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年4月瑞典最后一所位于南部小城法肯伯镇（Falkenberg）的孔子学堂关闭，成为欧洲首个与孔子学院彻底告别的国家，但瑞典中文教育并没有停顿。 报导说，欧洲第一个引进孔子学院的国家也是瑞典，2005年2月，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Stockholm University）开办欧洲第一所孔子学院，更是世界上第一所开课的孔子学院。 2015年斯德哥尔摩大学结束与孔子学院长达10年的合作，因“在大学系统中存在由其他国家资助的机构，这是令人质疑的做法”，但剥离中国政府的直接影响，瑞典汉语教育仍稳定推动。 回顾孔子学院离开瑞典两年后，当地各级汉语教育系统并未发生太大变化，2020年在大学里学习汉语的人数甚至增加。 瑞典哥德堡大学语言与文学系高级讲师和系副主任杨富雷（Fredrik Fällman）说，疫情对瑞典的就业造成很大的影响，因此很多人选择到大学上学，带动学习汉语人数增加。 报导指出，至于最先选择退出和孔子学院合作的斯德哥尔摩大学，本身就具备悠久的汉学研究传统，固定的行政编制和良好的汉语教学师资，选择退出并不会影响汉语教学和学术研究。 不过并非每所瑞典的大学都具备完善的汉语教学资源与师资，像是吕勒欧工业大学（Luleå tekniska universitet）自孔子学院离开后，当地的汉语教育无以为继。 甚至2006年瑞典政府虽颁布高中可选读汉语并制定教学大纲，但并未积极支持，使得瑞典很多地方自治体因缺乏足够的财政和师资，不敢贸然在初高中开设汉语课程。 杨富雷强调，选择不与孔子学院继续合作并非当局的要求，而是各大学自主决定，虽然大学是国立大学，但是独立的，决定权在大学本身，不在政府。 斯德哥尔摩大学成立孔子学院初期就有人质疑，大学系统是否应存在由其他国家资助的机构，又因中国政府国际形象的转变，类似的质疑变得更加合理。 杨富雷说，从2005年到2015年10年间，中国越来越像是个自傲的强国，以往中国内部对于公民社会、宗教自由、民族权利等问题睁只眼闭只眼，现在两只眼睛都睁得很大，什么都要管理，什么都要压制。 报导说，这就是孔子学院的问题症结所在，无法提供与西方社会相匹配的自由言论空间，自我阉割关于宗教和民族权利等敏感话题的讨论，无法满足现代自由民主社会对于教育机构的需求。 孔子学院虽标榜依照歌德学院、塞万提斯学院和法语联盟而建立的汉语语言和文化推广机构，却逐渐变为中国政府输出意识形态的“中继站”。 比如英国首相候选人、前财政大臣苏纳克（Rishi Sunak）在7月底电视辩论中承诺，倘若当选保守党党魁，将关闭在英国的30所孔子学院。 德国联邦教育及研究部部长卡尔利茨克（Anja Karliczek）也在去年10月指出，担忧孔子学院对德国大专院校的影响显而易见，建议各校认真审视和孔子学院的合作，果断处理中国影响。 瑞典的汉语教育市场今年也出现了一张新面孔：台湾华语文学习中心。这个由台湾政府资助的语言教育机构从去年开始，陆续在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等国家设立据点。 但杨富雷表示，虽然台湾是民主国家，但瑞典的国立大学不管合作的机构在什么地方，都需要保持管理的自由和独立性。
前年4月瑞典最后一所位于南部小城法肯伯镇（Falkenberg）的孔子学堂关闭，成为欧洲首个与孔子学院彻底告别的国家，但瑞典中文教育并没有停顿。
报导说，欧洲第一个引进孔子学院的国家也是瑞典，2005年2月，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Stockholm University）开办欧洲第一所孔子学院，更是世界上第一所开课的孔子学院。
2015年斯德哥尔摩大学结束与孔子学院长达10年的合作，因“在大学系统中存在由其他国家资助的机构，这是令人质疑的做法”，但剥离中国政府的直接影响，瑞典汉语教育仍稳定推动。
回顾孔子学院离开瑞典两年后，当地各级汉语教育系统并未发生太大变化，2020年在大学里学习汉语的人数甚至增加。
瑞典哥德堡大学语言与文学系高级讲师和系副主任杨富雷（Fredrik Fällman）说，疫情对瑞典的就业造成很大的影响，因此很多人选择到大学上学，带动学习汉语人数增加。
报导指出，至于最先选择退出和孔子学院合作的斯德哥尔摩大学，本身就具备悠久的汉学研究传统，固定的行政编制和良好的汉语教学师资，选择退出并不会影响汉语教学和学术研究。
不过并非每所瑞典的大学都具备完善的汉语教学资源与师资，像是吕勒欧工业大学（Luleå tekniska universitet）自孔子学院离开后，当地的汉语教育无以为继。
甚至2006年瑞典政府虽颁布高中可选读汉语并制定教学大纲，但并未积极支持，使得瑞典很多地方自治体因缺乏足够的财政和师资，不敢贸然在初高中开设汉语课程。
杨富雷强调，选择不与孔子学院继续合作并非当局的要求，而是各大学自主决定，虽然大学是国立大学，但是独立的，决定权在大学本身，不在政府。
斯德哥尔摩大学成立孔子学院初期就有人质疑，大学系统是否应存在由其他国家资助的机构，又因中国政府国际形象的转变，类似的质疑变得更加合理。
杨富雷说，从2005年到2015年10年间，中国越来越像是个自傲的强国，以往中国内部对于公民社会、宗教自由、民族权利等问题睁只眼闭只眼，现在两只眼睛都睁得很大，什么都要管理，什么都要压制。
报导说，这就是孔子学院的问题症结所在，无法提供与西方社会相匹配的自由言论空间，自我阉割关于宗教和民族权利等敏感话题的讨论，无法满足现代自由民主社会对于教育机构的需求。
孔子学院虽标榜依照歌德学院、塞万提斯学院和法语联盟而建立的汉语语言和文化推广机构，却逐渐变为中国政府输出意识形态的“中继站”。
比如英国首相候选人、前财政大臣苏纳克（Rishi Sunak）在7月底电视辩论中承诺，倘若当选保守党党魁，将关闭在英国的30所孔子学院。
德国联邦教育及研究部部长卡尔利茨克（Anja Karliczek）也在去年10月指出，担忧孔子学院对德国大专院校的影响显而易见，建议各校认真审视和孔子学院的合作，果断处理中国影响。
瑞典的汉语教育市场今年也出现了一张新面孔：台湾华语文学习中心。这个由台湾政府资助的语言教育机构从去年开始，陆续在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等国家设立据点。
但杨富雷表示，虽然台湾是民主国家，但瑞典的国立大学不管合作的机构在什么地方，都需要保持管理的自由和独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