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韩联社报道，韩国总统文在寅30日在青瓦台主持召开第三次紧急经济会议时表示，中央政府决定携手地方政府，向包括中产阶层在内的、收入在下游水平的七成家庭发放灾害补助，四口之家的补助标准为100万韩元（1韩元约合0.00082美元）。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的伤害，多国政府的纾困措施中，政府直接给民众“派钱”成为了重要一项举措，均创下各国“历史上首次”的记录。相比之下，作为疫情风暴一度的重心，中国政府并未公布任何“直接撒钱”的政策，也引发了一些中国民众的呼吁。为什么中国政府不直接“撒钱”？这个问题其实没那么简单。
中国经济正在从疫情中恢复，中国政府会采取怎样的经济纾困政策也引发讨论。（新华社）
先看一下世界上，有哪些国家已经宣布了“直接撒钱”的措施。
美国：美国参议院于当地时间3月25日连夜投票通过2万亿美元规模的第三轮紧急经济救助计划，这将是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救助计划。该法案显示，根据申报者2019年的纳税申报单和2018年的信息（如没有纳税申报单），将为年收入低于7.5万美元的成人每人发放1,200美元现金支票，每个儿童500美元；年收入高于7.5万美元，收入每多出100美元，支票金额减少5美元；年收入高于9.9万美元，不会获得现金支票。
加拿大：当地时间3月25日，加拿大联邦政府宣布，符合要求的申请人将每月获得政府发放的2,000加元支票，连续领4个月，共计8,000加元（1加元约合0.71美元），线上申请通道马上开启。方案面向的群体包括失业群体、生病群体、自我隔离的人，也包括在家照顾孩子的父母，以及因为公司运转不力领不到工资的群体。特鲁多表示，线上申请通道会尽快开启，所有加拿大人将在递交申请后的10天内收到这笔钱。
德国：当地时间3月23日，德国财政部宣布推出一项用于救助小企业和自由职业者的民生政策，计划总预算为500亿欧元（1欧元约合1.11美元）。方案包括，小企业主（1至5人就业的公司），个体户如艺术家、职业摄影师、护理员等，每月可得到9,000欧元的补贴，为期三个月； 5人至10人的公司可获15,000欧元的补贴，为期三个月。
英国：当地时间3月20日，英国财政大臣苏纳克（Rishi Sunak）发表演讲，宣布英国正在推出了一项“史无前例”的救助计划，直接为受疫情影响不能工作的英国民众发放薪酬。“这是我们历史上第一次，政府直接给民众发放薪资。”此次纾困方案有效时间从今年3月1日始，且至少执行3个月之久，英国的所有雇员都囊括在该计划的范围内。根据这一方案，英国政府将为受疫情影响而无法领到薪酬的人员支付80%的薪资，每月最高2,500英镑（1英镑约合1.24美元）。
澳大利亚：当地时间3月12日，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宣布，从3月31日起向大约650万人发放每人750澳元的一次性现金补助（1澳元约合0.61美元）。此次现金补助主要面向社会福利保障金领取群体，包括养老金领取者，失业津贴、残障补助金、照顾者津贴、青年津贴、退伍军人补助和家庭税务福利的受领人，都将获得这笔钱款。
日本：据日经新闻3月26日报道，日本政府或最早于5月向收入大幅减少的家庭直接发放现金。目前的方案为，将向符合条件的家庭发放20万至30万日元（1日元约合0.0093美元），还将通过发放折扣券和商品券来扶持营业额锐减的餐饮业和旅游业。
再加上本文开头所提及的韩国，目前世界上主要经济体都在通过“撒钱”的方式向因新冠疫情影响的国民进行救助。
中国政府选择了不同的道路，面对如此大规模的撒钱，受到疫情冲击严重的中国社会，也开始出现呼吁中国政府直接“撒钱”的呼声。
但是中国政府的选择明显不同，第一点不同是在中央层面，中国政府目前更多是通过减免税负，宣布特种国债等比较温和的中性方式去支持国民经济，而非“撒钱”那么暴力直接。第二点不同是地方政府层面，也是选择了“消费券”而非直接“现金”方式促进内部消费。
