聿文视界：习近平治下，革命大词的回归 邓聿文 2023年5月29日 资料照：解放军士兵列队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画像以及他提出的“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口号前走过。（2015年8月22日） 脱口秀演员李昊石的所谓“辱军”事件肇始于李昊石用“作风优良，能打胜仗”来形容野狗的生存能力强悍。而这两个词恰恰是习近平2013年为解放军做的指示和要求，是只能用于解放军的专有词语，不可将其意转嫁挪作他用。 中国是个口号治国的社会，这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而是共产党政权的一个共同特征。但是习近平上台后，在口号治国方面胜过他的前任，除了毛泽东。他造了大量的政治“新词”进入中国的政治生活，成了党的政治文化的一部分，影响深远。这些新词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伴随某个阶段的国家发展目标和任务提出的，如中国梦、精准扶贫、供给侧改革、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式现代化等，可算与时俱进；一类是要彰显和维护中共统治及他个人权力的，如两个维护、两个确立、四个自信、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党领导一切、伟大斗争、政治规矩、政治建设、根本遵循、关键少数，等等，带有典型的习式特色。 资料照：一名男子走过北京街头张贴的中国梦宣传画。（2017年4月4日） 从控制话语到控制思想和控制一切 奥维尔在他的《一九八四》这部小说中为我们虚构了一个极权国家大洋国，它的统治者“老大哥”和“英社党”统治人民的一种方式是“新话”，党的口号就是，“谁能控制话语，就能控制思想，谁能控制思想，就能控制一切”。新话是大洋国的官方语言，乃为控制人民思想而专门发明的。习“创造”的这些政治“新词”也频繁出现在党的文件、报告、领导人讲话、对外交流、报刊宣传、干部学习、学生课堂以及专家学者的演讲与论文里，成为党在新时期的“新话”和意识形态，它们构成习近平思想的主要内容，也是中共向外输出的“政治文化”。 习的政治“新词”特别是后一类，可以把它们称为革命词语或革命大词，因为它们本质上是一个革命党的政治文化的言说表现。这类语词人们耳熟能详的还有人民领袖、舵手统帅、舆论斗争、自我革命、红色文化、政治面貌、政治安全、政治家办报、历史虚无主义、境外敌对势力、忘我之心不死、我将无我。虽然有些革命语词从毛时代就一直延续下来——就此而言，并非政治“新词”，然而，到习这儿，他把这些革命语词的含义复活了。 北京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内习近平的照片与他的口号：“我将无我 不负人民”。（2022年10月12日） 革命党以推翻一个旧世界为己任，革命文化和革命语言讲究一种鲜明的政治导向性和强烈的鼓动性，诉诸人们的内在情感。这种革命文化和革命语言在文革走向极端，变成了一种革命的大词，但也就失去了革命语言原本具有的活泼和情感性，干瘪无趣，内容空洞。如文革流行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继续革命、大批判、臭老九、黑五类等。用一些研究者的话来说，文革时期的政治语言具有格式化、刻板化、标准化、粗野化的特征，强烈的政治色彩遮蔽了语言使用者的个体情感，导致语言内涵日益苍白，表意功能日益弱化，语言活力日益萎缩；由于丧失了个性化语言的表达空间，也使得空话、套话、大话过多的现象盛行。 这种情况在今天又被复活。曾几何时，鉴于革命语言在文革达到极致，让人们对这种表达方式憎恶到极点。文革结束后，思想解冻，此类貌似崇高神圣的政治语言成了小说家和艺术家们无情嘲笑的对象。比如王朔和王小波的小说，就有大量这样的描写；尤其《编辑部的故事》和《我爱我家》这两部室内情景喜剧，它们人物对话的基调建立在革命语言的反讽上，那些革命语言通过剧中人物“一本正经”地说出来，其内在的荒谬性立刻显露无疑，引起观众强烈共鸣，达到消解这些政治语言意义的戏剧效果，以致它们成了中国情景喜剧的经典，至今不能超越。用今天当权者的标准看，无论是二王的小说，还是这两部情景喜剧，对政治语言的肆意嘲弄，其对政权的冒犯，比李昊石事件要严重得多。可在当时，观众都没把它当回事，审查机构也习以为常。这从一个侧面反映那个时代政治文化的相对宽松。
资料照：上海大学生在一幅宣传习近平的大标语前照相后将一面中共党旗收起来。（2017年11月19日）
