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号召中国国民打一场“人民战争”，来遏制新冠病毒疫情的扩散。北京星期四还撤换了疫情最为严重的湖北省与武汉市的领导人，试图平息民众对政府抗击疫情不力的愤怒。中国问题专家认为，这次的疫情是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上台以来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也是中共所面临的最大执政危机，其严重程度甚至会超过天安门事件。但是在疫情是否会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以及习近平治理中国的方式的问题上，专家有不同的解读。
疫情引发湖北官场大地震，中央找替罪羊？
中国正在打一场“人民战争”，来对付致命的新冠病毒疫情。这个病毒不仅夺去了很多人的生命，也打掉了不少中国官员的乌纱帽。除了此前湖北省一些地方卫生官员被免职以外，中国官媒13日宣布上海市长应勇接替蒋超良担任湖北省委书记，济南市委书记王忠林接替马国强担任武汉市委书记。
湖北省和武汉市的这两位一把手是在中国民众普遍感到愤怒并质疑政府在疫情初期压制信息并惩罚那些公开疫情的人之际被撤换的。此举在一定程度上或许能够减缓一些民众的怒气，因为中共官员因为不称职而被问责并不多见。
不过，很多人认为，湖北与武汉的官员被撤换表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正在积极的把民众对政府抗击疫情不力的指责从中央转移到地方官员身上。
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杨大力在接受《卫报》采访时说，这很显然是习近平的举动。他说，“这事关重大，习近平需要时间来寻找合适的人选，以挽回湖北和武汉的局面。”
易明：能否阻止民怨取决于危机持续的时间
中国问题专家易明(Elizabeth Economy)认为，这种找替罪羊的做法是否足以阻止中国民众将愤怒转向习近平和其他最高领导人，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危机持续多长时间。
在她看来，随着死亡人数的增加以及代价越来越高，政府可能难以怪罪于他人，而这可能损害习近平和中共的信誉。她认为，习近平在整个危机中一直保持相对低调特别能说明问题。
疫情爆发后，尤其是在被称为疫情吹哨人的李文亮医生因感染病毒丧生后，很多中国民众在社交媒体上表达了对当局的不满与愤怒，尽管这些帖文很快在网上消失得无影无踪。
中国著名敢言学者、清华大学教授许章润发表了“愤怒的人民已不再恐惧”的文章，痛陈当权者“无耻之尤，民心丧尽”。另一位中国知识分子许志永则发表劝退书，要求习近平让位。
生活在美国的中国人也发出了这样的呼声。
2月4日，就在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发表讲话之前，一名中国男子站起来喊道， “习近平，下台！” 这个人随即被保安带出会场。
事实上，习近平本人也很清楚他所面临的挑战。他在2月3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上说，疫情“对中国的制度和治理能力形成重大考验”。
到目前为止，新冠病毒已经导致一千三百多人死亡，是2003年死于非典人数的两倍。可以预见的是，死亡人数还会进一步攀升。疫情也导致中国几乎处于停摆状态。
哈斯：疫情使中国经济雪上加霜，长远影响在政治上
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会长哈斯(Richard Haass)在《华盛顿邮报》上撰文说，除了人员死亡造成的悲剧以外，病毒带来的最即时的影响大部分是在经济方面。目前不清楚疫情最终对中国经济会带来多大的冲击，而更为长远的影响将是疫情对中国政治带来的影响。
担任过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主任的哈斯在文章中写道，“当代中国的政治合法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表现。中国民众愿意接受对他们施加的人身和政治自由的限制，以换取一个能够改善生活水平的制度。在冠状病毒爆发之前，中国经济增长已经放缓，这意味着一个不怎么理想的状况正在迅速恶化。”
哈斯指出，湖北省的官员在疫情爆发之初不敢承担责任而是等待中央的指示，结果错失了遏制疫情的最佳时机。不过他认为，地方官员的这种表现是习近平集权带来的后果。
他说，“这种瘫痪是习近平巩固权力的结果，它导致省级官员在没有中央领导首肯的情况下无法或不愿行使权力。习近平的标志性反腐败运动，可以说是更多的政治清洗，在许多情况下用党的忠诚分子代替了有能力的技术专家。”
哈斯说，威权制度的一个特点是很难承认错误然后自我纠正，而中国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的教科书案例。
哈斯：危机是习与中共的最大挑战，可能超过天安门事件
做过老布什总统助理的哈斯告诫外界不要低估中国应对挑战的能力。他说，在经历了最初的问题之后，中国已经显示出其动员资源的独特能力。
不过在他看来，冠状病毒已经成为习近平的最大挑战，因为习定于一尊，手上集中的权力是中共领导人毛泽东以来所未见的，因此在出了问题后，他很难让他人承担责任。
哈斯还认为，除非中国当局能够很快的遏制疫情，控制局面，恢复经济增长，否则这次危机也将是中共自1989年六四事件以来所面临的最大挑战，而且还可能成为比天安门事件更为严重的危机，因为“眼下的问题不是成千上万的学生要求改革，而是数百万公民要求官员具备基本的办事能力”。
他说，当人们感到绝望时，他们会做出绝望的事情。
哈斯：病毒可能影响中国崛起，从而改变外界对中国的看法
哈斯认为，这次的疫情最终会出现什么情况目前还不确定，但是可以确定的是，这个病毒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 - 即使没有的话，它也应该改变我们对中国的看法，包括外界对中国的思考方式。
他说，“几乎所有有关中国的文章和言论都以中国继续崛起为前提，但是假定中国的经济会持续稳定的增长下去则忽视了中国的历史。”
在他看来，中国有出现政治不稳定的可能，因为中国是一个脆弱的体制。
美国应该为中国的崛起受到干扰做准备
哈斯认为，美国政府需要为中国的崛起受到干扰的可能制定预案。
他说，我们可能会看到一个由习近平领导的中国转向民粹主义，通过向台湾或是香港施加压力来转移人们的注意力。或者，我们可以看到，随着习近平的权力受到挑战，中国在政治动荡中向内转向。这个过程需要多长时间以及可能导致什么结果是未知的。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我们不能假设中国的未来会像它的过去一样。
