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前几天有条热搜。
说是江西新余有个小孩病情严重，在江西省儿童医院治疗后，情况一直没有好转。
医生建议转院治疗，家长就提出要去上海，还让主治医生帮忙联系救护车。
救护车来得很快，司机说转运费要28000元。家长听完很震惊，觉得怎么会这么贵，但考虑孩子的病情，也没有讨价还价。
两个月后，孩子病情稳定了，家长也有空琢磨了，越想越不得劲，觉得这钱贵得“离谱”，既没个明细，也没收到发票或收据。
于是反手投诉到了江西省卫健委。
家长说，后来江西省儿童医院联系过他，表示医院和救护车所在公司没有关系，只是医生出于好心帮忙联系，医生也没有收取任何费用。
至于“为什么转运800多公里要花28000元”，医院也不是很清楚。
按照南昌紧急救援中心的明文规定，救护车有固定的收费标准，从南昌转运至上海有800多公里，整体费用应该在11000元左右。
和家长提到的28000元，相差甚远。
所以舆论可想而知。
很多人直呼“太贵了”，“根本坐不起”。
觉得以后只能自备救护车救命了。
怀疑这是医生和救护车所在方联合做局，趁火打劫，“趁你病要你命”。
也有人觉得收钱没问题，但每分钱是花在什么地方的都应该给出详情。
不能不明不白。
没多久，卫健委发了情况通报，说“救护车所在方存在收费不合理等问题”，已要求退还。
这家民营医院，也被暂停了医疗转运服务。
不过通报里提到了更多细节。
原来当夜的情况是，江西省儿童医院自己的救护车不符合跨省转运条件，所以在家属的请求下，主治医生帮忙联系了其他救护车。
因为患者病情危急，医院派出了两位医护人员随车护送，并提供了ECMO等相关抢救设备和药品。最后顺利抵达，患者转危为安。
这下舆论又反转了。
几乎都在指责家长“过河拆桥”。
他们说，这是人命关天的事情啊。要不是司机冒着风险连夜开车，孩子命都不一定保得住，回头又开始嫌价格贵了？
而且一开始就约定好了价格，现在却倒打一耙，简直就是恩将仇报啊。
并且强调，这是一般的救护车吗？
不，这是带着ECMO的救护车啊。
这机器那么贵，开一天大几万，平时根本就不出医院，要不然磕了碰了谁负责。结果现在就这么大方地跟车走了，家长还不懂感恩？？？
专门干医疗转运的人说，这点钱完全就是做慈善的，要是真的按商业项目来报价，至少要20万起步，而且特殊情况都不接的。
结果医生自己找关系帮他们联系到了，还要被内涵有问题，真是吃力不讨好。
于是，大家越想越为医院和医生感到委屈，生怕他们做了好事还要挨批评，特意跑去给他们送锦旗，夸奖他们是真正的医者仁心。
其实唐先生做了些澄清，解释28000元只是救护车费用，是单独付给司机的，而转运过程中ECMO等设备的使用费用和随行医护人员的费用已经在出院前结清。但网友们也坚持立场，觉得不能用普通救护车的价格来衡量带有ECMO设备的救护车，哪怕只针对车费。
人与人的想法果然无法相通，这家长可能也没想到自己摇身变成人人喊打的大反派了。
2
民营救护车存在收费不合理的情况，这是正式通报过的、板上钉钉的事。
凡事要讲标准讲程序，这没问题。
但人不能只在对自己有利的时候要求程序正义，而在其他时候嫌弃医院和医生不近人情。
最典型的例子，飞刀。
国内医疗资源分布不均，小地方的医疗水平跟不上，碰到复杂点的问题就束手无策，只能建议病人去大医院试试。
但对病人来说，转去大医院，不仅要花更多钱，还要经过漫长的等待，太难了。
于是萌生出这种，花钱请大城市的资深医生利用休息时间到其他医院做手术的行为。
以情理来论，这当然是好事。
“飞刀医生”省了患者来回奔波的麻烦，救了人的命，让人能花小钱办大事。
但如果谈程序，就比较尴尬了。
医生要去原单位以外的地方出诊，要么走正规的会诊申请途径，要么需要申请多点执业。
这些都属于公对公的行为，费用标准虽然可以酌情提高，但也高不到哪去，大多数时候都不够补贴医生飞到基层去的来回机票。
但“飞刀”属于私对私，更多来自医生之间的相互介绍，以及和患者的私下沟通。
所以在费用收取上，更加“灵活”。
