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没有发生今次疫情，我和我的同学们很难想象，武汉这样一个中国中部第一大城市、综合实力全国排名前十、医疗资源和医疗水平全国一流的超大城市，其疫情防治体系竟然如此脆弱，存在那么多致命短板。武汉尚且如此，那中国绝大多数地方，面对疫情，势必更是不堪一击。我的老家黄冈便是活生生的例子。黄冈市距离武汉大约两个多小时车程，目前疫情的严重程度，在全国范围内仅次于武汉。
相较于武汉，黄冈医疗条件极为落后，医疗资源严重不足，新型冠状病毒的检测条件很差，普通民众尤其是农村居民、年长居民健康防护意识普遍较弱，缺乏良好的卫生习惯，对生病往往不够重视，能拖就拖。以我所在的黄冈市蕲春县为例，我1月21日从外地出差返回老家，发现从县城到乡镇很少有人戴口罩，街道上天天人来人往、非常嘈杂，打麻将、办酒席和拜年随处可见，被感染的潜在风险很高。
眼见武汉肺炎病例人数不断增加，我和同学们实在看不下去老家的状况，自发组成志愿团队，反复向老家人阐明肺炎严重性，游说村干部帮忙提醒和叮嘱全村居民。可纵使如此，老家还是有不少顽固分子，依然不戴口罩，整天围在一起打麻将。一个朋友家的邻居儿媳，因为提醒家中长辈少外出，一度酿成了家庭纷争。 中国各级卫生管理部门反复呼吁少聚会、勤洗手、外出戴口罩，却还是难以撼动农村人的旧习。而中国又是一个刚刚摆脱农业社会的国家，可以想见其治理难度之大。
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社会取得巨大发展，成为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武汉肺炎疫情，暴露了国家崛起的薄弱底层，照出了国家崛起亮丽外衣下慵懒无能的官员、繁琐低效的审批程序、媒体监督角色的缺失和落后的疫情防治体系。这也再次确认了中国依然是个发展中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还有太多亟待补齐的短板，不要再被“厉害了，我的国”等民粹论调迷惑。但反过来想想，过去几十年中国能在如此落后的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情况下，创造如此惊人的经济社会成就，足见其巨大潜力。试想一下，假若中国能全面吸取教训，通过大刀阔斧的改革形成更加现代化的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又将会缔造出怎样夺目耀眼的成就？这既是中国人应该好好思考的问题，同时又应该是全世界认识中国的一个重要维度。
就像人类社会过去无数次疫情那样，在当前中国紧急总动员下，武汉肺炎终将会过去，成为以后的知识和记忆。正如加缪所言，知识和记忆是“一场灾难给人们最大的教训和经验”，“我们不应当轻易放过那些治理中曾经尝过的苦头和教训，应该尽力在下一次灾难发生时规避它，而不是一次次地重蹈覆辙”。但愿经武汉肺炎一役，整个中国能痛定思痛，踏踏实实提升疫情防治水平，别让类似悲剧重蹈。
相关报道：照妖镜！中国疫情下的“官状病毒”
湖北的官员们或许会有短暂的庆幸，随着湖北红十字会关于分配口罩等问题的拙劣解释再次勾起中国公众对于其“恶贯满盈”的记忆，以及国际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对中国公民实施入境禁令吸引了舆论的目光，他们在应对此次疫情中的糟糕表现——至少是此次疫情前半程中的糟糕表现——暂时移出了人们的关注焦点。
但即便有湖北红十字会的衬托，湖北与武汉主政官员的表现与前者相比，也仅是“差”与“更差”的区别而已。2月3日是大陆加长版春节假期过后的第一个工作日，连平时主打体育的自媒体都在抒发某种共通的情绪：“某些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对突发公共危机的处理能力，地方医疗资源的供应能力，普通民众的知情权，都在面临着拷问。开大会的时候必须一片祥和，开完了才许发病；口罩数几回都说不对的地方大员；被就地革职的小官死活不说数字的背后”，“让人抚心觉得苍凉”。
