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各大医院发热门诊的紧张态势已有一周，七家定点医院启动才两天已被压到极限。武汉不缺顶级医院，不缺顶级专家，不缺顶级医疗能力，缺的是公共卫生防控能力、行政效率和疫情处理流程。在患者和大医疗机构之间，未见到基层医疗机构和基层社区组织的分流、筛选与疏导作用，导致患者自发、直接冲击大医疗机构。17年前SARS战役的宝贵经验，本可应用于本次防疫，以更快的响应速度、更有序的社会动员、更低的经济成本，将不如SARS严重的疫情控制住。然而事与愿违。
1月23日下午，武汉市第五医院的急诊室内，挤满了发热病人。普通发热病人和疑似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病人挤在一起，他们不管是否符合入院指征，都在等待尽快住院。
人群越来越急躁。短短一个小时内，这些心急如焚的病人们为了能够住院，已和医护人员起了两次冲突。一位正在输液的发热病人，忽然情绪激动，将一把百元大钞洒向空中。
武汉市第五医院，刚被宣布为武汉七家收治发热病人的定点医院之一。这七家医院是在两天前的1月21日才接到通知，要求把病房改造成隔离病房，清退原有的住院病人，自1月23日下午6点起，对口接收来自大三甲医院的已确诊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人住院，并收治体温在37.3度以上的新的发热病人。与此同时，之前一周被大批患者冲击的的当地大三甲医院暂停收治发热病人。
这一举措是为了防止大三甲医院的交叉感染（这些大医院已不断发现医护人员感染病例），并以“7+7”的结对方式进行管理，也即每家定点医院由一家三甲医院输出技术和管理。武汉市第五医院，是七家定点医院中唯一的一所三甲医院，其余的六家医院都是等级较低的三乙或二级医院。
1月23日下午6时全面开放发热门诊后，七家定点医院马上就被大批涌来的发热病人挤得水泄不通。形形色色的病人中，有大三甲转来的确诊肺炎病人，更有大批发热病人，呼吸道感染者，或疑似肺炎患者。在巨大的患者人流冲击下，一方面，七家定点医院被迅速压垮，医护人员高度紧张忙碌，身心俱疲；另一方面，大批求诊者、求入院者因不满漫长的排队候诊，或不满被拒收入院，而群情激动。
△ 武汉一家医院，人满为患
武汉各大医院发热门诊的紧张态势，已持续一周。原本，这座华中地区的大都会医疗资源超强，仅次于北上广一线城市，拥有武汉协和、中南、省人民医院、武汉同济等四家在全国排名前二十的超级医院。此时，却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时刻。
“技术一流的医疗资源，例如大三甲医院，只是疫情防控中的最后一个环节。武汉不缺顶级医院，不缺顶级专家，不缺顶级医疗能力，缺的是公共卫生防控能力、行政效率和疫情处理流程。”一位在医疗系统工作多年的专家称。
以本周以来大批患者的流向为例：惊慌的人群先是自发冲向大三甲医院，其后再集中转向七家定点医院。然而无论哪种情形，在患者和大医疗机构之间，均未见到基层医疗机构和基层社区组织的分流、筛选与疏导作用。
在上述专家看来，武汉市政府采取的举措，从疫情上报到关闭传染源头，从不得已而为之的封城，到开辟定点医院接治患者，每一步都对，但每一步都晚了。
2003年的SARS战役，令中国在灾难中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形成了世界一流的流行病学科研能力、应急响应能力和社会动员能力。原本，这些来自实践的宝贵经验，理应充分运用到17年后爆发的这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中，令政府和民众以更快的响应速度、更有序的社会动员、更低的经济成本，将不如SARS严重的疫情控制住。然而，此时此刻，上上下下却陷入“晚了一步”的尴尬局面中。
为什么晚了一步？
17年前的那场SARS疫情，令中国在应对未知疫情上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此次肺炎疫情爆发，中国在某些方面已比17年有了很大进步。
首先，是疫情首次公告和上报的时间明显加快。
从2019年12月12日出现第一例病例，到12月31日武汉市卫健委首次发出疫情公告，引发社会关注，中间相隔还不到20天。
