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張潔平
看到 @二柒 从出租车司机那里听来的故事，想起了我也曾听过的一段惊心动魄。讲述是7年以前了，没有录音，但许多细节至今也难忘。
那时我还在做记者，人生际遇大多都以新闻来标记。就像7年前遇见王司机的时间，也可以在维基百科查到：2011年12月11日晚上。
那一天，正聚焦了全世界媒体目光的“乌坎事件”中，关键人物薛锦波猝死。薛锦波正值壮年，是当地土地维权的村民代表，被公安局羁押2天后突然离奇死亡。消息传出的当天，舆论哗然。原本只是地权争议，如今加上一条人命，悲愤交加的村民与当地政府剑拔弩张起来，几乎就要武力械斗了。
曾在9月采访过乌坎事件起源的我，听说消息后立刻从北京飞去深圳，准备连夜进村。飞机到深圳已经是晚上10点，从深圳机场到陆丰乌坎还需要约3.5个小时高速公路车程，大巴车没有了，在朋友介绍下我联系了一家包车公司，司机王师傅连夜到深圳机场接我，出发去乌坎。一个人，那时真是连担心的念头都没有。
出于职业习惯，我没有告诉师傅我要去乌坎，也没有说自己是记者。只是说了一家在google地图上查到的，位于陆丰镇、距离乌坎村不远的酒店名字。并联系村民请他们开摩托车来接我。
司机师傅没有多问，车开得又快又稳。浓黑的夜里，眼看一切顺利，我跟师傅有一搭没一搭地聊起天来。
*
“小姑娘我跟你说，我很多年没有开过这条路了。要是几年前，估计没有司机敢这么晚送你去海陆丰啊。”
“恩？这不是高速公路吗？有什么危险吗？”
“天上雷公，地上海陆丰。你没听过这话？”
“……啥意思？”
“意思是说，海陆丰这一带出了名的民风彪悍，早年出土匪，现在还有很多枪支、毒品的走私生意，都是夜晚作业。高速没通车时，这里还是走国道，晚上劫车劫财的事很多，我兄弟就遇上过，平时一般晚上8点以后就很少车敢走了。”
“噢……” 听他说着，我看看窗外黑暗里一闪而过的树影。车窗紧关着，却好像有丝丝冷风爬进来。
我想起9月第一次去乌坎采访时，就在陆丰镇看到过很有“地方特色”的电线杆小贴纸——一般小城小镇的电线杆贴“牛皮鲜”“性病”“不孕不育”那些，陆丰很彪悍，贴的是“枪支”，下面还大喇喇留一个电话号码。当时只觉得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在深夜的高速路上，突然觉得事情真实了起来。
“别害怕，小姑娘，坐我的车没事哈。以前没人敢走的时候，我也敢走。现在通了高速，这条路安全多啦。” 王师傅看我不说话，安慰我。
“为啥以前没人敢走的时候，你也敢走啊？” 接近午夜12点了，窗外有湿气漫起。我努力把话题延续下去。
“我以前是当兵的啊。运输兵！什么危险的地方我都开过车，接送过很多大领导。我还做过驻港部队呢！” 王师傅骄傲起来。
驻港部队。运输兵。有趣的关键词冒出，记者魂立刻飘出来。我来了精神：
“你是哪一年当兵的啊？你去过最危险的地方是哪里？”
车里突然安静了。我扭头看看王师傅，他收起了微笑，一只手从胸前的口袋里摸出烟包。
“不介意吧？”他问。一边掏出打火机，并不在意我的回答。
“没事。” 我只好说。
王师傅点烟、开窗。冷风嗖地钻了进来，车里立刻被呼呼的风声盖满了。足足过了小半支烟的功夫，他把窗户摇起，才开口继续说话：
“我当兵那年是1989年，那一年我19岁。我在山东当兵，那一年，算是去了最危险的地方吧……”
1989，山东的部队……我听见自己心底里“啊”了一声。小声问出一句：“……北京？”
“对，北京。” 王师傅没有看我。
对我猜出他的经历，他似乎并没有意外，又似乎根本顾不上。他猛吸几口烟，面对前方黑漆漆的路面，讲起了青春故事。
