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德国医生报》26日报道，德国医学委员会主席克劳斯·莱因哈特呼吁国民制作并佩戴防护口罩。
在接受《新奥斯纳布吕克报》采访时，莱因哈特建议，“买一些简单的防护口罩，或者自己做一个，并在公共场所戴上。”他表示，尽管戴口罩不能保证防止感染，但是它们可以稍微降低风险。
莱因哈特承认，用织物或其他材料制成的简单口罩只起辅助作用， “但是总比没有好，它们可以过滤我们呼吸的空气。”与此同时，他表示 “如果您不从事医疗行业，则不需要使用FFP2或FFP3口罩。”
莱因哈特解释说，医院更迫切需要这种专业的防护口罩。“患者在与其他人接触时候应穿戴它们。最重要的是，照顾病人的医生和护士需要使用这些口罩，以免自己生病并成为携带者。“如果新冠肺炎患者和护士或医生都戴上FFP2口罩，这样可以起到高效关键的防护作用。”
病毒学家亚历山大·凯库勒最近也发表了类似的声明。这周三，他在接受中德意志电台采访时说：“来自香港的最新数据表明，仅是戴上这些简单的口罩，就能在控制疫情中发挥重要作用。”他表示，简单的防护对每个人都特别有用，（大家都这样做）那么两到三周我们就可以慢慢恢复正常生活。接下来的问题是，“首先保护高风险人群，即老年人和有基础疾病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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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战疫·观察|德国终于“醒了”，其抗疫后劲或能独树一帜
澎湃新闻
我生活在德国疫情最严重的北威州首府杜塞尔多夫，这座城市被冠以“鲁尔区的写字台”，吸引大量日企、中企入驻，也顺势聚集着德国最大的亚裔社群。在新型冠状病毒还未蔓延至德国之前，我就深刻感受着并行时空下亚洲社群和德国居民截然不同的生活态度。而如今，我感到两条生活轨迹终于相交了——在人类最基本的情绪恐惧面前，并没有文化差异。
心情翻转似在一夜之间，行动未必能跟上
截至3月18日，北威州平均每5315人中就有一人确诊感染病毒。没有球赛，没有歌剧，没有音乐会，没有图书馆，没有博物馆，没有健身房。有德国朋友现在才想起来购买口罩，打电话问询三家药店后一无所获。一边是过度反应，一边是反应不足。这种后知后觉也许让我的中国朋友们觉得很可爱，他们早在1月时就挨个药店购买并囤积了充足口罩。
德国在“梦游”状态下走入抗击疫情的艰难战斗。3月16日，德国总理默克尔宣布史无前例的限制公民社会交往的举措，包括限制国内外旅行，休闲娱乐场所被关闭，甚至生活必需品的周日销售禁令也被取消。德国疾控机构罗伯特·科赫研究所（RKI）终于宣布，将新冠疫情风险等级提升至“高”。从心不在焉到骤然紧张，情绪的翻转似乎在一夜之间。这对大多数德国人来说不仅是生活习惯的改变，而且也将是一场思维模式的遽变。
社交媒体上大家开始倡导遵守政府居家规定的个人责任（Eigenverantwortung），这个词登上推特热搜。但是学校停课后，年轻人把隔离当作休假，拿着酒瓶和蓝牙音箱在公园里开起“corona party”（冠状派对）。最近天气转暖，我经过莱茵河边时看到三五成群在河边喝酒的青壮年以及带孩子和宠物散步的人。
《时代报》评论文章批评这种现象时发明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词组——Gefährlicher Wohlstandstrotz。“Gefährlicher”是危险的，“Wohlstand”是生活富足，而“trotz”是像小孩子一样的顽抗。《时代报》用这个新词描绘那些人在疫情中优哉游哉的任性而危险的行为。
《时代报》还评论道，法国总统马克龙说这是一场对病毒的战争，每天经历轰炸和饥饿的叙利亚人肯定觉得这太小题大做了，但非如此“夸大其词”不能唤醒已不习惯应对新冠疫情这类冲击的社会。
一场旅行与难以分享的“冷暖自知”经历