伴随的风险是，一旦患者翻脸不认人，医生们基本没有什么可辩驳的空间。
这有一条旧闻。
山西洪洞一位62岁的脑梗患者，病情严重。
当地条件有限，手术效果不能保障，患者年纪也大了，不适合长途跋涉。
于是征得患者家属同意的情况下，当地医院请来了北京天坛医院的专家给他做手术，约定要支付10000元的劳务费。
手术很顺利，患者家属也将约定费用交给了当地医院某位主任，由他转交给专家。
结果手术结束后，一条录制“医生私收患者一万元红包”的视频被曝光到网上。
费用被退回，主任被停职，专家同样面临调查。只有患者和家属赚麻了。
飞刀手术肯定需要提前沟通，但有时家属事先答应得很好，等手术做完又变了一副面孔，最后也只能归结为沟通不到位等等外部原因。
河南滑县，乔先生的儿子要手术。
进手术室前，院方说手术难度大，要请上海专家，需要支付3000元专家费。
后来乔先生看了费用清单，没发现专家费这一项，于是偷拍了把3000元现金交给医生助理的过程，并曝光给了媒体想维权。
媒体来势汹汹，开口就是质问：
“手术费才400多块钱，你这收我3000元的专家费？允许吗？合法吗？”
“医生的劳务费咱允许向患者收取吗？哪条规定这样规定的，你们的收费依据是什么？”
医生和助理再三解释，这是上海专家来做手术的专家费，但患者和媒体并不满意。
最后还是院长出面处理，把这份专家费退了回去，就是息事宁人的意思。
他们也很无奈，明明之前和患者家属沟通过，怎么手术做完就一问三不知呢？
很难说这种家属的诉求到底是什么，既要把病治了，也要把钱省了，结果只能是医生和医院承担了额外的成本。
还有一次是在河北衡水。
李先生反映，母亲手术前麻醉后，被通知要准备13000元现金当专家费。
他当场给了钱，事后又觉得自己被做局了，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虽然官方这次认定，专家费收取合规，医院没有过错，只是存在沟通问题。
但医生们看在眼里，心中的顾虑又增加了。
3
相似的故事总在上演。
这也给医生们提了个醒，按程序办事才能让人挑不出毛病，哪怕情况十分危急。
二十年前彭宇案发生后，走在马路上都没人敢去扶老人了。就算真的要扶，也恨不得旁边放上八百个摄像头，以便自证清白。
现在出现太多吃力不讨好的事，医生们也会越来越保守，越来越明哲保身。
有些出于好心的建议，能不提就不提了；有些存在风险的手术，能不做就不做了。
没问题还好，就怕平白无故惹祸上身。
连锁反应是，要是再碰到有需要的人，也没人敢去帮忙了，等于断了别人的救命路。
不用看以后，活生生的例子已经有了。
有能力“飞刀”的专家，也不敢随意出手了。
担着风险抢运病人的救护车，很难联系到了。
毕竟惹不起，难道还躲不起吗？
那些自以为是的大聪明，走了自己的路，拆了别人的桥，让更多患者无路可走了。
所以网友把这些行为叫“前人砍树，后人遭殃”。
最后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普通人。
根本问题在于，医疗资源就是不均衡的。
有些病症在小医院属于疑难杂症，医生们束手无策，但去了大医院就迎刃而解了。
因为医学是一个很吃经验的学科，不是说多读几本医书教程、多看几篇前沿论文就可以解决的。病人也不可能按照说明书生病啊。
大城市、大医生的医生见到的病例更丰富，积累的经验更多，能使用的仪器更前沿。有了足够的积累，疑难杂症也就有解法了。
类似“飞刀”这种灰色地带的行为，或者医生间的推荐和介绍，实际已经是很多人能够接触到优质医疗资源的最简单方式。
如果一味让办好事的医生寒心，让他们威慑于可能被举报、被投诉的风险里，那么真正需要帮助的患者，该如何自处呢？未来可能需要帮助的我们自己，又该如何呢？
当然，程序和标准不该被扔在脑后。
只是，如何通过程序和标准解决医生和患者双方的困境，依旧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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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有条热搜。