12月中旬，当武汉意识到这场不明原因肺炎可能是一场疫情时，迅速将病毒样本传至CDC（国家疾控中心）。1月9日，中国科学家又成功破译武汉发现的新型冠状病毒基因组，并于1月10将该病毒基因组信息共享到了相关国际网站上。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高力表示，中国对此反应非常迅速，快速研究和识别新的病毒种类。这种病毒增殖速度缓慢，样本含量较低，识别是一个很大的技术挑战，这表明近年来中国在这方面的能力发展迅速。这一举动赢得了国际赞誉。美国福瑞德.哈金森癌症研究中心的演化遗传学家TrevorBedlford说道：“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相比2003年的SARS疫情，当年第一例病例出现于2002年11月16日，而新华社首次公开报道是在2003年2月12日，中间相隔几近三个月。
其次，在1月18日疫情出现较大范围蔓延后，国内的医学专家们迅速编制出了科学有效的诊疗指南。1月20日，北京地坛医院感染中心牵头制订了第一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1月22日和23日，这份方案又接连更新了两版。一位经历过SARS的医生告诉八点健闻，这在17年前根本不可想象。
“那个时候根本没有统一的临床指南，医院里流行的是各种中药的偏方。尤其是到了2003年后期时，为了救命，对于激素的使用没有很好的限制。后来回头看，用了那么多激素，其实是无效的，还留下了很多后遗症。”
尽管技术上的进步显而易见，但今天武汉的疫情控制显然还算不上得当。截至目前，全国绝大多数省份都已经出现了来自武汉的输入性病例，从疫情的波及范围来看，比SARS有过之而不无及。
在疫情的控制上，武汉市疾控系统依旧遵循传统的“内紧外松”的方式，即病毒感染者的确认要经过一系列流程，在省级、国家疾控部门双重确定后才可对外发布，意在不让民众产生恐慌情绪。此外，武汉市也需要在疫情发布和经济、社会影响方面做一个平衡：武汉作为春运时期的中部交通枢纽，任何有关疫情信息的发布，必将带来重大的后果。在诸多权衡之后，决策者选择了政治决策中较保守的一种。
2020年1月1日，武汉市仅将传染源华南海鲜市场关闭并消毒。武汉各大医院的医生们仍像以往的冬季一样，如常诊治流感高发期的发热病人。在他们看来，12月底以来的发热病人虽然增多，但重症病人的比例与往年相比并没有增加，有部分医生在接诊病人甚至没有戴口罩。12月31日，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曾光第一次来到武汉时，当地的临床医生比较乐观，告诉他疫情并不严重，依旧是一代病例，没有出现人传人的情况。
随后的两周，在外界看来，疫情一度近乎稳定可控：
1月5日晚8时，武汉卫健委官网披露截至当日，该市共报告“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诊断患者59例”。
1月5日-1月11日，武汉市卫健委官网没有任何疫情病例通报。
期间，1月9日，国内科学家确定此次肺炎的病原为新型冠状病毒。为此，1月11日晨，武汉卫健委官网恢复通报：截至1月10日24时，该市报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41例。这个通报同时表示，自1月3日以来未发现新发病例。
与此同时，武汉之外的城市不曾有一例病例通报。于是，外界对武汉疫情的感觉极为乐观，有一种武汉已将疫情控制住了的错觉。香港大学教授管轶，凭外界已披露数据，一度乐观表示：传染源已经消灭，疫情已控，民众可安心过年。
反转来自1月18日之后，武汉的新增病例开始逐渐增多，其它城市也出现来自武汉的新型冠状病毒。1月18日前后，武汉各大医院的发热门诊病人急剧增多，一些医院的多名医生出现了感染情况。医院的压力、民众的恐慌被瞬间放大，并蔓延至全国。
1月19日，曾光再次来到武汉，临床医生改变了判断：“比想象的要严重。”
“最大的问题还是出在不重视，既然早就意识到是传染病了，为什么不先在全市范围内做防控？”一位资深的医疗界人士向八点健闻表示，关闭病毒源头的华南海鲜市场就至少晚了一周时间，更别提后续四万多户居民参与的万家宴，也在官方的默许下进行了。
“总的来说，还是政府对这件事的反应慢了一拍，如果早一点关市，并且对大规模的人员流动采取控制，很大概率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这人士说， “特殊时期，应有铁腕手段。就像这次的封城决定，作为一名武汉市民我都举双手支持。唯一的遗憾就是，这样的果断来得太晚了。”
