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给钟南山授勋
为竭力制止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扩大和扩散,中共当局最近对上海这个中国经济和金融中心、人口两千五百万人的大都市采取了半封城和封城。尽管次生灾害的消息不断传出,中共当局仍不惜一切代价推行“动态清零”的防疫措施,从而再度引起国际关注,并引发中国公众怨声载道和恐惧。然而,中共宣传机构仍在大力宣传要坚持动态清零,要“咬住青山不放松”。
绝望的呼求各式各样
4月3日,互联网用户可以看到这样的一则求助贴:
——小猫快饿死!!!!!!...主人阳性确诊,猫咪已被独自锁家里8天了。无水无粮,即将饿死。...
这则求助贴跟中国网民先前看到的来自遭受俄罗斯军事进攻的乌克兰的图片形成鲜明的对照。许多网民感叹说,看到乌克兰人在战争危难中还可以带着儿女和宠物疏散到他国的景象令人感动和羡慕。
与此同时,来自上海的绝望求救呼吁还有:
——我是名在上海工作生活了7年的癌症晚期患者,29岁。2021,8月查出来贲门癌后,在上海接受切胃手术与化疗。今年3月3日开始,在租住小区上海市嘉定区江桥镇,封闭隔离了整整14天,期间应该在封控第5天(也就是3月7号)准时化疗的,但是街道给出的方案是只能自费送到指定医院,而这个医院根本不具备接收一名晚期癌症患者的收治条件......
自上海从3月28日开始实行所谓的鸳鸯锅式(一半接一半式)的封城以来,来自上海的各种各样的绝望呼求不断从中共当局全力维持的信息封锁墙中透露出来。
这种求救呼吁最终结果如何,中国公众常常难以得悉,但他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共网络舆论管制当局不断删除这样的求救呼吁。
特色防疫国际社会的惊讶担忧
在中共当局推行的防疫政策下,未经当局批准,病人寻求救命的医疗或医生治病救人被认为是不可容忍的犯罪行为,会受到严厉惩罚。这种情况导致医务人员对危重病人爱莫能助,不敢救治。
早在2020年年初武汉封城时,以疫情防控为名禁止或阻止病人求医和医生治病的问题就曾引起中国公众的愤慨和恐惧。批评者指出,两年多来,这种中国特色防疫不见改善,反而变本加厉。
4月4日,中国一些网民冒着被删帖销号,甚至被抓捕的危险传送一则消息:黑龙江省脑外科医生、2020年援助湖北抗疫的英雄人物时军因为救治一名危重病人被抓捕、长时间审讯,被施以戴手铐脚镣接受医学检查的侮辱。当局指控他造成损失上亿元;时军不堪凌辱,在羁押期间自杀,身后撇下78岁的老母和两个15岁的双胞胎女儿。
截至目前,中国官方及其控制下的媒体对这一消息没有证实,也没有否认。
观察人士指出,中国这种不讲基本人道的防疫措施包括有病不许救治、以防疫为名将未成年人甚至婴儿强行与父母分开隔离令父母担忧孩子的生死安危、以防疫为名肆意杀死宠物等,这些中国特色做法令国际社会深感不安。
在上海实行防疫封城之际,法国驻上海总领事馆3月31日代表欧洲联盟22个成员国要求上海当局以尊重基本人道的方式对待它们的侨民,确保不能以任何理由将其侨民与自己的孩子强行分离;不要对没有被感染的侨民实行集中隔离;在封控期间其侨民在需要时能够得到及时有效地得到紧急医疗救助;被集中隔离人员家中的宠物得到定期喂养。
现在还不清楚上海当局对欧盟的上述要求做出了怎样的回应。
方方面面的人造次生灾难
当局是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宣布上海封城的。封城前一个星期,上海当局还大力宣传不要相信封城谣言,并抓捕了两个所谓的谣言制造和传播者。突如其来的封城使众多市民没有准备。在被封的成千上万的民众缺乏蔬菜之际,上海郊区的菜农却因为疫情防控运输被阻只能眼看着辛苦种出的蔬菜烂掉。
搜狐新闻报道说:“3月29日,在上海浦东书院镇李雪村的农田里,农户袁大哥和妻子正从黄瓜藤上摘下刚刚成熟黄瓜,但袁大哥开心不起来,反而更显焦虑。‘如今肥都施了,蔬菜也成熟了,但是因为疫情管控的原因,很多菜场都关停了,之前合作的几家原来每天都会准时来大棚里取菜,现在只能看着很多蔬菜烂掉却运不出去。’袁大哥说。蔬菜怎么运出去是袁大哥所在的上海书苑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农户们连日来最发愁的问题。合作社社长倪先生说:‘微信群里订单爆仓了,但是每天5辆私家车最多也就送出去几百份。’”
在中国当局宣传各地防疫措施的必要性和按计划有条不紊进行之际,中国民间报告的则是截然不同的消息:
——各地物流崩溃,恐将引发行业巨震!形势严峻,不可想象!物流司机们......的噩梦!开着开着高速突然关闭!好不容易下了高速国道突然封路!到了门口,当地防疫不让你进去,直接喊你掉头回去!回去以后,送过的地方突发疫情,需要被迫隔离!
