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8日，万科集团创始人、董事会名誉主席王石在2019（第十八届）中国企业领袖年会上回应了两则有关他的传言。
第一个传言是说他整形了。
王石说，刚刚刘永好也问了他这个问题。“我告诉他，我说那叫塑形。”王石说，“整形和塑形什么区别呢？整形是躺在手术台上人别人给你整。塑形是自己整自己。”
王石说，他也看到了网上关于他整下巴的传闻。对此，他回应道，“我就告诉你们，我没准备整形，但是我准备整形五官的话，我整哪儿也不会整下巴，因为我的长处，我被这些女孩子看着有点意思的，这个下巴占了很主要的位置……”
王石笑称，“你看我这个蒜头鼻，头发也不多，下巴是绝对不能整的”。
另一则传言是说他在日本给心脏安了五个支架。
“关于我到日本去做心脏手术这个传言已经流传十年了，基本上每年都要发作一次。我在这儿要声明一下，无论是在日本还是在其他发达国家，还是在中国，我目前为止还没有做过心脏手术，当然包括搭桥。”
对于为何提到这两则谣传，王石说，在网络时代，有很多“黑”你的，企业和品牌要做好思想准备。“如果没有这样的思想准备，你感到委屈，这个时代是容不得你的。” 在做出澄清之后，王石谈到了他近年来所热衷的环保工作。他说，他明天准备赴马德里参加联合国世界气候应对大会第二十五届会议，代表100万中国企业家发表主张。
他说，在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之后，中国在国际减排行动中“扛起了大旗”，而在这方面企业家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我觉得，在如何和自然相处的关系上，如何适应自然、同环境融为一体上，中国是走在前面的，甚至从某种角度来讲中国远远走在前面。”
在他看来，中国在退耕还林方面的投入和进展一直在世界占领先地位。举例来说，作为退耕还林的第一站，延安在退耕还林方面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在短短20年的时间，从一个黄土高坡、烟尘滚滚的地方变成了一个绿色的森林城市。整个陕西成为中国的苹果大省，在中国，6个苹果有1个是陕西生产的，9个苹果有1个是延安生产的。
“过去，中国人讲人和自然的关系，实际上在未来，中国不仅仅可以在经济、创新方面引领世界，在生态环保方面也应该是引领的。无论未来有什么变化，绿色环保都是国际共同语言，是国际上的通行证。”
图/图虫
王石：2011年到现在一直求学 未来想去印度日本土耳其
王石在演讲中表示，2011年到国外求学，一直到现在还在求学，现在在以色列的希伯来大学，准备明年还是在以色列，后年就要准备换国家了，有三个国家可选择，一个是印度，一个是日本，再一个就是土耳其。
“没想好，哪个都想去。我现在就想说现在中国机会太多，这个也想去，那个也想去，这个丢了也可惜，那个错过机会了。我告诉你们我的方法论就是抓阄，这样最典型的方法你不用费什么心思。”他说道。
王石问新希望今年赚了多少？ 刘永好：请你吃猪肉大餐没问题
12月8日，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在2019（第十八届）中国企业领袖年会上宣布，将再投90亿建9个大型养猪场，用“新好养猪模式”再养680万头猪。
刘永好说，今年以来养猪行业遭遇了一定的困难，猪的存栏量减少了40%，猪价上涨甚至令10月CPI同比增长了3.8%，国家、企业和老百姓都在呼吁把猪养好，令CPI增速能有所下降。
刘永好介绍，经过几年的努力，新希望集团推出了“新好养猪模式”。通过一种七级隔离措施，让非洲猪瘟病毒不易进入养殖体系，同时用新风体系、智能防御格局提高存活率。“即使面对疫情，我们新希望的养猪体系的成活率达到了90%以上。”同时，通过在科学育种上加大投入，使得养猪全成本下降。