但这位专家也坦言，如果政府在疫情初始阶段就“大动干戈”，确实会取得比较好的防控效果，但也很可能因此被老百姓(73.500, -0.54, -0.73%)扣上“无端制造恐慌”的帽子。这其中的尺度拿捏，很考验当地官员乃至国家队专家对疫情的判断。
跟不上的防控措施
这个冬季像往常一样，按照武汉人的就医习惯，遇见发热高烧之类的疾病，首先会去大医院。一位在武汉市肺科医院工作的设备厂商技术人员，回想起1月初该院重症监护室的医生们，感到他们都很淡定，一些医生不仅没穿防护服，连口罩都没有戴。
另一位在武汉市某三甲医院工作的医生谈到，1月初，虽然知道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但一些在潜伏期没有任何发热症状的其它科室病人，却成了最大的传染源。他在该院泌尿外科的同事，给一位尚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潜伏期的病人冲洗膀胱时，没有任何防护措施，病人的体液溅在他的外套上。等这位病人一周后确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时，这位医生才意识到问题，立即进行了自我隔离。
同样的情况，出现在武汉协和等四家大三甲医院。在1月20日前一周，这四家医院的多名医护人员疑似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据知情人士透露，在湖北省人民医院，呼吸科有一半医护人员被感染；肿瘤科发现了一位病人，隔离了4名医生。省人民医院为此开辟了两个病区，约100张床位。武汉市中心医院至少开辟出4个病区，来隔离院内的医护人员。
上述知情人士谈到，这些临时开辟的病区并未严格按照隔离病房的标准设置。“大家床位都在一起，还可以聊天，可以出来走动。病区外没有任何提示和专人把守，外面的人如果按错了电梯楼层，也可以到达这几个病区。”
在1月18日前一周的时间内，和外界不同的是，医院的医生们已经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一位三甲医院急诊科的医生谈到，平时冬季确实是病毒性肺炎高发，但今年的病毒性肺炎特别多。虽然都是病毒性肺炎，对于一些有经验的医生来说，看看CT片子，大致能感觉到有疑似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可能。可是，那个时候武汉的各大医院，本身没有用于检测病毒的核酸试剂盒，也没有省CDC的工作人员来收疑似病例的样品做检测，因此，在1月18号前一周时间，武汉市并无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人增加，其实是“不真实的平静”。
医务人员被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对专家们来说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信号，这意味着病毒开始人传人，在防控上的措施应该大幅调整，仅仅关闭一代病例感染源华南市场，已经远不能解决“人传人”导致的危机。但这一在医护人员那里已现实存在的情况，政府相关部门却一直没有主动披露。直到钟南山院士1月18日奔赴武汉，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在1月20日率先披露了已有14名医护人员被感染的消息。第二天，武汉市卫健委才将这一消息发布。
当疫情进展到“人传人”阶段，防控远比治疗更重要。公共场合的消毒措施、群众自我隔离意识的科普，非常考验一个城市处理疫情的能力。
不断蔓延的恐慌
1月22日，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专家组，根据武汉各大医院诊治的第一批患者的第一手资料，制定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快速指南》：对于所有疑似病例，需要就地医学隔离。对于轻症患者，可在门诊隔离观察或居家隔离观察。所有回家观察的患者，要求其一旦出现任何疾病的恶化表现，应立即回到指定医院集中治疗。重症病例者、危重症病例者，需住院治疗。
但此时，人群日益陷入慌乱，发热、感染人数不断增加，医疗资源日益趋紧，对这一指南的执行已经很难。
随着各地不断披露的病例数增加，武汉百姓开始慌乱。各大医院发热门诊人满为患。1月23日，政府启动七家定点医院，集中接受从大三甲医院转过来的肺炎确诊病人，并收治新的发热病人。