此次新型冠状病毒之所以影响到整个中国乃至有蔓延全球的趋势，被一些评论认为“很多地方都出了问题，而不会只是一个环节有偏差，其他所有环节都是尽职尽责”，在根本上体现的是“现有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严重落后于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治理体系出的问题，有北京学者总结为“应对这种高度复杂、信息不对称、涉及多个职能部门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显然缺乏有效的联动机制”。不过亦有学者指出不能简单的将话题引向“央地关系”，认为中央授予地方更多自由裁量权就可以药到病除。总体来看，上千万人的超大城市武汉在封城之后，政府运转依然是有效的，“如果中国不是中央集权的单一制国家而是地方分权甚至联邦制国家，没有全国一盘棋的统一部署，这次疫情应对特别是1月20日之后的应对，恐怕远不如目前表现”。
但就像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所说“治理体系有效运转有赖于治理能力”，疫情蔓延至此“确实反映出一些地方运转治理体系的能力存在不足，未能让体系在第一时间就发挥应有作用”。尽管中国现有的公共卫生防控体系具有很强的组织动员能力，但“支配这套体系运行的软性系统还存在十分致命的短板”。
在2月3日发行最新一期期刊的陆媒《财新周刊》，用全景式的报道复盘此次新型冠状病毒爆发的前前后后，其中揭示出的重要内容是：从去年12月末到今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对疫情做出统一部署，这期间武汉市政府乃至湖北省政府有过几次将病毒遏制在相对小范围内的机会，但在形形色色的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慵懒无能被动的官员、低效繁琐的行政审批程序、媒体监督角色的缺失等因素影响下，一次次错过了疫情防治的黄金期。
最初舆论矛头大多指向地方政府，尤其是湖北省政府1月26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三位主要官员戴口罩的不统一以及三次都没说对的口罩产量，让本就存在不满的公众情绪升级为网络上的群嘲行动，国际媒体则使用了“大型车祸现场”这样的中文互联网流行语。大陆官媒《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对此表示中国的官员“大多数都是做事型的，面对公众即兴演讲和出席记者会的历练较少”，同时也指出开好记者会已是提高治理能力的重大课题之一，“所有领导干部”都应该对这场新闻发布会引以为鉴。
然而在2月1日湖北省委书记首次出席的新闻发布会上，这位一把手显然对一周前的教训并未吸取多少，回答记者提问不仅全程念稿子，且前两个问题一个有文不对题的嫌疑，另一个则干脆忘了回答。这位主政湖北的地方大员2016年从吉林省长的位子上晋升而来，一直顶着“懂金融”的“优质省部级”光环，但这场发布会上的表现，被网友评价为“中了‘官状病毒’”。至此，湖北省委书记、省长，武汉市委书记、市长等几位主要湖北主政官员的坊间评价，都至少下降一个档位。
如果说如何面对媒体与公众尚且是可以锻炼提高的技能之一，那么地方官员身上的官僚作风以及首先考虑“别出问题”带出的不作为、慢作为，就是实实在在的顽疾了。1月27日武汉市长接受央视采访透露的疫情通报权限问题以及国际学术期刊发表相关论文后，舆论焦点转向了国家疾控中心。不过又有声音提醒，虽然《传染病防治法》规定发布疫情权力在国家卫生部门，但是早在2006年国家卫生部门就通过部门法规形式将这项权力授予了省级人民政府。
中共中央党校副教授强舸对此发文指出，即使疫情不能发布，并不等于法律禁止地方政府或医疗机构在地方两会期间发布病例通报，否则地方政府从去年12月起就已经违法了，更不意味着需要把疫情当作舆情来处理。1月23日武汉封城当然不是地方政府就能作出的决定，但在此之前，查封可能的传染源海鲜市场、取消大型聚集活动并不需要启动疫情响应，也不是中央政府的权限范围。“对具体承担治理任务的人或部门来说，好的治理能力至少是先做好自己的事，而不是互相等着看，‘反正你也没干好，所以我就没责任’的逻辑是不成立的。”