在会上，万科集团创始人、董事会名誉主席王石问刘永好：“今年是不是赚大钱了？”刘永好回答：“今年还可以，效益不错。”当王石追问到底赚了多少时，刘永好回答说，“我们今年效益不错，比去年同期翻的比较多。我想，请你吃饭肯定没有问题，到川商会馆吃饭，吃猪肉大餐。”
刘永好说，今年养猪确实遇到了行业很大的压力，一是环保的原因，使得猪的养殖量有所下降；二是非洲猪瘟的原因，猪死了很多。“这对我们来说是巨大的挑战，我们没做好，我们没有养好猪，使得猪价涨得太多了。”
但另一方面，刘永好说，这也是一个机会。“这次非洲猪瘟将会改变中国传统的房前屋后的养殖模式，”刘永好说，新希望集团用“新好养殖模式”，用新科技、新技术、新模式来养猪，猪死的少。“由于猪死的少了，猪肉价格涨了一倍，所以我们的效益相对好一些，我们的市值也涨了一些。”
35岁万科：王石远去 理想还在否？
马云“退休”，互联网江湖已远。
万科35周年，房地产也已变天。
不知不觉间，万科这家中国最早的上市公司之一，已经35岁了。
35岁的万科，真正做房地产的时间并没有这么长。最初，万科以电器经营起家，几年后才介入房地产。
王石曾说，他对万科最大的贡献之一，就是选择了房地产行业，这当然是顺应时代的选择。30年前，中国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城市化，商品房市场发轫，谁在那时进入房地产，到今天都是收获满满。
王石的过人之处在于，他再进一步，为万科定下了“住宅专业化”的路子，让万科在黄金时代所向披靡，拿下“老大”之位。
2008年是一个节点。那一年万科出现上市以来的首次净利下滑，管理层集体没拿年终奖。痛定思痛后万科“归零”，重新思考公司的未来。
仅靠即售业务无法对抗市场的周期性调整，也不能撑起百年基业的梦想。转型城市配套服务商也从那时就埋下了种子。
2012年，王石赴美游学，郁亮走向台前，正式宣布了这一战略转型。这，依然是顺势而为。
7年后的今天，房地产开发业务天花板已现，开发商们在恒大夏海钧描述的“15万亿大饼”中拼抢，万科却能“笑看风云”，基本盘稳稳hold住，同时从容应对持有和运营的转型。
今天的万科，不能只以“开发商”视之，它的业务，已延伸到商业、租赁、物流、度假等领域。仅物流一项，就与我们大多数人的生活产生关联：全国快递包裹的大约一半，都出自万科旗下的仓库。
在资本和产权层面，纵观万科30多年的历史，参与股改、上市、引入华润、再融资、B转H、事业合伙人、深入混改，几乎每一步都踏准了节奏。
当万科变得越来越大，“谁的万科”这一问题不可避免变得尖锐。30年来，围绕股权，王石与宁高宁、任志强、宋林、傅育宁、吴向东、姚振华、许家印等中国经济的风云人物均有交集，多方或明或暗，争夺万科大股东之位，数次险象环生，影响至今未消。
对此，王石可以说是有执念的，这缘于他个人对时代的认知。相比得“利”，他更在乎“名”，不惜放弃万科原始股；他坚持万科必须是混合所有制，第一大股东最好是国资、央企。他认为这样对万科才最安全、最有利，也由此引发了万科历史上、中国资本市场历史上最具争议的股东与管理层、资本与人力之争。
最终，在2017年，持续三年的“宝万之争”落幕，以恒大退出，深铁入局，宝能让位，王石退休、郁亮上位画上了休止符。
接棒王石的郁亮总爱说，“当好农民种好地”、始终“如履薄冰”。
王石谈留学：我没有“镀金”的想法 但虚荣心是有
我爱探险，上过两次珠峰。但我也知道，很多人会说，这家伙还上去干什么？难道不是被人抬上去的？我这个人的行为处事就不太能被人理解，不是那么中规中矩的。
从美国的哈佛，英国的剑桥、牛津，再到以色列的希伯来大学，王石的留学生活即将画上句号，为此他又出了一本自传《我的改变》，讲述了自己2008年后这十年的经历与感悟。2008年，在他看来是自己人生的又一道分水岭，“我的很多人生转变，都是57岁之后发生的”。
第一财经：年近六十、功成名就以后再去读书，在很多人眼里，这种“名人进名校”的模式，难免有“镀金”的嫌疑。你当时最直接的动力是什么？