交接时期，是最混乱的时刻。一方面，在七家定点医院，已住院的病人不肯离开。与此同时，这些定点医院要在短短两天内，按照一个正常的传染病医院的流程做病房改造。部分定点医院既缺乏经验，也无演练，更缺乏专门的医生，防护服、口罩等也远远不足。另一方面，原来的大三甲医院已不接诊发热病人，让患者直接去七家定点医院。
1月22日晚间，李丁带着父亲来到武汉市第七医院，在急诊室待了一宿，还是没能让父亲如愿住院。
五天前，李丁带父亲在一家医院的急诊科就诊，大夫告诉李丁，你父亲肺部出现了两个阴影，可能是新型肺炎。为了确诊，李丁带着父亲先去了汉口医院的发热门诊，医生认为不严重，也因为没有床位，“让回家自行隔离，开了5天的药，并告诫出现高烧不退及时就医。”
1月22日这天，李父发烧不退，病情加重，李丁带着父亲紧急赶往汉口医院，却发现整个发热门诊排队的就已经有几百个人。好不容易排上队，但医生告诉她，医院实在腾不出床位。李丁父女再赶往武昌医院的发热门诊，同样人满为患。
当晚，父女俩经人指点，得知第七医院将是收治发热病人的定点医院，于是再赶到第七医院。此时，这家医院的发热门诊外已排起了几百米的长队。人群里，没有喧闹。
11点半时，李丁已经站了2个小时。此时的武汉街头，温度接近零下。她裹好衣服，时不时探头看看进度。之后，终于排进了这家医院的急诊室。然而，结果令李丁再一次失望——医院没有核酸试剂盒，没法当场检测确认，因此不能收治李父入院。
那一个夜晚，可能是李丁最漫长的一个晚上。一边是父亲越来越严重的病情，一边是没有尽头的漫长等待。在急诊室的过道里，轻度患者、重度患者挤在一起，他们戴着口罩，神情疲惫，靠打点滴缓解症状，有人已等了近12个小时，只为了等一个确诊信息。
李丁似乎感到，病毒在医院弥漫开来，死亡的气味越来越近，内心夹杂着无助、焦灼和恐惧。
一直到1月23日下午2点，武汉市第七医院急诊室的所有病人都是留观，一个病人都没有被安排住院。
武汉一名顶级三甲医院医生谈到，是否收治病人入院还是要看临床症状的严重程度，并不是一定要等待核酸检查。临床医生的诊治指南是，结合病人发热情况、验血结果，结合CT分析肺炎严重情况，决定是否收治入院。而一些临床症状不严重的新型冠状病毒携带者，住院的意义不大，隔离、防止感染他人更重要。按照治疗指南，无论是否确诊，先按照一般病毒性肺炎治疗，病人自我隔离三天。
“如果所有病人都收治住院的话，医疗资源就不能满足那些危重病人了。”上述医生说道。但处于恐慌中的人们，住院成为他们的首要选择，这位医生一天要接到许多领导的电话，要求将他们熟人收治入院，他坚持不符合住院指证的还是不能收。
但他同时也承认，医院确实会漏诊一些本该收治入院的病人。“这就是整体和局部的问题。”而李丁的父亲，这类自我隔离三天以上，症状依旧不断恶化的病人，本应收治入院，此时却因医疗资源匮乏，而迟迟难以被收治。
在医生们看来，最糟糕的局面是：大家都涌向医院，症状较轻的病毒携带者已具备较强的感染能力，成为移动的传染源，他们本应在家自我隔离。这样一来，会导致医院成为最容易感染病毒的地方。
一座围城
1月18日，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再次考察武汉，集体做出了“不进不出”的四字原则。他们的建议上报国家相关部门后，22号晚间，政府最终做出了武汉封城的决定。
一位高级别专家组成员认为，在春节前夕封城的决定非常果断、正确。“现在各省的确诊病例，绝大多数来自武汉。封城前，还有大批人从武汉出来。这些人最后去了哪里，是掌握不到的。这些人还会人传人，其它省市很可能就变成第二疫区，第三疫区。而现在封城后，只有武汉一个疫区，控制疫区人口流动，是乙类传染病甲类管理非常重要的一步。”
曾光认为，仅从当前的死亡率来看，此次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不如SARS严重。根据临床观察，最终使用激素的危重病例很少。当年SARS时期，许多病人后期都需要呼吸机和插管，这次并没有。
截至目前，全国新型冠状病毒死亡病例，90%以上仍集中于年长，且有脑梗、心脏病、肿瘤、高血压、糖尿病等基础疾病的病人。
全国其它地区已迅速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1月23日，广东、湖南和浙江三省率先启动一级响应后，随后，湖北、天津、安徽、北京、上海、重庆、四川、江西、福建、湖南等十余个省市相继启动。
而此时的武汉，宛如一座围城，里面的人出不去，外面的人不想进来。