王师傅当年还是小王。1989年5月，刚刚在济南军区入伍几个月的他，收到了和部队一起连夜进京的命令。
“平暴。”王师傅说：“收到命令要保卫首都，保卫党中央。北京乱了，国家就得完蛋，那真是很紧急。”
同一段历史，不同的角色，讲述起来完全不同。我没有挑战他的用词，只是屏住呼吸，继续听。
“最初是紧张又兴奋的。刚刚当兵，就能参与平暴，保卫国家，觉得自己力气用得上。”王师傅回忆，他开军车，主要负责运送长官、医生等等。他说那段时间，全国好几个军区都在往北京调兵。后来我查资料知道，1989年5月和6月，因为担心北京本地的军队同情学生，执行“平暴”任务的部队多是从外地军区调入北京，前后有接近30万人，涉及14个集团军，包括了陆军和空降军。而“小王”所在的济南军区，正是主力之一。
“坦克……也是从外地开进去的吗？” 我问。
“是啊。不只有坦克，还有飞机，都是实枪实弹！”说到“坦克”这个词的时候，王师傅的语境显然跟我不一样。他拔高的语调，有一种怪异又不安的骄傲感。“坦克上都配了重型机关枪，每秒可以打上百发的子弹，都是实弹！” “真的打？” “当然真打啊！6月5日我去看，长安街满街都是子弹壳。后来听战友说，带的子弹全打光了啊！”
“王师傅，你真的觉得，学生上街是暴乱吗？” 我终于忍不住。
王师傅没有看我，也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他猛吸了一口烟，又把窗户摇下来，说：“我知道你的意思。”
“但我见过他们杀人。TA就死在我身边。我想救TA，但我救不了。” 伴着窗缝挤进的凄厉风声，他讲了下一个故事。
根据王师傅叙述的地点细节，我回去翻查资料，才发现他经历了大井事件。这一事件具体指什么，大家可以去google。这一次军民之间的激烈冲突，为后来更悲剧的流血结局，埋下晦暗的伏笔。
王师傅只记得，他开军车去接一名女军医，前往救治伤员。军车开到途中，被突然涌上的群众包围。愤怒的叫骂、土块扑面而来。他还没有来得及锁车门，副驾驶位置上的女军医就被拖下了车。他犹豫了几秒钟是否要去救人，但很快就放弃了。他锁上了车门，在车被推搡的剧烈颠簸中陷入了极度恐惧。他看着车窗外的人开始放火，看着火烧到了被拖下车的女军医身上，看着身上着了火的女人在地上打滚，看着他们就要放火烧车，接着就要轮到自己……然后远处发生了什么巨响，人群愣了一下，突然散了……
王师傅语速极快地讲述这段，握着方向盘的手臂微微发抖。
“他们稍微走远一点，我赶紧下车想救人。我脱下衣服去扑她身上的火……但衣服盖上去，掀起来，直接掀起了一层人皮……”
就这样，在深圳通往陆丰的凌晨高速公路上，我坐在副驾驶的座位上，全身发麻。身边的王师傅声音、表情和手臂都在发抖，眼睛红红的，车仍在奔跑，讲述仍然在继续：
“她还没有死。她还在叫，扭动。我没有办法。我抱不起她……”
王师傅终于不再说话了。在安静下来之前，他说，他记得她的名字，她那年30岁，有一个很小的孩子。因为当年把她的尸体带回部队，他跟她的家人也认识了。1989过去很多年之后，他去山东看望过她的家人，孩子已经大学毕业，工作了。
“我知道大部分学生没有参与暴乱。但我遇到的，就是暴乱。” 故事的最后，王师傅说。
王师傅讲的故事，我不是没有听过。在中国关于这场悲剧的官方版本记录里，主要都在描述“暴徒”对军队的攻击。我小时候读的学校阅读材料，都是讲死在暴徒手中的“军人英雄”的故事。只是长大之后，我才在纪录片里、互联网零零星星的百科里、以及后来来到香港，系统性查看的诸多资料里，看到“老人不能杀光年轻人”，看到血与火的天安门，看到1989年的全貌。