最初亚裔社区和德国居民对疫情的不同反应可以归结为迥异的“生活经历”，德语中对应的词汇是Erlebnis，描述对经历的主观感受。而相对于可以分享给他人的经验（Erfahrung），Erlebnis更难与外人道，特别是经过难以磨灭的群体经历形成身份认同的一部分后。
我身边的德国同龄人对17年前的非典普遍没有印象，而我的记忆触觉是全方位的，姥姥在家里煮醋的浓烈酸味、妈妈强迫我喝的板蓝根的味道、学校关闭后的欣喜和随之而来的怅然若失，都牵引着我对疫情爆发后神经末端的紧张感和警惕性。
但这种融入一代中国人生活的经历，是不能靠跟欧洲人辩论“该不该戴口罩”这种表层话题来充分传递的。
这种生活经历的缺失，确实导致了德国在应对疫情蔓延关键时刻有一段决策悬空期，特别是在联邦制权力下放的运行规则下。
不仅各个州面面相觑，不同组织机构也都难以果断地采取一致应急方案。
以我所在的机构来说，在3月7日要求全员参与一个巴士环游德国的学习旅程，机构已为此投入至少两个月的前期筹备和大量资金预定食宿。那一周德国刚刚爆出北威州最西边的县城海因斯贝格（Heinsberg）发生社区感染，3月1日德国有140例确诊病例。这立马引起中国同事的警觉，他们写信表达担忧，要求活动延后或取消。
但当时RKI将疫情对德国人的健康风险评估仍为低至中等水平，仅将中国、意大利、伊朗和韩国列为疫区，机构也机械地以旅行线路不经过疫区为由，决定继续进行旅程，但将旅行改为可自愿选择是否参加。
我对德国同事的一句话印象深刻：我们将抉择权交给个人。于是，在德国社会信息并不完全充分且仍旧未达成普遍共识的情况下（比如那段时间RKI才宣布新冠病毒比流感更危险），就取决于个人各自的生活经历了，大部分中国同事取消了行程，而盯着青壮年死亡率数字低的外国同事，纷纷选择继续参与。
3月7日出发之前，我已经陆续收到北威州活动展会讲座的取消邮件，而在我们的巴士行程之中，取消的社会活动如倒下的多米诺骨牌般接踵而至。甚至我们11日访问完魏玛的布痕瓦尔德劳动集中营，前脚刚走，网站主页上就挂出因疫情关闭的通知。更遗憾的是，本计划于4月5日举办的布痕瓦尔德解放75周年追悼会也被取消，来自14个国家42名集中营幸存者不得不取消行程。
这仅仅是德国社会文化交流窗口被迫关闭的小小一扇，对更多人意义非常的足球赛、音乐会、马拉松等也陆续被取消，疫情终于冲击到德国社会的“表面繁荣”。
疫情中的卫生部长和病毒学家
短短一周时间，病毒终于在3月10日“攻陷”全部16个联邦州，确诊病例数字骤然陡峭攀升。即便是在这样火烧眉毛的节点，对教育和公共卫生领域拥有充分自决权的各州政府还显得分外踟蹰，不少地方决策者还坚持观望软拖的态度。有的州关闭了学校，有的州没关。柏林市政府取消所有文化活动，唯独允许一场足球赛照常举办，之后在舆论声讨下，才从无观众进行改为彻底取消。
卫生部长施潘（Jens Spahn）不能下令全国范围内取消大型活动，只能“建议”取消千人以上活动，但不少州和机构还在这个数字上耍小聪明，施潘在国家公共广播电台上痛惜地表示，希望能看到“一种更统一的方式”。目前，应对冠状病毒的决定要经过全德国大约400多个公关卫生部门。
这种“更统一的方式”或许有望在本周成为现实，3月23日有消息称，德国联邦议院和联邦参议员这周或将通过法律，在发生全国性危险传染病时将赋予联邦政府更多权力，以提高效率和应对能力。根据法律草案，联邦卫生部未来将有权发布跨境旅行规定，统筹调控药品和防护物资供应。在人员短缺时，可以强行招募医护人员投入抗疫行动中。但联邦政府介入的前提条件是发生全国性疫情，即要么世卫组织宣布全球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且严重传染性疾病威胁德国，或者不管世卫组织如何界定，此类疾病可能在多州蔓延。
即使这项法律顺利通过，联邦制大大延缓了官方对疫情的应急处理反应也已是不争的事实。
社民党（SPD）卫生政策协调员同时也是德国知名医疗专家的Karl Lauterbach，就在电视采访中对德国目前的疫情政策提出批评，“我们现在经历的是一次鸣枪警告，这表明，我们的联邦体制在21世纪抗击流行病的斗争中没有发挥作用。”
使这种局面雪上加霜的是，德国在疫情关键的爆发期缺乏强有力的领导力，危机总理默克尔与国民的沟通显然姗姗来迟。