王石：
为什么留学？因为有知识短缺的焦虑。我们那代人，学业在中学二年级就中断了，后来去当兵、做工人，又作为工农兵学员上了大学。在学术上，我各方面的训练都是不足的。改革开放以后，我到深圳创业，当时就有去留学的愿望，要补短板。没想到，一创业就是一辈子。到了50岁时，基本上是打算放弃了。因为后来想想，要改善管理方法，可以雇用“海归”博士，不用自己亲身去留学。
直到2008年，我受到了新的触动。2009年，我又被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聘为兼职教授，先是签约一年，开的课是“企业伦理”。做兼职教授和做一个讲座嘉宾是完全不同的。做讲座，讲两三个小时，回答几个问题就可以了。但是完成一个课程，要有一个教学大纲，要讲出自己创办企业30多年的案例，还要有中西方的比较，这是很难的。这个时候，我感到非常非常吃力。很明显，我的理论知识不足。
后来，我又被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聘为兼职教授，讲的也是“企业伦理”。作为兼职教授，学校是要给我教学费的。我拿到的是最高级别，我感到这是他们对我价值的尊重，在当时，还是很能满足我的虚荣心的。
但我继续学习的愿望还是非常强烈，先后给国内几所高校表达过意愿，但没人当回事，都说：“你来了，直接就是教授了。”后来，哈佛大学向我发出邀请，我就积极响应了。我当时的想法是，一定要从理论上梳理自己。
要比较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入手的途径就是宗教。这里头并不是“信不信”的问题，而是从“宗教发生学”的角度去看文化发展的轨迹。出去之前，我没有镀金的想法。镀金一去十年，没有这样镀金的，那都成金了。当然，虚荣心是有的。
第一财经：你是以什么身份进入这几所学校学习的？
在这几所大学都是访问学者。
第一财经：2008年的两场风波，与你出国留学有什么联系？
应该这样说，不管想不想，喜不喜欢，我骨子里流淌的肯定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血液。
我的家庭不是知识分子家庭，我受到的教育也距离传统文化很远。
我还一度庆幸，自己没有受到传统文化的“污染”。主观上，我没有弄清哪些东西要批判，哪些可用，从来没有思考过。
到深圳创业以后，读书自学，对西方文化兴致勃勃，学习也是比较充分的。印象深刻的，读得也非常吃力的，就是汤因比的《历史研究》。那时候真是豁然开朗，重新从西方的角度看文明史，看各种文化的萌芽、生长、成熟和衰落的过程。
我父亲去世后，母亲突然从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变成一个虔诚的佛教徒。这对我刺激很大，我就在想，为什么一个人会突然有那么大的转变？我当然不会因为她的转变而转变，但佛教的确成了我们很重要的话题。我只有聊这个，才能和她有话题。所以，我后来也结识了他们那个虔诚的佛教圈子，有活动，我也去，也拜佛，并不是我在祈祷什么，而是要把参与其中的经历拿回去和我母亲交流。在这个过程中，我也耳濡目染，了解了佛教、道教是怎么一回事。
所以说，到西方，从宗教发生学的角度去学习，并不是说我之前一无所知，不是完全从头开始。举个例子，去哈佛之前，我始终有个疑问，难道信仰基督教的人真的相信有天堂和地狱吗？我完全是带着这样的疑惑去的。到了国外以后，我学习了文化比较，知道了在各种气候、地理条件下产生了怎样的宗教。宗教更多是一个社会伦理道德的支撑，宗教中的很多戒律，比如，不杀生、不骗人、不杀人，这些在各大宗教中都是一致的。
2013年10月入学剑桥（摄于剑桥高科技园）
第一财经：你在剑桥、牛津和希伯来大学都建立了很多关系。
