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梦是否能实现、应该如何实现？中华人民共和国70周年国庆日前夕，来自丹麦、荷兰、奥地利、加拿大的四名中国问题专家在柏林举行了一场研讨会，探讨了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等多方面的问题。
德国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中国梦”研讨会
研讨会一开始，来自德国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的主持人古思亭(Kristin Kupfer-Shi)就抛出了一个问题：70周年国庆即将到来，中国当局大张旗鼓地筹备阅兵，对内、对外的宣传力度也都非常之大，中共到底想要借此向外界传递怎样的信号？
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来自荷兰的彭轲(Frank Pieke)认为，大张旗鼓地宣传是为了展现中共、中国社会的团结，"中共总是想要展现自己最好的一面，同时也不允许在公开层面上有任何的分歧。"
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彭轲(Frank Pieke)
柏林洪堡大学的加拿大籍中国问题专家伊顿(Sarah Eaton)认为，中国政府近期的强力宣传，一方面是想告诉国内的民众"斗争依然存在"。所谓"斗争"，则包括与美国的贸易战、国内的经济结构转型，当然也包括香港问题。而另一方面，则是想对本国民众表示，"尽管面临着巨大的困难，但是共产党依然像70年前一样要捍卫人民的利益，也依然像40年前那样以全民提高民众生活水平为目标。"
随后，维也纳大学汉学系主任顾克礼(Christian Göbel)则反问道，几十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初心究竟是什么？"要是毛泽东见到如今的中国，肯定会震怒。"顾克礼认为，中共当局并不一定想要回到几十年前的那种意识形态，而是想要再次实现民众对中国共产党的高度认同。"而想要回到那种状态，中国共产党就必须要真正去倾听民众的诉求。就像70多年前那样，面对民生疾苦，至少做出高度关切的姿态。"
中共意识形态的转变与危机
对于这个问题，荷兰学者彭轲指出，其实，中共建政70年以来，一直有着共产主义、民族主义、沙文主义等多个不同的意识形态方向，只不过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始终占据重要地位的意识形态，其实是'全力维护执政权力'。"彭轲半开玩笑地说，至少从这一方面来讲，"习近平干得很不错。"
顾克礼进一步指出，中共当局的主流意识形态，其实在2012年前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时，胡锦涛治下的中共，成为了一个技术官僚组织，许多民众都觉得非常无聊。然后发生了薄熙来、王立军事件，一方面颠覆、另一方面也验证了不少人对中共的认知。此时的中共就开始担心一个根本的问题：经济不可能永远高速增长，那么如果经济降温了，又有什么新的意识形态能够掌控中国民众呢？"
这种意识形态领域的危机，也体现在当下的香港问题中。哥本哈根商学院的政治学者穆尔瓦德(Andreas Møller Mulvad)就指出，以往北京的宣传口径一直是，只要让中国人的生活水平不断提升，就可以让中国人放弃一些自由权利、放弃对西方式民主的追求。"但是同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部分的香港，那里的民众却打破了中共这种意识形态层面的定义，可以说是打破了北京的既有话语体系，让高层十分地尴尬。"
中国模式是否具备优越性？
彭轲也认同，中共近年来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一系列大动作，其实都是在因应一个根本性的挑战："人口红利会消失，经济发展也总有一天会降温，届时北京应该怎么办？"他指出，当前中共以专制手段力推经济发展的所谓"中国模式"，在一个社会发展的某些阶段确实会比较适合。
维也纳大学汉学系主任顾克礼(Christian Göbel)
维也纳大学的顾克礼教授则注意到，中共当局对发展道路的定义，也就是所谓的"中国模式"，近年来也正在向全世界范围内输出。"当然，他们现在遇到了美国的强力阻击。"
对此，丹麦学者穆尔瓦德担忧，西方国家目前很可能并没有能力去真正阻击"中国模式"。他以当前的气候变化为例，指出中国当局至少出台了雄心勃勃的气候保护计划，而且确实在一步一步地有效执行，"相比之下，西方国家还不知道到底应该怎么做。"他认为，如果西方的民主制度想要成功、想要证明自己具有普世性，就必须在气候保护这种关乎全人类命运的问题上真正展现出优越性。
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彭轲则进一步指出，长期而言，"中国模式"的真正阻力并非来自外界，而在于专制政权如何才能防止自己走极端。"所以说，每当我们谈论到习近平的'中国梦'时，我们都应该认识到，关键问题不在于如何实现'中国梦'，而是如何限制和精简'中国梦'，尤其是这种'梦想'走偏或者走得太远时。"