当然，历史没有全貌。历史有其大是大非，但在这其中，个体的悲剧，与历史的悲剧，常常是相反的。在那无尽的复杂幽微之处，因为维护秩序被杀的军人，因为和平游行被杀的学生，都是历史悲剧的一部分；拒绝执行命令、或者枪口抬高一寸的军人，甘冒妥协罪名、最后时刻劝走学生的老师，都是在悲剧面前尽了自己努力的人；忠实地朝人群打出子弹，忠实地执行宣传、追捕任务的人，或在最后时刻的投机者，都是以平庸的恶，集体构筑了历史悲剧的人。
“我知道，她是无辜的。广场上的学生也是。” 大概抽完了两支烟，很长很长的沉默之后，王师傅又说。
他平静下来了。“我19岁，我去北京，是去平暴的。我要保卫我的国家。我们没做错。你去过那时的北京你就知道了，真的很危险，国家不能乱。但学生，很多学生也没做错。他们是为了国家好，我知道。他们游行、唱歌，我有时也很感动。但暴乱是真的。开枪杀人也是真的。谁做错了？我想不通这个问题。”
“我也不愿意去想。” 他接着说。
我试图跟他聊聊，这件事的复杂性，以及它在今天如何被掩盖。人们不能提，不能讨论，也不能回到历史，辨明真相与是非。
但王师傅回应：“为什么要想？过去了。都过去了。再提有什么用？现在大家都过上好日子了。都过去了，不要再想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说起这个。不说了，不说了。都过去了。”
惊心动魄的讲述就这样结束了。车又开了一个多小时，快凌晨2点，才到达了陆丰镇。接下来的路上，王师傅恢复了平静，没有再抽烟，跟我讲起了他退伍之后，开饭店、经营小生意，和在包车公司开车的故事。
一直送到陆丰的宾馆门口，他收钱，看着我下车，叮嘱我小心，给我留下了他的名片，告诉我下回在深圳包车可以再找他，还可以给我打个折。“100公里以上就可以打8折。珠三角我们都可以跑，最远去到广西也可以的……”
我们在专业的推销服务中道别。谁都没有再提1989年春天的故事。
作者：張潔平
看到 @二柒 从出租车司机那里听来的故事，想起了我也曾听过的一段惊心动魄。讲述是7年以前了，没有录音，但许多细节至今也难忘。
那时我还在做记者，人生际遇大多都以新闻来标记。就像7年前遇见王司机的时间，也可以在维基百科查到：2011年12月11日晚上。
那一天，正聚焦了全世界媒体目光的“乌坎事件”中，关键人物薛锦波猝死。薛锦波正值壮年，是当地土地维权的村民代表，被公安局羁押2天后突然离奇死亡。消息传出的当天，舆论哗然。原本只是地权争议，如今加上一条人命，悲愤交加的村民与当地政府剑拔弩张起来，几乎就要武力械斗了。
曾在9月采访过乌坎事件起源的我，听说消息后立刻从北京飞去深圳，准备连夜进村。飞机到深圳已经是晚上10点，从深圳机场到陆丰乌坎还需要约3.5个小时高速公路车程，大巴车没有了，在朋友介绍下我联系了一家包车公司，司机王师傅连夜到深圳机场接我，出发去乌坎。一个人，那时真是连担心的念头都没有。
出于职业习惯，我没有告诉师傅我要去乌坎，也没有说自己是记者。只是说了一家在google地图上查到的，位于陆丰镇、距离乌坎村不远的酒店名字。并联系村民请他们开摩托车来接我。
司机师傅没有多问，车开得又快又稳。浓黑的夜里，眼看一切顺利，我跟师傅有一搭没一搭地聊起天来。
*
“小姑娘我跟你说，我很多年没有开过这条路了。要是几年前，估计没有司机敢这么晚送你去海陆丰啊。”
“恩？这不是高速公路吗？有什么危险吗？”
“天上雷公，地上海陆丰。你没听过这话？”
“……啥意思？”
“意思是说，海陆丰这一带出了名的民风彪悍，早年出土匪，现在还有很多枪支、毒品的走私生意，都是夜晚作业。高速没通车时，这里还是走国道，晚上劫车劫财的事很多，我兄弟就遇上过，平时一般晚上8点以后就很少车敢走了。”
“噢……” 听他说着，我看看窗外黑暗里一闪而过的树影。车窗紧关着，却好像有丝丝冷风爬进来。
