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5天，中共官方于11月16日公布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第三份历史决议《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该决议几乎完全继承了前两份“历史决议”，同时充分肯定了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历代领导人的功绩，不过，在评价习近平时代的同时也对改革开放以来的积弊给予“不点名”的批评。 当然，第三份历史决议更多还是高度评价改革开放对于中国的历史性贡献和巨大推动作用，成绩是主要的，积弊是次要的。 在该决议的第四部分“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习近平先是肯定“改革开放以后，党和国家事业取得重大成就，为新时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奠定了坚实基础、创造了有利条件”，但“同时”，中共“党清醒认识到，外部环境变化带来许多新的风险挑战，国内改革发展稳定面临不少长期没有解决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以及新出现的一些矛盾和问题，管党治党一度宽松软带来党内消极腐败现象蔓延、政治生态出现严重问题，党群干群关系受到损害，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受到削弱，党治国理政面临重大考验”。 请注意，第三份决议对“改革开放以来”的评价显然不只是针对客观造成的问题，而同样包括当时中共本身领导问题。 中共第三份决议一方面承认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和长期没有解决和新出现的“一些矛盾和问题”是难以避免，但是另一方面实际上也指出了这些问题为什么没有解决以及如何累积到现在。 接着，在此背景下，中共第三份决议得出结论，首先是中共发生了问题，“管党治党一度宽松软带来党内消极腐败现象蔓延、政治生态出现严重问题，党群干群关系受到损害，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受到削弱，党治国理政面临重大考验”。 具体来说，该决议在肯定改革开放至中共十八大前这一历史时期伟大成就的同时，从多个方面提出了“不足”甚至批评，导致习近平上台后做出改变。 第一个方面，在中共“党的领导”上，“党内也存在不少对坚持党的领导认识模糊、行动乏力问题，存在不少落实党的领导弱化、虚化、淡化、边缘化问题，特别是对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执行不力，有的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甚至口是心非、擅自行事。” 第二个方面，在中共的自我约束上，“由于一度出现管党不力、治党不严问题，有些党员、干部政治信仰出现严重危机，一些地方和部门选人用人风气不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盛行，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较为普遍存在。特别是搞任人唯亲、排斥异己的有之，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的有之，搞匿名诬告、制造谣言的有之，搞收买人心、拉动选票的有之，搞封官许愿、弹冠相庆的有之，搞自行其是、阳奉阴违的有之，搞尾大不掉、妄议中央的也有之，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相互交织，贪腐程度触目惊心。” 尽管此处，决议仅使用了“一度”这一模糊表述，但是事实上这正好对应了中共十八大以来的反腐整风，尤其是近400名部级高官和其他高级将领的贪腐。 第三个方面，在经济建设上，“由于一些地方和部门存在片面追求速度规模、发展方式粗放等问题，加上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持续低迷影响，经济结构性体制性矛盾不断积累，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十分突出。” 坦率说，这一问题基本属于经济发展过程难以回避的历史过程，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有类似的过程，至于中共作为中国执政党，有无能力、多大程度改变经济粗放式增长，这必然会不同认识。 第四个方面，在深化改革上，“随着实践发展，一些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和利益固化的藩篱日益显现”。 决议坦承，这是实践发展造成的，也表明改革进入深水区。 第五个方面，在依法治国方面，“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司法不公、违法不究等问题严重存在，司法腐败时有发生，一些执法司法人员徇私枉法，甚至充当犯罪分子的保护伞，严重损害法治权威，严重影响社会公平正义”。 此处无需多言。中共十八大后查处最大案件便是周永康案，它代表了包括司法体系中共政法系统的沉疴痼疾，至今中共仍然在推行政法系统教育整顿运动。 第六个方面，在文化上，“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不时出现，网络舆论乱象丛生，一些领导干部政治立场模糊、缺乏斗争精神，严重影响人们思想和社会舆论环境。” 1980年代，中共一度为应对社会多元思潮的泛滥祭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旗帜，尽管六四事件后随着改革开放深入也逐渐淡化，但是国门打开和市场经济一拥而入，各种思潮随之兴起，再加上1990年代末至今互联网在中国的发展，舆论环境的确严重冲击了中共的正统意识形态。 这对以思想建党起家的中共来说，要不要管，如何管，颇具挑战。 第七个方面，在社会建设，决议笼统地认为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其实也是在提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发展短板，尤其是事关切身利益的医疗、教育、收入差距等最棘手的问题。 第八个方面，在军队问题上，决议提到，“有一个时期，人民军队党的领导弱化问题突出”，同时在该段落抛出了郭伯雄、徐才厚、房峰辉、张阳等人。 此外，在其他方面，比如环境保护、港澳台事务处理、国家安全形势应对等问题上，决议虽然没有公开点明以往问题所在，但事实上，它也从正面肯定，习近平上台以来所采取的有别于以往的动作，是有其必要性和正当性。不过，正如习近平所作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的说明：“改革开放以来，尽管党的工作中也出现过一些问题，但总体上讲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是顺利的，前进方向是正确的，取得的成就是举世瞩目的。”在第三份决议中，中共用了“伟大觉醒”“伟大革命”“伟大成绩”“伟大飞跃”来盛赞改革开放的历史。
