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内的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状况正在逐步好转，与此同时针对疫情的问责和纠错也逐步展开。
在被免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后，3月5日蒋超良再卸一职，辞去中国湖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职务。被誉为疫情“吹哨人”的武汉医生李文亮近日被中国官方追授为疫情防控先进个人。
李文亮事件折射出中国疫情预警方面的不足和短板，蒋超良宦海沉浮背后是中国民众对官僚主义的不满以及对官方一开始应对措施不得力的抗议。而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迅速发酵，中国犯过的错正在一些国家重演，并且过犹不及。
彭斯领导美国的疫情防控工作，他一上任就“控制”疫情信息发布，要求美国卫生部门官员学者统一口径，声明发布前需向他汇总。图为彭斯3月5日举行新闻发布会。（AP）
为什么没早一步
在美国，华盛顿州卫生官员凯西·洛菲（Kathy Lofy）3月4日说，该州对检测有“巨大需求”。美国副总统彭斯（Mike Pence）近日承诺，将在本周进行100万次冠状病毒检测。但5日视察3M（明尼苏达矿业及制造公司）工厂时，他承认检测不足的事实：“我们现有检测（工具）不足，不能满足检测需求的预期增长。”美联社在3月5日的报道中直指，美国在核酸测试方面落后于其他国家。
连日来，美国检测能力有限，初期对接受检测设置的门槛过高，没有针对新冠病毒的监测系统，资金和防疫物资不足，正成为各路媒体抨击的对象。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CDC）停止公布本国新冠肺炎确诊人数后，民众纷纷质疑美国企图隐瞒真相，瞒报疫情：要么是没能力做检测，要么是不想让大家知道确切的感染人数。
传染病防治非常关键的环节是早发现，检测工具、检测门槛是其中一个方面，承载检测任务的美国医疗体系出现漏洞，包括缺乏保险和带薪病假以及医疗成本高昂等，可能会阻碍人们接受检测，进而导致疫情恶化。高额的检测费用，被讽刺为“富人检测，穷人等死”。
在日本，谈及日本政府未普遍设立发热门诊的情况，对此感到不满的日本白鸥大学教授、病毒学专家冈田晴惠干脆放弃使用敬语，直言：“早就说了，有人听吗？希望能够考虑啊，为什么考虑不到呢？”
在伊朗，新冠肺炎疫情已造成至少23名议员感染，一名新当选的议员已经病逝，副总统、卫生部副部长、工业部部长等官员纷纷确诊。疫情恶化归根结底在于出手防控过晚。2月初就有伊朗医务人员就在互联网上开始对公众警告有关疫情，但是一直到2月21日的伊朗议会选举结束后，伊朗政府才发布了公共警告。伊朗当局收获了民众的投票同时也必须承受疫情扩散的恶果。
李文亮生前因传播疫情信息被中国武汉当地警方训诫。图为戴着口罩的人们参加了为李文亮举行的守夜仪式。（路透社）
中国疫情的爆发早于全球。一开始，有症状的病患蜂拥到医院，无法得到及时的检测确诊和救治，人等床的过程中交叉感染的情况屡见不鲜。病患激增挑战了检测能力、收治能力。各国媒体在围观李文亮事件时直指中国信息不公开不透明，中国国内在反思李文亮事件时提到最多的就是如何完善预警机制，这背后是普通民众在生命安全受到威胁时发出的自然一问：为什么没早一步、为什么不能早一步，谁该承担责任。中国通过采取调整人事、动用全国的医疗资源支援湖北等措施，一步步扭转了一开始的不力局面。
当时拿着放大镜监督问责中国政府、围观中国抗疫大戏的人们，或震惊，或咂舌感叹，但他们转眼就忘记了自己也需要避免同样的错，甚至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也会面临相同的挑战。正如德国哲学家黑格尔（Georg Hegel）曾经所言，人类从历史学到的唯一的教训，就是人类没有从历史中吸取任何教训。
为什么这样的人在位
原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最为众人熟知的事迹，是在记者会上念稿，回答记者的提问时答非所问。现在和蒋超良一样面临现场窘境的他国官员比比皆是。
时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的蒋超良于2月13日被免职。（新华社）