林和立：疫情已经损害了习近平的权威与声誉
在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中国研究中心担任客座教授的林和立也认为，这次的疫情已经影响了习近平的权威与声誉。
在美国智库詹姆斯敦基金会担任高级研究员的林和立在基金会网站上撰文说，北京忧虑疫情对中国经济带来冲击，但中共领导人更担心的是国家权力的可持续性和北京维护社会稳定的能力。他们能否做到这一点很大程度上要看习近平的表现，但是北京未能遏制病毒的惊人传播表明习面临着自2012年底上台以来最严重的危机。
这位长期关注中国政治问题的专家认为，已经扩散到全球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病毒是中国的软实力自改革开放40多年来遭受的最严重打击。
他在文章中说，“冠状病毒的威胁使‘黄祸’和‘中国威胁论’的幽灵卷土重来，损害中国的对外关系。”
林和立还认为，受疫情影响，中国与外部世界做生意的能力以及至少短期内与主要西方国家进行高级别学术与其他研究项目的停止反过来也会影响中国的硬实力。
陆克文：危机是习面临的最大挑战，但不会改变他治理中国的方式
前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也认为，这次的危机是在中国拥有近乎绝对政治权力的习近平2012年成为中共总书记以来所面临的单一的最大挑战。
自一月份以来，尽管可以说只有一个专制政权才可以采用中国试图控制这种病毒的严厉措施，但是在陆克文看来，危机过后，习近平仍然会按照他的世界观以及国家发展议程来治理中国，任何其他方面，包括国内的危机管理，都必须服从这个大局。
目前是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所长的陆克文在《评论汇编》(Project Syndicate) 网站上发表文章说：“只有时间才能告诉我们这些措施最终是否有效，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次的危机，一旦解决，将不会改变中国未来的治理方式。”
陆克文：由习近平的世界观所决定
他说，要理解这其中的原因，我们必须考虑习在实现他的梦想-让中国成为未来的世界强国-时所遵循的基本世界观。
陆克文认为，习近平的世界观可以体现在他的十大优先考虑上：一是维持中共的统治；二是维护国家统一；三是发展经济；四是把环境的可持续性纳入到中国的增长考量中；五是扩军强军，实现军队现代化，打造一支能打胜仗的强大军队；六是与中国14个邻国和6个海上邻国建立友好(如果可能的话)顺从的关系； 七是在东部海域把美国推回到从日本列岛到关岛再到菲律宾东部的“第二岛链”，并尽可能的削弱美国在该地区的长期盟友关系；八是搞定中国西部大陆的边缘地区，把欧亚大陆变成中国商品、服务、技术和关键基础设施投资的新市场；九是把亚非拉地区发展成中国潜在的市场；第十是重塑全球秩序，使之更符合中国的利益和价值观。
这位中国通指出，在中共高层中，并不是每个人都认同习近平的这个世界观。事实上，在中国偏离邓小平的“韬光养晦、永不出头”的长期战略时把手伸得太长的问题上，有很多内部的分歧和争论。他说，只有时间会告诉我们这些争论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在2022年召开中共第二十大会议前夕，中共在是否延长习的任期这个关键性问题上做出什么样的决定。
疫情灾难当前 中共强调政治安全第一
在发生涉及千百万人生命安全的公共卫生危机之际，公众最希望得到的是可靠的、科学的、有助于保全性命的信息。但掌控中国大陆的中国共产党当局坚持强调政治第一，声言应对当前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首要当务之急是政治，是“政治安全”，即中共政权及其领袖的政治地位的安全。观察家指出，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的这种看似怪异的做法，其实是中共建政七十年来的一贯做法。
疫情火急 赞歌高唱
由中共政权封锁信息、打压谈论病毒肺炎疫情的医务人员而导致的疫情大扩散和失控，给全中国和全世界造成严重的祸患。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又名武汉肺炎疫情（因疫情最初来自武汉）给全中国和全世界造成严重灾难之际，中共控制下的中国媒体不是全力报道疫情消息，报道疫区人民的生活，疫区医院的实况，而是为中共政权和中共领袖、中共中央总书记大唱赞歌
中国官方发布的数字说，截至2月14日零时，中国大陆现有确诊病例55748例，累计死亡病例1380例（湖北省因重复统计,核减108例）。
与此同时，不断有许多中国网民通过文字和目击视频报告说，中国官方发布的所谓确诊和死亡人数是大大缩水的，因为许多发病的人迟迟得不到确诊，甚至至死也得不到确诊，许多人倒毙在大街上，死在家中。死者立即被抬走火化，没有死因核查，只是记录为肺炎死亡。
在中国许多城市以强势手段推出封城、封路、封小区、封家门的措施，导致无数的人难以就医、难以购物、难以谋生的另一波人道主义灾难之际，中共控制下的中国媒体大力突出政治，将主要的新闻报道资源用于宣传和歌颂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2月13日北京时间晚上9点，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喉舌、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首页的头四条新闻标题是：
——习近平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 分析新冠肺炎疫情形势研究加强防控工作
——习近平这样排兵布阵 海外专家学者积极评价
——经习近平批准 军队增派2600名医护人员支援武汉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习近平总书记关切事丨打好防控“主动仗”
观察家们指出，在疫情严峻的大形势下，中共当局的喉舌和中共控制下的媒体把主要的力量用于宣传和歌颂习近平，把关系千百万中国人生死的疫情问题当作凸显习近平伟大和英明的背景和道具，这显然是在认真执行习近平的指令。