时隔5天，中共官方于11月16日公布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第三份历史决议《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该决议几乎完全继承了前两份“历史决议”，同时充分肯定了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历代领导人的功绩，不过，在评价习近平时代的同时也对改革开放以来的积弊给予“不点名”的批评。
当然，第三份历史决议更多还是高度评价改革开放对于中国的历史性贡献和巨大推动作用，成绩是主要的，积弊是次要的。
在该决议的第四部分“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习近平先是肯定“改革开放以后，党和国家事业取得重大成就，为新时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奠定了坚实基础、创造了有利条件”，但“同时”，中共“党清醒认识到，外部环境变化带来许多新的风险挑战，国内改革发展稳定面临不少长期没有解决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以及新出现的一些矛盾和问题，管党治党一度宽松软带来党内消极腐败现象蔓延、政治生态出现严重问题，党群干群关系受到损害，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受到削弱，党治国理政面临重大考验”。
请注意，第三份决议对“改革开放以来”的评价显然不只是针对客观造成的问题，而同样包括当时中共本身领导问题。
中共第三份决议一方面承认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和长期没有解决和新出现的“一些矛盾和问题”是难以避免，但是另一方面实际上也指出了这些问题为什么没有解决以及如何累积到现在。
接着，在此背景下，中共第三份决议得出结论，首先是中共发生了问题，“管党治党一度宽松软带来党内消极腐败现象蔓延、政治生态出现严重问题，党群干群关系受到损害，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受到削弱，党治国理政面临重大考验”。
具体来说，该决议在肯定改革开放至中共十八大前这一历史时期伟大成就的同时，从多个方面提出了“不足”甚至批评，导致习近平上台后做出改变。
第一个方面，在中共“党的领导”上，“党内也存在不少对坚持党的领导认识模糊、行动乏力问题，存在不少落实党的领导弱化、虚化、淡化、边缘化问题，特别是对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执行不力，有的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甚至口是心非、擅自行事。”
第二个方面，在中共的自我约束上，“由于一度出现管党不力、治党不严问题，有些党员、干部政治信仰出现严重危机，一些地方和部门选人用人风气不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盛行，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较为普遍存在。特别是搞任人唯亲、排斥异己的有之，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的有之，搞匿名诬告、制造谣言的有之，搞收买人心、拉动选票的有之，搞封官许愿、弹冠相庆的有之，搞自行其是、阳奉阴违的有之，搞尾大不掉、妄议中央的也有之，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相互交织，贪腐程度触目惊心。”
尽管此处，决议仅使用了“一度”这一模糊表述，但是事实上这正好对应了中共十八大以来的反腐整风，尤其是近400名部级高官和其他高级将领的贪腐。
第三个方面，在经济建设上，“由于一些地方和部门存在片面追求速度规模、发展方式粗放等问题，加上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持续低迷影响，经济结构性体制性矛盾不断积累，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十分突出。”
坦率说，这一问题基本属于经济发展过程难以回避的历史过程，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有类似的过程，至于中共作为中国执政党，有无能力、多大程度改变经济粗放式增长，这必然会不同认识。
第四个方面，在深化改革上，“随着实践发展，一些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和利益固化的藩篱日益显现”。
决议坦承，这是实践发展造成的，也表明改革进入深水区。
第五个方面，在依法治国方面，“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司法不公、违法不究等问题严重存在，司法腐败时有发生，一些执法司法人员徇私枉法，甚至充当犯罪分子的保护伞，严重损害法治权威，严重影响社会公平正义”。
此处无需多言。中共十八大后查处最大案件便是周永康案，它代表了包括司法体系中共政法系统的沉疴痼疾，至今中共仍然在推行政法系统教育整顿运动。
第六个方面，在文化上，“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不时出现，网络舆论乱象丛生，一些领导干部政治立场模糊、缺乏斗争精神，严重影响人们思想和社会舆论环境。”
1980年代，中共一度为应对社会多元思潮的泛滥祭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旗帜，尽管六四事件后随着改革开放深入也逐渐淡化，但是国门打开和市场经济一拥而入，各种思潮随之兴起，再加上1990年代末至今互联网在中国的发展，舆论环境的确严重冲击了中共的正统意识形态。
这对以思想建党起家的中共来说，要不要管，如何管，颇具挑战。
第七个方面，在社会建设，决议笼统地认为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其实也是在提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发展短板，尤其是事关切身利益的医疗、教育、收入差距等最棘手的问题。
第八个方面，在军队问题上，决议提到，“有一个时期，人民军队党的领导弱化问题突出”，同时在该段落抛出了郭伯雄、徐才厚、房峰辉、张阳等人。
此外，在其他方面，比如环境保护、港澳台事务处理、国家安全形势应对等问题上，决议虽然没有公开点明以往问题所在，但事实上，它也从正面肯定，习近平上台以来所采取的有别于以往的动作，是有其必要性和正当性。不过，正如习近平所作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的说明：“改革开放以来，尽管党的工作中也出现过一些问题，但总体上讲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是顺利的，前进方向是正确的，取得的成就是举世瞩目的。”在第三份决议中，中共用了“伟大觉醒”“伟大革命”“伟大成绩”“伟大飞跃”来盛赞改革开放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