2月25日的日本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会议上，有议员追问中国捐赠的核酸测试盒下落，日本厚生劳动省大臣加藤胜信现场狂翻资料沉默1分半钟。在3月2日的日本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上，加藤胜信面对外界对于日本政府在病例检测确诊应对能力的质疑时陷入长达近20分钟的沉默。最后，国会打破沉默，宣布结束上午的会议。
连日来，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多次警告疫情在美国蔓延的风险，特朗普（Donald Trump）却不断表示“美国控制得很好”，“疫情对美国民众构成的风险很低”，“它会消失。总有一天，它会像奇迹一样消失。”世界卫生组织（WHO）公布全球确诊新冠肺炎3.4%的病死率时，特朗普却凭“直觉”公开叫板：假的。“我看就不到1%。”他甚至没搞清楚新冠肺炎与流感的区别，将新冠肺炎（corona virus）说成是“新冠流感”（corona flu）。
3月3日，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HHS）助理部长卡德莱茨（Robert Kadlec）在美国参议院卫生委员会作证时说，“我们目前所需的口罩仅为爆发时的10% 。如果疫情变得严重，我们将需要35亿个N95口罩，我们目前的储备为3,500万个。”在他的认知中，3,500万除以35亿等于10%。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3月4日不得不澄清：若新冠疫情在美国爆发，该国口罩的库存仅能满足大约1%专业医护人员需求。
答非所问、无言以对、事实错误、互相矛盾......在位者对基本常识不熟悉不了解的情况在疫情拷问之下层出不穷。在国会问询时官员无言以对，有个人能力的因素，也有疫情突如其来准备不足的因素，换句话说新的事态挑战了原有的应对能力和框架。但在未知面前，民众希望得到的是确切的答案。面对疫情官员要有灵活高超的应对经验。不能很好应对的在位者值得同情，却没有机会得到原谅。
特朗普的情况和其他人又不同，他这样的政客早就对信口开河习以为常，美国媒体已经疲于梳理总统的错。他言论的所有出发点都和自己能否成功竞选连任有关。他自恃能够赢得选票、已经闯过弹劾案，无人可以对他问责，肆无忌惮。
中国国内的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状况正在逐步好转，与此同时针对疫情的问责和纠错也逐步展开。
在被免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后，3月5日蒋超良再卸一职，辞去中国湖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职务。被誉为疫情“吹哨人”的武汉医生李文亮近日被中国官方追授为疫情防控先进个人。
李文亮事件折射出中国疫情预警方面的不足和短板，蒋超良宦海沉浮背后是中国民众对官僚主义的不满以及对官方一开始应对措施不得力的抗议。而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迅速发酵，中国犯过的错正在一些国家重演，并且过犹不及。
彭斯领导美国的疫情防控工作，他一上任就“控制”疫情信息发布，要求美国卫生部门官员学者统一口径，声明发布前需向他汇总。图为彭斯3月5日举行新闻发布会。（AP）
为什么没早一步
在美国，华盛顿州卫生官员凯西·洛菲（Kathy Lofy）3月4日说，该州对检测有“巨大需求”。美国副总统彭斯（Mike Pence）近日承诺，将在本周进行100万次冠状病毒检测。但5日视察3M（明尼苏达矿业及制造公司）工厂时，他承认检测不足的事实：“我们现有检测（工具）不足，不能满足检测需求的预期增长。”美联社在3月5日的报道中直指，美国在核酸测试方面落后于其他国家。
连日来，美国检测能力有限，初期对接受检测设置的门槛过高，没有针对新冠病毒的监测系统，资金和防疫物资不足，正成为各路媒体抨击的对象。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CDC）停止公布本国新冠肺炎确诊人数后，民众纷纷质疑美国企图隐瞒真相，瞒报疫情：要么是没能力做检测，要么是不想让大家知道确切的感染人数。
传染病防治非常关键的环节是早发现，检测工具、检测门槛是其中一个方面，承载检测任务的美国医疗体系出现漏洞，包括缺乏保险和带薪病假以及医疗成本高昂等，可能会阻碍人们接受检测，进而导致疫情恶化。高额的检测费用，被讽刺为“富人检测，穷人等死”。