1月25日，习近平在中共最高权力机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就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召开的会议上发出指令说，“面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加快蔓延的严重形势，必须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习近平所说的“四个意识”是指“政治意识”、“大局意识”，“（以习近平为的核心的）核心意识”、“（向习近平看看齐、无条件遵从其命令的）看齐意识”；“两个维护”的则是指“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中共）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近日来，中共控制下的中国媒体在大力宣传和歌颂习近平之余，也在大力报道习近平所提倡的所谓“正能量”消息，如：世界卫生组指派遣专家代表团前来中国学习应对疫情的经验；中国医务人员围绕着病入膏肓、奄奄一息的病人载歌载舞，高唱中共颂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从简陋的用于隔离病人的所谓方舱医院出院的患者说，在方舱医院获得了非常好的照顾，住进去都不想出院了等等。
中国国内外的公共卫生医学专家纷纷指出，中共当局在体育馆、会展中心仓促设立的所谓方舱医院是非常不专业的，那些所谓的方舱医院根本就不是医院，而是病菌和病毒的集散地，是十分危险的所在，因为如此之多的人聚集在一起，不但会大大增加病毒性肺炎交叉感染的风险，而且也会大大增加其他致病性细菌传播的风险。此外，住在方舱医院的人抱怨说，那里缺乏医护人员，缺乏医药，缺乏干净的厕所，缺乏供电，缺乏供暖。
讲政治已酿成祸患 缘何还强调政治？
眼下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研究者依然还不清楚新型冠状病毒最初的来源，但中国国内外的观察家普遍认为，扩散全中国、祸及世界其他二十多个国家、给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造成严重损失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大爆发是中共从一开始为了讲政治而对中国公众隐瞒疫情信息导致的。
截至目前，甚至中共操控的网络民意特工也不再否认一个得到普遍公认的事实，这就是，以习近平为首中共当局长时间隐瞒疫情信息、打压谈论疫情的医生、同时散布疫情“可防可控”和“未见明显人传人”的虚假消息，导致成千上万的中国公众在中共当局营造的虚假安全感中中招染毒，导致病毒大扩散，疫情大爆发。
观察家们指出，声言“一直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疫情应对问题的中共领袖习近平从一开始把他心目中的政治、把他的政治地位、政治安全而不是中国公众的生命安危放在首位；尽管他一开始就了解疫情的情况，并指令其下属将疫情消息向世界卫生组织和美国进行了几十次的通报，但他和他掌控的中共当局却对中国公众隐瞒疫情消息。
直到1月23日，在疫情已经变得万分火急、人口超过千万的疫情发源地武汉当局宣布采取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封城措施几个小时之后，习近平在北京举行的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春节团拜会上发表讲话，还是只字不提武汉，不提疫情，不提封城，而是大谈他的政治，大谈他的中国梦。
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说，“2月4日，中国公安部召开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第三次全国公安机关视频会议，国务委员、公安部（中共）党委书记、部长赵克志出席并讲话。赵克志强调，要始终把维护政治安全放在首位，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境内外敌对势力的各种捣乱破坏活动，坚决防止公共卫生风险向社会稳定领域传导。”
在中共当局因为强调政治而隐瞒疫情、散布有关病毒疫情的虚假信息导致疫情大爆发和失控，并导致中国公众的愤怒和国际社会的强烈批评之际，习近平以及他掌控的中共当局依然强调政治，强调所谓的政治安全而不是把主要精力用于应对疫情。
在当今中国，许多的疫情受害者得不到基本的医疗照顾，不断通过各种方式包括互联网发出绝望的求救信息，并且留下他们的联络电话号码和详细住址，但他们得不到中国政府的关注。然而，一个网民无论在中国哪个地方只要就疫情问题发表了什么让中共当局不高兴的言论，便立即会有一群公安人员上门威胁或抓捕。
在中共当局大讲政治而忽略疫情的做法导致民愤之际，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为什么还要如此大讲政治呢？
现在居住在加拿大的中国人权律师祝圣武说，中共的这种做法或许在很多外国人看来非常奇怪，不合逻辑，但中共的这种做法恰恰是中共始终一贯的政治逻辑。
在祝圣武看来，从中共1949年建政以来，把政治安全即中共的权力垄断地位放在首位是中共处理一切公共事件的一贯做法。只是在习近平的前任胡锦涛、温家宝时代，有时候在对外宣传的时候，中共不再那么赤裸裸地强调政治安全，但实际上还是把政治安全在首位。从习近平的另一个前任江泽民处理法轮功，到2003年胡锦涛、温家宝对萨斯疫情的处理，中共都是这么做的。
祝圣武说，萨斯疫情2003大爆发并波及世界许多国家，一开始也是因为遮掩隐瞒疫情导致的。但中共对萨斯疫情的处理比这一次的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要透明得多；习近平现在彻底恢复了中共的老传统，抛弃了中共一度实行的开明专制，回复了他所崇敬的中共独裁者毛泽东的那种政治挂帅，恢复了中共传统的赤裸裸的欺诈，强调思想统一。
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祝圣武说，“现在我们看到中国面临疫情，他说要把政治安全放在首位，这不是习近平的发明创造，而是全世界所有的马列主义或共产主义独裁政权的一贯做法。我们可以看看切尔诺贝利事件。那事件一开始，苏联就说根本就没有切尔诺贝利事件，那里根本就没有爆炸。后来发现实在掩盖不下去了才承认核电站真的炸了。但苏共当局一开始仅仅是发布消息说是发生了一次火灾，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是安全的。”
