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熊丙奇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
兰州大学日前发文宣布，2024年，在校研究生总量首次超过本科生总量。近年来，兰州大学研究生招生规模逐年扩大，其中在2019年研究生年度招生人数已超过本科生。
此外，据不完全统计，2024年开学季，多所985研究生新生规模已经破万；至少有53所“双一流”高校的研究生新生人数超过本科生人数。
此外，武汉大学和清华大学2024级研究生总数规模则在9000名以上；南京大学、西南大学、中南大学、天津大学、同济大学、厦门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和北京理工大学的研究生新生总数均在8000名以上。
关于研究生招生超过本科生数量的话题，再度成为热议。
20年中国研究生教育扩招8倍
质量，是博士生教育的“生命线”。在今年上半年举办的金砖国家治国理政研讨会暨人文交流论坛上，天津大学马寅初经济学院院长张中祥教授就提出建议，不要再为解决就业盲目扩招博士生。
张中祥教授指出，为解决就业盲目扩招博士生，不仅严重影响博士生培养质量，也进一步强化恶化内卷程度。不合理的考评机制，也让为生存计的博士生和年轻学者很难安下心，去做需要长年坐冷板凳才有可能得到的真正科研成果。
根据教育部发布的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00年，高等教育共招本科、高职（专科）学生376.76万人，招收研究生12.85万人，其中博士生2.51万人；到了2021年，我国普通本科、职业本科、高职（专科）共招1001.32万人，研究生招生117.65万人，其中博士生12.58万人。
以此测算，过去20年，我国本专科教育扩招1.66倍，研究生教育扩招8.16倍，其中，博士研究生教育扩招4.01倍。可见，研究生教育是扩招幅度最大的教育阶段，而博士研究生教育的扩招幅度仅次于硕士研究生教育的扩招幅度。
问题在于，研究生教育、博士教育扩招，有多少是从研究生教育、博士教育自身的发展，以及满足社会对硕博人才的需求出发？
从过去20多年的研究生教育发展看，硕士教育与博士教育的扩招，可能存在两大问题：满足学历需求超过满足社会对人才的需求，以及把研究生教育作为解决本科毕业生就业难的毕业生“蓄水池”。
研究生教育过度扩招的倾向，导致学历贬值和“学历高消费”现象。
推动研究生扩招的因素
一是我国高校有发展研究生教育，提升学校办学层次的“内在需求”。
不仅985高校追求研究生教育规模超过本科教育规模，把发展研究生教育作为“上水平”的重要措施，就是地方本科院校，也在一心追求申请硕士点、博士点，把举办硕士教育、博士教育，等同于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
根据北京市教委最近发布的《2022-2023学年度北京教育事业发展统计概况》数据，2023年北京高校预计全日制毕业生数量约29.6万人，其中研究生16万余人，比本科生多出3万人。
今年，清华本科生不足3800人，而研究生近1万人。拥有多所重点高校的上海同样出现了类似情况。同济大学2023年本科毕业生约4400人，硕博毕业生人数约6500人；上海交通大学2022年本科毕业生有3928人，而研究生人数高达6422人。复旦大学2022年新生15651人，其中博士硕士占比74%，本科生仅4120人，占比约26%。
这是与北京上海高校的办学层次有关的。从全国范围看，毕业研究生数量还是远低于本科毕业生数量。
但是，地方本科院校正逐渐成为发展研究生教育的“生力军”。近年来不少地方本科院校的校领导呼吁要大力发展研究生教育，其理由是，虽然我国在学研究生规模可观，但是，千人注册研究生数却很低，千人注册研究生数为在学研究生数除以当年全国人口（单位：千人）所得数值。它是反映一国研究生教育规模的重要指标。
2021年，我国这一数据为2.36人，而美国近年来一直保持在9人以上，英国为8人以上，加拿大为7人左右，韩国是介于6人到7人之间。
我国每千人注册研究生数这一指标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因此，不要说按千人注册研究生数9人测算，就是按千人注册研究生数4人测算，我国在学研究生规模，也将提高到560万左右，而2021年为333.24万人。
但是，这只考虑了和发达国家研究生教育的“形似”，而没有考虑研究生教育的质量保障机制。
早在2007年，时任国务院学位办主任、中科院院士杨玉良就在一次论坛上提出，当前我国博士生的生活过得“不体面”，他提倡提高博士生的生活待遇。
据杨玉良院士介绍，当时中国博士生的月收入大约在1000元至1200元左右，与法国的每人每月800欧元、德国的每人每月1200欧元差距很远，这样的局面直接导致众多家庭经济条件并不宽裕的优秀学生不得不在硕士毕业后及早就业，或申请奖学金出国留学。而且，在读博士也因生活压力，难以全身心投入搞学术研究。
与10多年前的博士收入相比，我国不少博士当前的月收入，只增加了两三百元，而我国2021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7412元相比2007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786元，已经提高了两倍多。
也就是说，我国当前博士的收入，有很多没有达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这和博士教育的扩招是有关的，即没有相应的经费投入保障博士生的收入待遇。