2月中旬基民盟（CDU）党主席卡伦鲍尔（AKK）辞职后，党内展开激烈的接班人角逐，特别是北威州州长拉舍特（Armin Laschet）和卫生部长施潘这对候选人搭档，格外引人注目。但直到三月初，各位候选人的核心政治表态还是哈瑙恐袭和希腊边境新的难民潮。另一位潜在接班人默茨（Friedrich Merz）被检出罹患新冠肺炎，且病情有加重的趋势。施潘初期对疫情的处理有刻意保持克制的痕迹，他在民众中因疫情形成的威望还不如柏林夏里特（Charité）医院病毒学研究所所长Christian Drosten。
这位已经被很多中文媒体唤作“德国钟南山”的年轻病毒学家，从3月开始每天连线接受北德意志电台（NDR）采访，他的播客（podcast）在德国形成现象级传播，尽管他本人的观点也一直在更新改变，但却成为我身边很多德国朋友渐渐意识到新冠病毒严重性的信息渠道。
当政客还信誓旦旦地说德国做好了准备，Drosten 3月11日就在推特上转发意大利医生绝望地表示“海啸淹没了我们”的报道，并评论：“如果我们继续认为‘德国能做得更好’而无所作为，我们的情况也将如此。”
《时代报》18日的文章《这是我们的新总理吗？》，配图就是眼神坚毅的Drosten，指出危机时刻下科学指引政治的现象。
被问及为何花这么长时间才站出来时，默克尔坚称她自1月以来一直在幕后监控这场危机。但默克尔几周前的政治重心还放在土耳其放行新难民至希腊及利比亚危机。
3月18日，默克尔罕见发表除新年致辞外的全国讲话，至情至性：“局势是严重的，要认真对待，这是德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面临的最大挑战。”也许默克尔凝聚德国甚至欧洲的政治遗产并没有封箱，她解决欧债危机和难民危机的工具箱将在这次更大的疫情危机前派上用场。
需要持续留意的是，德国的政治体制与法国和美国有很大不同，虽一度后知后觉，但知耻近乎勇，在团结公民社会、动员医疗社会资源、疫苗研发以备战备荒态势上，将有更独树一帜的后劲表现。
据《德国医生报》26日报道，德国医学委员会主席克劳斯·莱因哈特呼吁国民制作并佩戴防护口罩。
在接受《新奥斯纳布吕克报》采访时，莱因哈特建议，“买一些简单的防护口罩，或者自己做一个，并在公共场所戴上。”他表示，尽管戴口罩不能保证防止感染，但是它们可以稍微降低风险。
莱因哈特承认，用织物或其他材料制成的简单口罩只起辅助作用， “但是总比没有好，它们可以过滤我们呼吸的空气。”与此同时，他表示 “如果您不从事医疗行业，则不需要使用FFP2或FFP3口罩。”
莱因哈特解释说，医院更迫切需要这种专业的防护口罩。“患者在与其他人接触时候应穿戴它们。最重要的是，照顾病人的医生和护士需要使用这些口罩，以免自己生病并成为携带者。“如果新冠肺炎患者和护士或医生都戴上FFP2口罩，这样可以起到高效关键的防护作用。”
病毒学家亚历山大·凯库勒最近也发表了类似的声明。这周三，他在接受中德意志电台采访时说：“来自香港的最新数据表明，仅是戴上这些简单的口罩，就能在控制疫情中发挥重要作用。”他表示，简单的防护对每个人都特别有用，（大家都这样做）那么两到三周我们就可以慢慢恢复正常生活。接下来的问题是，“首先保护高风险人群，即老年人和有基础疾病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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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战疫·观察|德国终于“醒了”，其抗疫后劲或能独树一帜
澎湃新闻
我生活在德国疫情最严重的北威州首府杜塞尔多夫，这座城市被冠以“鲁尔区的写字台”，吸引大量日企、中企入驻，也顺势聚集着德国最大的亚裔社群。在新型冠状病毒还未蔓延至德国之前，我就深刻感受着并行时空下亚洲社群和德国居民截然不同的生活态度。而如今，我感到两条生活轨迹终于相交了——在人类最基本的情绪恐惧面前，并没有文化差异。
心情翻转似在一夜之间，行动未必能跟上
