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冯壹 继去年《骡子》后，克林特·伊斯特伍德的《理查德·朱维尔的哀歌》（以下简称《哀歌》）也在艺联院线上映了。同样是典型“东木式”（伊斯特伍德 Eastwood被网友亲切直译为“东木”）电影，同样是票房寥寥口碑上乘，同样是坚守自我岗位的“国民英雄”，同样是看完后感到义愤填膺，也同样在颁奖季近乎被踢出门外。 年近九十，伊斯特伍德愈加肆意张扬。《骡子》取得的不菲成绩，让他摆脱了《15点17分，启程巴黎》“扑街”招致的失败困境，也助力他于21世纪第二个10年里，以一部《哀歌》，喊出了最振聋发聩的保守派宣言：你的尊严永远不能被侵犯。 摊开来看，《哀歌》和莱恩·约翰逊执导的《利刃出鞘》算得上是镜之两面。 后者弥漫着美国白左的怜悯之心，随处可见对特朗普的嘲讽、对当前美国政府的戏谑以及对移民政策的隐喻。前者则高举起美国右翼的大旗，遥望着片中愚蠢的FBI警探、虚伪的新闻媒体，撕破了上层建筑“平等博爱”的外衣，露出他们的罪恶内里与丑恶嘴脸。 《哀歌》改编自《名利场》杂志1997年的同名报道文章，以亚特兰大奥运会保安理查德·朱维尔的真实事件为线索，讲述了他从发现炸弹到被奉为英雄再到遭受指控的故事。电影反映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当你被暴力机关与新闻媒体同时诬陷时，应如何洗刷冤屈？ 伊斯特伍德以保守派的普世价值，塑造出一个典型的“东木式”底层人物。常年食用垃圾食品导致的肥胖外型让他鲜有朋友；入不敷出的薪水和留有案底的前科，又使他只能与年迈的母亲生活在一起；最重要的是，他还有颗坚持程序正义与坚守岗位的心。 1996年的亚特兰大奥运会，让理查德·朱维尔坐上了从峰顶到谷底的“过山车”。他当时是奥运会公园的一名保安，每日的职责就是日常巡逻。虽然任务简单，可强大的责任心让他从不放过任何可疑之处。那个藏有管状雷管的背包，便在这种情况下被他发现了。 避免了大面积伤亡的理查德·朱维尔，顿时被民众和媒体奉为英雄。媒体采访应接不暇，电视访谈频频受邀，连奥运会的参赛选手都热情地和他打起了招呼。可惜的是，这并非一部美式喜剧，故事的走向也不受观众掌控。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急功近利的FBI开始调查起“英雄”本人：他们怀疑，这是朱维尔为了出名而自导自演的一出爆破案。 滑稽的是，即便当时采访不断，可理查德·朱维尔从来不曾吹嘘过自己的功劳。在他看来，发现炸弹是他身为保安的基础职责，自己只是碰巧在恰当的时候出现在恰当的地方。但谁会在意一个“底层人民”的看法呢？在FBI看来，他的谦逊只是一种变相的伪装罢了。 肥胖、逃税、有前科、鲜有朋友、藏有枪支、希望能重任警察。数项奇怪的特征，为朱维尔套上了“炸弹客”的名号，FBI将他列为了头号嫌疑犯。而就在此时，渴望搞一个大新闻的记者凯西·斯克鲁格，从探员那里得知了这一不实消息。 媒体的作用得以发挥了，吃瓜群众最欢喜的“菜市口看斩首”环节出现了。大肆报道之下，理查德·朱维尔转眼成了千夫所指的恐惧恶魔。他的墨镜不需要再戴了，出书的计划搁浅了，住所外面围了一圈又一圈的媒体，连家人和朋友都遭受着不明不白的屈辱。 电影的前半程，堪称波诡云谲。从“圣人”到“罪人”的变故，叩击着银幕外观众的心。虽然朱维尔的形象并不讨喜，可蒙冤受辱的经历，反倒让他的角色魅力增添了三分。加之由真实事件改编的高批判性，让很多观众在看片时带入了先天的自我情绪。说到底，当一个老实人含冤受辱，谁又能忍住自己伸张正义的情绪呢？ 