武汉各大医院发热门诊的紧张态势已有一周，七家定点医院启动才两天已被压到极限。武汉不缺顶级医院，不缺顶级专家，不缺顶级医疗能力，缺的是公共卫生防控能力、行政效率和疫情处理流程。在患者和大医疗机构之间，未见到基层医疗机构和基层社区组织的分流、筛选与疏导作用，导致患者自发、直接冲击大医疗机构。17年前SARS战役的宝贵经验，本可应用于本次防疫，以更快的响应速度、更有序的社会动员、更低的经济成本，将不如SARS严重的疫情控制住。然而事与愿违。
1月23日下午，武汉市第五医院的急诊室内，挤满了发热病人。普通发热病人和疑似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病人挤在一起，他们不管是否符合入院指征，都在等待尽快住院。
人群越来越急躁。短短一个小时内，这些心急如焚的病人们为了能够住院，已和医护人员起了两次冲突。一位正在输液的发热病人，忽然情绪激动，将一把百元大钞洒向空中。
武汉市第五医院，刚被宣布为武汉七家收治发热病人的定点医院之一。这七家医院是在两天前的1月21日才接到通知，要求把病房改造成隔离病房，清退原有的住院病人，自1月23日下午6点起，对口接收来自大三甲医院的已确诊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人住院，并收治体温在37.3度以上的新的发热病人。与此同时，之前一周被大批患者冲击的的当地大三甲医院暂停收治发热病人。
这一举措是为了防止大三甲医院的交叉感染（这些大医院已不断发现医护人员感染病例），并以“7+7”的结对方式进行管理，也即每家定点医院由一家三甲医院输出技术和管理。武汉市第五医院，是七家定点医院中唯一的一所三甲医院，其余的六家医院都是等级较低的三乙或二级医院。
1月23日下午6时全面开放发热门诊后，七家定点医院马上就被大批涌来的发热病人挤得水泄不通。形形色色的病人中，有大三甲转来的确诊肺炎病人，更有大批发热病人，呼吸道感染者，或疑似肺炎患者。在巨大的患者人流冲击下，一方面，七家定点医院被迅速压垮，医护人员高度紧张忙碌，身心俱疲；另一方面，大批求诊者、求入院者因不满漫长的排队候诊，或不满被拒收入院，而群情激动。
△ 武汉一家医院，人满为患
武汉各大医院发热门诊的紧张态势，已持续一周。原本，这座华中地区的大都会医疗资源超强，仅次于北上广一线城市，拥有武汉协和、中南、省人民医院、武汉同济等四家在全国排名前二十的超级医院。此时，却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时刻。
“技术一流的医疗资源，例如大三甲医院，只是疫情防控中的最后一个环节。武汉不缺顶级医院，不缺顶级专家，不缺顶级医疗能力，缺的是公共卫生防控能力、行政效率和疫情处理流程。”一位在医疗系统工作多年的专家称。
以本周以来大批患者的流向为例：惊慌的人群先是自发冲向大三甲医院，其后再集中转向七家定点医院。然而无论哪种情形，在患者和大医疗机构之间，均未见到基层医疗机构和基层社区组织的分流、筛选与疏导作用。
在上述专家看来，武汉市政府采取的举措，从疫情上报到关闭传染源头，从不得已而为之的封城，到开辟定点医院接治患者，每一步都对，但每一步都晚了。
2003年的SARS战役，令中国在灾难中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形成了世界一流的流行病学科研能力、应急响应能力和社会动员能力。原本，这些来自实践的宝贵经验，理应充分运用到17年后爆发的这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中，令政府和民众以更快的响应速度、更有序的社会动员、更低的经济成本，将不如SARS严重的疫情控制住。然而，此时此刻，上上下下却陷入“晚了一步”的尴尬局面中。
为什么晚了一步？
17年前的那场SARS疫情，令中国在应对未知疫情上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此次肺炎疫情爆发，中国在某些方面已比17年有了很大进步。
首先，是疫情首次公告和上报的时间明显加快。
从2019年12月12日出现第一例病例，到12月31日武汉市卫健委首次发出疫情公告，引发社会关注，中间相隔还不到20天。