说是江西新余有个小孩病情严重，在江西省儿童医院治疗后，情况一直没有好转。
医生建议转院治疗，家长就提出要去上海，还让主治医生帮忙联系救护车。
救护车来得很快，司机说转运费要28000元。家长听完很震惊，觉得怎么会这么贵，但考虑孩子的病情，也没有讨价还价。
两个月后，孩子病情稳定了，家长也有空琢磨了，越想越不得劲，觉得这钱贵得“离谱”，既没个明细，也没收到发票或收据。
于是反手投诉到了江西省卫健委。
家长说，后来江西省儿童医院联系过他，表示医院和救护车所在公司没有关系，只是医生出于好心帮忙联系，医生也没有收取任何费用。
至于“为什么转运800多公里要花28000元”，医院也不是很清楚。
按照南昌紧急救援中心的明文规定，救护车有固定的收费标准，从南昌转运至上海有800多公里，整体费用应该在11000元左右。
和家长提到的28000元，相差甚远。
所以舆论可想而知。
很多人直呼“太贵了”，“根本坐不起”。
觉得以后只能自备救护车救命了。
怀疑这是医生和救护车所在方联合做局，趁火打劫，“趁你病要你命”。
也有人觉得收钱没问题，但每分钱是花在什么地方的都应该给出详情。
不能不明不白。
没多久，卫健委发了情况通报，说“救护车所在方存在收费不合理等问题”，已要求退还。
这家民营医院，也被暂停了医疗转运服务。
不过通报里提到了更多细节。
原来当夜的情况是，江西省儿童医院自己的救护车不符合跨省转运条件，所以在家属的请求下，主治医生帮忙联系了其他救护车。
因为患者病情危急，医院派出了两位医护人员随车护送，并提供了ECMO等相关抢救设备和药品。最后顺利抵达，患者转危为安。
这下舆论又反转了。
几乎都在指责家长“过河拆桥”。
他们说，这是人命关天的事情啊。要不是司机冒着风险连夜开车，孩子命都不一定保得住，回头又开始嫌价格贵了？
而且一开始就约定好了价格，现在却倒打一耙，简直就是恩将仇报啊。
并且强调，这是一般的救护车吗？
不，这是带着ECMO的救护车啊。
这机器那么贵，开一天大几万，平时根本就不出医院，要不然磕了碰了谁负责。结果现在就这么大方地跟车走了，家长还不懂感恩？？？
专门干医疗转运的人说，这点钱完全就是做慈善的，要是真的按商业项目来报价，至少要20万起步，而且特殊情况都不接的。
结果医生自己找关系帮他们联系到了，还要被内涵有问题，真是吃力不讨好。
于是，大家越想越为医院和医生感到委屈，生怕他们做了好事还要挨批评，特意跑去给他们送锦旗，夸奖他们是真正的医者仁心。
其实唐先生做了些澄清，解释28000元只是救护车费用，是单独付给司机的，而转运过程中ECMO等设备的使用费用和随行医护人员的费用已经在出院前结清。但网友们也坚持立场，觉得不能用普通救护车的价格来衡量带有ECMO设备的救护车，哪怕只针对车费。
人与人的想法果然无法相通，这家长可能也没想到自己摇身变成人人喊打的大反派了。
2
民营救护车存在收费不合理的情况，这是正式通报过的、板上钉钉的事。
凡事要讲标准讲程序，这没问题。
但人不能只在对自己有利的时候要求程序正义，而在其他时候嫌弃医院和医生不近人情。
最典型的例子，飞刀。
国内医疗资源分布不均，小地方的医疗水平跟不上，碰到复杂点的问题就束手无策，只能建议病人去大医院试试。
但对病人来说，转去大医院，不仅要花更多钱，还要经过漫长的等待，太难了。
于是萌生出这种，花钱请大城市的资深医生利用休息时间到其他医院做手术的行为。
以情理来论，这当然是好事。
“飞刀医生”省了患者来回奔波的麻烦，救了人的命，让人能花小钱办大事。
但如果谈程序，就比较尴尬了。
医生要去原单位以外的地方出诊，要么走正规的会诊申请途径，要么需要申请多点执业。
这些都属于公对公的行为，费用标准虽然可以酌情提高，但也高不到哪去，大多数时候都不够补贴医生飞到基层去的来回机票。
但“飞刀”属于私对私，更多来自医生之间的相互介绍，以及和患者的私下沟通。
