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官方在处罚网民“翻墙”的同时，许多官方人士却公然活跃在防火墙之外。图为具有官媒背景的《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的推特（Twitter）账号。（Twitter HuXijin_huanqiu）
北京时间5月19日，一则中国男子“翻墙”被罚的警方通报引起广泛热议，《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随即发声表态称反对这一处罚，也反对对翻墙了解信息做出“违法”的定性。
作为一家具有官媒背景的总编辑，胡锡进对地方公安的处置表示异议不仅代表了舆论中相当部分声音的意见，这种公然“唱反调”的举措更是揭开了中国互联网审查体系之下的混乱秩序与审查争议。
自1998年正式加入国际互联网行列之后，中国政府开始构筑一套互联网边界的审查系统，以监控、审查所有经过国际网关的通讯，并分析和过滤中国境外网络的信息互相访问，由此在中国内外形成一道屏蔽网络信息的“墙”。而“翻墙”即是利用VPN等软件绕过中国官方的防火墙设置，突破网络审查的行为。因为中国的网络审查体制一直饱受国际诟病危害言论自由等，因此官方并未正式承认过防火墙的存在。但是对于中国网民的翻墙行为却又时常被当局拿《中国互联网安全法》予以处罚。
类似翻墙被处罚事件在中国屡次上演，尤其是在2017年工信部明确规定，未经电信主管部门批准，不得自行建立或租用VPN，VPN被正式列入监管范围，以及《中国互联网安全法》在当年施行之后。中国舆论普遍认为，近年随着中国政府收紧对VPN的控制，在全国范围内清查网络基础设施和IP地址、宽带等网络接入资源，并将处罚对象从运营商扩展到个人用户，“翻墙”变得愈发艰难且需要面临更大的惩罚风险。
2018年上海一位软件开发工作者因为在网站上出售VPN翻墙软件账户同时租用境外服务商服务器等以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工具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2019年广东韶关市网民朱某因使用VPN受到行政处罚。
但是随着中国互联网的发展，截至2018年底，中国的网民达到8.29亿，而使用“翻墙”工具的规模达到1.4亿，也即是说在中国内地网民中，每6位中即有1位使用VPN绕过中国的“防火长城”，排除掉年龄在10岁以下（占据中国网民规模的4.1%）还未形成完整“三观”意识的低龄网民，这样的占比已经可以宣布这项运行多年的“防火长城”几乎形同虚设。
防火墙在中国的尴尬还不止是被瓦解的处境。而是其渐渐被暴露出与中国现行发展的矛盾，并使得这项体系的制定者也难以自圆其说。2019年香港修例风波期间中国内地粉丝团体“饭圈女孩”以及社群“帝吧”翻墙与支持香港示威的网民发起了激烈的网络交锋，此举不仅没有受到处罚，反而得到官方支持。另一个显例是在官方处罚网民“翻墙”的同时，处在中国体制内的媒体从业者甚至官员却公然活跃在“防火墙”之外。胡锡进曾在一次受访时坦承自己“翻墙”，并称《环球时报》每一个人都能翻墙。而近来在与美国的舆论战中表现亮眼的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华春莹、赵立坚都时常活跃在被中国防火墙隔绝的推特（Twitter）上。
即使胡锡进以工作需要与国家需要试图向外界解释这种矛盾现象，但是在外界的观感中，审查体系下的特权并不是不能为人所接受，而是这种扭曲的根源实在应该根除。即使当前中国在努力放宽国内VPN外资准入条件，但显然这个速度难以跟上中国国内成长起来的“翻墙”用户。
该次翻墙被罚事件是中国类似事件中再普通不过的一个案例，但是其仍然能够在中国舆论中引起强大的关注，说明官方的行政处罚与公众期待明显是存在裂隙的。而这个裂隙其实已经无法掩盖众所周知且越来越明显地呈现出来时——别让“翻墙”成为一种特权。