目前已有多个中国省份发放消费券。例如杭州政府消息，自3月27日杭州开放申领消费券以来，据杭州商务局统计，截至3月29日16时，已带动杭州市场消费4.53亿元人民币（1人民币约合0.14美元）。兑付政府补贴2,983万元，拉动效应达到15倍。杭州消费券线下实体店消费使用，满40元自动抵扣10元。
其实这种发消费券的方法，并不是第一次出现。在2008年经济危机的时候，成都率先发放消费券，引发了其他城市的效仿。那一年消费券发放最多的城市是杭州，达到了8亿元，其中给困难家庭每户发放200元，给在校中小学生每人发放100元。效果非常显著。当时浙江省委政研室做了一个调查，发现消费券对经济的拉动效应达到1：1.3，是直接发放现金的2倍。尤其是对旅游业的促进，政府每发10元旅游消费券，就可以带动近300元的消费。
为什么中国政府没有“撒钱”？熟悉中国政经的观察人士给予了一下解读。
第一，“撒钱”作为激进的促销费工具，过于激进。尽管短期内能够“救急”，但是难以“救穷”，理念的不同导致各国选择路径因此不同。
当国家面临经济危机时，通常有两种选择，第一种是加大基建投资和公共服务领域的支出。第二种是开着直升机撒钱，而第二种又包括“现金”和“消费券”两种基本方法。
相比西方国家选择的“直升机撒钱”模式，中国政府目前的应对选择是“加大基建投资和公共服务领域的支出+消费券”模式。
截至3月10日，中国大约有25个城市先后公布了投资计划，总投资额大约达到50万亿元人民币。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50万亿的数额虽然看起来很大，但它并不是今年的投资额度，而是未来5—10年的。
而“消费券”模式，不仅是浙江，南京、济南、宁波、辽宁等省市，也出台了和消费券有关的措施。
第二，没有直接撒钱，也侧面证明中国目前疫情已经相对“可控”。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日前视察浙江，释放了希望全国“复工复产”的信号，相比正处于疫情高发期的欧美，中西方所处的“抗疫阶段”是不同的，也就决定经济纾困手段的不同。
中共总书记视察浙江，释放出明显的“复工复产”信号。（微博@新华视点）
第三，中西方民众储蓄状况有很大差异。3月30日中国经济作家吴晓波在一篇分析为何中国不“撒钱”的文章中分析，此次受疫情影响，美国的失业人口达到了328万，比此前的最高纪录还要超出5倍。更雪上加霜的是，美国家庭的银行储蓄率非常低，之前美联储做过一项调查，发现美国40%的家庭拿不出400美元的应急费用。
在美国人的观念中，借钱消费是一种常态。而中国人则比美国人要保守得多，10年前中国的储蓄率是50%，如今是45%，依旧是全球最高水平。所以政府如果给美国人民发钱，那么他转身就到超市购物了，但是如果给中国人发钱，中国人可能直接就把钱存到银行去了，并不能很好地促进消费。所以同样是撒钱，美国撒的是真金白银，而中国撒的是消费券。
还有第四个原因，就是目前中国政府正在面临比较严重的财政收入下滑的情况。虽然2月至今中国全国各级财政针对疫情累计下发财政资金近千亿元。
一方面，疫情造成的经济停滞导致政府财政收入大幅度下滑，很多产业经济数据出现大幅下滑，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今年1至2月份，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20.5%，其中餐饮收入下降43.1%，商品零售下降17.6%。；另一方面，抗疫、扶贫以及减税降费等政策都要求政府掏钱。在如此此消彼长的态势下，希望政府直接拿出“真金白银”撒钱并不现实。当然不排除中国政府在未来——例如传说中5月初有可能召开的全国两会前拿出更加直接的经济救助方案。
每个国家有其实际国情，以及疫情发展阶段的不同，都注定了每个国家的经济纾困政策是不同的。“直接撒钱”有其现实必要性，不必因此嘲笑欧美国家。
通过投资+消费券的中国方案虽然和风细雨，但也让民众有“不解渴”之感。毕竟因为近两个月的经济停滞，中国也存在大量生活一夜返贫的基层民众。在政府救济难以全覆盖的中国，如何对这些家庭和民众进行“直接帮扶”，是当务之急。