现在我虽然离开了剑桥，但是已经和那里建立了很密切的联络。不仅是彭布鲁克学院，其他许多学院也是如此。在英国，不仅是剑桥，还有牛津。2014年，我就在那里建立了深潜赛艇暑期训练营，企业家们可以在剑桥和牛津吃住、学英语以及其他各种文化课。到现在，已经办了12期。在希伯来大学，我决定明年夏天把教学点开起来。这种学习形式有点像EMBA课程，是成人可持续教育。但它的不同在于，这个课程不是教你如何赚钱，如何建立商业圈子，而主要是让人反思个人和企业的关系，个人与家庭、社会的关系，还有如何界定优秀健康的企业家等等。
这里学员主要是两种成分，一种是企业家和高管，比如我自己界定自己就是一个高管，职业经理人。第二种就是成功的运动家，比如全运会、亚运会和奥运会的冠军，如何让他们在职业生涯第一阶段结束后成功转型？在中国的文化中，运动家和文化人基本是分裂的，他们从小就是训练身体，而可能在知识上、在文学和美学方面的修养不够。企业家可能也有这个问题，不是文科、理科就是工科，如何让企业家在更健全的环境中发展，不仅是头脑上的灵活，还需要体力和四肢上的健全。
从古希腊的传统来说，奥林匹克运动本身就是贵族运动，头脑和四肢是相互健全的。但在中国的传统中，就是君子动口不动手，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搞运动的又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所以，我觉得面对未来，我们的民族在这一点上是欠缺的。我当时建立深潜营也是出于这样的考虑。
第一财经：你到处登山，也到处读书，这两件事，你都干得很较真。有什么是读书不能达成，而只能够通过登山达到的？
我从来没有这样比较过，可能媒体比较敏感，会想这两件事的不同。我从小就喜欢运动，喜欢探险，喜欢竞技体育，这可能和家族基因有关。我父亲很小就从山里出来参加红军长征，我母亲是锡伯族，这个民族被称为“马背上的民族”，骁勇善战。我还很小时，过暑假，母亲就把我们放出去，换三次火车再走十几公里到山里姥姥家。
我喜欢冒险，登雪山满足了我探险的欲望。我还喜欢飞滑翔伞，2000年，我曾经破了中国飞滑翔伞的纪录，这个纪录直到2016年才被打破，足足保持了16年。后来，我又开始飞滑翔机，在大同拿到了国际滑翔机执照。2008年，我又去墨尔本国际滑翔机学校学了两期，拿到了国际滑翔机驾驶执照。运动，就是我生性的爱好。
第一财经：商学院，可以说是企业家和高管们深造的主流选项，在那里的学习和圈子可以直接作用于自己的事业，而你是从宗教、文化的角度选择目的地和课题。
我本身喜欢历史、逻辑学、文学和哲学，我也喜欢思辨。这还是跟我个人偏好和思维方式有关。再从经营企业的角度来说，企业文化也更多是告诉人们如何做人、如何做企业。
第一财经：你写了很多书，几乎两三年一本，其中也有好几部自传，这些书写，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自传严格来说是一本半，我没出过很多自传。哪儿那么自恋呢？还出很多自传……
什么叫“一本半”呢？我创业20年时，写了一本关于万科的书《道路与梦想》，其中也涉及个人经历和家庭背景。这应该是带着自传性质的，其他的一些书都是谈论探险和登山的随笔，应该说和自传没有关系。
到了深圳30年以后，也就是2014年，我又在自传的基础上增加了十年，内容扩大了。原来的那本书，扩充成了两本，第二本就是《大道当然》。其他的书，比如《灵魂三部曲》《彷徨的灵魂》《让灵魂跟上脚步》《生命的台阶》《生命高处》等，都是某一时段对自己的反思和对宗教的认识。
现在这本书，严格来说不是自传体的书写，虽然写到了自己的经历，但主要还是说我对身体的认识、对学业的认识。其实我想写的仅仅是最近十年发生的变化，因为很多人生中的重大变化发生在2008年以后。再联系到自己之前的经历，是和编辑商量的结果，他告诉我，现在的年轻人不知道王石以前的经历，也不会翻以前的书来看，要想把问题说清楚，还是要交代一些背景。
12月8日，万科集团创始人、董事会名誉主席王石在2019（第十八届）中国企业领袖年会上回应了两则有关他的传言。