祝圣武说，中共统治下的武汉肺炎疫情灾难跟苏共统治下的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灾难可是说高度相似，两者都是在灾难造成的影响在国外显现之后，中共当局和苏共当局才承认发生了灾难。
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在武汉已经泛滥成灾并大规模扩散中国其他地方，但中共当局长时间坚持说，武汉疫情可防可控，没有传染到外面，与此同时，被病毒感染的病例在外国不断出现，导致中国网民戏称武汉病毒是爱国病毒，只是感染外国人。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灾难性的爆炸事故之后，苏共当局则声言那里只是发生了小火灾，与此同时，西欧和北欧国家则在大气中探测了不同寻常高浓度的放射性物质，苏共当局最终掩盖不住，不得不承认发生了灾难。
苏共当局在外国通过大气探测到核电站泄漏的放射性物质之后才开始疏散放射性物质污染地区的居民，但那时已经成千上万相信苏共当局的人身受其害。中共当局在疫情大爆发之后才承认疫情的严重性，但那时已经有成千上万的相信中共当局的中国人被病毒感染。
当局讲政治酿成惨剧
中国宪政学者陈永苗表示，时至今日，中国当局从自己的政治考虑出发，从自己的政权安全出发隐瞒疫情信息，导致疫情发展到今天这种难以收拾的地步，这种局面固然是一种惨剧。但是，这种惨剧还有另一层许多人看不到的后果。
陈永苗说，遇到涉及公众生死存亡的危机性事件，中共不是首先应对危机，而是首先讲政治，讲政权安全，“这几十年它政权运转的逻辑都是这样。这是它一向的政治逻辑。以前有这样的类似事情它是这么说，现在碰上这事情也是这么说。一直没有改变它的逻辑，一直都是这样。”
陈永苗说，中国当局的这种做法导致当局在公众当中失去了公信力，导致公众不再相信政府当局，政府也不相信公众。
许多观察家指出，公众和政府当局之间的这种互不信任导致政府在应对危机的时候难以得到公众的配合，因为公众不能相信政府当局究竟是把公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还是把当局自己的一党之私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服从和配合政府的指令是否是等于自掘坟墓。而公众和政府之间的这种互不信任，导致社会惊慌从而加剧了疫情的危害。
与此同时，也有批评者指出，在政府出于政治目的操控信息酿成大灾难的情况下，中国当局为还是要坚持把政治放在第一位，把政治安全放在首位，这种做法令人不禁感到毛骨悚然，因为这种所谓的政治安全要放在首位的说法等于是明说只要能保住政权，死多少老百姓都没有关系。
中国的人权律师祝圣武也是这样的批评者。他说，“他们（中共当局）的做法确实毫无疑问确实是这样的，这就是，把政治安全放在首位，死多少人毫不重要。但这是毫无人性的，极度凶残的，跟文明世界的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的普世价值和政治理念完全背道而驰。”
祝圣武说，中共在面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这种公共健康危机的时候强调政治优先，政治第一，政治安全第一，不但使中国公众在中共统治下的中国大陆深受其害，而且也使所有来自中国大陆的人无论是华人还是外国人在全世界受到怀疑，因为其他国家的公众难免会猜疑来自中国大陆的人是否是中共铺天盖地的宣传的受害者，是否也在中共营造的虚假安全感中染上了病毒。
疫情问题政治化的国际回响
在面对重大疫情的时候，各国政府应当将科学、将公众生命安全和健康放在首位，向公众提供准确及时的信息，而不应当把政治，把所谓的政治安全放在首位，这显然是当今世界文明国家所奉行的一个准则。
2月10日，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个团队抵达中国调查新型冠状病毒。与此同时，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在瑞士日内瓦世卫组织总部表示，英国和法国都出现了没有中国旅行史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确诊者。他认为当前形势严峻，这种感染病例是足以在全世界蔓延成大火的“火花”。谭德塞表示，希望各界在应对疫情时专注于科学，不要把事情政治化。把事情政治化无助于任何人。
谭德塞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来势汹汹、发展势头和对全世界各国公共卫生的破坏性影响难以预料之际强调专注于科学，不要把事情政治化。与此同时，谭德塞本人在这场危机中的表现也受到批评。
一位来自中国的网民写道，“其实，正是他自己把疫情政治化了。不是吗？他先前在（访问中国）期间发表的对中国效率，制度优势的赞赏，甚至号召世界各国学习中国，这些不是政治宣传，难道是防护措施？”
习近平欲亡羊补牢 称要对疫情暴露出来的问题“堵漏洞”
在新型冠状病毒仍在迅速蔓延之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五（2月14日）称，要针对这次疫情暴露出来的短板和不足，抓紧“补短板、堵漏洞”。
此前一天，中国星期四的新增确诊病例5000多例,累计死亡病例已经高达1380例。
目前中国正在陷入的这场日益严重的健康危机也被认为是一场政治危机，是对习近平执政、乃至中国政治体制的一次巨大考验。
官方没有透露习近平具体提到了哪些他所称的“短板和漏洞”，但自疫情爆发以来，一直有批评人士对官方封口、官僚体制结构等制度性的问题提出严厉批评。
纽约时报星期五的一篇报道说，在武汉，一些尚未检测出冠状病毒阳性的人可被随时抓走，送往临时的医疗机构，而这些地方几乎没有专职医疗人员提供帮助，导致一些人死亡。一名女子对该报说，她的婆婆突然被送进隔离设施，而且不让回家取心脏病药物。还有一名被安置在临时收容设施的男子昏迷了两天，现已去世。
习近平星期五还宣布说，要把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要尽快推动出台生物安全法”。
习近平本人被认为也意识到了这场危机的严重性，他在2月3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上说，疫情“对中国的制度和治理能力形成重大考验”。
北京政治评论人士荣剑本星期对纽约时报说：“这是对执政党合法性的一次巨大冲击。我认为它仅次于1989年的‘六四’事件。大到这种程度。”