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共当局可以任意把人圈起来,圈在一个小区、一个剧院、一栋楼里,甚至还有人被圈封在火葬场的,不管被圈封的人的死活。
他说:“他们实行清零政策的问题,一是非常粗暴地践踏人权,也是向国际社会甩锅,显示你看我们实行这样的政策,所以我们国家不可能出现问题。有什么问题都已经解决。”
谢田在这里所指的中共/中国受到国际社会诟病并为此试图甩锅的问题主要是两个,一是国际间许多观察家认为,中国当局当初刻意隐瞒疫情导致新冠病毒疫情的在中国大爆发并导致世界性灾难,而刻意隐瞒的指令来自习近平;再者中国当局全力阻止调查新冠病毒是否是来自武汉病毒研究所泄漏
习近平的防疫与政治逻辑
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中国学教授冯崇义说,新冠病毒在世界各国已经流行两年,各国在应对疫情危害方面已经积累了很多尽力尊重个人自由和尊严、尽力避免造成次生灾害的防疫经验,但中国当局却一意孤行,坚持推行人造次生灾害与疫情灾害本身并驾齐驱,甚至有过之的防疫政策,尽管这种政策造成广泛的灾难。
冯崇义认为,中国之所以坚持这种灾难性的防疫政策,主要是因为这个政策是来自“定于一尊、一锤定音”的中共领袖习近平,而习近平坚持这种破产的政策并非是因为不了解实情。
他说:“即使是毛泽东当年在1959年开庐山会议的时候各方面的信息,包括他派遣他自己的警卫下去收集的信息都足够充足,他不是不知情。他是知情的,现在习近平有更多信息收集渠道,可以知道清零政策执行的实况,包括经济危机、人道灾难。但他为什么还要这样做?我刚才已经讲了,这是他的政治逻辑使然。”
在冯崇义看来,习近平从中共前独裁者毛泽东那里继承下来的政治逻辑是:“我们要知道这个专制政权它最关注的是政权危机,不是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如果他的评估是这些经济危机、社会危机不会引发政权危机,他是很冷血的。就象当年的大跃进、大饥荒死了那么多人,毛还是一意孤行,把本来是要反左倾庐山会议开成了反右倾的会议,继续变本加厉地饿死更多人。”
据信有几千万人死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当局1950年代末和1960年代初制造的大饥荒。
在批评人士批评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把防疫这样的科学问题当作政治和意识形态问题来处理,以政治压倒科学、压倒民生和经济之际,中国官方媒体的宣传似乎在应和批评者的这种批评。
早些时候,官方的《深圳特区报》发表署名文章:“疫情当前,是‘动态清零’还是‘与病毒共存’?如何选择,表面上看是抗疫的理念之争、策略之争、方法之争,本质上则是制度之争、国力之争、治理能力之争,甚至是文明之争。”
南卡罗莱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说,在一意孤行造成祸害方面,习近平跟他的前任毛泽东有一拼。
谢田说:“毛泽东怎么折腾都只是害中国老百姓,无论是搞文革、还是搞大跃进也好,都是中国老百姓受害。但习近平现在的情况不一样。从邓小平时代所谓的改革开放开始,中国已经融入了世界经济体系,变成了世界工厂,是世界供应链的一部分。很多的产业由于中国有廉价的劳动力成为世界产业链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所以现在中国再折腾一次,它影响的就不止是中国,而是全世界了。”
“动态清零”官民看法截然不同
在中国当局采取造成普遍和严重的次生灾害和人道灾难的防疫措施仍未能制止疫情扩大之际,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3月28日发表文章称中国是世界级的防疫“优等生”。
中共权威新闻宣传机构新华社3月30日发表题为《坚持“动态清零”不放松》的长篇述评,继续宣传中共领袖习近平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中国的防疫:“3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强调 ‘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科学精准、动态清零,尽快遏制疫情扩散蔓延势头’,进一步为疫情防控工作指明方向。”
但有中国网民对“动态清零”防疫政策发表了截然不同的看法:
——啥事都要跟所有人拧着来,外事拧着来,内事拧着来,跟常识拧着来,跟科学拧着来,跟市场拧着来,跟文明圈子拧着来。当个独树一帜与众不同的憨批就这么快乐么?
相关评论:习近平输不起的抗疫
上海疫情大爆发,再次引发清零和共存的争论。政论家邓聿文认为,因为习近平将防疫作为体现制度优势和个人成就的工具,坚持“动态清零”便成为必然结果。中国民众为了他的一己之私,恐怕还要在这种严防死守的不自由状态熬上更长的日子。
习近平2020年2月视察北京一处疾控机构
(德国之声中文网)有着2500万人口的中国最大城市上海因爆发疫情而封城。今年以来特别是冬奥会后,中国的疫情在多地发生,蔓延全国,西安和深圳先后封城。上海的疫情是武汉以后最严重的一波,现在每天被感染的人数超过一万。而过去因精准防控上海在中国各省市中被看作“抗疫模范生”。
中国疫情为什么在冬奥会后大爆发?根据中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最近的解释,有四个原因,一是受周边国家和香港疫情影响,境外输入疫情明显增加,对外防输入造成巨大压力;二是奥密克戎毒株传播速度快、潜伏期短、隐性感染者或轻症病例比例高,对发现疫情造成困难,增加了防控难度;三是随着疫苗接种,约90%的人都获得了一定免疫力,为早期发现疫情增加了困难;四是有的地方认为感染奥密克戎变异株症状轻、“流感化”,思想松懈麻痹,各方面准备不足,常态化防控和应急处置放松了要求。
上述四因中,前三者构成了中国此次疫情的客观原因,最后一点则是主观原因,而它或许才是冬奥会后多地爆发聚集性疫情的最主要因素。因为从时间看,不是去年末或者冬奥会前出现多点疫情,恰恰在冬奥会一结束就出现,显然冬奥会是一道分水岭。原因在于,中国政府把冬奥会看作展示中国制度和抗疫成就的一场大型体育赛事,要让全世界知道中国既然控制疫情又能办一届精彩的奥运会。出于这个目的,相信当局给各地下了死命令,必须在冬奥会期间防止疫情反弹,再加上全国两会也在此期间召开,在这根政治红线面前,地方官员万不敢懈怠。
中国政府确实做到了在控制疫情的情况下办一届精彩冬奥会的承诺。然而这也预示着一旦冬奥会结束,没有了那根政治红线,民众及地方和部门官员可以松口气、放松紧绷的神经。此乃人之常情,在大事完成后产生懈怠心理是常有的事,何况人们忍受新冠大流行两年多了。西方正是在民众渴望回归正常生活的民意压力下,虽然疫情没有控制住,也解封开放。中国的民众也想享受疫情前的“自由”生活,尤其考虑中国的防疫措施比其他国家严得多,没有理由怀疑人们不想解封。对地方官员来说亦如此,他们也需要回归正常的管理状态,这种没完没了的疫情对他们也是种折磨。