中国梦是否能实现、应该如何实现？中华人民共和国70周年国庆日前夕，来自丹麦、荷兰、奥地利、加拿大的四名中国问题专家在柏林举行了一场研讨会，探讨了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等多方面的问题。
德国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中国梦”研讨会
研讨会一开始，来自德国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的主持人古思亭(Kristin Kupfer-Shi)就抛出了一个问题：70周年国庆即将到来，中国当局大张旗鼓地筹备阅兵，对内、对外的宣传力度也都非常之大，中共到底想要借此向外界传递怎样的信号？
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来自荷兰的彭轲(Frank Pieke)认为，大张旗鼓地宣传是为了展现中共、中国社会的团结，"中共总是想要展现自己最好的一面，同时也不允许在公开层面上有任何的分歧。"
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彭轲(Frank Pieke)
柏林洪堡大学的加拿大籍中国问题专家伊顿(Sarah Eaton)认为，中国政府近期的强力宣传，一方面是想告诉国内的民众"斗争依然存在"。所谓"斗争"，则包括与美国的贸易战、国内的经济结构转型，当然也包括香港问题。而另一方面，则是想对本国民众表示，"尽管面临着巨大的困难，但是共产党依然像70年前一样要捍卫人民的利益，也依然像40年前那样以全民提高民众生活水平为目标。"
随后，维也纳大学汉学系主任顾克礼(Christian Göbel)则反问道，几十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初心究竟是什么？"要是毛泽东见到如今的中国，肯定会震怒。"顾克礼认为，中共当局并不一定想要回到几十年前的那种意识形态，而是想要再次实现民众对中国共产党的高度认同。"而想要回到那种状态，中国共产党就必须要真正去倾听民众的诉求。就像70多年前那样，面对民生疾苦，至少做出高度关切的姿态。"
中共意识形态的转变与危机
对于这个问题，荷兰学者彭轲指出，其实，中共建政70年以来，一直有着共产主义、民族主义、沙文主义等多个不同的意识形态方向，只不过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始终占据重要地位的意识形态，其实是'全力维护执政权力'。"彭轲半开玩笑地说，至少从这一方面来讲，"习近平干得很不错。"
顾克礼进一步指出，中共当局的主流意识形态，其实在2012年前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时，胡锦涛治下的中共，成为了一个技术官僚组织，许多民众都觉得非常无聊。然后发生了薄熙来、王立军事件，一方面颠覆、另一方面也验证了不少人对中共的认知。此时的中共就开始担心一个根本的问题：经济不可能永远高速增长，那么如果经济降温了，又有什么新的意识形态能够掌控中国民众呢？"
这种意识形态领域的危机，也体现在当下的香港问题中。哥本哈根商学院的政治学者穆尔瓦德(Andreas Møller Mulvad)就指出，以往北京的宣传口径一直是，只要让中国人的生活水平不断提升，就可以让中国人放弃一些自由权利、放弃对西方式民主的追求。"但是同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部分的香港，那里的民众却打破了中共这种意识形态层面的定义，可以说是打破了北京的既有话语体系，让高层十分地尴尬。"
中国模式是否具备优越性？
彭轲也认同，中共近年来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一系列大动作，其实都是在因应一个根本性的挑战："人口红利会消失，经济发展也总有一天会降温，届时北京应该怎么办？"他指出，当前中共以专制手段力推经济发展的所谓"中国模式"，在一个社会发展的某些阶段确实会比较适合。
维也纳大学汉学系主任顾克礼(Christian Göbel)
维也纳大学的顾克礼教授则注意到，中共当局对发展道路的定义，也就是所谓的"中国模式"，近年来也正在向全世界范围内输出。"当然，他们现在遇到了美国的强力阻击。"
对此，丹麦学者穆尔瓦德担忧，西方国家目前很可能并没有能力去真正阻击"中国模式"。他以当前的气候变化为例，指出中国当局至少出台了雄心勃勃的气候保护计划，而且确实在一步一步地有效执行，"相比之下，西方国家还不知道到底应该怎么做。"他认为，如果西方的民主制度想要成功、想要证明自己具有普世性，就必须在气候保护这种关乎全人类命运的问题上真正展现出优越性。
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彭轲则进一步指出，长期而言，"中国模式"的真正阻力并非来自外界，而在于专制政权如何才能防止自己走极端。"所以说，每当我们谈论到习近平的'中国梦'时，我们都应该认识到，关键问题不在于如何实现'中国梦'，而是如何限制和精简'中国梦'，尤其是这种'梦想'走偏或者走得太远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