美国专栏作家、时事评论员章家敦星期五在推特上说，中国对疫情的最佳“预防机制”就是推动民主。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号召中国国民打一场“人民战争”，来遏制新冠病毒疫情的扩散。北京星期四还撤换了疫情最为严重的湖北省与武汉市的领导人，试图平息民众对政府抗击疫情不力的愤怒。中国问题专家认为，这次的疫情是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上台以来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也是中共所面临的最大执政危机，其严重程度甚至会超过天安门事件。但是在疫情是否会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以及习近平治理中国的方式的问题上，专家有不同的解读。
疫情引发湖北官场大地震，中央找替罪羊？
中国正在打一场“人民战争”，来对付致命的新冠病毒疫情。这个病毒不仅夺去了很多人的生命，也打掉了不少中国官员的乌纱帽。除了此前湖北省一些地方卫生官员被免职以外，中国官媒13日宣布上海市长应勇接替蒋超良担任湖北省委书记，济南市委书记王忠林接替马国强担任武汉市委书记。
湖北省和武汉市的这两位一把手是在中国民众普遍感到愤怒并质疑政府在疫情初期压制信息并惩罚那些公开疫情的人之际被撤换的。此举在一定程度上或许能够减缓一些民众的怒气，因为中共官员因为不称职而被问责并不多见。
不过，很多人认为，湖北与武汉的官员被撤换表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正在积极的把民众对政府抗击疫情不力的指责从中央转移到地方官员身上。
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杨大力在接受《卫报》采访时说，这很显然是习近平的举动。他说，“这事关重大，习近平需要时间来寻找合适的人选，以挽回湖北和武汉的局面。”
易明：能否阻止民怨取决于危机持续的时间
中国问题专家易明(Elizabeth Economy)认为，这种找替罪羊的做法是否足以阻止中国民众将愤怒转向习近平和其他最高领导人，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危机持续多长时间。
在她看来，随着死亡人数的增加以及代价越来越高，政府可能难以怪罪于他人，而这可能损害习近平和中共的信誉。她认为，习近平在整个危机中一直保持相对低调特别能说明问题。
疫情爆发后，尤其是在被称为疫情吹哨人的李文亮医生因感染病毒丧生后，很多中国民众在社交媒体上表达了对当局的不满与愤怒，尽管这些帖文很快在网上消失得无影无踪。
中国著名敢言学者、清华大学教授许章润发表了“愤怒的人民已不再恐惧”的文章，痛陈当权者“无耻之尤，民心丧尽”。另一位中国知识分子许志永则发表劝退书，要求习近平让位。
生活在美国的中国人也发出了这样的呼声。
2月4日，就在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发表讲话之前，一名中国男子站起来喊道， “习近平，下台！” 这个人随即被保安带出会场。
事实上，习近平本人也很清楚他所面临的挑战。他在2月3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上说，疫情“对中国的制度和治理能力形成重大考验”。
到目前为止，新冠病毒已经导致一千三百多人死亡，是2003年死于非典人数的两倍。可以预见的是，死亡人数还会进一步攀升。疫情也导致中国几乎处于停摆状态。
哈斯：疫情使中国经济雪上加霜，长远影响在政治上
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会长哈斯(Richard Haass)在《华盛顿邮报》上撰文说，除了人员死亡造成的悲剧以外，病毒带来的最即时的影响大部分是在经济方面。目前不清楚疫情最终对中国经济会带来多大的冲击，而更为长远的影响将是疫情对中国政治带来的影响。
担任过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主任的哈斯在文章中写道，“当代中国的政治合法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表现。中国民众愿意接受对他们施加的人身和政治自由的限制，以换取一个能够改善生活水平的制度。在冠状病毒爆发之前，中国经济增长已经放缓，这意味着一个不怎么理想的状况正在迅速恶化。”
哈斯指出，湖北省的官员在疫情爆发之初不敢承担责任而是等待中央的指示，结果错失了遏制疫情的最佳时机。不过他认为，地方官员的这种表现是习近平集权带来的后果。
他说，“这种瘫痪是习近平巩固权力的结果，它导致省级官员在没有中央领导首肯的情况下无法或不愿行使权力。习近平的标志性反腐败运动，可以说是更多的政治清洗，在许多情况下用党的忠诚分子代替了有能力的技术专家。”
哈斯说，威权制度的一个特点是很难承认错误然后自我纠正，而中国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的教科书案例。
哈斯：危机是习与中共的最大挑战，可能超过天安门事件
做过老布什总统助理的哈斯告诫外界不要低估中国应对挑战的能力。他说，在经历了最初的问题之后，中国已经显示出其动员资源的独特能力。
不过在他看来，冠状病毒已经成为习近平的最大挑战，因为习定于一尊，手上集中的权力是中共领导人毛泽东以来所未见的，因此在出了问题后，他很难让他人承担责任。
哈斯还认为，除非中国当局能够很快的遏制疫情，控制局面，恢复经济增长，否则这次危机也将是中共自1989年六四事件以来所面临的最大挑战，而且还可能成为比天安门事件更为严重的危机，因为“眼下的问题不是成千上万的学生要求改革，而是数百万公民要求官员具备基本的办事能力”。
他说，当人们感到绝望时，他们会做出绝望的事情。
哈斯：病毒可能影响中国崛起，从而改变外界对中国的看法
哈斯认为，这次的疫情最终会出现什么情况目前还不确定，但是可以确定的是，这个病毒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 - 即使没有的话，它也应该改变我们对中国的看法，包括外界对中国的思考方式。
他说，“几乎所有有关中国的文章和言论都以中国继续崛起为前提，但是假定中国的经济会持续稳定的增长下去则忽视了中国的历史。”
在他看来，中国有出现政治不稳定的可能，因为中国是一个脆弱的体制。
美国应该为中国的崛起受到干扰做准备
哈斯认为，美国政府需要为中国的崛起受到干扰的可能制定预案。
他说，我们可能会看到一个由习近平领导的中国转向民粹主义，通过向台湾或是香港施加压力来转移人们的注意力。或者，我们可以看到，随着习近平的权力受到挑战，中国在政治动荡中向内转向。这个过程需要多长时间以及可能导致什么结果是未知的。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我们不能假设中国的未来会像它的过去一样。