这就更不用提1月30日湖北黄冈市卫健委主任唐志红面对中国国家督察组对“医院有多少床位”等自己责任范围内的基础常识都一问三不知。虽然她被最快速度免职，但如此不合格的官员之所以能被擢升任用，其中的逻辑或许代表了更大的问题。强舸指出，卫健委常被视为“不太重要的部门”，可以用来“安排干部”。这是中国很多地方政府中存在的“导向有问题的非正式惯例”——“某某副处级干部都干了十几年了，也该给解决正处了”，于是就找了卫健委主任这个岗位给她“解决”。
如此安排的官员即使能力不足，平常是不会出什么问题的；但在重大突发事件面前，“将帅无能”，就很容易“拖累三军”了。值得一提的是，网络上甚至有一种声音认为唐志红这样的官员属于“运气不好、倒霉”，如果不碰上疫情，就能“岁月静好到退休”，甚至步步高升。可一分的权力就意味着一分的责任，不想承担风险，也就没必要为官一方，中国古代就有民谚“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烤红薯”。
或许正是因为地方官员暴露出的各种短板与乱象，才让大陆官媒《湖北日报》的记者张欧亚曾在公开社交媒体上发声，说出“武汉换帅”这种政治不正确的话。虽然事情的结局没有跳出当事人删微博、《湖北日报》向武汉市委道歉的窠臼，武汉市长此后倒是有“愿意革职谢罪”的表态。
值得注意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2月3日召开常委会，听取疫情工作汇报，其中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在讲话中表示，在疫情防控工作中，“要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对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不力的，对不服从统一指挥和调度、本位主义严重的，对不敢担当、作风漂浮、推诿扯皮的，除追究直接责任人的责任外，情节严重的还要对党政主要领导进行问责。对失职渎职的，要依纪依法惩处。”
这番表态让问责时间是日后进行还是“立即执行”有了一些悬念。当然，目前中国的最大任务与责任仍是打赢这场对抗疫情的战争。而中国地方官员在非常时期暴露出的“官状病毒”——即与“第五个现代化”的差距，想必已经引起足够的重视，就像最近舆论中多次引用法国作家加缪在《鼠疫》中的话：“我们不应当轻易放过那些治理中曾经尝过的苦头和教训，应该尽力在下一次灾难发生时规避它，而不是一次次地重蹈覆辙。”
倘若没有发生今次疫情，我和我的同学们很难想象，武汉这样一个中国中部第一大城市、综合实力全国排名前十、医疗资源和医疗水平全国一流的超大城市，其疫情防治体系竟然如此脆弱，存在那么多致命短板。武汉尚且如此，那中国绝大多数地方，面对疫情，势必更是不堪一击。我的老家黄冈便是活生生的例子。黄冈市距离武汉大约两个多小时车程，目前疫情的严重程度，在全国范围内仅次于武汉。
相较于武汉，黄冈医疗条件极为落后，医疗资源严重不足，新型冠状病毒的检测条件很差，普通民众尤其是农村居民、年长居民健康防护意识普遍较弱，缺乏良好的卫生习惯，对生病往往不够重视，能拖就拖。以我所在的黄冈市蕲春县为例，我1月21日从外地出差返回老家，发现从县城到乡镇很少有人戴口罩，街道上天天人来人往、非常嘈杂，打麻将、办酒席和拜年随处可见，被感染的潜在风险很高。
眼见武汉肺炎病例人数不断增加，我和同学们实在看不下去老家的状况，自发组成志愿团队，反复向老家人阐明肺炎严重性，游说村干部帮忙提醒和叮嘱全村居民。可纵使如此，老家还是有不少顽固分子，依然不戴口罩，整天围在一起打麻将。一个朋友家的邻居儿媳，因为提醒家中长辈少外出，一度酿成了家庭纷争。 中国各级卫生管理部门反复呼吁少聚会、勤洗手、外出戴口罩，却还是难以撼动农村人的旧习。而中国又是一个刚刚摆脱农业社会的国家，可以想见其治理难度之大。