我想起9月第一次去乌坎采访时，就在陆丰镇看到过很有“地方特色”的电线杆小贴纸——一般小城小镇的电线杆贴“牛皮鲜”“性病”“不孕不育”那些，陆丰很彪悍，贴的是“枪支”，下面还大喇喇留一个电话号码。当时只觉得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在深夜的高速路上，突然觉得事情真实了起来。
“别害怕，小姑娘，坐我的车没事哈。以前没人敢走的时候，我也敢走。现在通了高速，这条路安全多啦。” 王师傅看我不说话，安慰我。
“为啥以前没人敢走的时候，你也敢走啊？” 接近午夜12点了，窗外有湿气漫起。我努力把话题延续下去。
“我以前是当兵的啊。运输兵！什么危险的地方我都开过车，接送过很多大领导。我还做过驻港部队呢！” 王师傅骄傲起来。
驻港部队。运输兵。有趣的关键词冒出，记者魂立刻飘出来。我来了精神：
“你是哪一年当兵的啊？你去过最危险的地方是哪里？”
车里突然安静了。我扭头看看王师傅，他收起了微笑，一只手从胸前的口袋里摸出烟包。
“不介意吧？”他问。一边掏出打火机，并不在意我的回答。
“没事。” 我只好说。
王师傅点烟、开窗。冷风嗖地钻了进来，车里立刻被呼呼的风声盖满了。足足过了小半支烟的功夫，他把窗户摇起，才开口继续说话：
“我当兵那年是1989年，那一年我19岁。我在山东当兵，那一年，算是去了最危险的地方吧……”
1989，山东的部队……我听见自己心底里“啊”了一声。小声问出一句：“……北京？”
“对，北京。” 王师傅没有看我。
对我猜出他的经历，他似乎并没有意外，又似乎根本顾不上。他猛吸几口烟，面对前方黑漆漆的路面，讲起了青春故事。
*
王师傅当年还是小王。1989年5月，刚刚在济南军区入伍几个月的他，收到了和部队一起连夜进京的命令。
“平暴。”王师傅说：“收到命令要保卫首都，保卫党中央。北京乱了，国家就得完蛋，那真是很紧急。”
同一段历史，不同的角色，讲述起来完全不同。我没有挑战他的用词，只是屏住呼吸，继续听。
“最初是紧张又兴奋的。刚刚当兵，就能参与平暴，保卫国家，觉得自己力气用得上。”王师傅回忆，他开军车，主要负责运送长官、医生等等。他说那段时间，全国好几个军区都在往北京调兵。后来我查资料知道，1989年5月和6月，因为担心北京本地的军队同情学生，执行“平暴”任务的部队多是从外地军区调入北京，前后有接近30万人，涉及14个集团军，包括了陆军和空降军。而“小王”所在的济南军区，正是主力之一。
“坦克……也是从外地开进去的吗？” 我问。
“是啊。不只有坦克，还有飞机，都是实枪实弹！”说到“坦克”这个词的时候，王师傅的语境显然跟我不一样。他拔高的语调，有一种怪异又不安的骄傲感。“坦克上都配了重型机关枪，每秒可以打上百发的子弹，都是实弹！” “真的打？” “当然真打啊！6月5日我去看，长安街满街都是子弹壳。后来听战友说，带的子弹全打光了啊！”
“王师傅，你真的觉得，学生上街是暴乱吗？” 我终于忍不住。
王师傅没有看我，也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他猛吸了一口烟，又把窗户摇下来，说：“我知道你的意思。”
“但我见过他们杀人。TA就死在我身边。我想救TA，但我救不了。” 伴着窗缝挤进的凄厉风声，他讲了下一个故事。
*
根据王师傅叙述的地点细节，我回去翻查资料，才发现他经历了大井事件。这一事件具体指什么，大家可以去google。这一次军民之间的激烈冲突，为后来更悲剧的流血结局，埋下晦暗的伏笔。