林和立：疫情已经损害了习近平的权威与声誉
在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中国研究中心担任客座教授的林和立也认为，这次的疫情已经影响了习近平的权威与声誉。
在美国智库詹姆斯敦基金会担任高级研究员的林和立在基金会网站上撰文说，北京忧虑疫情对中国经济带来冲击，但中共领导人更担心的是国家权力的可持续性和北京维护社会稳定的能力。他们能否做到这一点很大程度上要看习近平的表现，但是北京未能遏制病毒的惊人传播表明习面临着自2012年底上台以来最严重的危机。
这位长期关注中国政治问题的专家认为，已经扩散到全球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病毒是中国的软实力自改革开放40多年来遭受的最严重打击。
他在文章中说，“冠状病毒的威胁使‘黄祸’和‘中国威胁论’的幽灵卷土重来，损害中国的对外关系。”
林和立还认为，受疫情影响，中国与外部世界做生意的能力以及至少短期内与主要西方国家进行高级别学术与其他研究项目的停止反过来也会影响中国的硬实力。
陆克文：危机是习面临的最大挑战，但不会改变他治理中国的方式
前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也认为，这次的危机是在中国拥有近乎绝对政治权力的习近平2012年成为中共总书记以来所面临的单一的最大挑战。
自一月份以来，尽管可以说只有一个专制政权才可以采用中国试图控制这种病毒的严厉措施，但是在陆克文看来，危机过后，习近平仍然会按照他的世界观以及国家发展议程来治理中国，任何其他方面，包括国内的危机管理，都必须服从这个大局。
目前是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所长的陆克文在《评论汇编》(Project Syndicate) 网站上发表文章说：“只有时间才能告诉我们这些措施最终是否有效，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次的危机，一旦解决，将不会改变中国未来的治理方式。”
陆克文：由习近平的世界观所决定
他说，要理解这其中的原因，我们必须考虑习在实现他的梦想-让中国成为未来的世界强国-时所遵循的基本世界观。
陆克文认为，习近平的世界观可以体现在他的十大优先考虑上：一是维持中共的统治；二是维护国家统一；三是发展经济；四是把环境的可持续性纳入到中国的增长考量中；五是扩军强军，实现军队现代化，打造一支能打胜仗的强大军队；六是与中国14个邻国和6个海上邻国建立友好(如果可能的话)顺从的关系； 七是在东部海域把美国推回到从日本列岛到关岛再到菲律宾东部的“第二岛链”，并尽可能的削弱美国在该地区的长期盟友关系；八是搞定中国西部大陆的边缘地区，把欧亚大陆变成中国商品、服务、技术和关键基础设施投资的新市场；九是把亚非拉地区发展成中国潜在的市场；第十是重塑全球秩序，使之更符合中国的利益和价值观。
这位中国通指出，在中共高层中，并不是每个人都认同习近平的这个世界观。事实上，在中国偏离邓小平的“韬光养晦、永不出头”的长期战略时把手伸得太长的问题上，有很多内部的分歧和争论。他说，只有时间会告诉我们这些争论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在2022年召开中共第二十大会议前夕，中共在是否延长习的任期这个关键性问题上做出什么样的决定。
疫情灾难当前 中共强调政治安全第一
在发生涉及千百万人生命安全的公共卫生危机之际，公众最希望得到的是可靠的、科学的、有助于保全性命的信息。但掌控中国大陆的中国共产党当局坚持强调政治第一，声言应对当前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首要当务之急是政治，是“政治安全”，即中共政权及其领袖的政治地位的安全。观察家指出，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的这种看似怪异的做法，其实是中共建政七十年来的一贯做法。
疫情火急 赞歌高唱
由中共政权封锁信息、打压谈论病毒肺炎疫情的医务人员而导致的疫情大扩散和失控，给全中国和全世界造成严重的祸患。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又名武汉肺炎疫情（因疫情最初来自武汉）给全中国和全世界造成严重灾难之际，中共控制下的中国媒体不是全力报道疫情消息，报道疫区人民的生活，疫区医院的实况，而是为中共政权和中共领袖、中共中央总书记大唱赞歌
中国官方发布的数字说，截至2月14日零时，中国大陆现有确诊病例55748例，累计死亡病例1380例（湖北省因重复统计,核减108例）。
与此同时，不断有许多中国网民通过文字和目击视频报告说，中国官方发布的所谓确诊和死亡人数是大大缩水的，因为许多发病的人迟迟得不到确诊，甚至至死也得不到确诊，许多人倒毙在大街上，死在家中。死者立即被抬走火化，没有死因核查，只是记录为肺炎死亡。
在中国许多城市以强势手段推出封城、封路、封小区、封家门的措施，导致无数的人难以就医、难以购物、难以谋生的另一波人道主义灾难之际，中共控制下的中国媒体大力突出政治，将主要的新闻报道资源用于宣传和歌颂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2月13日北京时间晚上9点，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喉舌、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首页的头四条新闻标题是：
——习近平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 分析新冠肺炎疫情形势研究加强防控工作
——习近平这样排兵布阵 海外专家学者积极评价
——经习近平批准 军队增派2600名医护人员支援武汉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习近平总书记关切事丨打好防控“主动仗”
观察家们指出，在疫情严峻的大形势下，中共当局的喉舌和中共控制下的媒体把主要的力量用于宣传和歌颂习近平，把关系千百万中国人生死的疫情问题当作凸显习近平伟大和英明的背景和道具，这显然是在认真执行习近平的指令。