在日本，谈及日本政府未普遍设立发热门诊的情况，对此感到不满的日本白鸥大学教授、病毒学专家冈田晴惠干脆放弃使用敬语，直言：“早就说了，有人听吗？希望能够考虑啊，为什么考虑不到呢？”
在伊朗，新冠肺炎疫情已造成至少23名议员感染，一名新当选的议员已经病逝，副总统、卫生部副部长、工业部部长等官员纷纷确诊。疫情恶化归根结底在于出手防控过晚。2月初就有伊朗医务人员就在互联网上开始对公众警告有关疫情，但是一直到2月21日的伊朗议会选举结束后，伊朗政府才发布了公共警告。伊朗当局收获了民众的投票同时也必须承受疫情扩散的恶果。
李文亮生前因传播疫情信息被中国武汉当地警方训诫。图为戴着口罩的人们参加了为李文亮举行的守夜仪式。（路透社）
中国疫情的爆发早于全球。一开始，有症状的病患蜂拥到医院，无法得到及时的检测确诊和救治，人等床的过程中交叉感染的情况屡见不鲜。病患激增挑战了检测能力、收治能力。各国媒体在围观李文亮事件时直指中国信息不公开不透明，中国国内在反思李文亮事件时提到最多的就是如何完善预警机制，这背后是普通民众在生命安全受到威胁时发出的自然一问：为什么没早一步、为什么不能早一步，谁该承担责任。中国通过采取调整人事、动用全国的医疗资源支援湖北等措施，一步步扭转了一开始的不力局面。
当时拿着放大镜监督问责中国政府、围观中国抗疫大戏的人们，或震惊，或咂舌感叹，但他们转眼就忘记了自己也需要避免同样的错，甚至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也会面临相同的挑战。正如德国哲学家黑格尔（Georg Hegel）曾经所言，人类从历史学到的唯一的教训，就是人类没有从历史中吸取任何教训。
为什么这样的人在位
原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最为众人熟知的事迹，是在记者会上念稿，回答记者的提问时答非所问。现在和蒋超良一样面临现场窘境的他国官员比比皆是。
时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的蒋超良于2月13日被免职。（新华社）
2月25日的日本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会议上，有议员追问中国捐赠的核酸测试盒下落，日本厚生劳动省大臣加藤胜信现场狂翻资料沉默1分半钟。在3月2日的日本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上，加藤胜信面对外界对于日本政府在病例检测确诊应对能力的质疑时陷入长达近20分钟的沉默。最后，国会打破沉默，宣布结束上午的会议。
连日来，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多次警告疫情在美国蔓延的风险，特朗普（Donald Trump）却不断表示“美国控制得很好”，“疫情对美国民众构成的风险很低”，“它会消失。总有一天，它会像奇迹一样消失。”世界卫生组织（WHO）公布全球确诊新冠肺炎3.4%的病死率时，特朗普却凭“直觉”公开叫板：假的。“我看就不到1%。”他甚至没搞清楚新冠肺炎与流感的区别，将新冠肺炎（corona virus）说成是“新冠流感”（corona flu）。
3月3日，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HHS）助理部长卡德莱茨（Robert Kadlec）在美国参议院卫生委员会作证时说，“我们目前所需的口罩仅为爆发时的10% 。如果疫情变得严重，我们将需要35亿个N95口罩，我们目前的储备为3,500万个。”在他的认知中，3,500万除以35亿等于10%。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3月4日不得不澄清：若新冠疫情在美国爆发，该国口罩的库存仅能满足大约1%专业医护人员需求。
答非所问、无言以对、事实错误、互相矛盾......在位者对基本常识不熟悉不了解的情况在疫情拷问之下层出不穷。在国会问询时官员无言以对，有个人能力的因素，也有疫情突如其来准备不足的因素，换句话说新的事态挑战了原有的应对能力和框架。但在未知面前，民众希望得到的是确切的答案。面对疫情官员要有灵活高超的应对经验。不能很好应对的在位者值得同情，却没有机会得到原谅。
特朗普的情况和其他人又不同，他这样的政客早就对信口开河习以为常，美国媒体已经疲于梳理总统的错。他言论的所有出发点都和自己能否成功竞选连任有关。他自恃能够赢得选票、已经闯过弹劾案，无人可以对他问责，肆无忌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