习运用革命语言驾轻就熟 然而，这一切随着习近平的上台，烟消云散。习对政治的严控，不是一步到位，而有个逐步发酵的过程，初期是试探性的，等到成为核心，权力稳固，就不再半遮半掩，而原形毕露。习在建立极权统治的这一过程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重新借鉴和引入中共的革命文化和革命语言进入党的政治生活。革命文化和革命语言当然从来不曾远离中共，但在改革开放的大部分时间里，由于要和西方接轨，它渐渐隐身。而习一直保留着他年轻时所受的革命意识形态尤其是文革话语的教育，这使他接受和运用这一套革命语言的表达方式，驾轻就熟，毫无违和感，并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稍稍加以改造，就能推陈出新。比如习爱在讲话中引毛的诗词，他曾在一次发言中说，昨天是“雄关漫道真如铁”，今天是“人间正道是沧桑”，明天是“长风破浪会有时”，这就是典型的革命大词，在毛那儿，这几句诗还表现出一种革命浪漫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但在习这儿，只剩下一种不知所云的装腔作势。 不过，要想革命语言和革命大词在新的政治现实下成为中国流行的政治文化，就必须设立一层保护机制，对敢于讥讽、挑战这种革命语言的行为，不管有意还是无意，都要进行打压，让人觉得革命大词神圣不可侵犯，这也就是外界看到的，官方这些年来划定的政治敏感词越来越多的原因。若有人触碰了这些敏感词，轻得通报批评，重得判刑。李昊石不幸错用了“作风优良，能打胜仗”这两个革命大词，把它用在不该用的对象身上。相对而言，这两个词本身不像“新时代”、“全过程民主”或者“宪政”、“人权”一类词带有很强的政治色彩，可由于被大众默认为是解放军的“专利”，也就不能有人对它随意造次，其意思不能随意被转作他用，否则也是触犯革命语言的政治禁忌。对人们来说，比起那些被明确圈定不能触碰的政治敏感词，此类词语的运用要更加小心，因为在出问题前，谁也不知道它能不能被“冒犯”。 可以说，李昊石事件见证了革命语言和革命大词的回归。这是习近平时代的政治，它反映了一种令人窒息的现实。 邓聿文——美国之音特约评论员，曾在中国做过记者，现居美国。
聿文视界：习近平治下，革命大词的回归
邓聿文 2023年5月29日
资料照：解放军士兵列队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画像以及他提出的“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口号前走过。（2015年8月22日）
脱口秀演员李昊石的所谓“辱军”事件肇始于李昊石用“作风优良，能打胜仗”来形容野狗的生存能力强悍。而这两个词恰恰是习近平2013年为解放军做的指示和要求，是只能用于解放军的专有词语，不可将其意转嫁挪作他用。
中国是个口号治国的社会，这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而是共产党政权的一个共同特征。但是习近平上台后，在口号治国方面胜过他的前任，除了毛泽东。他造了大量的政治“新词”进入中国的政治生活，成了党的政治文化的一部分，影响深远。这些新词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伴随某个阶段的国家发展目标和任务提出的，如中国梦、精准扶贫、供给侧改革、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式现代化等，可算与时俱进；一类是要彰显和维护中共统治及他个人权力的，如两个维护、两个确立、四个自信、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党领导一切、伟大斗争、政治规矩、政治建设、根本遵循、关键少数，等等，带有典型的习式特色。
资料照：一名男子走过北京街头张贴的中国梦宣传画。（2017年4月4日）
从控制话语到控制思想和控制一切
奥维尔在他的《一九八四》这部小说中为我们虚构了一个极权国家大洋国，它的统治者“老大哥”和“英社党”统治人民的一种方式是“新话”，党的口号就是，“谁能控制话语，就能控制思想，谁能控制思想，就能控制一切”。新话是大洋国的官方语言，乃为控制人民思想而专门发明的。习“创造”的这些政治“新词”也频繁出现在党的文件、报告、领导人讲话、对外交流、报刊宣传、干部学习、学生课堂以及专家学者的演讲与论文里，成为党在新时期的“新话”和意识形态，它们构成习近平思想的主要内容，也是中共向外输出的“政治文化”。