12月中旬，当武汉意识到这场不明原因肺炎可能是一场疫情时，迅速将病毒样本传至CDC（国家疾控中心）。1月9日，中国科学家又成功破译武汉发现的新型冠状病毒基因组，并于1月10将该病毒基因组信息共享到了相关国际网站上。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高力表示，中国对此反应非常迅速，快速研究和识别新的病毒种类。这种病毒增殖速度缓慢，样本含量较低，识别是一个很大的技术挑战，这表明近年来中国在这方面的能力发展迅速。这一举动赢得了国际赞誉。美国福瑞德.哈金森癌症研究中心的演化遗传学家TrevorBedlford说道：“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相比2003年的SARS疫情，当年第一例病例出现于2002年11月16日，而新华社首次公开报道是在2003年2月12日，中间相隔几近三个月。
其次，在1月18日疫情出现较大范围蔓延后，国内的医学专家们迅速编制出了科学有效的诊疗指南。1月20日，北京地坛医院感染中心牵头制订了第一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1月22日和23日，这份方案又接连更新了两版。一位经历过SARS的医生告诉八点健闻，这在17年前根本不可想象。
“那个时候根本没有统一的临床指南，医院里流行的是各种中药的偏方。尤其是到了2003年后期时，为了救命，对于激素的使用没有很好的限制。后来回头看，用了那么多激素，其实是无效的，还留下了很多后遗症。”
尽管技术上的进步显而易见，但今天武汉的疫情控制显然还算不上得当。截至目前，全国绝大多数省份都已经出现了来自武汉的输入性病例，从疫情的波及范围来看，比SARS有过之而不无及。
在疫情的控制上，武汉市疾控系统依旧遵循传统的“内紧外松”的方式，即病毒感染者的确认要经过一系列流程，在省级、国家疾控部门双重确定后才可对外发布，意在不让民众产生恐慌情绪。此外，武汉市也需要在疫情发布和经济、社会影响方面做一个平衡：武汉作为春运时期的中部交通枢纽，任何有关疫情信息的发布，必将带来重大的后果。在诸多权衡之后，决策者选择了政治决策中较保守的一种。
2020年1月1日，武汉市仅将传染源华南海鲜市场关闭并消毒。武汉各大医院的医生们仍像以往的冬季一样，如常诊治流感高发期的发热病人。在他们看来，12月底以来的发热病人虽然增多，但重症病人的比例与往年相比并没有增加，有部分医生在接诊病人甚至没有戴口罩。12月31日，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曾光第一次来到武汉时，当地的临床医生比较乐观，告诉他疫情并不严重，依旧是一代病例，没有出现人传人的情况。
随后的两周，在外界看来，疫情一度近乎稳定可控：
1月5日晚8时，武汉卫健委官网披露截至当日，该市共报告“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诊断患者59例”。
1月5日-1月11日，武汉市卫健委官网没有任何疫情病例通报。
期间，1月9日，国内科学家确定此次肺炎的病原为新型冠状病毒。为此，1月11日晨，武汉卫健委官网恢复通报：截至1月10日24时，该市报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41例。这个通报同时表示，自1月3日以来未发现新发病例。
与此同时，武汉之外的城市不曾有一例病例通报。于是，外界对武汉疫情的感觉极为乐观，有一种武汉已将疫情控制住了的错觉。香港大学教授管轶，凭外界已披露数据，一度乐观表示：传染源已经消灭，疫情已控，民众可安心过年。
反转来自1月18日之后，武汉的新增病例开始逐渐增多，其它城市也出现来自武汉的新型冠状病毒。1月18日前后，武汉各大医院的发热门诊病人急剧增多，一些医院的多名医生出现了感染情况。医院的压力、民众的恐慌被瞬间放大，并蔓延至全国。
1月19日，曾光再次来到武汉，临床医生改变了判断：“比想象的要严重。”
“最大的问题还是出在不重视，既然早就意识到是传染病了，为什么不先在全市范围内做防控？”一位资深的医疗界人士向八点健闻表示，关闭病毒源头的华南海鲜市场就至少晚了一周时间，更别提后续四万多户居民参与的万家宴，也在官方的默许下进行了。
“总的来说，还是政府对这件事的反应慢了一拍，如果早一点关市，并且对大规模的人员流动采取控制，很大概率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这人士说， “特殊时期，应有铁腕手段。就像这次的封城决定，作为一名武汉市民我都举双手支持。唯一的遗憾就是，这样的果断来得太晚了。”