可是病毒不会像人们一样想放松,你松懈它就蹦得欢,传播得更快。上海这次疫情为什么比其他地方更严峻?可能与此有关。上海和中国另一大城市深圳差不多同时出现疫情。由于后者靠近香港,它的疫情是由香港输入的,而香港此时正处疫情大爆发阶段,为尽快控制疫情,深圳实施了一周的封城。上海则在这段时间仍采取“精准防控”的策略。中国的舆论将两地不同做法做了比较,认为深圳采取的仍是过去一贯的封控思路,而上海努力在探索一条新路,以其人口规模,如果上海在应对奥密克戎变种上成功了,中国就有望尽快解封,褒沪贬深之意明显。但是上海终于抗不住,不得不学深圳封城。现实证明上海的做法失败。
当然,真实情形或许不是这样,上海主政者低估了奥密克戎的厉害,认为精准防控在过去能够控制疫情,现在也能够对付这个病毒,而不像深圳在疫情尚未失控前就采用封控手段。如是这样,上海的主政者实际上就没有真正去贯彻落实习近平的“严防死守”要求,在防疫上和习的指示有一定的落差。从这个角度说,作为市委书记、被认为是习的亲信的李强,其在二十大上能否更上一个台阶有些悬。
用抗疫展示中国制度优势
原因很简单,这场抗疫习输不起、不能输,谁输都可以,甚至中共、中国都可以输,唯独习不能,因为这和他的政治权威与政治声望连在一起。中共去年10月召开的六中全会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对习领导的新时代做了13个方面的总结,但习迄今为止真正拿得出手的“硬成就”——如果可称为成就的话——恐怕只有反腐、扶贫以及抗疫三样。尤其是后者,被中共的宣传机器说成是由习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去年6月7日中国政府向国际社会发布了《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不仅宣称习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统揽全局、果断决策,“为中国人民抗击疫情坚定了信心、凝聚了力量、指明了方向”;而且要“与国际社会分享中国抗疫的经验做法,阐明全球抗疫的中国理念、中国主张”。而所谓的中国抗疫经验,用白皮书的话说,就是“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以坚定果敢的勇气和决心,采取最全面最严格最彻底的防控措施,有效阻断病毒传播链条”。其时,世界各国尤其美欧还身陷疫情。中国发布抗疫白皮书,炫耀抗疫成就,背后目的意在彰显中国的制度优势,突出习掌控大局、运筹帷幄的能力。换言之,应对如新冠疫情这样的重大事变,中国有欧美不具有的制度优势,更有习近平这样的英明领袖,在他的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下,把中国的制度优势发挥出来,成功抗击住疫情。
可是抗疫的剧本最初不是这么写的。疫情最先爆发于中国武汉,初期的隐瞒和随后的封城曾在中国社会引发非常强烈的负面反应,让习几乎成为千夫所指,强烈冲击其权威。那段时期是习上台以来最幽暗的时光,尽管他宣称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然而,主要是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抗疫不力,救了他一把。在西方疫情泛滥下,习通过抗疫叙述策略的改变,将疫情政治化,视为同西方特别是美国的一场制度竞争,以少感染少死人来凸显中国的制度优势和他本人的领导力,由此扭转了对他不利的舆情。若不是德尔塔退场,奥密克戎这个毒性更弱但传播力更强的变种上场,习的疫情叙述策略差点就在全世界取得成功。
既然习把抗疫看成中西两种制度的优劣较量,要维持此种中国抗疫完胜西方的“制度神话”,就必须在病毒彻底消灭前,维持过去那种“最全面最严格最彻底的防控措施”,将它常态化,但这样一来会出现“是否可持续”的内在冲突。因为这种最强防控措施本来是针对一种非正常状态的非正常管理措施,它是不可持续的,一旦它常态化,意味着在较长时间里它要持续下去。但这是不可能的。习当然可以如此要求他的官员,可他们无法做到这点,哪怕是用摘乌纱帽的高压方式,都无法做到让官员们无时无刻处于一种高度紧张的状态,原因即是这种最强防控状态根本有违人性,何况奥密克戎的“流感化”还会使人对它少一份戒心。这就必然决定,随着抗疫时间拖长,中国的动态清零政策会出现制度豁口,不是在这地就是在那地。在此一背景下,作为中国最现代化的、管理最精细的城市,上海爆发大疫情也不让人感到特别意外。
从全球各国的抗疫看,对奥密克戎这种毒株,要么严防死守,要么和病毒共存,没有别的办法。中国选择的是前者,多数国家选择的是后者。而选择共存的国家现在很多已经开放,还在严防死守的中国则再次关紧国门。这就是中国面临的尴尬局面。对上海来说,它本可以像深圳一样在开始就采取封城举措,但是它的主政者“犹豫”了,这一“犹豫”导致疫情扩散,以致现在也不得已封城。然而,封城的代价和防疫难度比深圳可是要大得多,想必习近平会对此高度不满。
对于是否封城,在上海和中国存在两种不同意见,一种要求封,不能放松抗疫,要继续坚持动态清零;一种要求学美欧解封开放。两种民意在博弈,后者的声音在民间舆论声量很大,因为在疫情流感化的状况下,人们实在受不了最强抗疫所衍生的大量次生灾害。上海这次就出现了多起真真假假的婴幼儿因防疫措施过严而死亡的传言,刺激人们不满的情绪。主政者没有及时封控,也和这两种民意的博弈有关。
习近平无疑不愿看到因上海疫情失控导致动态清零政策失败这种事情发生,尤其在二十大前这个敏感时刻。靠着前面说的三大“硬成就”和对党的严厉控制,习达到了他权力的巅峰,二十大连任总书记没有悬念。但假如此前疫情再次失控,死亡很多人,当局宣称的抗疫神话破产,就算不会影响他的连任,对他的权威和领导力也有着重大损害。人们会追问,你疫情都控制不住,有何能力领导中国?当人们开始对一个被神话了的领导人的领导能力提出质疑,接下来的就是不满情绪的普遍爆发,要求更换领导人,习最害怕的是这种状况蔓延从而动摇他的统治。
根据吴尊友的说法,虽然奥密克戎毒株流行期间的病死率确实下降,但同期因疫情造成的死亡总数高于德尔塔毒株流行的同期死亡数,奥密克戎毒株流行对一个国家总体造成的危害并没有减轻。以香港为例,今年2月中旬以来,香港出现的新冠死亡病例,最高时达每天近300例,目前仍然在每天200例左右。按照这个病死率计算中国的死亡数,将达数百万人。另一疫情重灾区吉林的情况显示,奥密克戎对高龄、严重基础病患者威胁严重,而这一群体接种疫苗的比率只有11%。这就是习不敢放开的原因。即使不是死几百万,而是几十甚至几万,他都无法承受,因为既然这场抗疫是他亲自指挥亲自部署,死这么多人自然他也须亲自负责,账要算在他头上。所以来上海督战的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才会强调,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不犹豫不动摇。
这是习为自己套上的抗疫绳索。如果不是他非要揽功,就算实行动态清零,也有一个退却的余地,越南就是一例。同是共产党专政,同样采取严厉的防疫措施,同样施打的是中国疫苗,同样人口众多,越南现在能够逐步开放,原因在于其领导人不揽功,不担心放开后造成更多的人感染,或许死亡也会增加,民众会怪罪自己。因为民众明白这是必须要走的一步。但如果什么都抓在手上,出了问题当然要找你问责。习就这样把抗疫的退出之路封死了。中国民众为了他的一己之私,恐怕还要在这种严防死守的不自由状态熬上更长的日子。
习近平举全国之力“决战上海”,清零背后有何难言之隐?