第一个传言是说他整形了。
王石说，刚刚刘永好也问了他这个问题。“我告诉他，我说那叫塑形。”王石说，“整形和塑形什么区别呢？整形是躺在手术台上人别人给你整。塑形是自己整自己。”
王石说，他也看到了网上关于他整下巴的传闻。对此，他回应道，“我就告诉你们，我没准备整形，但是我准备整形五官的话，我整哪儿也不会整下巴，因为我的长处，我被这些女孩子看着有点意思的，这个下巴占了很主要的位置……”
王石笑称，“你看我这个蒜头鼻，头发也不多，下巴是绝对不能整的”。
另一则传言是说他在日本给心脏安了五个支架。
“关于我到日本去做心脏手术这个传言已经流传十年了，基本上每年都要发作一次。我在这儿要声明一下，无论是在日本还是在其他发达国家，还是在中国，我目前为止还没有做过心脏手术，当然包括搭桥。”
对于为何提到这两则谣传，王石说，在网络时代，有很多“黑”你的，企业和品牌要做好思想准备。“如果没有这样的思想准备，你感到委屈，这个时代是容不得你的。” 在做出澄清之后，王石谈到了他近年来所热衷的环保工作。他说，他明天准备赴马德里参加联合国世界气候应对大会第二十五届会议，代表100万中国企业家发表主张。
他说，在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之后，中国在国际减排行动中“扛起了大旗”，而在这方面企业家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我觉得，在如何和自然相处的关系上，如何适应自然、同环境融为一体上，中国是走在前面的，甚至从某种角度来讲中国远远走在前面。”
在他看来，中国在退耕还林方面的投入和进展一直在世界占领先地位。举例来说，作为退耕还林的第一站，延安在退耕还林方面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在短短20年的时间，从一个黄土高坡、烟尘滚滚的地方变成了一个绿色的森林城市。整个陕西成为中国的苹果大省，在中国，6个苹果有1个是陕西生产的，9个苹果有1个是延安生产的。
“过去，中国人讲人和自然的关系，实际上在未来，中国不仅仅可以在经济、创新方面引领世界，在生态环保方面也应该是引领的。无论未来有什么变化，绿色环保都是国际共同语言，是国际上的通行证。”
图/图虫
王石：2011年到现在一直求学 未来想去印度日本土耳其
王石在演讲中表示，2011年到国外求学，一直到现在还在求学，现在在以色列的希伯来大学，准备明年还是在以色列，后年就要准备换国家了，有三个国家可选择，一个是印度，一个是日本，再一个就是土耳其。
“没想好，哪个都想去。我现在就想说现在中国机会太多，这个也想去，那个也想去，这个丢了也可惜，那个错过机会了。我告诉你们我的方法论就是抓阄，这样最典型的方法你不用费什么心思。”他说道。
王石问新希望今年赚了多少？ 刘永好：请你吃猪肉大餐没问题
12月8日，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在2019（第十八届）中国企业领袖年会上宣布，将再投90亿建9个大型养猪场，用“新好养猪模式”再养680万头猪。
刘永好说，今年以来养猪行业遭遇了一定的困难，猪的存栏量减少了40%，猪价上涨甚至令10月CPI同比增长了3.8%，国家、企业和老百姓都在呼吁把猪养好，令CPI增速能有所下降。
刘永好介绍，经过几年的努力，新希望集团推出了“新好养猪模式”。通过一种七级隔离措施，让非洲猪瘟病毒不易进入养殖体系，同时用新风体系、智能防御格局提高存活率。“即使面对疫情，我们新希望的养猪体系的成活率达到了90%以上。”同时，通过在科学育种上加大投入，使得养猪全成本下降。
在会上，万科集团创始人、董事会名誉主席王石问刘永好：“今年是不是赚大钱了？”刘永好回答：“今年还可以，效益不错。”当王石追问到底赚了多少时，刘永好回答说，“我们今年效益不错，比去年同期翻的比较多。我想，请你吃饭肯定没有问题，到川商会馆吃饭，吃猪肉大餐。”