律师朋友的出现，为这部电影的暗黑时刻带来几分亮色。即便FBI与媒体来势汹汹，但十年前与朱维尔的相交，让他对这个憨厚的胖子产生了颇多好感。朋友有难，自己怎么能置身事外。于是，一场“勇者斗恶龙”般的“小人物”抗争史就立起来了。 由于原稿只是杂志上一篇的报道文章，伊斯特伍德为了影片的真实性下了一番工夫。他在接受外媒采访时表示，五年前自己就有了将理查德·朱维尔案搬上银幕的想法。为此，主创团队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来查阅相关资料、走访案件证人。所以，电影中出现了许多还原当年的真实情节，比如几乎一致的报刊杂志，母亲内衣被抱走的窘迫，以及那一床的枪支…... 这种真实，更加重了朱维尔这一人物的可爱之处。他是东木心中典型的独立美国人，对程序正义和自我努力秉持坚定的信念。他信任政府机关，哪怕他们以诱骗的形式，来诳套他承认自己是“炸弹客”，他也悲愤地配合。 坚守自我的岗位，通过奋斗来实现价值，这既是早期“美国梦”的核心意义，又是理查德·朱维尔的人生格言。他从不避讳自己的想法，多年之前，他曾是某片区的副警长，因为特殊原因惨遭开除，而如今发现炸弹、成为英雄后，他希望重回政府机关工作。 这也是89岁的伊斯特伍德意图表达的观点之一。因此，电影中的朱维尔，有着明显的“红脖子”迹象。对身为右翼的他来说，没有什么比现在白左泛滥的好莱坞更让他愤怒了。他借律师的口，吐槽着FBI和媒体，批判着所谓的“上流社会”。毕竟，当政府和媒体为了所谓“真相”，将刀尖对准一个无辜的平民，这难道就是基于政治正确的公平正义吗？ 电影的文本意义外，观众还能获得更多的片外启迪。新闻媒体不能保持客观中立性，或许是大家思考的首要问题。事实上，这也是如今互联网时代的弊病，每个人都能成为“媒体”，又有谁来保证新闻的真实性与规范性呢？
文/冯壹
继去年《骡子》后，克林特·伊斯特伍德的《理查德·朱维尔的哀歌》（以下简称《哀歌》）也在艺联院线上映了。同样是典型“东木式”（伊斯特伍德 Eastwood被网友亲切直译为“东木”）电影，同样是票房寥寥口碑上乘，同样是坚守自我岗位的“国民英雄”，同样是看完后感到义愤填膺，也同样在颁奖季近乎被踢出门外。
年近九十，伊斯特伍德愈加肆意张扬。《骡子》取得的不菲成绩，让他摆脱了《15点17分，启程巴黎》“扑街”招致的失败困境，也助力他于21世纪第二个10年里，以一部《哀歌》，喊出了最振聋发聩的保守派宣言：你的尊严永远不能被侵犯。
摊开来看，《哀歌》和莱恩·约翰逊执导的《利刃出鞘》算得上是镜之两面。
后者弥漫着美国白左的怜悯之心，随处可见对特朗普的嘲讽、对当前美国政府的戏谑以及对移民政策的隐喻。前者则高举起美国右翼的大旗，遥望着片中愚蠢的FBI警探、虚伪的新闻媒体，撕破了上层建筑“平等博爱”的外衣，露出他们的罪恶内里与丑恶嘴脸。
《哀歌》改编自《名利场》杂志1997年的同名报道文章，以亚特兰大奥运会保安理查德·朱维尔的真实事件为线索，讲述了他从发现炸弹到被奉为英雄再到遭受指控的故事。电影反映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当你被暴力机关与新闻媒体同时诬陷时，应如何洗刷冤屈？
伊斯特伍德以保守派的普世价值，塑造出一个典型的“东木式”底层人物。常年食用垃圾食品导致的肥胖外型让他鲜有朋友；入不敷出的薪水和留有案底的前科，又使他只能与年迈的母亲生活在一起；最重要的是，他还有颗坚持程序正义与坚守岗位的心。
1996年的亚特兰大奥运会，让理查德·朱维尔坐上了从峰顶到谷底的“过山车”。他当时是奥运会公园的一名保安，每日的职责就是日常巡逻。虽然任务简单，可强大的责任心让他从不放过任何可疑之处。那个藏有管状雷管的背包，便在这种情况下被他发现了。