继欧美全面放开疫情管控,新加坡、新西兰、韩国等国家纷纷选择与病毒共存模式之际,中国却反其道而行之,进一步加强动态清零的严防死守政策,上海封城是最新一例。封城清零造成的民生艰难和各级政府只唯上、不唯民的体制弊端在最新一轮的东北、深圳、上海封城过程中暴露无遗,引发民怨。
习近平及中国各级政府”坚持动态清零不动摇”,所付出的巨大经济、社会、甚至政治代价在国际社会引起越来越多的注意和争议,中国愈来愈多的民众也在讨论这种模式的弊端以及是否难以为继。
为什么上海长期以来的精准防疫、学会与病毒共存的实验戛然而止?中国目前是否具备其它许多国家开放疫情管控的条件?习近平的政治抗疫模式如何让中国陷入今天这种进退两难之境地?
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评论,香港奥密克戎死亡率已经超过2020年武汉,中国政府不放松封城清零管控说明他们意识到国产疫苗的低效,但这也不会让中国政府承认自己的疫苗不行或者进口疫苗。
胡平说:“其实早就有数据表明,中国的国产疫苗抗疫的效率要比西方的疫苗低。那这次奥密克戎来袭,各国都出现了一次疫情的高潮。但是你一比较就发现其他国家的死亡率都很低,低的和一般的流感差不多,可是香港的死亡率非常高。在这一波疫情中,香港的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了2020年的武汉,而死亡率超过了欧美,成了世界最高。香港的死亡病例中有些是没有接种过疫苗,在接种过疫苗的人中间,87%接种的是中国国产的科兴疫苗。这也证明中国国产的疫苗的效率确实比不上西方的疫苗。其实中国政府也知道这一点,你看这次上海市政府就明确提出要支持新冠疫苗进口。就说明他们知道西方的疫苗比国产的好。你靠国产疫苗很难避免大规模的死亡。你要减少大规模的死亡,还得要靠西方进口的疫苗。那上海已经使用了进口的疫苗,它是辉瑞的口服药。连胡锡进也为这种做法辩护说,这是临时的举措,经过了国家的批准,因为这次感染规模太大,治病救人这是第一位的,用了一些进口疫苗也无可厚非。可是问题是这种口服的特药价格非常昂贵,引进的数量很小,杯水车薪,所以还得靠进口注射剂的疫苗。可这一来就等于承认自己国产的疫苗不行,而且很丢面子,所以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见到中国官方宣布他要进口西方的疫苗。”
独立学者、专栏作家张杰发问,中国领导人打的什么疫苗,如果给中国人选择,他们会选择什么疫苗?
张杰说:“中国一直批评西方把防疫政治化。但中国其实一直就在政治化这个疫苗,宣扬民族主义情绪,宣扬中国科兴疫苗的优越等等。但事实摆在那里,这个数据谁都知道,美国的辉瑞、莫德纳都是百分之九十几的有效率,而中国的科兴是百分之七十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现在突然要去抄西方的作业。这对习近平来说可能有点难度。因为我们都进行过疫苗外交把疫苗跟从美国对抗,现在你突然就抄人家,这个好像面子上挂不住。但是我提醒观众朋友,也就是我问一个问题,中国领导人打的是什么疫苗?如果让中国人选择辉瑞疫苗和中国的科兴疫苗,中国人会做出何种选择?