据韩联社报道，韩国总统文在寅30日在青瓦台主持召开第三次紧急经济会议时表示，中央政府决定携手地方政府，向包括中产阶层在内的、收入在下游水平的七成家庭发放灾害补助，四口之家的补助标准为100万韩元（1韩元约合0.00082美元）。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的伤害，多国政府的纾困措施中，政府直接给民众“派钱”成为了重要一项举措，均创下各国“历史上首次”的记录。相比之下，作为疫情风暴一度的重心，中国政府并未公布任何“直接撒钱”的政策，也引发了一些中国民众的呼吁。为什么中国政府不直接“撒钱”？这个问题其实没那么简单。
中国经济正在从疫情中恢复，中国政府会采取怎样的经济纾困政策也引发讨论。（新华社）
先看一下世界上，有哪些国家已经宣布了“直接撒钱”的措施。
美国：美国参议院于当地时间3月25日连夜投票通过2万亿美元规模的第三轮紧急经济救助计划，这将是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救助计划。该法案显示，根据申报者2019年的纳税申报单和2018年的信息（如没有纳税申报单），将为年收入低于7.5万美元的成人每人发放1,200美元现金支票，每个儿童500美元；年收入高于7.5万美元，收入每多出100美元，支票金额减少5美元；年收入高于9.9万美元，不会获得现金支票。
加拿大：当地时间3月25日，加拿大联邦政府宣布，符合要求的申请人将每月获得政府发放的2,000加元支票，连续领4个月，共计8,000加元（1加元约合0.71美元），线上申请通道马上开启。方案面向的群体包括失业群体、生病群体、自我隔离的人，也包括在家照顾孩子的父母，以及因为公司运转不力领不到工资的群体。特鲁多表示，线上申请通道会尽快开启，所有加拿大人将在递交申请后的10天内收到这笔钱。
德国：当地时间3月23日，德国财政部宣布推出一项用于救助小企业和自由职业者的民生政策，计划总预算为500亿欧元（1欧元约合1.11美元）。方案包括，小企业主（1至5人就业的公司），个体户如艺术家、职业摄影师、护理员等，每月可得到9,000欧元的补贴，为期三个月； 5人至10人的公司可获15,000欧元的补贴，为期三个月。
英国：当地时间3月20日，英国财政大臣苏纳克（Rishi Sunak）发表演讲，宣布英国正在推出了一项“史无前例”的救助计划，直接为受疫情影响不能工作的英国民众发放薪酬。“这是我们历史上第一次，政府直接给民众发放薪资。”此次纾困方案有效时间从今年3月1日始，且至少执行3个月之久，英国的所有雇员都囊括在该计划的范围内。根据这一方案，英国政府将为受疫情影响而无法领到薪酬的人员支付80%的薪资，每月最高2,500英镑（1英镑约合1.24美元）。
澳大利亚：当地时间3月12日，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宣布，从3月31日起向大约650万人发放每人750澳元的一次性现金补助（1澳元约合0.61美元）。此次现金补助主要面向社会福利保障金领取群体，包括养老金领取者，失业津贴、残障补助金、照顾者津贴、青年津贴、退伍军人补助和家庭税务福利的受领人，都将获得这笔钱款。
日本：据日经新闻3月26日报道，日本政府或最早于5月向收入大幅减少的家庭直接发放现金。目前的方案为，将向符合条件的家庭发放20万至30万日元（1日元约合0.0093美元），还将通过发放折扣券和商品券来扶持营业额锐减的餐饮业和旅游业。
再加上本文开头所提及的韩国，目前世界上主要经济体都在通过“撒钱”的方式向因新冠疫情影响的国民进行救助。
中国政府选择了不同的道路，面对如此大规模的撒钱，受到疫情冲击严重的中国社会，也开始出现呼吁中国政府直接“撒钱”的呼声。
但是中国政府的选择明显不同，第一点不同是在中央层面，中国政府目前更多是通过减免税负，宣布特种国债等比较温和的中性方式去支持国民经济，而非“撒钱”那么暴力直接。第二点不同是地方政府层面，也是选择了“消费券”而非直接“现金”方式促进内部消费。