但这位专家也坦言，如果政府在疫情初始阶段就“大动干戈”，确实会取得比较好的防控效果，但也很可能因此被老百姓(73.500, -0.54, -0.73%)扣上“无端制造恐慌”的帽子。这其中的尺度拿捏，很考验当地官员乃至国家队专家对疫情的判断。
跟不上的防控措施
这个冬季像往常一样，按照武汉人的就医习惯，遇见发热高烧之类的疾病，首先会去大医院。一位在武汉市肺科医院工作的设备厂商技术人员，回想起1月初该院重症监护室的医生们，感到他们都很淡定，一些医生不仅没穿防护服，连口罩都没有戴。
另一位在武汉市某三甲医院工作的医生谈到，1月初，虽然知道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但一些在潜伏期没有任何发热症状的其它科室病人，却成了最大的传染源。他在该院泌尿外科的同事，给一位尚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潜伏期的病人冲洗膀胱时，没有任何防护措施，病人的体液溅在他的外套上。等这位病人一周后确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时，这位医生才意识到问题，立即进行了自我隔离。
同样的情况，出现在武汉协和等四家大三甲医院。在1月20日前一周，这四家医院的多名医护人员疑似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据知情人士透露，在湖北省人民医院，呼吸科有一半医护人员被感染；肿瘤科发现了一位病人，隔离了4名医生。省人民医院为此开辟了两个病区，约100张床位。武汉市中心医院至少开辟出4个病区，来隔离院内的医护人员。
上述知情人士谈到，这些临时开辟的病区并未严格按照隔离病房的标准设置。“大家床位都在一起，还可以聊天，可以出来走动。病区外没有任何提示和专人把守，外面的人如果按错了电梯楼层，也可以到达这几个病区。”
在1月18日前一周的时间内，和外界不同的是，医院的医生们已经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一位三甲医院急诊科的医生谈到，平时冬季确实是病毒性肺炎高发，但今年的病毒性肺炎特别多。虽然都是病毒性肺炎，对于一些有经验的医生来说，看看CT片子，大致能感觉到有疑似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可能。可是，那个时候武汉的各大医院，本身没有用于检测病毒的核酸试剂盒，也没有省CDC的工作人员来收疑似病例的样品做检测，因此，在1月18号前一周时间，武汉市并无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人增加，其实是“不真实的平静”。
医务人员被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对专家们来说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信号，这意味着病毒开始人传人，在防控上的措施应该大幅调整，仅仅关闭一代病例感染源华南市场，已经远不能解决“人传人”导致的危机。但这一在医护人员那里已现实存在的情况，政府相关部门却一直没有主动披露。直到钟南山院士1月18日奔赴武汉，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在1月20日率先披露了已有14名医护人员被感染的消息。第二天，武汉市卫健委才将这一消息发布。
当疫情进展到“人传人”阶段，防控远比治疗更重要。公共场合的消毒措施、群众自我隔离意识的科普，非常考验一个城市处理疫情的能力。
不断蔓延的恐慌
1月22日，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专家组，根据武汉各大医院诊治的第一批患者的第一手资料，制定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快速指南》：对于所有疑似病例，需要就地医学隔离。对于轻症患者，可在门诊隔离观察或居家隔离观察。所有回家观察的患者，要求其一旦出现任何疾病的恶化表现，应立即回到指定医院集中治疗。重症病例者、危重症病例者，需住院治疗。
但此时，人群日益陷入慌乱，发热、感染人数不断增加，医疗资源日益趋紧，对这一指南的执行已经很难。
随着各地不断披露的病例数增加，武汉百姓开始慌乱。各大医院发热门诊人满为患。1月23日，政府启动七家定点医院，集中接受从大三甲医院转过来的肺炎确诊病人，并收治新的发热病人。