张杰评论,病毒比人类的历史还久,西方社会已经接受与病毒共存的现实了,中国却还在执行清零政策,这背后是“人定胜天”的思想,继续下去会导致经济持续衰退,再一次引发大饥荒都有可能。
张杰说:“人类没有这个能力能够把奥密克戎从地球上消失。因为病毒的历史比人类还要长,这是没有办法的。第二个呢,从成本上说,当然这种所谓的动态清零或者封城清零成本是相当高的。我们可以以经济为例,突然把一个城市停下来,工厂就不能生产,工人就不能去工作,就带来一个很多小公司要破产,还有外资企业也承受不住,就会离开。中国的产业链,我们说我们是制造大国,未来就会转移到越南,转移到东南亚其他的国家。中国本来就是个发展中国家,我们原来说的就是人口多,底子薄。现在你如果继续采取这种动态清零的模式,中国的经济是难以承受之重的。其次,我觉得这个背后其实体现一个观念,也就是西方选择与病毒共存,是体现一种科学的观点。但是中国的背后是人定胜天,就是说我们肯定可以战胜大自然,这实际上就完全是一种狂妄。人类在大自然面前,你都是大自然制造出来的,那你在大自然面前缺乏一种敬畏,中国人是做不到的。如果继续走下去,我觉得这种模式可能会真会成为祸国殃民。如果中国经济进一步衰退,中国是有可能出现大饥荒的。”
胡平分析,中共当局未必不知道清零无用、需要大量引进西方疫苗。但习近平定于一尊,出于维护个人权力的考量仍旧维持动态清零政策。
胡平说:“和全国其他地方相比,上海居民的日常生活受疫情影响算最小的。可是这次奥密克戎变种让上海沦陷了,所以连带着上海的科学抗疫的路线就受到北京的批评。上海也搞起了动态清零。可是就像我刚才谈到的,那吉林就是个反例,吉林一直在严格的动态清零,这次不也沦陷了吗,也成为重灾区了。所以我想,中共当局未必是不知道动态清零是不可持续的,也未必不知道除非引进大量的西方疫苗,然后采取逐步放开,逐步过渡到与病毒共存,这才是根本之计。但只不过现在,中国的事儿都是习近平决定、定于一尊,而中国的抗疫路线。是习近平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今年秋天,半年之后,二十大就要举行。所以在现阶段,当局就还要坚持动态清零,还仍然采取所谓政治抗疫。他这里着眼点,首先是政治。说得更准确一点,是习近平个人权力的考量。”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给钟南山授勋
为竭力制止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扩大和扩散,中共当局最近对上海这个中国经济和金融中心、人口两千五百万人的大都市采取了半封城和封城。尽管次生灾害的消息不断传出,中共当局仍不惜一切代价推行“动态清零”的防疫措施,从而再度引起国际关注,并引发中国公众怨声载道和恐惧。然而,中共宣传机构仍在大力宣传要坚持动态清零,要“咬住青山不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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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来自上海的绝望求救呼吁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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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海从3月28日开始实行所谓的鸳鸯锅式(一半接一半式)的封城以来,来自上海的各种各样的绝望呼求不断从中共当局全力维持的信息封锁墙中透露出来。
这种求救呼吁最终结果如何,中国公众常常难以得悉,但他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共网络舆论管制当局不断删除这样的求救呼吁。
特色防疫国际社会的惊讶担忧
在中共当局推行的防疫政策下,未经当局批准,病人寻求救命的医疗或医生治病救人被认为是不可容忍的犯罪行为,会受到严厉惩罚。这种情况导致医务人员对危重病人爱莫能助,不敢救治。
早在2020年年初武汉封城时,以疫情防控为名禁止或阻止病人求医和医生治病的问题就曾引起中国公众的愤慨和恐惧。批评者指出,两年多来,这种中国特色防疫不见改善,反而变本加厉。
4月4日,中国一些网民冒着被删帖销号,甚至被抓捕的危险传送一则消息:黑龙江省脑外科医生、2020年援助湖北抗疫的英雄人物时军因为救治一名危重病人被抓捕、长时间审讯,被施以戴手铐脚镣接受医学检查的侮辱。当局指控他造成损失上亿元;时军不堪凌辱,在羁押期间自杀,身后撇下78岁的老母和两个15岁的双胞胎女儿。
截至目前,中国官方及其控制下的媒体对这一消息没有证实,也没有否认。
观察人士指出,中国这种不讲基本人道的防疫措施包括有病不许救治、以防疫为名将未成年人甚至婴儿强行与父母分开隔离令父母担忧孩子的生死安危、以防疫为名肆意杀死宠物等,这些中国特色做法令国际社会深感不安。
在上海实行防疫封城之际,法国驻上海总领事馆3月31日代表欧洲联盟22个成员国要求上海当局以尊重基本人道的方式对待它们的侨民,确保不能以任何理由将其侨民与自己的孩子强行分离;不要对没有被感染的侨民实行集中隔离;在封控期间其侨民在需要时能够得到及时有效地得到紧急医疗救助;被集中隔离人员家中的宠物得到定期喂养。
现在还不清楚上海当局对欧盟的上述要求做出了怎样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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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当局宣传各地防疫措施的必要性和按计划有条不紊进行之际,中国民间报告的则是截然不同的消息:
——各地物流崩溃,恐将引发行业巨震!形势严峻,不可想象!物流司机们......的噩梦!开着开着高速突然关闭!好不容易下了高速国道突然封路!到了门口,当地防疫不让你进去,直接喊你掉头回去!回去以后,送过的地方突发疫情,需要被迫隔离!
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共当局可以任意把人圈起来,圈在一个小区、一个剧院、一栋楼里,甚至还有人被圈封在火葬场的,不管被圈封的人的死活。
他说:“他们实行清零政策的问题,一是非常粗暴地践踏人权,也是向国际社会甩锅,显示你看我们实行这样的政策,所以我们国家不可能出现问题。有什么问题都已经解决。”
谢田在这里所指的中共/中国受到国际社会诟病并为此试图甩锅的问题主要是两个,一是国际间许多观察家认为,中国当局当初刻意隐瞒疫情导致新冠病毒疫情的在中国大爆发并导致世界性灾难,而刻意隐瞒的指令来自习近平;再者中国当局全力阻止调查新冠病毒是否是来自武汉病毒研究所泄漏
习近平的防疫与政治逻辑