虽然教育部要求各高校建立导师资助制，可有的导师自己都缺课题经费，也就没有经费资助博士生。相对而言，理工科博士日子要好一些，但也存在学生称导师为“老板”，老板布置学生干与博士学位论文不相关的私活的问题。近年来，导师与学生发生冲突，引发舆论关注的事件频频发生。
二是有让更多研考生“上岸”，缓解本科毕业就业难的现实需求。
2023年，我国研考报名人数达到477万，而2015年，我国的研考报名人数只有165万，在短短八年间，研考报名人数增加了312万，增加将近2倍。对此，不少研考生抱怨，考研录取率太低，研究生扩招增幅没有跟上报名人数增加的节奏。
不得不说，我国地方本科院校采取的“应试考研”教学方式，正加剧考研热，“逼着”研究生扩招。
调查显示，有的地方本科院校，已经有超过90%的毕业生报名考研，有的专业甚至100%考研。这些院校的全体学生主要学习考研课程，就是以很高考分考研“上岸”，其综合素质也堪忧，因为他们并没有接受完整的本科教育。
而考研不成功的学生，再去就业，因缺乏就业竞争能力十分艰难。地方本科院校的毕业生，已经成为当前就业最难的群体。
怎么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可靠”的方式就是扩大研究生招生了。这看上去是皆大欢喜的结果，更多学生考研成功，更多家庭有了第一个研究生，更多本科院校的考研率提升，更多本科院校的研究生招生规模扩大……
但是，研究生教育质量能得到保障吗？读完研究生怎么办？沿着解决本科毕业生就业难的思路，就只有进一步扩大博士招生规模。这只会带来“高学历低就业”的就业困境。
高质量教育体系一定不等于高学历教育体系
我国正在建设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对于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要有正确的理解，高质量教育体系一定不等于高学历教育体系。
每所高校都有自身的定位，如美国很多文理学院，就根本不发展研究生教育，坚持做好一流的本科教育。
另外，在欧美发达国家，硕士教育也并非高学历教育，而是过渡教育，是从本科毕业到读博士的过渡，以及从本科毕业到进入职场的过渡，前者属于学术硕士教育，后者属于专业硕士（课程型硕士）教育，而专业硕士教育，就是职业教育。人人www
考研“高考化”引起我国社会的广泛关注，要治理这一现象，需要引导地方本科院校安于职业教育的定位，以就业为导向培养学生，而不是以升学、学历为导向培养学生、提升学校办学层次。
我国基础教育阶段的升学教育模式，不能蔓延到本科教育、硕士教育，这不但会导致人才培养结构与社会需求脱节，而且也难以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造就拔尖创新人才
作者｜熊丙奇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
兰州大学日前发文宣布，2024年，在校研究生总量首次超过本科生总量。近年来，兰州大学研究生招生规模逐年扩大，其中在2019年研究生年度招生人数已超过本科生。
此外，据不完全统计，2024年开学季，多所985研究生新生规模已经破万；至少有53所“双一流”高校的研究生新生人数超过本科生人数。
此外，武汉大学和清华大学2024级研究生总数规模则在9000名以上；南京大学、西南大学、中南大学、天津大学、同济大学、厦门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和北京理工大学的研究生新生总数均在8000名以上。
关于研究生招生超过本科生数量的话题，再度成为热议。
20年中国研究生教育扩招8倍
质量，是博士生教育的“生命线”。在今年上半年举办的金砖国家治国理政研讨会暨人文交流论坛上，天津大学马寅初经济学院院长张中祥教授就提出建议，不要再为解决就业盲目扩招博士生。
张中祥教授指出，为解决就业盲目扩招博士生，不仅严重影响博士生培养质量，也进一步强化恶化内卷程度。不合理的考评机制，也让为生存计的博士生和年轻学者很难安下心，去做需要长年坐冷板凳才有可能得到的真正科研成果。
根据教育部发布的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00年，高等教育共招本科、高职（专科）学生376.76万人，招收研究生12.85万人，其中博士生2.51万人；到了2021年，我国普通本科、职业本科、高职（专科）共招1001.32万人，研究生招生117.65万人，其中博士生12.58万人。
以此测算，过去20年，我国本专科教育扩招1.66倍，研究生教育扩招8.16倍，其中，博士研究生教育扩招4.01倍。可见，研究生教育是扩招幅度最大的教育阶段，而博士研究生教育的扩招幅度仅次于硕士研究生教育的扩招幅度。
问题在于，研究生教育、博士教育扩招，有多少是从研究生教育、博士教育自身的发展，以及满足社会对硕博人才的需求出发？
从过去20多年的研究生教育发展看，硕士教育与博士教育的扩招，可能存在两大问题：满足学历需求超过满足社会对人才的需求，以及把研究生教育作为解决本科毕业生就业难的毕业生“蓄水池”。
研究生教育过度扩招的倾向，导致学历贬值和“学历高消费”现象。
推动研究生扩招的因素
一是我国高校有发展研究生教育，提升学校办学层次的“内在需求”。
不仅985高校追求研究生教育规模超过本科教育规模，把发展研究生教育作为“上水平”的重要措施，就是地方本科院校，也在一心追求申请硕士点、博士点，把举办硕士教育、博士教育，等同于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