习的政治“新词”特别是后一类，可以把它们称为革命词语或革命大词，因为它们本质上是一个革命党的政治文化的言说表现。这类语词人们耳熟能详的还有人民领袖、舵手统帅、舆论斗争、自我革命、红色文化、政治面貌、政治安全、政治家办报、历史虚无主义、境外敌对势力、忘我之心不死、我将无我。虽然有些革命语词从毛时代就一直延续下来——就此而言，并非政治“新词”，然而，到习这儿，他把这些革命语词的含义复活了。
北京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内习近平的照片与他的口号：“我将无我 不负人民”。（2022年10月12日）
革命党以推翻一个旧世界为己任，革命文化和革命语言讲究一种鲜明的政治导向性和强烈的鼓动性，诉诸人们的内在情感。这种革命文化和革命语言在文革走向极端，变成了一种革命的大词，但也就失去了革命语言原本具有的活泼和情感性，干瘪无趣，内容空洞。如文革流行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继续革命、大批判、臭老九、黑五类等。用一些研究者的话来说，文革时期的政治语言具有格式化、刻板化、标准化、粗野化的特征，强烈的政治色彩遮蔽了语言使用者的个体情感，导致语言内涵日益苍白，表意功能日益弱化，语言活力日益萎缩；由于丧失了个性化语言的表达空间，也使得空话、套话、大话过多的现象盛行。
这种情况在今天又被复活。曾几何时，鉴于革命语言在文革达到极致，让人们对这种表达方式憎恶到极点。文革结束后，思想解冻，此类貌似崇高神圣的政治语言成了小说家和艺术家们无情嘲笑的对象。比如王朔和王小波的小说，就有大量这样的描写；尤其《编辑部的故事》和《我爱我家》这两部室内情景喜剧，它们人物对话的基调建立在革命语言的反讽上，那些革命语言通过剧中人物“一本正经”地说出来，其内在的荒谬性立刻显露无疑，引起观众强烈共鸣，达到消解这些政治语言意义的戏剧效果，以致它们成了中国情景喜剧的经典，至今不能超越。用今天当权者的标准看，无论是二王的小说，还是这两部情景喜剧，对政治语言的肆意嘲弄，其对政权的冒犯，比李昊石事件要严重得多。可在当时，观众都没把它当回事，审查机构也习以为常。这从一个侧面反映那个时代政治文化的相对宽松。
资料照：上海大学生在一幅宣传习近平的大标语前照相后将一面中共党旗收起来。（2017年11月19日）
习运用革命语言驾轻就熟
然而，这一切随着习近平的上台，烟消云散。习对政治的严控，不是一步到位，而有个逐步发酵的过程，初期是试探性的，等到成为核心，权力稳固，就不再半遮半掩，而原形毕露。习在建立极权统治的这一过程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重新借鉴和引入中共的革命文化和革命语言进入党的政治生活。革命文化和革命语言当然从来不曾远离中共，但在改革开放的大部分时间里，由于要和西方接轨，它渐渐隐身。而习一直保留着他年轻时所受的革命意识形态尤其是文革话语的教育，这使他接受和运用这一套革命语言的表达方式，驾轻就熟，毫无违和感，并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稍稍加以改造，就能推陈出新。比如习爱在讲话中引毛的诗词，他曾在一次发言中说，昨天是“雄关漫道真如铁”，今天是“人间正道是沧桑”，明天是“长风破浪会有时”，这就是典型的革命大词，在毛那儿，这几句诗还表现出一种革命浪漫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但在习这儿，只剩下一种不知所云的装腔作势。
不过，要想革命语言和革命大词在新的政治现实下成为中国流行的政治文化，就必须设立一层保护机制，对敢于讥讽、挑战这种革命语言的行为，不管有意还是无意，都要进行打压，让人觉得革命大词神圣不可侵犯，这也就是外界看到的，官方这些年来划定的政治敏感词越来越多的原因。若有人触碰了这些敏感词，轻得通报批评，重得判刑。李昊石不幸错用了“作风优良，能打胜仗”这两个革命大词，把它用在不该用的对象身上。相对而言，这两个词本身不像“新时代”、“全过程民主”或者“宪政”、“人权”一类词带有很强的政治色彩，可由于被大众默认为是解放军的“专利”，也就不能有人对它随意造次，其意思不能随意被转作他用，否则也是触犯革命语言的政治禁忌。对人们来说，比起那些被明确圈定不能触碰的政治敏感词，此类词语的运用要更加小心，因为在出问题前，谁也不知道它能不能被“冒犯”。
可以说，李昊石事件见证了革命语言和革命大词的回归。这是习近平时代的政治，它反映了一种令人窒息的现实。
邓聿文——美国之音特约评论员，曾在中国做过记者，现居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