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中国学教授冯崇义说,新冠病毒在世界各国已经流行两年,各国在应对疫情危害方面已经积累了很多尽力尊重个人自由和尊严、尽力避免造成次生灾害的防疫经验,但中国当局却一意孤行,坚持推行人造次生灾害与疫情灾害本身并驾齐驱,甚至有过之的防疫政策,尽管这种政策造成广泛的灾难。
冯崇义认为,中国之所以坚持这种灾难性的防疫政策,主要是因为这个政策是来自“定于一尊、一锤定音”的中共领袖习近平,而习近平坚持这种破产的政策并非是因为不了解实情。
他说:“即使是毛泽东当年在1959年开庐山会议的时候各方面的信息,包括他派遣他自己的警卫下去收集的信息都足够充足,他不是不知情。他是知情的,现在习近平有更多信息收集渠道,可以知道清零政策执行的实况,包括经济危机、人道灾难。但他为什么还要这样做?我刚才已经讲了,这是他的政治逻辑使然。”
在冯崇义看来,习近平从中共前独裁者毛泽东那里继承下来的政治逻辑是:“我们要知道这个专制政权它最关注的是政权危机,不是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如果他的评估是这些经济危机、社会危机不会引发政权危机,他是很冷血的。就象当年的大跃进、大饥荒死了那么多人,毛还是一意孤行,把本来是要反左倾庐山会议开成了反右倾的会议,继续变本加厉地饿死更多人。”
据信有几千万人死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当局1950年代末和1960年代初制造的大饥荒。
在批评人士批评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把防疫这样的科学问题当作政治和意识形态问题来处理,以政治压倒科学、压倒民生和经济之际,中国官方媒体的宣传似乎在应和批评者的这种批评。
早些时候,官方的《深圳特区报》发表署名文章:“疫情当前,是‘动态清零’还是‘与病毒共存’?如何选择,表面上看是抗疫的理念之争、策略之争、方法之争,本质上则是制度之争、国力之争、治理能力之争,甚至是文明之争。”
南卡罗莱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说,在一意孤行造成祸害方面,习近平跟他的前任毛泽东有一拼。
谢田说:“毛泽东怎么折腾都只是害中国老百姓,无论是搞文革、还是搞大跃进也好,都是中国老百姓受害。但习近平现在的情况不一样。从邓小平时代所谓的改革开放开始,中国已经融入了世界经济体系,变成了世界工厂,是世界供应链的一部分。很多的产业由于中国有廉价的劳动力成为世界产业链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所以现在中国再折腾一次,它影响的就不止是中国,而是全世界了。”
“动态清零”官民看法截然不同
在中国当局采取造成普遍和严重的次生灾害和人道灾难的防疫措施仍未能制止疫情扩大之际,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3月28日发表文章称中国是世界级的防疫“优等生”。
中共权威新闻宣传机构新华社3月30日发表题为《坚持“动态清零”不放松》的长篇述评,继续宣传中共领袖习近平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中国的防疫:“3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强调 ‘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科学精准、动态清零,尽快遏制疫情扩散蔓延势头’,进一步为疫情防控工作指明方向。”
但有中国网民对“动态清零”防疫政策发表了截然不同的看法:
——啥事都要跟所有人拧着来,外事拧着来,内事拧着来,跟常识拧着来,跟科学拧着来,跟市场拧着来,跟文明圈子拧着来。当个独树一帜与众不同的憨批就这么快乐么?
相关评论:习近平输不起的抗疫
上海疫情大爆发,再次引发清零和共存的争论。政论家邓聿文认为,因为习近平将防疫作为体现制度优势和个人成就的工具,坚持“动态清零”便成为必然结果。中国民众为了他的一己之私,恐怕还要在这种严防死守的不自由状态熬上更长的日子。
习近平2020年2月视察北京一处疾控机构
(德国之声中文网)有着2500万人口的中国最大城市上海因爆发疫情而封城。今年以来特别是冬奥会后,中国的疫情在多地发生,蔓延全国,西安和深圳先后封城。上海的疫情是武汉以后最严重的一波,现在每天被感染的人数超过一万。而过去因精准防控上海在中国各省市中被看作“抗疫模范生”。
中国疫情为什么在冬奥会后大爆发?根据中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最近的解释,有四个原因,一是受周边国家和香港疫情影响,境外输入疫情明显增加,对外防输入造成巨大压力;二是奥密克戎毒株传播速度快、潜伏期短、隐性感染者或轻症病例比例高,对发现疫情造成困难,增加了防控难度;三是随着疫苗接种,约90%的人都获得了一定免疫力,为早期发现疫情增加了困难;四是有的地方认为感染奥密克戎变异株症状轻、“流感化”,思想松懈麻痹,各方面准备不足,常态化防控和应急处置放松了要求。
上述四因中,前三者构成了中国此次疫情的客观原因,最后一点则是主观原因,而它或许才是冬奥会后多地爆发聚集性疫情的最主要因素。因为从时间看,不是去年末或者冬奥会前出现多点疫情,恰恰在冬奥会一结束就出现,显然冬奥会是一道分水岭。原因在于,中国政府把冬奥会看作展示中国制度和抗疫成就的一场大型体育赛事,要让全世界知道中国既然控制疫情又能办一届精彩的奥运会。出于这个目的,相信当局给各地下了死命令,必须在冬奥会期间防止疫情反弹,再加上全国两会也在此期间召开,在这根政治红线面前,地方官员万不敢懈怠。
中国政府确实做到了在控制疫情的情况下办一届精彩冬奥会的承诺。然而这也预示着一旦冬奥会结束,没有了那根政治红线,民众及地方和部门官员可以松口气、放松紧绷的神经。此乃人之常情,在大事完成后产生懈怠心理是常有的事,何况人们忍受新冠大流行两年多了。西方正是在民众渴望回归正常生活的民意压力下,虽然疫情没有控制住,也解封开放。中国的民众也想享受疫情前的“自由”生活,尤其考虑中国的防疫措施比其他国家严得多,没有理由怀疑人们不想解封。对地方官员来说亦如此,他们也需要回归正常的管理状态,这种没完没了的疫情对他们也是种折磨。
可是病毒不会像人们一样想放松,你松懈它就蹦得欢,传播得更快。上海这次疫情为什么比其他地方更严峻?可能与此有关。上海和中国另一大城市深圳差不多同时出现疫情。由于后者靠近香港,它的疫情是由香港输入的,而香港此时正处疫情大爆发阶段,为尽快控制疫情,深圳实施了一周的封城。上海则在这段时间仍采取“精准防控”的策略。中国的舆论将两地不同做法做了比较,认为深圳采取的仍是过去一贯的封控思路,而上海努力在探索一条新路,以其人口规模,如果上海在应对奥密克戎变种上成功了,中国就有望尽快解封,褒沪贬深之意明显。但是上海终于抗不住,不得不学深圳封城。现实证明上海的做法失败。