截至3月18日，北威州平均每5315人中就有一人确诊感染病毒。没有球赛，没有歌剧，没有音乐会，没有图书馆，没有博物馆，没有健身房。有德国朋友现在才想起来购买口罩，打电话问询三家药店后一无所获。一边是过度反应，一边是反应不足。这种后知后觉也许让我的中国朋友们觉得很可爱，他们早在1月时就挨个药店购买并囤积了充足口罩。
德国在“梦游”状态下走入抗击疫情的艰难战斗。3月16日，德国总理默克尔宣布史无前例的限制公民社会交往的举措，包括限制国内外旅行，休闲娱乐场所被关闭，甚至生活必需品的周日销售禁令也被取消。德国疾控机构罗伯特·科赫研究所（RKI）终于宣布，将新冠疫情风险等级提升至“高”。从心不在焉到骤然紧张，情绪的翻转似乎在一夜之间。这对大多数德国人来说不仅是生活习惯的改变，而且也将是一场思维模式的遽变。
社交媒体上大家开始倡导遵守政府居家规定的个人责任（Eigenverantwortung），这个词登上推特热搜。但是学校停课后，年轻人把隔离当作休假，拿着酒瓶和蓝牙音箱在公园里开起“corona party”（冠状派对）。最近天气转暖，我经过莱茵河边时看到三五成群在河边喝酒的青壮年以及带孩子和宠物散步的人。
《时代报》评论文章批评这种现象时发明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词组——Gefährlicher Wohlstandstrotz。“Gefährlicher”是危险的，“Wohlstand”是生活富足，而“trotz”是像小孩子一样的顽抗。《时代报》用这个新词描绘那些人在疫情中优哉游哉的任性而危险的行为。
《时代报》还评论道，法国总统马克龙说这是一场对病毒的战争，每天经历轰炸和饥饿的叙利亚人肯定觉得这太小题大做了，但非如此“夸大其词”不能唤醒已不习惯应对新冠疫情这类冲击的社会。
一场旅行与难以分享的“冷暖自知”经历
最初亚裔社区和德国居民对疫情的不同反应可以归结为迥异的“生活经历”，德语中对应的词汇是Erlebnis，描述对经历的主观感受。而相对于可以分享给他人的经验（Erfahrung），Erlebnis更难与外人道，特别是经过难以磨灭的群体经历形成身份认同的一部分后。
我身边的德国同龄人对17年前的非典普遍没有印象，而我的记忆触觉是全方位的，姥姥在家里煮醋的浓烈酸味、妈妈强迫我喝的板蓝根的味道、学校关闭后的欣喜和随之而来的怅然若失，都牵引着我对疫情爆发后神经末端的紧张感和警惕性。
但这种融入一代中国人生活的经历，是不能靠跟欧洲人辩论“该不该戴口罩”这种表层话题来充分传递的。
这种生活经历的缺失，确实导致了德国在应对疫情蔓延关键时刻有一段决策悬空期，特别是在联邦制权力下放的运行规则下。
不仅各个州面面相觑，不同组织机构也都难以果断地采取一致应急方案。
以我所在的机构来说，在3月7日要求全员参与一个巴士环游德国的学习旅程，机构已为此投入至少两个月的前期筹备和大量资金预定食宿。那一周德国刚刚爆出北威州最西边的县城海因斯贝格（Heinsberg）发生社区感染，3月1日德国有140例确诊病例。这立马引起中国同事的警觉，他们写信表达担忧，要求活动延后或取消。
但当时RKI将疫情对德国人的健康风险评估仍为低至中等水平，仅将中国、意大利、伊朗和韩国列为疫区，机构也机械地以旅行线路不经过疫区为由，决定继续进行旅程，但将旅行改为可自愿选择是否参加。
我对德国同事的一句话印象深刻：我们将抉择权交给个人。于是，在德国社会信息并不完全充分且仍旧未达成普遍共识的情况下（比如那段时间RKI才宣布新冠病毒比流感更危险），就取决于个人各自的生活经历了，大部分中国同事取消了行程，而盯着青壮年死亡率数字低的外国同事，纷纷选择继续参与。
3月7日出发之前，我已经陆续收到北威州活动展会讲座的取消邮件，而在我们的巴士行程之中，取消的社会活动如倒下的多米诺骨牌般接踵而至。甚至我们11日访问完魏玛的布痕瓦尔德劳动集中营，前脚刚走，网站主页上就挂出因疫情关闭的通知。更遗憾的是，本计划于4月5日举办的布痕瓦尔德解放75周年追悼会也被取消，来自14个国家42名集中营幸存者不得不取消行程。