1月25日，习近平在中共最高权力机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就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召开的会议上发出指令说，“面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加快蔓延的严重形势，必须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习近平所说的“四个意识”是指“政治意识”、“大局意识”，“（以习近平为的核心的）核心意识”、“（向习近平看看齐、无条件遵从其命令的）看齐意识”；“两个维护”的则是指“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中共）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近日来，中共控制下的中国媒体在大力宣传和歌颂习近平之余，也在大力报道习近平所提倡的所谓“正能量”消息，如：世界卫生组指派遣专家代表团前来中国学习应对疫情的经验；中国医务人员围绕着病入膏肓、奄奄一息的病人载歌载舞，高唱中共颂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从简陋的用于隔离病人的所谓方舱医院出院的患者说，在方舱医院获得了非常好的照顾，住进去都不想出院了等等。
中国国内外的公共卫生医学专家纷纷指出，中共当局在体育馆、会展中心仓促设立的所谓方舱医院是非常不专业的，那些所谓的方舱医院根本就不是医院，而是病菌和病毒的集散地，是十分危险的所在，因为如此之多的人聚集在一起，不但会大大增加病毒性肺炎交叉感染的风险，而且也会大大增加其他致病性细菌传播的风险。此外，住在方舱医院的人抱怨说，那里缺乏医护人员，缺乏医药，缺乏干净的厕所，缺乏供电，缺乏供暖。
讲政治已酿成祸患 缘何还强调政治？
眼下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研究者依然还不清楚新型冠状病毒最初的来源，但中国国内外的观察家普遍认为，扩散全中国、祸及世界其他二十多个国家、给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造成严重损失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大爆发是中共从一开始为了讲政治而对中国公众隐瞒疫情信息导致的。
截至目前，甚至中共操控的网络民意特工也不再否认一个得到普遍公认的事实，这就是，以习近平为首中共当局长时间隐瞒疫情信息、打压谈论疫情的医生、同时散布疫情“可防可控”和“未见明显人传人”的虚假消息，导致成千上万的中国公众在中共当局营造的虚假安全感中中招染毒，导致病毒大扩散，疫情大爆发。
观察家们指出，声言“一直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疫情应对问题的中共领袖习近平从一开始把他心目中的政治、把他的政治地位、政治安全而不是中国公众的生命安危放在首位；尽管他一开始就了解疫情的情况，并指令其下属将疫情消息向世界卫生组织和美国进行了几十次的通报，但他和他掌控的中共当局却对中国公众隐瞒疫情消息。
直到1月23日，在疫情已经变得万分火急、人口超过千万的疫情发源地武汉当局宣布采取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封城措施几个小时之后，习近平在北京举行的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春节团拜会上发表讲话，还是只字不提武汉，不提疫情，不提封城，而是大谈他的政治，大谈他的中国梦。
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说，“2月4日，中国公安部召开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第三次全国公安机关视频会议，国务委员、公安部（中共）党委书记、部长赵克志出席并讲话。赵克志强调，要始终把维护政治安全放在首位，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境内外敌对势力的各种捣乱破坏活动，坚决防止公共卫生风险向社会稳定领域传导。”
在中共当局因为强调政治而隐瞒疫情、散布有关病毒疫情的虚假信息导致疫情大爆发和失控，并导致中国公众的愤怒和国际社会的强烈批评之际，习近平以及他掌控的中共当局依然强调政治，强调所谓的政治安全而不是把主要精力用于应对疫情。
在当今中国，许多的疫情受害者得不到基本的医疗照顾，不断通过各种方式包括互联网发出绝望的求救信息，并且留下他们的联络电话号码和详细住址，但他们得不到中国政府的关注。然而，一个网民无论在中国哪个地方只要就疫情问题发表了什么让中共当局不高兴的言论，便立即会有一群公安人员上门威胁或抓捕。
在中共当局大讲政治而忽略疫情的做法导致民愤之际，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为什么还要如此大讲政治呢？
现在居住在加拿大的中国人权律师祝圣武说，中共的这种做法或许在很多外国人看来非常奇怪，不合逻辑，但中共的这种做法恰恰是中共始终一贯的政治逻辑。
在祝圣武看来，从中共1949年建政以来，把政治安全即中共的权力垄断地位放在首位是中共处理一切公共事件的一贯做法。只是在习近平的前任胡锦涛、温家宝时代，有时候在对外宣传的时候，中共不再那么赤裸裸地强调政治安全，但实际上还是把政治安全在首位。从习近平的另一个前任江泽民处理法轮功，到2003年胡锦涛、温家宝对萨斯疫情的处理，中共都是这么做的。
祝圣武说，萨斯疫情2003大爆发并波及世界许多国家，一开始也是因为遮掩隐瞒疫情导致的。但中共对萨斯疫情的处理比这一次的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要透明得多；习近平现在彻底恢复了中共的老传统，抛弃了中共一度实行的开明专制，回复了他所崇敬的中共独裁者毛泽东的那种政治挂帅，恢复了中共传统的赤裸裸的欺诈，强调思想统一。
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祝圣武说，“现在我们看到中国面临疫情，他说要把政治安全放在首位，这不是习近平的发明创造，而是全世界所有的马列主义或共产主义独裁政权的一贯做法。我们可以看看切尔诺贝利事件。那事件一开始，苏联就说根本就没有切尔诺贝利事件，那里根本就没有爆炸。后来发现实在掩盖不下去了才承认核电站真的炸了。但苏共当局一开始仅仅是发布消息说是发生了一次火灾，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是安全的。”