中国官方在处罚网民“翻墙”的同时，许多官方人士却公然活跃在防火墙之外。图为具有官媒背景的《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的推特（Twitter）账号。（Twitter HuXijin_huanqiu）
北京时间5月19日，一则中国男子“翻墙”被罚的警方通报引起广泛热议，《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随即发声表态称反对这一处罚，也反对对翻墙了解信息做出“违法”的定性。
作为一家具有官媒背景的总编辑，胡锡进对地方公安的处置表示异议不仅代表了舆论中相当部分声音的意见，这种公然“唱反调”的举措更是揭开了中国互联网审查体系之下的混乱秩序与审查争议。
自1998年正式加入国际互联网行列之后，中国政府开始构筑一套互联网边界的审查系统，以监控、审查所有经过国际网关的通讯，并分析和过滤中国境外网络的信息互相访问，由此在中国内外形成一道屏蔽网络信息的“墙”。而“翻墙”即是利用VPN等软件绕过中国官方的防火墙设置，突破网络审查的行为。因为中国的网络审查体制一直饱受国际诟病危害言论自由等，因此官方并未正式承认过防火墙的存在。但是对于中国网民的翻墙行为却又时常被当局拿《中国互联网安全法》予以处罚。
类似翻墙被处罚事件在中国屡次上演，尤其是在2017年工信部明确规定，未经电信主管部门批准，不得自行建立或租用VPN，VPN被正式列入监管范围，以及《中国互联网安全法》在当年施行之后。中国舆论普遍认为，近年随着中国政府收紧对VPN的控制，在全国范围内清查网络基础设施和IP地址、宽带等网络接入资源，并将处罚对象从运营商扩展到个人用户，“翻墙”变得愈发艰难且需要面临更大的惩罚风险。
2018年上海一位软件开发工作者因为在网站上出售VPN翻墙软件账户同时租用境外服务商服务器等以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工具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2019年广东韶关市网民朱某因使用VPN受到行政处罚。
但是随着中国互联网的发展，截至2018年底，中国的网民达到8.29亿，而使用“翻墙”工具的规模达到1.4亿，也即是说在中国内地网民中，每6位中即有1位使用VPN绕过中国的“防火长城”，排除掉年龄在10岁以下（占据中国网民规模的4.1%）还未形成完整“三观”意识的低龄网民，这样的占比已经可以宣布这项运行多年的“防火长城”几乎形同虚设。
防火墙在中国的尴尬还不止是被瓦解的处境。而是其渐渐被暴露出与中国现行发展的矛盾，并使得这项体系的制定者也难以自圆其说。2019年香港修例风波期间中国内地粉丝团体“饭圈女孩”以及社群“帝吧”翻墙与支持香港示威的网民发起了激烈的网络交锋，此举不仅没有受到处罚，反而得到官方支持。另一个显例是在官方处罚网民“翻墙”的同时，处在中国体制内的媒体从业者甚至官员却公然活跃在“防火墙”之外。胡锡进曾在一次受访时坦承自己“翻墙”，并称《环球时报》每一个人都能翻墙。而近来在与美国的舆论战中表现亮眼的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华春莹、赵立坚都时常活跃在被中国防火墙隔绝的推特（Twitter）上。
即使胡锡进以工作需要与国家需要试图向外界解释这种矛盾现象，但是在外界的观感中，审查体系下的特权并不是不能为人所接受，而是这种扭曲的根源实在应该根除。即使当前中国在努力放宽国内VPN外资准入条件，但显然这个速度难以跟上中国国内成长起来的“翻墙”用户。
该次翻墙被罚事件是中国类似事件中再普通不过的一个案例，但是其仍然能够在中国舆论中引起强大的关注，说明官方的行政处罚与公众期待明显是存在裂隙的。而这个裂隙其实已经无法掩盖众所周知且越来越明显地呈现出来时——别让“翻墙”成为一种特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