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在罕见。
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四大直辖市，人口增长都停滞了。
北京：2024年末常住人口2183.2万人，较上年减少2.6万人。
上海：常住人口2480.26万人，减少7.19万人，为减少最多的重点城市。
天津：常住人口1364万人，与上年持平，但自然增长率连续四年为负。
重庆：常住人口3190.47万人，减少0.96万人。
四大直辖市是经济中心，教育资源、产业资源都是顶端的，理应是人口的聚集地，即便在人口缩减的大趋势下，也不应该无一增长。相比而言，深圳、广州的人口都增长超15万人。
四大直辖市各有各的原因。
北京和上海属于一类直辖市，主动划定人口的天花板。
北京自2017年起疏解非首都功能，推动部分企业和高校外迁至河北雄安等地，直接导致人口外流。
北京城镇化率高达88.2%，但生育率（6.09‰）仍高于天津（4.99‰），所以其人口减少更多是政策原因。
上海的情况不太一样，虽然也长期执行人口控制政策，通过疏解非核心功能产业、限制落户等方式优化人口结构，但人口大幅减少还有两个重要的原因，一是资源承载压力较大；二是深度老龄化。
2020年上海外来人口达到1048万峰值后，至2024年累计减少64万，其中仅2024年就减少23.79万。尽管户籍人口因落户政策放宽增加了16.6万，但外来常住人口流出幅度远超户籍增量。
高房价和生活成本进一步加剧了外来人口的定居难度。2024年数据显示，上海普通小学在校生减少1.1%，居民生活用水量下降0.2%，反映出外来人口减少对城市基础需求的直接影响。
上海还是中国最早进入深度老龄化的超大城市，60岁以上人口占比已达35%。这导致自然人口负增长——出生率4.75‰，死亡率6.28‰，自然增长率-1.53‰。
深圳和上海是鲜明的对比，深圳要年轻得多。
天津和重庆属于二类直辖市，人口停滞的原因也不同。
天津主要是产业调整的问题。天津像石油化工这些传统产业的占比过高，而高新技术产业，比如电子信息、新能源等产业仅占20%，不太容易吸引年轻劳动力。
另一方面，天津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也长期低迷。2024年天津出生率4.99‰，死亡率6.96‰，自然增长率为-1.97‰，连续四年为负。
近年来，天津开始发力抢人，发起了“海河英才计划”。2024年天津又发布了《提升城市服务保障水平促进新市民安居乐业政策举措（征求意见稿）》，动用财政补贴、创业支持、购房支持、户籍便利等多种工具，抢夺全国和全球人才。
这些举措还是挺有成效，“海河英才”执行以来，已经引进了超50万人才。引进人才，一方面是阻止人口下滑，另一方面也是补充产能升级所需要的人才缺口。
但产业依然是最关键的，创新产业多、产业升级做得好，才能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吸引年轻人。如果说上海需要让自己“年轻”起来，天津则需要让自己“新”起来，在这两点上，深圳都是榜样。
重庆的情况则很特殊。重庆的问题是农村人口太多，而市区的收入薪酬不高。
2022年至2024年，重庆的城镇常住人口增加了21.17万人，乡村人口减少了44.04万人。重庆农村人口占比28.3%，农村人口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全国平均的65%，导致大量农村人口流向外省。
长沙、武汉、南昌、郑州、西安，这些城市的人均收入也不高，为什么还有不错的人口增量？是因为这些城市受益于强省会战略，会虹吸全省的人口。
而重庆是直辖市，成都虹吸了全四川的人口，也虹吸了重庆的人口。外省（自治区、直辖市）来蓉人口中，最多的便是重庆，多达31.99万人。
不过，重庆近年来的产业发展比较好。2024年重庆汽车产业增加值增长26.7%，新能源汽车产量翻倍，带动GDP增速达到5.7%，居直辖市之首，一定程度上减缓了人口外流。
重庆常住人口整体跌幅止住，2023年减少了21.91万人，2024年仅减少了0.96万人。
四大直辖市的人口停滞既是政策主动调控的结果，也暴露了区域经济转型的深层矛盾。北京、上海通过“天花板”政策优化结构，而津渝则需在产业升级与区域协同中寻找突破口。
更大的背景是，中国城市化进入了存量竞争阶段，未来城市发展将更依赖质量而非规模。