避免了大面积伤亡的理查德·朱维尔，顿时被民众和媒体奉为英雄。媒体采访应接不暇，电视访谈频频受邀，连奥运会的参赛选手都热情地和他打起了招呼。可惜的是，这并非一部美式喜剧，故事的走向也不受观众掌控。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急功近利的FBI开始调查起“英雄”本人：他们怀疑，这是朱维尔为了出名而自导自演的一出爆破案。
滑稽的是，即便当时采访不断，可理查德·朱维尔从来不曾吹嘘过自己的功劳。在他看来，发现炸弹是他身为保安的基础职责，自己只是碰巧在恰当的时候出现在恰当的地方。但谁会在意一个“底层人民”的看法呢？在FBI看来，他的谦逊只是一种变相的伪装罢了。
肥胖、逃税、有前科、鲜有朋友、藏有枪支、希望能重任警察。数项奇怪的特征，为朱维尔套上了“炸弹客”的名号，FBI将他列为了头号嫌疑犯。而就在此时，渴望搞一个大新闻的记者凯西·斯克鲁格，从探员那里得知了这一不实消息。
媒体的作用得以发挥了，吃瓜群众最欢喜的“菜市口看斩首”环节出现了。大肆报道之下，理查德·朱维尔转眼成了千夫所指的恐惧恶魔。他的墨镜不需要再戴了，出书的计划搁浅了，住所外面围了一圈又一圈的媒体，连家人和朋友都遭受着不明不白的屈辱。
电影的前半程，堪称波诡云谲。从“圣人”到“罪人”的变故，叩击着银幕外观众的心。虽然朱维尔的形象并不讨喜，可蒙冤受辱的经历，反倒让他的角色魅力增添了三分。加之由真实事件改编的高批判性，让很多观众在看片时带入了先天的自我情绪。说到底，当一个老实人含冤受辱，谁又能忍住自己伸张正义的情绪呢？
律师朋友的出现，为这部电影的暗黑时刻带来几分亮色。即便FBI与媒体来势汹汹，但十年前与朱维尔的相交，让他对这个憨厚的胖子产生了颇多好感。朋友有难，自己怎么能置身事外。于是，一场“勇者斗恶龙”般的“小人物”抗争史就立起来了。
由于原稿只是杂志上一篇的报道文章，伊斯特伍德为了影片的真实性下了一番工夫。他在接受外媒采访时表示，五年前自己就有了将理查德·朱维尔案搬上银幕的想法。为此，主创团队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来查阅相关资料、走访案件证人。所以，电影中出现了许多还原当年的真实情节，比如几乎一致的报刊杂志，母亲内衣被抱走的窘迫，以及那一床的枪支…...
这种真实，更加重了朱维尔这一人物的可爱之处。他是东木心中典型的独立美国人，对程序正义和自我努力秉持坚定的信念。他信任政府机关，哪怕他们以诱骗的形式，来诳套他承认自己是“炸弹客”，他也悲愤地配合。
坚守自我的岗位，通过奋斗来实现价值，这既是早期“美国梦”的核心意义，又是理查德·朱维尔的人生格言。他从不避讳自己的想法，多年之前，他曾是某片区的副警长，因为特殊原因惨遭开除，而如今发现炸弹、成为英雄后，他希望重回政府机关工作。
这也是89岁的伊斯特伍德意图表达的观点之一。因此，电影中的朱维尔，有着明显的“红脖子”迹象。对身为右翼的他来说，没有什么比现在白左泛滥的好莱坞更让他愤怒了。他借律师的口，吐槽着FBI和媒体，批判着所谓的“上流社会”。毕竟，当政府和媒体为了所谓“真相”，将刀尖对准一个无辜的平民，这难道就是基于政治正确的公平正义吗？
电影的文本意义外，观众还能获得更多的片外启迪。新闻媒体不能保持客观中立性，或许是大家思考的首要问题。事实上，这也是如今互联网时代的弊病，每个人都能成为“媒体”，又有谁来保证新闻的真实性与规范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