所以在费用收取上，更加“灵活”。
伴随的风险是，一旦患者翻脸不认人，医生们基本没有什么可辩驳的空间。
这有一条旧闻。
山西洪洞一位62岁的脑梗患者，病情严重。
当地条件有限，手术效果不能保障，患者年纪也大了，不适合长途跋涉。
于是征得患者家属同意的情况下，当地医院请来了北京天坛医院的专家给他做手术，约定要支付10000元的劳务费。
手术很顺利，患者家属也将约定费用交给了当地医院某位主任，由他转交给专家。
结果手术结束后，一条录制“医生私收患者一万元红包”的视频被曝光到网上。
费用被退回，主任被停职，专家同样面临调查。只有患者和家属赚麻了。
飞刀手术肯定需要提前沟通，但有时家属事先答应得很好，等手术做完又变了一副面孔，最后也只能归结为沟通不到位等等外部原因。
河南滑县，乔先生的儿子要手术。
进手术室前，院方说手术难度大，要请上海专家，需要支付3000元专家费。
后来乔先生看了费用清单，没发现专家费这一项，于是偷拍了把3000元现金交给医生助理的过程，并曝光给了媒体想维权。
媒体来势汹汹，开口就是质问：
“手术费才400多块钱，你这收我3000元的专家费？允许吗？合法吗？”
“医生的劳务费咱允许向患者收取吗？哪条规定这样规定的，你们的收费依据是什么？”
医生和助理再三解释，这是上海专家来做手术的专家费，但患者和媒体并不满意。
最后还是院长出面处理，把这份专家费退了回去，就是息事宁人的意思。
他们也很无奈，明明之前和患者家属沟通过，怎么手术做完就一问三不知呢？
很难说这种家属的诉求到底是什么，既要把病治了，也要把钱省了，结果只能是医生和医院承担了额外的成本。
还有一次是在河北衡水。
李先生反映，母亲手术前麻醉后，被通知要准备13000元现金当专家费。
他当场给了钱，事后又觉得自己被做局了，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虽然官方这次认定，专家费收取合规，医院没有过错，只是存在沟通问题。
但医生们看在眼里，心中的顾虑又增加了。
3
相似的故事总在上演。
这也给医生们提了个醒，按程序办事才能让人挑不出毛病，哪怕情况十分危急。
二十年前彭宇案发生后，走在马路上都没人敢去扶老人了。就算真的要扶，也恨不得旁边放上八百个摄像头，以便自证清白。
现在出现太多吃力不讨好的事，医生们也会越来越保守，越来越明哲保身。
有些出于好心的建议，能不提就不提了；有些存在风险的手术，能不做就不做了。
没问题还好，就怕平白无故惹祸上身。
连锁反应是，要是再碰到有需要的人，也没人敢去帮忙了，等于断了别人的救命路。
不用看以后，活生生的例子已经有了。
有能力“飞刀”的专家，也不敢随意出手了。
担着风险抢运病人的救护车，很难联系到了。
毕竟惹不起，难道还躲不起吗？
那些自以为是的大聪明，走了自己的路，拆了别人的桥，让更多患者无路可走了。
所以网友把这些行为叫“前人砍树，后人遭殃”。
最后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普通人。
根本问题在于，医疗资源就是不均衡的。
有些病症在小医院属于疑难杂症，医生们束手无策，但去了大医院就迎刃而解了。
因为医学是一个很吃经验的学科，不是说多读几本医书教程、多看几篇前沿论文就可以解决的。病人也不可能按照说明书生病啊。
大城市、大医生的医生见到的病例更丰富，积累的经验更多，能使用的仪器更前沿。有了足够的积累，疑难杂症也就有解法了。
类似“飞刀”这种灰色地带的行为，或者医生间的推荐和介绍，实际已经是很多人能够接触到优质医疗资源的最简单方式。
如果一味让办好事的医生寒心，让他们威慑于可能被举报、被投诉的风险里，那么真正需要帮助的患者，该如何自处呢？未来可能需要帮助的我们自己，又该如何呢？
当然，程序和标准不该被扔在脑后。
只是，如何通过程序和标准解决医生和患者双方的困境，依旧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