃可不容易。9月12日，彭博引述知情人的消息指，中共正加大对投资银行家的监管力度，自8月以来，至少有3位来自不同证券公司的顶级投资银行家被当局留置，整个行业感到阵阵寒意。其中一位前海通证券投银业务主管外逃后约两周前在境外被捕，后来被遣返回国。
海通和其他国资券商近来要求许多投资银行家上交护照，不论公务或私人行程，均需事先申请许可，上述要求是遵从中共监管机构私下给出的指引。有员工被告知监管机构正在审查首次公开招股（IPO）和其它融资活动，银行家随时可能被传唤。
知情人称，券商已收紧对海外行程的批准，并向员工表示辞职也需要批准。其中一位知情人士称，获准出差的员工必须与一位同事同行，且预先批准的行程之外的活动将受到限制。
其实，国企高层和中共党委干部须交出护照，这是众所周知的，但是现在要求券商员工要交出护照，这是此前不多见的。文章说，这让令人担忧中国1.7兆美元的券商产业和国内资本市场的未来。国营金融机构已将高阶员工的年薪上限定为290万元。近来中金公司将境内银行家的基本薪资削减多达25%。
截至9月初，中国147家证券公司共有8,700多名投资银行家，其中许多人从事包括IPO和后续发行在内的资本市场活动。官方数据显示，上半年中国证券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033亿元，比去年同期下降9%。
秋江水寒鸭先知？分析：金融系统崩盘前兆
外媒担心中国的券商产业和国内资本市场的未来，而这些从业人员也确实是“春江水暖鸭先知”，更确切的应该说是“秋江水寒鸭先知”。 针对金融高管的辞职潮，前体制内官员杜文日前在X上发文说，“我特意委托圈里的故交给我打问了一下，不问不知道，一问吓一跳。”
杜文说，中共金融圈的高管们目前的状态是，集体排队辞职，很多人都不想干了。有的金融机构管理层多人一同提出辞职。辞职的普遍理由是，个人原因工作，压力太大，不愿意耽误工作等。辞职的人非常多，获批的只是极少数。
这些辞职高管深知中国金融市场存在的巨大问题，他们身处金融市场的核心，能够比普通人更早地感知到即将到来的系统性风险。作为掌握金融命脉的少数精英阶层，他们对市场最为敏感，能感知到最深层次的危机信号。
辞职的背后，是他们试图在金融市场崩盘前洗脱责任、避免自己成为替罪羊的主动作为。这不仅仅是“卸任”，更像是一个“卸责”游戏——在危机爆发前，他们选择把责任抛给下一任，而自己则全身而退。
当连内部人士都在急着脱身，这说明中国金融系统内的权力斗争可能已经失控，利益链条正在崩溃。而整体金融系统的彻底崩盘恐怕只是时间问题。我们来看看金融系统的具体数据就明白了。
中共经济下行，房地产市场低迷，业主们投资房产最后却落得房财两空，中产阶层财产大幅缩水，很多人断供停贷，导致银行的坏帐大幅上升。过去10年中国家庭债务占GDP的比例几乎翻了一番。
2023年12月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失信黑名单人数高达859万，占中国劳动人口的1%。比新冠疫情爆发时的数值增长了近50%。据央行《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23）》数据，2023年上半年，中国住户部门杠杆率是63.7%，超过了全球平均水平61.9%，居民债务收入比达到148.6%，超过全球平均水平101.5%的将近50%，比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114.4%高30%多。
房地产不振，引发银行房地产业不良贷款率走高，截至2023年末，建行、邮储和交行的房地产业贷款不良率分别为5.64%、2.45%和4.99%，较2022年快速上升。
2023年，国有六大行个人住房贷款不良率全部走高，“2023年中国不良资产春季论坛”上，上海文盛资产的总裁姜涛表示，目前约有10万亿不良资产存留在金融体系内，到2025年金融不良资产约有20万亿，占银行贷款余额的10%。财新网报导，大陆个贷不良资产已达万亿规模。
习近平当局为了防范金融风险，不断强化党管金融，成立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甚至将金融上升到国安地位，中共国安部粉墨登场，开启国安管金融之先河，严查金融领域“四大皆空”。就是什么所谓的“看空者”“做空者”，“唱空者”“掏空者”。
但是党管金融，注定 越管越糟糕。2023年共有87名金融系统干部被查。其中，中管干部8人，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国企和金融单位干部62名，省管干部17名。难怪现在中国金融圈的高管们都在集体排队辞职呢。
中共人大审议“延迟退休”专家析三原因
中共全国人大星期二（9月10日）在北京举行的全体会议上讨论了关于“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议案。当局在7月曾表示，将逐步延后法定退休年龄。
目前中国男性的法定退休年龄为60岁，比大多数发达经济体的退休年龄低约6岁，女干部55岁、女工人50岁。同时，16至59岁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减少，60岁及以上的长者不断增多。
中共官媒连日来纷纷发表专家访谈为“渐进式延迟退休”造势。“新华视点”解读延退退休原因，包括人口老龄化、中国人寿命升高（人均预期寿命已达78.6岁），及劳动力素质升高、劳动量总量下降等等。
美国经济学者黄大卫表示，中国现行的退休年龄是比欧美国家早得多，但欧美发达国家退休机制比较公平，最后能拿到的退休金比较多和合理。
“和欧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普通老百姓的福利跟他们的付出并不相符。最大问题是中国的劳动保护和欧美国家完全不同，医保或者工伤补助远远低于欧美国家，而且这方面的鉴定和维权工作也与欧美完全不同。”
公务员和国企职工，缴纳非常少的退休金，就享受了绝大部分的养老金和医保。现在整个社保的缺口比较大，他们就是先花整个社会的未来钱。
黄大卫认为，北京会想搞延退政策的真正原因，其中之一就是稳定现行的公务员队伍；第二个原因是当局现在燃眉之急是要解决养老金的缺口。
“现在社保医保的缺口比较大，延缓退休可以让更多人继续缴纳，导致收取退休金的人数减少，就解决了扬眉之急。”
第三个原因，中共完全是从经济的角度出发，就像之前的一胎化政策一样，把人作为社会的个体生产力尽量压榨出来，让他们更长时间从事社会劳动。黄大卫说，这样对社会经济来说是有利的，但对于个体来说却是一个悲剧。
在人口经济学中，16至59岁人口被定义为劳动年龄人口，他们是社会生产的主力。据中共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3年末，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约8.6亿人，占全部人口的61.3%。
中共避谈两大问题
对于老龄化，大陆资本市场资深人士徐真表示，中共官方避提的是，此前多年来灭绝人性的计划生育政策造成人口断崖式下跌，导致了一个快速发展的老龄社会的到来。
据《中国卫生统计年鉴2010》统计，中国每年记录在案的人工流产手术至少1300万例，而这只是中共官方的统计数字。美国国务院的数据指，中国每年堕胎2300万例。
官方此次对延迟退休的宣传，还避谈社保基金特别是养老金本身的亏空问题。
2016年末发布的《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16》提出，2015年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累计记账额（即“空帐”“隐性债务严重”）达到4.7万亿元（人民币，下同）。而当年职工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额只有3.5万亿。即养老金亏空1.2万亿。
二十多年前经济学家吴敬琏等人都提出划转部分国有资产充实社保基金，用于全民养老，而且能够体现国有资产的全民属性。
徐真说，“划转国有资本权益10%，约9万亿元，就可以解决个人账户空帐运营的问题，但中共没有采纳，它并不是真想解决全民的养老问题，还是想着继续‘割韭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