祝圣武说，中共统治下的武汉肺炎疫情灾难跟苏共统治下的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灾难可是说高度相似，两者都是在灾难造成的影响在国外显现之后，中共当局和苏共当局才承认发生了灾难。
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在武汉已经泛滥成灾并大规模扩散中国其他地方，但中共当局长时间坚持说，武汉疫情可防可控，没有传染到外面，与此同时，被病毒感染的病例在外国不断出现，导致中国网民戏称武汉病毒是爱国病毒，只是感染外国人。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灾难性的爆炸事故之后，苏共当局则声言那里只是发生了小火灾，与此同时，西欧和北欧国家则在大气中探测了不同寻常高浓度的放射性物质，苏共当局最终掩盖不住，不得不承认发生了灾难。
苏共当局在外国通过大气探测到核电站泄漏的放射性物质之后才开始疏散放射性物质污染地区的居民，但那时已经成千上万相信苏共当局的人身受其害。中共当局在疫情大爆发之后才承认疫情的严重性，但那时已经有成千上万的相信中共当局的中国人被病毒感染。
当局讲政治酿成惨剧
中国宪政学者陈永苗表示，时至今日，中国当局从自己的政治考虑出发，从自己的政权安全出发隐瞒疫情信息，导致疫情发展到今天这种难以收拾的地步，这种局面固然是一种惨剧。但是，这种惨剧还有另一层许多人看不到的后果。
陈永苗说，遇到涉及公众生死存亡的危机性事件，中共不是首先应对危机，而是首先讲政治，讲政权安全，“这几十年它政权运转的逻辑都是这样。这是它一向的政治逻辑。以前有这样的类似事情它是这么说，现在碰上这事情也是这么说。一直没有改变它的逻辑，一直都是这样。”
陈永苗说，中国当局的这种做法导致当局在公众当中失去了公信力，导致公众不再相信政府当局，政府也不相信公众。
许多观察家指出，公众和政府当局之间的这种互不信任导致政府在应对危机的时候难以得到公众的配合，因为公众不能相信政府当局究竟是把公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还是把当局自己的一党之私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服从和配合政府的指令是否是等于自掘坟墓。而公众和政府之间的这种互不信任，导致社会惊慌从而加剧了疫情的危害。
与此同时，也有批评者指出，在政府出于政治目的操控信息酿成大灾难的情况下，中国当局为还是要坚持把政治放在第一位，把政治安全放在首位，这种做法令人不禁感到毛骨悚然，因为这种所谓的政治安全要放在首位的说法等于是明说只要能保住政权，死多少老百姓都没有关系。
中国的人权律师祝圣武也是这样的批评者。他说，“他们（中共当局）的做法确实毫无疑问确实是这样的，这就是，把政治安全放在首位，死多少人毫不重要。但这是毫无人性的，极度凶残的，跟文明世界的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的普世价值和政治理念完全背道而驰。”
祝圣武说，中共在面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这种公共健康危机的时候强调政治优先，政治第一，政治安全第一，不但使中国公众在中共统治下的中国大陆深受其害，而且也使所有来自中国大陆的人无论是华人还是外国人在全世界受到怀疑，因为其他国家的公众难免会猜疑来自中国大陆的人是否是中共铺天盖地的宣传的受害者，是否也在中共营造的虚假安全感中染上了病毒。
疫情问题政治化的国际回响
在面对重大疫情的时候，各国政府应当将科学、将公众生命安全和健康放在首位，向公众提供准确及时的信息，而不应当把政治，把所谓的政治安全放在首位，这显然是当今世界文明国家所奉行的一个准则。
2月10日，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个团队抵达中国调查新型冠状病毒。与此同时，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在瑞士日内瓦世卫组织总部表示，英国和法国都出现了没有中国旅行史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确诊者。他认为当前形势严峻，这种感染病例是足以在全世界蔓延成大火的“火花”。谭德塞表示，希望各界在应对疫情时专注于科学，不要把事情政治化。把事情政治化无助于任何人。
谭德塞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来势汹汹、发展势头和对全世界各国公共卫生的破坏性影响难以预料之际强调专注于科学，不要把事情政治化。与此同时，谭德塞本人在这场危机中的表现也受到批评。
一位来自中国的网民写道，“其实，正是他自己把疫情政治化了。不是吗？他先前在（访问中国）期间发表的对中国效率，制度优势的赞赏，甚至号召世界各国学习中国，这些不是政治宣传，难道是防护措施？”
习近平欲亡羊补牢 称要对疫情暴露出来的问题“堵漏洞”
在新型冠状病毒仍在迅速蔓延之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五（2月14日）称，要针对这次疫情暴露出来的短板和不足，抓紧“补短板、堵漏洞”。
此前一天，中国星期四的新增确诊病例5000多例,累计死亡病例已经高达1380例。
目前中国正在陷入的这场日益严重的健康危机也被认为是一场政治危机，是对习近平执政、乃至中国政治体制的一次巨大考验。
官方没有透露习近平具体提到了哪些他所称的“短板和漏洞”，但自疫情爆发以来，一直有批评人士对官方封口、官僚体制结构等制度性的问题提出严厉批评。
纽约时报星期五的一篇报道说，在武汉，一些尚未检测出冠状病毒阳性的人可被随时抓走，送往临时的医疗机构，而这些地方几乎没有专职医疗人员提供帮助，导致一些人死亡。一名女子对该报说，她的婆婆突然被送进隔离设施，而且不让回家取心脏病药物。还有一名被安置在临时收容设施的男子昏迷了两天，现已去世。
习近平星期五还宣布说，要把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要尽快推动出台生物安全法”。
习近平本人被认为也意识到了这场危机的严重性，他在2月3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上说，疫情“对中国的制度和治理能力形成重大考验”。
北京政治评论人士荣剑本星期对纽约时报说：“这是对执政党合法性的一次巨大冲击。我认为它仅次于1989年的‘六四’事件。大到这种程度。”
美国专栏作家、时事评论员章家敦星期五在推特上说，中国对疫情的最佳“预防机制”就是推动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