目前已有多个中国省份发放消费券。例如杭州政府消息，自3月27日杭州开放申领消费券以来，据杭州商务局统计，截至3月29日16时，已带动杭州市场消费4.53亿元人民币（1人民币约合0.14美元）。兑付政府补贴2,983万元，拉动效应达到15倍。杭州消费券线下实体店消费使用，满40元自动抵扣10元。
其实这种发消费券的方法，并不是第一次出现。在2008年经济危机的时候，成都率先发放消费券，引发了其他城市的效仿。那一年消费券发放最多的城市是杭州，达到了8亿元，其中给困难家庭每户发放200元，给在校中小学生每人发放100元。效果非常显著。当时浙江省委政研室做了一个调查，发现消费券对经济的拉动效应达到1：1.3，是直接发放现金的2倍。尤其是对旅游业的促进，政府每发10元旅游消费券，就可以带动近300元的消费。
为什么中国政府没有“撒钱”？熟悉中国政经的观察人士给予了一下解读。
第一，“撒钱”作为激进的促销费工具，过于激进。尽管短期内能够“救急”，但是难以“救穷”，理念的不同导致各国选择路径因此不同。
当国家面临经济危机时，通常有两种选择，第一种是加大基建投资和公共服务领域的支出。第二种是开着直升机撒钱，而第二种又包括“现金”和“消费券”两种基本方法。
相比西方国家选择的“直升机撒钱”模式，中国政府目前的应对选择是“加大基建投资和公共服务领域的支出+消费券”模式。
截至3月10日，中国大约有25个城市先后公布了投资计划，总投资额大约达到50万亿元人民币。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50万亿的数额虽然看起来很大，但它并不是今年的投资额度，而是未来5—10年的。
而“消费券”模式，不仅是浙江，南京、济南、宁波、辽宁等省市，也出台了和消费券有关的措施。
第二，没有直接撒钱，也侧面证明中国目前疫情已经相对“可控”。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日前视察浙江，释放了希望全国“复工复产”的信号，相比正处于疫情高发期的欧美，中西方所处的“抗疫阶段”是不同的，也就决定经济纾困手段的不同。
中共总书记视察浙江，释放出明显的“复工复产”信号。（微博@新华视点）
第三，中西方民众储蓄状况有很大差异。3月30日中国经济作家吴晓波在一篇分析为何中国不“撒钱”的文章中分析，此次受疫情影响，美国的失业人口达到了328万，比此前的最高纪录还要超出5倍。更雪上加霜的是，美国家庭的银行储蓄率非常低，之前美联储做过一项调查，发现美国40%的家庭拿不出400美元的应急费用。
在美国人的观念中，借钱消费是一种常态。而中国人则比美国人要保守得多，10年前中国的储蓄率是50%，如今是45%，依旧是全球最高水平。所以政府如果给美国人民发钱，那么他转身就到超市购物了，但是如果给中国人发钱，中国人可能直接就把钱存到银行去了，并不能很好地促进消费。所以同样是撒钱，美国撒的是真金白银，而中国撒的是消费券。
还有第四个原因，就是目前中国政府正在面临比较严重的财政收入下滑的情况。虽然2月至今中国全国各级财政针对疫情累计下发财政资金近千亿元。
一方面，疫情造成的经济停滞导致政府财政收入大幅度下滑，很多产业经济数据出现大幅下滑，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今年1至2月份，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20.5%，其中餐饮收入下降43.1%，商品零售下降17.6%。；另一方面，抗疫、扶贫以及减税降费等政策都要求政府掏钱。在如此此消彼长的态势下，希望政府直接拿出“真金白银”撒钱并不现实。当然不排除中国政府在未来——例如传说中5月初有可能召开的全国两会前拿出更加直接的经济救助方案。
每个国家有其实际国情，以及疫情发展阶段的不同，都注定了每个国家的经济纾困政策是不同的。“直接撒钱”有其现实必要性，不必因此嘲笑欧美国家。
通过投资+消费券的中国方案虽然和风细雨，但也让民众有“不解渴”之感。毕竟因为近两个月的经济停滞，中国也存在大量生活一夜返贫的基层民众。在政府救济难以全覆盖的中国，如何对这些家庭和民众进行“直接帮扶”，是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