交接时期，是最混乱的时刻。一方面，在七家定点医院，已住院的病人不肯离开。与此同时，这些定点医院要在短短两天内，按照一个正常的传染病医院的流程做病房改造。部分定点医院既缺乏经验，也无演练，更缺乏专门的医生，防护服、口罩等也远远不足。另一方面，原来的大三甲医院已不接诊发热病人，让患者直接去七家定点医院。
1月22日晚间，李丁带着父亲来到武汉市第七医院，在急诊室待了一宿，还是没能让父亲如愿住院。
五天前，李丁带父亲在一家医院的急诊科就诊，大夫告诉李丁，你父亲肺部出现了两个阴影，可能是新型肺炎。为了确诊，李丁带着父亲先去了汉口医院的发热门诊，医生认为不严重，也因为没有床位，“让回家自行隔离，开了5天的药，并告诫出现高烧不退及时就医。”
1月22日这天，李父发烧不退，病情加重，李丁带着父亲紧急赶往汉口医院，却发现整个发热门诊排队的就已经有几百个人。好不容易排上队，但医生告诉她，医院实在腾不出床位。李丁父女再赶往武昌医院的发热门诊，同样人满为患。
当晚，父女俩经人指点，得知第七医院将是收治发热病人的定点医院，于是再赶到第七医院。此时，这家医院的发热门诊外已排起了几百米的长队。人群里，没有喧闹。
11点半时，李丁已经站了2个小时。此时的武汉街头，温度接近零下。她裹好衣服，时不时探头看看进度。之后，终于排进了这家医院的急诊室。然而，结果令李丁再一次失望——医院没有核酸试剂盒，没法当场检测确认，因此不能收治李父入院。
那一个夜晚，可能是李丁最漫长的一个晚上。一边是父亲越来越严重的病情，一边是没有尽头的漫长等待。在急诊室的过道里，轻度患者、重度患者挤在一起，他们戴着口罩，神情疲惫，靠打点滴缓解症状，有人已等了近12个小时，只为了等一个确诊信息。
李丁似乎感到，病毒在医院弥漫开来，死亡的气味越来越近，内心夹杂着无助、焦灼和恐惧。
一直到1月23日下午2点，武汉市第七医院急诊室的所有病人都是留观，一个病人都没有被安排住院。
武汉一名顶级三甲医院医生谈到，是否收治病人入院还是要看临床症状的严重程度，并不是一定要等待核酸检查。临床医生的诊治指南是，结合病人发热情况、验血结果，结合CT分析肺炎严重情况，决定是否收治入院。而一些临床症状不严重的新型冠状病毒携带者，住院的意义不大，隔离、防止感染他人更重要。按照治疗指南，无论是否确诊，先按照一般病毒性肺炎治疗，病人自我隔离三天。
“如果所有病人都收治住院的话，医疗资源就不能满足那些危重病人了。”上述医生说道。但处于恐慌中的人们，住院成为他们的首要选择，这位医生一天要接到许多领导的电话，要求将他们熟人收治入院，他坚持不符合住院指证的还是不能收。
但他同时也承认，医院确实会漏诊一些本该收治入院的病人。“这就是整体和局部的问题。”而李丁的父亲，这类自我隔离三天以上，症状依旧不断恶化的病人，本应收治入院，此时却因医疗资源匮乏，而迟迟难以被收治。
在医生们看来，最糟糕的局面是：大家都涌向医院，症状较轻的病毒携带者已具备较强的感染能力，成为移动的传染源，他们本应在家自我隔离。这样一来，会导致医院成为最容易感染病毒的地方。
一座围城
1月18日，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再次考察武汉，集体做出了“不进不出”的四字原则。他们的建议上报国家相关部门后，22号晚间，政府最终做出了武汉封城的决定。
一位高级别专家组成员认为，在春节前夕封城的决定非常果断、正确。“现在各省的确诊病例，绝大多数来自武汉。封城前，还有大批人从武汉出来。这些人最后去了哪里，是掌握不到的。这些人还会人传人，其它省市很可能就变成第二疫区，第三疫区。而现在封城后，只有武汉一个疫区，控制疫区人口流动，是乙类传染病甲类管理非常重要的一步。”
曾光认为，仅从当前的死亡率来看，此次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不如SARS严重。根据临床观察，最终使用激素的危重病例很少。当年SARS时期，许多病人后期都需要呼吸机和插管，这次并没有。
截至目前，全国新型冠状病毒死亡病例，90%以上仍集中于年长，且有脑梗、心脏病、肿瘤、高血压、糖尿病等基础疾病的病人。
全国其它地区已迅速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1月23日，广东、湖南和浙江三省率先启动一级响应后，随后，湖北、天津、安徽、北京、上海、重庆、四川、江西、福建、湖南等十余个省市相继启动。
而此时的武汉，宛如一座围城，里面的人出不去，外面的人不想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