刘永好说，今年养猪确实遇到了行业很大的压力，一是环保的原因，使得猪的养殖量有所下降；二是非洲猪瘟的原因，猪死了很多。“这对我们来说是巨大的挑战，我们没做好，我们没有养好猪，使得猪价涨得太多了。”
但另一方面，刘永好说，这也是一个机会。“这次非洲猪瘟将会改变中国传统的房前屋后的养殖模式，”刘永好说，新希望集团用“新好养殖模式”，用新科技、新技术、新模式来养猪，猪死的少。“由于猪死的少了，猪肉价格涨了一倍，所以我们的效益相对好一些，我们的市值也涨了一些。”
35岁万科：王石远去 理想还在否？
马云“退休”，互联网江湖已远。
万科35周年，房地产也已变天。
不知不觉间，万科这家中国最早的上市公司之一，已经35岁了。
35岁的万科，真正做房地产的时间并没有这么长。最初，万科以电器经营起家，几年后才介入房地产。
王石曾说，他对万科最大的贡献之一，就是选择了房地产行业，这当然是顺应时代的选择。30年前，中国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城市化，商品房市场发轫，谁在那时进入房地产，到今天都是收获满满。
王石的过人之处在于，他再进一步，为万科定下了“住宅专业化”的路子，让万科在黄金时代所向披靡，拿下“老大”之位。
2008年是一个节点。那一年万科出现上市以来的首次净利下滑，管理层集体没拿年终奖。痛定思痛后万科“归零”，重新思考公司的未来。
仅靠即售业务无法对抗市场的周期性调整，也不能撑起百年基业的梦想。转型城市配套服务商也从那时就埋下了种子。
2012年，王石赴美游学，郁亮走向台前，正式宣布了这一战略转型。这，依然是顺势而为。
7年后的今天，房地产开发业务天花板已现，开发商们在恒大夏海钧描述的“15万亿大饼”中拼抢，万科却能“笑看风云”，基本盘稳稳hold住，同时从容应对持有和运营的转型。
今天的万科，不能只以“开发商”视之，它的业务，已延伸到商业、租赁、物流、度假等领域。仅物流一项，就与我们大多数人的生活产生关联：全国快递包裹的大约一半，都出自万科旗下的仓库。
在资本和产权层面，纵观万科30多年的历史，参与股改、上市、引入华润、再融资、B转H、事业合伙人、深入混改，几乎每一步都踏准了节奏。
当万科变得越来越大，“谁的万科”这一问题不可避免变得尖锐。30年来，围绕股权，王石与宁高宁、任志强、宋林、傅育宁、吴向东、姚振华、许家印等中国经济的风云人物均有交集，多方或明或暗，争夺万科大股东之位，数次险象环生，影响至今未消。
对此，王石可以说是有执念的，这缘于他个人对时代的认知。相比得“利”，他更在乎“名”，不惜放弃万科原始股；他坚持万科必须是混合所有制，第一大股东最好是国资、央企。他认为这样对万科才最安全、最有利，也由此引发了万科历史上、中国资本市场历史上最具争议的股东与管理层、资本与人力之争。
最终，在2017年，持续三年的“宝万之争”落幕，以恒大退出，深铁入局，宝能让位，王石退休、郁亮上位画上了休止符。
接棒王石的郁亮总爱说，“当好农民种好地”、始终“如履薄冰”。
王石谈留学：我没有“镀金”的想法 但虚荣心是有
我爱探险，上过两次珠峰。但我也知道，很多人会说，这家伙还上去干什么？难道不是被人抬上去的？我这个人的行为处事就不太能被人理解，不是那么中规中矩的。
从美国的哈佛，英国的剑桥、牛津，再到以色列的希伯来大学，王石的留学生活即将画上句号，为此他又出了一本自传《我的改变》，讲述了自己2008年后这十年的经历与感悟。2008年，在他看来是自己人生的又一道分水岭，“我的很多人生转变，都是57岁之后发生的”。
第一财经：年近六十、功成名就以后再去读书，在很多人眼里，这种“名人进名校”的模式，难免有“镀金”的嫌疑。你当时最直接的动力是什么？
王石：
我爱探险，上过两次珠峰。但我也知道，很多人会说，这家伙还上去干什么？难道不是被人抬上去的？我这个人的行为处事就不太能被人理解，不是那么中规中矩的。