实在罕见。
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四大直辖市，人口增长都停滞了。
北京：2024年末常住人口2183.2万人，较上年减少2.6万人。
上海：常住人口2480.26万人，减少7.19万人，为减少最多的重点城市。
天津：常住人口1364万人，与上年持平，但自然增长率连续四年为负。
重庆：常住人口3190.47万人，减少0.96万人。
四大直辖市是经济中心，教育资源、产业资源都是顶端的，理应是人口的聚集地，即便在人口缩减的大趋势下，也不应该无一增长。相比而言，深圳、广州的人口都增长超15万人。
四大直辖市各有各的原因。
北京和上海属于一类直辖市，主动划定人口的天花板。
北京自2017年起疏解非首都功能，推动部分企业和高校外迁至河北雄安等地，直接导致人口外流。
北京城镇化率高达88.2%，但生育率（6.09‰）仍高于天津（4.99‰），所以其人口减少更多是政策原因。
上海的情况不太一样，虽然也长期执行人口控制政策，通过疏解非核心功能产业、限制落户等方式优化人口结构，但人口大幅减少还有两个重要的原因，一是资源承载压力较大；二是深度老龄化。
2020年上海外来人口达到1048万峰值后，至2024年累计减少64万，其中仅2024年就减少23.79万。尽管户籍人口因落户政策放宽增加了16.6万，但外来常住人口流出幅度远超户籍增量。
高房价和生活成本进一步加剧了外来人口的定居难度。2024年数据显示，上海普通小学在校生减少1.1%，居民生活用水量下降0.2%，反映出外来人口减少对城市基础需求的直接影响。
上海还是中国最早进入深度老龄化的超大城市，60岁以上人口占比已达35%。这导致自然人口负增长——出生率4.75‰，死亡率6.28‰，自然增长率-1.53‰。
深圳和上海是鲜明的对比，深圳要年轻得多。
天津和重庆属于二类直辖市，人口停滞的原因也不同。
天津主要是产业调整的问题。天津像石油化工这些传统产业的占比过高，而高新技术产业，比如电子信息、新能源等产业仅占20%，不太容易吸引年轻劳动力。
另一方面，天津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也长期低迷。2024年天津出生率4.99‰，死亡率6.96‰，自然增长率为-1.97‰，连续四年为负。
近年来，天津开始发力抢人，发起了“海河英才计划”。2024年天津又发布了《提升城市服务保障水平促进新市民安居乐业政策举措（征求意见稿）》，动用财政补贴、创业支持、购房支持、户籍便利等多种工具，抢夺全国和全球人才。
这些举措还是挺有成效，“海河英才”执行以来，已经引进了超50万人才。引进人才，一方面是阻止人口下滑，另一方面也是补充产能升级所需要的人才缺口。
但产业依然是最关键的，创新产业多、产业升级做得好，才能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吸引年轻人。如果说上海需要让自己“年轻”起来，天津则需要让自己“新”起来，在这两点上，深圳都是榜样。
重庆的情况则很特殊。重庆的问题是农村人口太多，而市区的收入薪酬不高。
2022年至2024年，重庆的城镇常住人口增加了21.17万人，乡村人口减少了44.04万人。重庆农村人口占比28.3%，农村人口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全国平均的65%，导致大量农村人口流向外省。
长沙、武汉、南昌、郑州、西安，这些城市的人均收入也不高，为什么还有不错的人口增量？是因为这些城市受益于强省会战略，会虹吸全省的人口。
而重庆是直辖市，成都虹吸了全四川的人口，也虹吸了重庆的人口。外省（自治区、直辖市）来蓉人口中，最多的便是重庆，多达31.99万人。
不过，重庆近年来的产业发展比较好。2024年重庆汽车产业增加值增长26.7%，新能源汽车产量翻倍，带动GDP增速达到5.7%，居直辖市之首，一定程度上减缓了人口外流。
重庆常住人口整体跌幅止住，2023年减少了21.91万人，2024年仅减少了0.96万人。
四大直辖市的人口停滞既是政策主动调控的结果，也暴露了区域经济转型的深层矛盾。北京、上海通过“天花板”政策优化结构，而津渝则需在产业升级与区域协同中寻找突破口。
更大的背景是，中国城市化进入了存量竞争阶段，未来城市发展将更依赖质量而非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