当然,真实情形或许不是这样,上海主政者低估了奥密克戎的厉害,认为精准防控在过去能够控制疫情,现在也能够对付这个病毒,而不像深圳在疫情尚未失控前就采用封控手段。如是这样,上海的主政者实际上就没有真正去贯彻落实习近平的“严防死守”要求,在防疫上和习的指示有一定的落差。从这个角度说,作为市委书记、被认为是习的亲信的李强,其在二十大上能否更上一个台阶有些悬。
用抗疫展示中国制度优势
原因很简单,这场抗疫习输不起、不能输,谁输都可以,甚至中共、中国都可以输,唯独习不能,因为这和他的政治权威与政治声望连在一起。中共去年10月召开的六中全会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对习领导的新时代做了13个方面的总结,但习迄今为止真正拿得出手的“硬成就”——如果可称为成就的话——恐怕只有反腐、扶贫以及抗疫三样。尤其是后者,被中共的宣传机器说成是由习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去年6月7日中国政府向国际社会发布了《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不仅宣称习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统揽全局、果断决策,“为中国人民抗击疫情坚定了信心、凝聚了力量、指明了方向”;而且要“与国际社会分享中国抗疫的经验做法,阐明全球抗疫的中国理念、中国主张”。而所谓的中国抗疫经验,用白皮书的话说,就是“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以坚定果敢的勇气和决心,采取最全面最严格最彻底的防控措施,有效阻断病毒传播链条”。其时,世界各国尤其美欧还身陷疫情。中国发布抗疫白皮书,炫耀抗疫成就,背后目的意在彰显中国的制度优势,突出习掌控大局、运筹帷幄的能力。换言之,应对如新冠疫情这样的重大事变,中国有欧美不具有的制度优势,更有习近平这样的英明领袖,在他的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下,把中国的制度优势发挥出来,成功抗击住疫情。
可是抗疫的剧本最初不是这么写的。疫情最先爆发于中国武汉,初期的隐瞒和随后的封城曾在中国社会引发非常强烈的负面反应,让习几乎成为千夫所指,强烈冲击其权威。那段时期是习上台以来最幽暗的时光,尽管他宣称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然而,主要是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抗疫不力,救了他一把。在西方疫情泛滥下,习通过抗疫叙述策略的改变,将疫情政治化,视为同西方特别是美国的一场制度竞争,以少感染少死人来凸显中国的制度优势和他本人的领导力,由此扭转了对他不利的舆情。若不是德尔塔退场,奥密克戎这个毒性更弱但传播力更强的变种上场,习的疫情叙述策略差点就在全世界取得成功。
既然习把抗疫看成中西两种制度的优劣较量,要维持此种中国抗疫完胜西方的“制度神话”,就必须在病毒彻底消灭前,维持过去那种“最全面最严格最彻底的防控措施”,将它常态化,但这样一来会出现“是否可持续”的内在冲突。因为这种最强防控措施本来是针对一种非正常状态的非正常管理措施,它是不可持续的,一旦它常态化,意味着在较长时间里它要持续下去。但这是不可能的。习当然可以如此要求他的官员,可他们无法做到这点,哪怕是用摘乌纱帽的高压方式,都无法做到让官员们无时无刻处于一种高度紧张的状态,原因即是这种最强防控状态根本有违人性,何况奥密克戎的“流感化”还会使人对它少一份戒心。这就必然决定,随着抗疫时间拖长,中国的动态清零政策会出现制度豁口,不是在这地就是在那地。在此一背景下,作为中国最现代化的、管理最精细的城市,上海爆发大疫情也不让人感到特别意外。
从全球各国的抗疫看,对奥密克戎这种毒株,要么严防死守,要么和病毒共存,没有别的办法。中国选择的是前者,多数国家选择的是后者。而选择共存的国家现在很多已经开放,还在严防死守的中国则再次关紧国门。这就是中国面临的尴尬局面。对上海来说,它本可以像深圳一样在开始就采取封城举措,但是它的主政者“犹豫”了,这一“犹豫”导致疫情扩散,以致现在也不得已封城。然而,封城的代价和防疫难度比深圳可是要大得多,想必习近平会对此高度不满。
对于是否封城,在上海和中国存在两种不同意见,一种要求封,不能放松抗疫,要继续坚持动态清零;一种要求学美欧解封开放。两种民意在博弈,后者的声音在民间舆论声量很大,因为在疫情流感化的状况下,人们实在受不了最强抗疫所衍生的大量次生灾害。上海这次就出现了多起真真假假的婴幼儿因防疫措施过严而死亡的传言,刺激人们不满的情绪。主政者没有及时封控,也和这两种民意的博弈有关。
习近平无疑不愿看到因上海疫情失控导致动态清零政策失败这种事情发生,尤其在二十大前这个敏感时刻。靠着前面说的三大“硬成就”和对党的严厉控制,习达到了他权力的巅峰,二十大连任总书记没有悬念。但假如此前疫情再次失控,死亡很多人,当局宣称的抗疫神话破产,就算不会影响他的连任,对他的权威和领导力也有着重大损害。人们会追问,你疫情都控制不住,有何能力领导中国?当人们开始对一个被神话了的领导人的领导能力提出质疑,接下来的就是不满情绪的普遍爆发,要求更换领导人,习最害怕的是这种状况蔓延从而动摇他的统治。
根据吴尊友的说法,虽然奥密克戎毒株流行期间的病死率确实下降,但同期因疫情造成的死亡总数高于德尔塔毒株流行的同期死亡数,奥密克戎毒株流行对一个国家总体造成的危害并没有减轻。以香港为例,今年2月中旬以来,香港出现的新冠死亡病例,最高时达每天近300例,目前仍然在每天200例左右。按照这个病死率计算中国的死亡数,将达数百万人。另一疫情重灾区吉林的情况显示,奥密克戎对高龄、严重基础病患者威胁严重,而这一群体接种疫苗的比率只有11%。这就是习不敢放开的原因。即使不是死几百万,而是几十甚至几万,他都无法承受,因为既然这场抗疫是他亲自指挥亲自部署,死这么多人自然他也须亲自负责,账要算在他头上。所以来上海督战的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才会强调,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不犹豫不动摇。
这是习为自己套上的抗疫绳索。如果不是他非要揽功,就算实行动态清零,也有一个退却的余地,越南就是一例。同是共产党专政,同样采取严厉的防疫措施,同样施打的是中国疫苗,同样人口众多,越南现在能够逐步开放,原因在于其领导人不揽功,不担心放开后造成更多的人感染,或许死亡也会增加,民众会怪罪自己。因为民众明白这是必须要走的一步。但如果什么都抓在手上,出了问题当然要找你问责。习就这样把抗疫的退出之路封死了。中国民众为了他的一己之私,恐怕还要在这种严防死守的不自由状态熬上更长的日子。
习近平举全国之力“决战上海”,清零背后有何难言之隐?