为什么留学？因为有知识短缺的焦虑。我们那代人，学业在中学二年级就中断了，后来去当兵、做工人，又作为工农兵学员上了大学。在学术上，我各方面的训练都是不足的。改革开放以后，我到深圳创业，当时就有去留学的愿望，要补短板。没想到，一创业就是一辈子。到了50岁时，基本上是打算放弃了。因为后来想想，要改善管理方法，可以雇用“海归”博士，不用自己亲身去留学。
直到2008年，我受到了新的触动。2009年，我又被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聘为兼职教授，先是签约一年，开的课是“企业伦理”。做兼职教授和做一个讲座嘉宾是完全不同的。做讲座，讲两三个小时，回答几个问题就可以了。但是完成一个课程，要有一个教学大纲，要讲出自己创办企业30多年的案例，还要有中西方的比较，这是很难的。这个时候，我感到非常非常吃力。很明显，我的理论知识不足。
后来，我又被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聘为兼职教授，讲的也是“企业伦理”。作为兼职教授，学校是要给我教学费的。我拿到的是最高级别，我感到这是他们对我价值的尊重，在当时，还是很能满足我的虚荣心的。
但我继续学习的愿望还是非常强烈，先后给国内几所高校表达过意愿，但没人当回事，都说：“你来了，直接就是教授了。”后来，哈佛大学向我发出邀请，我就积极响应了。我当时的想法是，一定要从理论上梳理自己。
要比较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入手的途径就是宗教。这里头并不是“信不信”的问题，而是从“宗教发生学”的角度去看文化发展的轨迹。出去之前，我没有镀金的想法。镀金一去十年，没有这样镀金的，那都成金了。当然，虚荣心是有的。
第一财经：你是以什么身份进入这几所学校学习的？
王石：
在这几所大学都是访问学者。
第一财经：2008年的两场风波，与你出国留学有什么联系？
王石：
应该这样说，不管想不想，喜不喜欢，我骨子里流淌的肯定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血液。
我的家庭不是知识分子家庭，我受到的教育也距离传统文化很远。
我还一度庆幸，自己没有受到传统文化的“污染”。主观上，我没有弄清哪些东西要批判，哪些可用，从来没有思考过。
到深圳创业以后，读书自学，对西方文化兴致勃勃，学习也是比较充分的。印象深刻的，读得也非常吃力的，就是汤因比的《历史研究》。那时候真是豁然开朗，重新从西方的角度看文明史，看各种文化的萌芽、生长、成熟和衰落的过程。
我父亲去世后，母亲突然从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变成一个虔诚的佛教徒。这对我刺激很大，我就在想，为什么一个人会突然有那么大的转变？我当然不会因为她的转变而转变，但佛教的确成了我们很重要的话题。我只有聊这个，才能和她有话题。所以，我后来也结识了他们那个虔诚的佛教圈子，有活动，我也去，也拜佛，并不是我在祈祷什么，而是要把参与其中的经历拿回去和我母亲交流。在这个过程中，我也耳濡目染，了解了佛教、道教是怎么一回事。
所以说，到西方，从宗教发生学的角度去学习，并不是说我之前一无所知，不是完全从头开始。举个例子，去哈佛之前，我始终有个疑问，难道信仰基督教的人真的相信有天堂和地狱吗？我完全是带着这样的疑惑去的。到了国外以后，我学习了文化比较，知道了在各种气候、地理条件下产生了怎样的宗教。宗教更多是一个社会伦理道德的支撑，宗教中的很多戒律，比如，不杀生、不骗人、不杀人，这些在各大宗教中都是一致的。
2013年10月入学剑桥（摄于剑桥高科技园）
第一财经：你在剑桥、牛津和希伯来大学都建立了很多关系。
王石：