这仅仅是德国社会文化交流窗口被迫关闭的小小一扇，对更多人意义非常的足球赛、音乐会、马拉松等也陆续被取消，疫情终于冲击到德国社会的“表面繁荣”。
疫情中的卫生部长和病毒学家
短短一周时间，病毒终于在3月10日“攻陷”全部16个联邦州，确诊病例数字骤然陡峭攀升。即便是在这样火烧眉毛的节点，对教育和公共卫生领域拥有充分自决权的各州政府还显得分外踟蹰，不少地方决策者还坚持观望软拖的态度。有的州关闭了学校，有的州没关。柏林市政府取消所有文化活动，唯独允许一场足球赛照常举办，之后在舆论声讨下，才从无观众进行改为彻底取消。
卫生部长施潘（Jens Spahn）不能下令全国范围内取消大型活动，只能“建议”取消千人以上活动，但不少州和机构还在这个数字上耍小聪明，施潘在国家公共广播电台上痛惜地表示，希望能看到“一种更统一的方式”。目前，应对冠状病毒的决定要经过全德国大约400多个公关卫生部门。
这种“更统一的方式”或许有望在本周成为现实，3月23日有消息称，德国联邦议院和联邦参议员这周或将通过法律，在发生全国性危险传染病时将赋予联邦政府更多权力，以提高效率和应对能力。根据法律草案，联邦卫生部未来将有权发布跨境旅行规定，统筹调控药品和防护物资供应。在人员短缺时，可以强行招募医护人员投入抗疫行动中。但联邦政府介入的前提条件是发生全国性疫情，即要么世卫组织宣布全球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且严重传染性疾病威胁德国，或者不管世卫组织如何界定，此类疾病可能在多州蔓延。
即使这项法律顺利通过，联邦制大大延缓了官方对疫情的应急处理反应也已是不争的事实。
社民党（SPD）卫生政策协调员同时也是德国知名医疗专家的Karl Lauterbach，就在电视采访中对德国目前的疫情政策提出批评，“我们现在经历的是一次鸣枪警告，这表明，我们的联邦体制在21世纪抗击流行病的斗争中没有发挥作用。”
使这种局面雪上加霜的是，德国在疫情关键的爆发期缺乏强有力的领导力，危机总理默克尔与国民的沟通显然姗姗来迟。
2月中旬基民盟（CDU）党主席卡伦鲍尔（AKK）辞职后，党内展开激烈的接班人角逐，特别是北威州州长拉舍特（Armin Laschet）和卫生部长施潘这对候选人搭档，格外引人注目。但直到三月初，各位候选人的核心政治表态还是哈瑙恐袭和希腊边境新的难民潮。另一位潜在接班人默茨（Friedrich Merz）被检出罹患新冠肺炎，且病情有加重的趋势。施潘初期对疫情的处理有刻意保持克制的痕迹，他在民众中因疫情形成的威望还不如柏林夏里特（Charité）医院病毒学研究所所长Christian Drosten。
这位已经被很多中文媒体唤作“德国钟南山”的年轻病毒学家，从3月开始每天连线接受北德意志电台（NDR）采访，他的播客（podcast）在德国形成现象级传播，尽管他本人的观点也一直在更新改变，但却成为我身边很多德国朋友渐渐意识到新冠病毒严重性的信息渠道。
当政客还信誓旦旦地说德国做好了准备，Drosten 3月11日就在推特上转发意大利医生绝望地表示“海啸淹没了我们”的报道，并评论：“如果我们继续认为‘德国能做得更好’而无所作为，我们的情况也将如此。”
《时代报》18日的文章《这是我们的新总理吗？》，配图就是眼神坚毅的Drosten，指出危机时刻下科学指引政治的现象。
被问及为何花这么长时间才站出来时，默克尔坚称她自1月以来一直在幕后监控这场危机。但默克尔几周前的政治重心还放在土耳其放行新难民至希腊及利比亚危机。
3月18日，默克尔罕见发表除新年致辞外的全国讲话，至情至性：“局势是严重的，要认真对待，这是德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面临的最大挑战。”也许默克尔凝聚德国甚至欧洲的政治遗产并没有封箱，她解决欧债危机和难民危机的工具箱将在这次更大的疫情危机前派上用场。
需要持续留意的是，德国的政治体制与法国和美国有很大不同，虽一度后知后觉，但知耻近乎勇，在团结公民社会、动员医疗社会资源、疫苗研发以备战备荒态势上，将有更独树一帜的后劲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