继欧美全面放开疫情管控,新加坡、新西兰、韩国等国家纷纷选择与病毒共存模式之际,中国却反其道而行之,进一步加强动态清零的严防死守政策,上海封城是最新一例。封城清零造成的民生艰难和各级政府只唯上、不唯民的体制弊端在最新一轮的东北、深圳、上海封城过程中暴露无遗,引发民怨。
习近平及中国各级政府”坚持动态清零不动摇”,所付出的巨大经济、社会、甚至政治代价在国际社会引起越来越多的注意和争议,中国愈来愈多的民众也在讨论这种模式的弊端以及是否难以为继。
为什么上海长期以来的精准防疫、学会与病毒共存的实验戛然而止?中国目前是否具备其它许多国家开放疫情管控的条件?习近平的政治抗疫模式如何让中国陷入今天这种进退两难之境地?
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评论,香港奥密克戎死亡率已经超过2020年武汉,中国政府不放松封城清零管控说明他们意识到国产疫苗的低效,但这也不会让中国政府承认自己的疫苗不行或者进口疫苗。
胡平说:“其实早就有数据表明,中国的国产疫苗抗疫的效率要比西方的疫苗低。那这次奥密克戎来袭,各国都出现了一次疫情的高潮。但是你一比较就发现其他国家的死亡率都很低,低的和一般的流感差不多,可是香港的死亡率非常高。在这一波疫情中,香港的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了2020年的武汉,而死亡率超过了欧美,成了世界最高。香港的死亡病例中有些是没有接种过疫苗,在接种过疫苗的人中间,87%接种的是中国国产的科兴疫苗。这也证明中国国产的疫苗的效率确实比不上西方的疫苗。其实中国政府也知道这一点,你看这次上海市政府就明确提出要支持新冠疫苗进口。就说明他们知道西方的疫苗比国产的好。你靠国产疫苗很难避免大规模的死亡。你要减少大规模的死亡,还得要靠西方进口的疫苗。那上海已经使用了进口的疫苗,它是辉瑞的口服药。连胡锡进也为这种做法辩护说,这是临时的举措,经过了国家的批准,因为这次感染规模太大,治病救人这是第一位的,用了一些进口疫苗也无可厚非。可是问题是这种口服的特药价格非常昂贵,引进的数量很小,杯水车薪,所以还得靠进口注射剂的疫苗。可这一来就等于承认自己国产的疫苗不行,而且很丢面子,所以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见到中国官方宣布他要进口西方的疫苗。”
独立学者、专栏作家张杰发问,中国领导人打的什么疫苗,如果给中国人选择,他们会选择什么疫苗?
张杰说:“中国一直批评西方把防疫政治化。但中国其实一直就在政治化这个疫苗,宣扬民族主义情绪,宣扬中国科兴疫苗的优越等等。但事实摆在那里,这个数据谁都知道,美国的辉瑞、莫德纳都是百分之九十几的有效率,而中国的科兴是百分之七十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现在突然要去抄西方的作业。这对习近平来说可能有点难度。因为我们都进行过疫苗外交把疫苗跟从美国对抗,现在你突然就抄人家,这个好像面子上挂不住。但是我提醒观众朋友,也就是我问一个问题,中国领导人打的是什么疫苗?如果让中国人选择辉瑞疫苗和中国的科兴疫苗,中国人会做出何种选择?
张杰评论,病毒比人类的历史还久,西方社会已经接受与病毒共存的现实了,中国却还在执行清零政策,这背后是“人定胜天”的思想,继续下去会导致经济持续衰退,再一次引发大饥荒都有可能。
张杰说:“人类没有这个能力能够把奥密克戎从地球上消失。因为病毒的历史比人类还要长,这是没有办法的。第二个呢,从成本上说,当然这种所谓的动态清零或者封城清零成本是相当高的。我们可以以经济为例,突然把一个城市停下来,工厂就不能生产,工人就不能去工作,就带来一个很多小公司要破产,还有外资企业也承受不住,就会离开。中国的产业链,我们说我们是制造大国,未来就会转移到越南,转移到东南亚其他的国家。中国本来就是个发展中国家,我们原来说的就是人口多,底子薄。现在你如果继续采取这种动态清零的模式,中国的经济是难以承受之重的。其次,我觉得这个背后其实体现一个观念,也就是西方选择与病毒共存,是体现一种科学的观点。但是中国的背后是人定胜天,就是说我们肯定可以战胜大自然,这实际上就完全是一种狂妄。人类在大自然面前,你都是大自然制造出来的,那你在大自然面前缺乏一种敬畏,中国人是做不到的。如果继续走下去,我觉得这种模式可能会真会成为祸国殃民。如果中国经济进一步衰退,中国是有可能出现大饥荒的。”
胡平分析,中共当局未必不知道清零无用、需要大量引进西方疫苗。但习近平定于一尊,出于维护个人权力的考量仍旧维持动态清零政策。
胡平说:“和全国其他地方相比,上海居民的日常生活受疫情影响算最小的。可是这次奥密克戎变种让上海沦陷了,所以连带着上海的科学抗疫的路线就受到北京的批评。上海也搞起了动态清零。可是就像我刚才谈到的,那吉林就是个反例,吉林一直在严格的动态清零,这次不也沦陷了吗,也成为重灾区了。所以我想,中共当局未必是不知道动态清零是不可持续的,也未必不知道除非引进大量的西方疫苗,然后采取逐步放开,逐步过渡到与病毒共存,这才是根本之计。但只不过现在,中国的事儿都是习近平决定、定于一尊,而中国的抗疫路线。是习近平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今年秋天,半年之后,二十大就要举行。所以在现阶段,当局就还要坚持动态清零,还仍然采取所谓政治抗疫。他这里着眼点,首先是政治。说得更准确一点,是习近平个人权力的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