现在我虽然离开了剑桥，但是已经和那里建立了很密切的联络。不仅是彭布鲁克学院，其他许多学院也是如此。在英国，不仅是剑桥，还有牛津。2014年，我就在那里建立了深潜赛艇暑期训练营，企业家们可以在剑桥和牛津吃住、学英语以及其他各种文化课。到现在，已经办了12期。在希伯来大学，我决定明年夏天把教学点开起来。这种学习形式有点像EMBA课程，是成人可持续教育。但它的不同在于，这个课程不是教你如何赚钱，如何建立商业圈子，而主要是让人反思个人和企业的关系，个人与家庭、社会的关系，还有如何界定优秀健康的企业家等等。
这里学员主要是两种成分，一种是企业家和高管，比如我自己界定自己就是一个高管，职业经理人。第二种就是成功的运动家，比如全运会、亚运会和奥运会的冠军，如何让他们在职业生涯第一阶段结束后成功转型？在中国的文化中，运动家和文化人基本是分裂的，他们从小就是训练身体，而可能在知识上、在文学和美学方面的修养不够。企业家可能也有这个问题，不是文科、理科就是工科，如何让企业家在更健全的环境中发展，不仅是头脑上的灵活，还需要体力和四肢上的健全。
从古希腊的传统来说，奥林匹克运动本身就是贵族运动，头脑和四肢是相互健全的。但在中国的传统中，就是君子动口不动手，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搞运动的又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所以，我觉得面对未来，我们的民族在这一点上是欠缺的。我当时建立深潜营也是出于这样的考虑。
第一财经：你到处登山，也到处读书，这两件事，你都干得很较真。有什么是读书不能达成，而只能够通过登山达到的？
王石：
我从来没有这样比较过，可能媒体比较敏感，会想这两件事的不同。我从小就喜欢运动，喜欢探险，喜欢竞技体育，这可能和家族基因有关。我父亲很小就从山里出来参加红军长征，我母亲是锡伯族，这个民族被称为“马背上的民族”，骁勇善战。我还很小时，过暑假，母亲就把我们放出去，换三次火车再走十几公里到山里姥姥家。
我喜欢冒险，登雪山满足了我探险的欲望。我还喜欢飞滑翔伞，2000年，我曾经破了中国飞滑翔伞的纪录，这个纪录直到2016年才被打破，足足保持了16年。后来，我又开始飞滑翔机，在大同拿到了国际滑翔机执照。2008年，我又去墨尔本国际滑翔机学校学了两期，拿到了国际滑翔机驾驶执照。运动，就是我生性的爱好。
第一财经：商学院，可以说是企业家和高管们深造的主流选项，在那里的学习和圈子可以直接作用于自己的事业，而你是从宗教、文化的角度选择目的地和课题。
王石：
我本身喜欢历史、逻辑学、文学和哲学，我也喜欢思辨。这还是跟我个人偏好和思维方式有关。再从经营企业的角度来说，企业文化也更多是告诉人们如何做人、如何做企业。
第一财经：你写了很多书，几乎两三年一本，其中也有好几部自传，这些书写，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王石：
自传严格来说是一本半，我没出过很多自传。哪儿那么自恋呢？还出很多自传……
什么叫“一本半”呢？我创业20年时，写了一本关于万科的书《道路与梦想》，其中也涉及个人经历和家庭背景。这应该是带着自传性质的，其他的一些书都是谈论探险和登山的随笔，应该说和自传没有关系。
到了深圳30年以后，也就是2014年，我又在自传的基础上增加了十年，内容扩大了。原来的那本书，扩充成了两本，第二本就是《大道当然》。其他的书，比如《灵魂三部曲》《彷徨的灵魂》《让灵魂跟上脚步》《生命的台阶》《生命高处》等，都是某一时段对自己的反思和对宗教的认识。
现在这本书，严格来说不是自传体的书写，虽然写到了自己的经历，但主要还是说我对身体的认识、对学业的认识。其实我想写的仅仅是最近十年发生的变化，因为很多人生中的重大变化发生在2008年以后。再联系到自己之前的经历，是和编辑商量的结果，他告诉我，现在的年轻人不知道王石以前的经历，也不会翻以前的书来看，要想把问题说清楚，还是要交代一些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