根据北京市教委最近发布的《2022-2023学年度北京教育事业发展统计概况》数据，2023年北京高校预计全日制毕业生数量约29.6万人，其中研究生16万余人，比本科生多出3万人。
今年，清华本科生不足3800人，而研究生近1万人。拥有多所重点高校的上海同样出现了类似情况。同济大学2023年本科毕业生约4400人，硕博毕业生人数约6500人；上海交通大学2022年本科毕业生有3928人，而研究生人数高达6422人。复旦大学2022年新生15651人，其中博士硕士占比74%，本科生仅4120人，占比约26%。
这是与北京上海高校的办学层次有关的。从全国范围看，毕业研究生数量还是远低于本科毕业生数量。
但是，地方本科院校正逐渐成为发展研究生教育的“生力军”。近年来不少地方本科院校的校领导呼吁要大力发展研究生教育，其理由是，虽然我国在学研究生规模可观，但是，千人注册研究生数却很低，千人注册研究生数为在学研究生数除以当年全国人口（单位：千人）所得数值。它是反映一国研究生教育规模的重要指标。
2021年，我国这一数据为2.36人，而美国近年来一直保持在9人以上，英国为8人以上，加拿大为7人左右，韩国是介于6人到7人之间。
我国每千人注册研究生数这一指标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因此，不要说按千人注册研究生数9人测算，就是按千人注册研究生数4人测算，我国在学研究生规模，也将提高到560万左右，而2021年为333.24万人。
但是，这只考虑了和发达国家研究生教育的“形似”，而没有考虑研究生教育的质量保障机制。
早在2007年，时任国务院学位办主任、中科院院士杨玉良就在一次论坛上提出，当前我国博士生的生活过得“不体面”，他提倡提高博士生的生活待遇。
据杨玉良院士介绍，当时中国博士生的月收入大约在1000元至1200元左右，与法国的每人每月800欧元、德国的每人每月1200欧元差距很远，这样的局面直接导致众多家庭经济条件并不宽裕的优秀学生不得不在硕士毕业后及早就业，或申请奖学金出国留学。而且，在读博士也因生活压力，难以全身心投入搞学术研究。
与10多年前的博士收入相比，我国不少博士当前的月收入，只增加了两三百元，而我国2021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7412元相比2007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786元，已经提高了两倍多。
也就是说，我国当前博士的收入，有很多没有达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这和博士教育的扩招是有关的，即没有相应的经费投入保障博士生的收入待遇。
虽然教育部要求各高校建立导师资助制，可有的导师自己都缺课题经费，也就没有经费资助博士生。相对而言，理工科博士日子要好一些，但也存在学生称导师为“老板”，老板布置学生干与博士学位论文不相关的私活的问题。近年来，导师与学生发生冲突，引发舆论关注的事件频频发生。
二是有让更多研考生“上岸”，缓解本科毕业就业难的现实需求。
2023年，我国研考报名人数达到477万，而2015年，我国的研考报名人数只有165万，在短短八年间，研考报名人数增加了312万，增加将近2倍。对此，不少研考生抱怨，考研录取率太低，研究生扩招增幅没有跟上报名人数增加的节奏。
不得不说，我国地方本科院校采取的“应试考研”教学方式，正加剧考研热，“逼着”研究生扩招。
调查显示，有的地方本科院校，已经有超过90%的毕业生报名考研，有的专业甚至100%考研。这些院校的全体学生主要学习考研课程，就是以很高考分考研“上岸”，其综合素质也堪忧，因为他们并没有接受完整的本科教育。
而考研不成功的学生，再去就业，因缺乏就业竞争能力十分艰难。地方本科院校的毕业生，已经成为当前就业最难的群体。
怎么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可靠”的方式就是扩大研究生招生了。这看上去是皆大欢喜的结果，更多学生考研成功，更多家庭有了第一个研究生，更多本科院校的考研率提升，更多本科院校的研究生招生规模扩大……
但是，研究生教育质量能得到保障吗？读完研究生怎么办？沿着解决本科毕业生就业难的思路，就只有进一步扩大博士招生规模。这只会带来“高学历低就业”的就业困境。
高质量教育体系一定不等于高学历教育体系
我国正在建设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对于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要有正确的理解，高质量教育体系一定不等于高学历教育体系。
每所高校都有自身的定位，如美国很多文理学院，就根本不发展研究生教育，坚持做好一流的本科教育。
另外，在欧美发达国家，硕士教育也并非高学历教育，而是过渡教育，是从本科毕业到读博士的过渡，以及从本科毕业到进入职场的过渡，前者属于学术硕士教育，后者属于专业硕士（课程型硕士）教育，而专业硕士教育，就是职业教育。人人www
考研“高考化”引起我国社会的广泛关注，要治理这一现象，需要引导地方本科院校安于职业教育的定位，以就业为导向培养学生，而不是以升学、学历为导向培养学生、提升学校办学层次。
我国基础教育阶段的升学教育模式，不能蔓延到本科教育、硕士教育，这不但会导致人才培养结构与社会需求脱节，而且也难以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造就拔尖创新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