王师傅只记得，他开军车去接一名女军医，前往救治伤员。军车开到途中，被突然涌上的群众包围。愤怒的叫骂、土块扑面而来。他还没有来得及锁车门，副驾驶位置上的女军医就被拖下了车。他犹豫了几秒钟是否要去救人，但很快就放弃了。他锁上了车门，在车被推搡的剧烈颠簸中陷入了极度恐惧。他看着车窗外的人开始放火，看着火烧到了被拖下车的女军医身上，看着身上着了火的女人在地上打滚，看着他们就要放火烧车，接着就要轮到自己……然后远处发生了什么巨响，人群愣了一下，突然散了……
王师傅语速极快地讲述这段，握着方向盘的手臂微微发抖。
“他们稍微走远一点，我赶紧下车想救人。我脱下衣服去扑她身上的火……但衣服盖上去，掀起来，直接掀起了一层人皮……”
就这样，在深圳通往陆丰的凌晨高速公路上，我坐在副驾驶的座位上，全身发麻。身边的王师傅声音、表情和手臂都在发抖，眼睛红红的，车仍在奔跑，讲述仍然在继续：
“她还没有死。她还在叫，扭动。我没有办法。我抱不起她……”
王师傅终于不再说话了。在安静下来之前，他说，他记得她的名字，她那年30岁，有一个很小的孩子。因为当年把她的尸体带回部队，他跟她的家人也认识了。1989过去很多年之后，他去山东看望过她的家人，孩子已经大学毕业，工作了。
“我知道大部分学生没有参与暴乱。但我遇到的，就是暴乱。” 故事的最后，王师傅说。
*
王师傅讲的故事，我不是没有听过。在中国关于这场悲剧的官方版本记录里，主要都在描述“暴徒”对军队的攻击。我小时候读的学校阅读材料，都是讲死在暴徒手中的“军人英雄”的故事。只是长大之后，我才在纪录片里、互联网零零星星的百科里、以及后来来到香港，系统性查看的诸多资料里，看到“老人不能杀光年轻人”，看到血与火的天安门，看到1989年的全貌。
当然，历史没有全貌。历史有其大是大非，但在这其中，个体的悲剧，与历史的悲剧，常常是相反的。在那无尽的复杂幽微之处，因为维护秩序被杀的军人，因为和平游行被杀的学生，都是历史悲剧的一部分；拒绝执行命令、或者枪口抬高一寸的军人，甘冒妥协罪名、最后时刻劝走学生的老师，都是在悲剧面前尽了自己努力的人；忠实地朝人群打出子弹，忠实地执行宣传、追捕任务的人，或在最后时刻的投机者，都是以平庸的恶，集体构筑了历史悲剧的人。
“我知道，她是无辜的。广场上的学生也是。” 大概抽完了两支烟，很长很长的沉默之后，王师傅又说。
他平静下来了。“我19岁，我去北京，是去平暴的。我要保卫我的国家。我们没做错。你去过那时的北京你就知道了，真的很危险，国家不能乱。但学生，很多学生也没做错。他们是为了国家好，我知道。他们游行、唱歌，我有时也很感动。但暴乱是真的。开枪杀人也是真的。谁做错了？我想不通这个问题。”
“我也不愿意去想。” 他接着说。
我试图跟他聊聊，这件事的复杂性，以及它在今天如何被掩盖。人们不能提，不能讨论，也不能回到历史，辨明真相与是非。
但王师傅回应：“为什么要想？过去了。都过去了。再提有什么用？现在大家都过上好日子了。都过去了，不要再想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说起这个。不说了，不说了。都过去了。”
*
惊心动魄的讲述就这样结束了。车又开了一个多小时，快凌晨2点，才到达了陆丰镇。接下来的路上，王师傅恢复了平静，没有再抽烟，跟我讲起了他退伍之后，开饭店、经营小生意，和在包车公司开车的故事。
一直送到陆丰的宾馆门口，他收钱，看着我下车，叮嘱我小心，给我留下了他的名片，告诉我下回在深圳包车可以再找他，还可以给我打个折。“100公里以上就可以打8折。珠三角我们都可以跑，最远去到广西也可以的……”
我们在专业的推销服务中道别。谁都没有再提1989年春天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