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社会取得巨大发展，成为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武汉肺炎疫情，暴露了国家崛起的薄弱底层，照出了国家崛起亮丽外衣下慵懒无能的官员、繁琐低效的审批程序、媒体监督角色的缺失和落后的疫情防治体系。这也再次确认了中国依然是个发展中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还有太多亟待补齐的短板，不要再被“厉害了，我的国”等民粹论调迷惑。但反过来想想，过去几十年中国能在如此落后的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情况下，创造如此惊人的经济社会成就，足见其巨大潜力。试想一下，假若中国能全面吸取教训，通过大刀阔斧的改革形成更加现代化的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又将会缔造出怎样夺目耀眼的成就？这既是中国人应该好好思考的问题，同时又应该是全世界认识中国的一个重要维度。
就像人类社会过去无数次疫情那样，在当前中国紧急总动员下，武汉肺炎终将会过去，成为以后的知识和记忆。正如加缪所言，知识和记忆是“一场灾难给人们最大的教训和经验”，“我们不应当轻易放过那些治理中曾经尝过的苦头和教训，应该尽力在下一次灾难发生时规避它，而不是一次次地重蹈覆辙”。但愿经武汉肺炎一役，整个中国能痛定思痛，踏踏实实提升疫情防治水平，别让类似悲剧重蹈。
相关报道：照妖镜！中国疫情下的“官状病毒”
湖北的官员们或许会有短暂的庆幸，随着湖北红十字会关于分配口罩等问题的拙劣解释再次勾起中国公众对于其“恶贯满盈”的记忆，以及国际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对中国公民实施入境禁令吸引了舆论的目光，他们在应对此次疫情中的糟糕表现——至少是此次疫情前半程中的糟糕表现——暂时移出了人们的关注焦点。
但即便有湖北红十字会的衬托，湖北与武汉主政官员的表现与前者相比，也仅是“差”与“更差”的区别而已。2月3日是大陆加长版春节假期过后的第一个工作日，连平时主打体育的自媒体都在抒发某种共通的情绪：“某些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对突发公共危机的处理能力，地方医疗资源的供应能力，普通民众的知情权，都在面临着拷问。开大会的时候必须一片祥和，开完了才许发病；口罩数几回都说不对的地方大员；被就地革职的小官死活不说数字的背后”，“让人抚心觉得苍凉”。
此次新型冠状病毒之所以影响到整个中国乃至有蔓延全球的趋势，被一些评论认为“很多地方都出了问题，而不会只是一个环节有偏差，其他所有环节都是尽职尽责”，在根本上体现的是“现有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严重落后于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治理体系出的问题，有北京学者总结为“应对这种高度复杂、信息不对称、涉及多个职能部门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显然缺乏有效的联动机制”。不过亦有学者指出不能简单的将话题引向“央地关系”，认为中央授予地方更多自由裁量权就可以药到病除。总体来看，上千万人的超大城市武汉在封城之后，政府运转依然是有效的，“如果中国不是中央集权的单一制国家而是地方分权甚至联邦制国家，没有全国一盘棋的统一部署，这次疫情应对特别是1月20日之后的应对，恐怕远不如目前表现”。
但就像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所说“治理体系有效运转有赖于治理能力”，疫情蔓延至此“确实反映出一些地方运转治理体系的能力存在不足，未能让体系在第一时间就发挥应有作用”。尽管中国现有的公共卫生防控体系具有很强的组织动员能力，但“支配这套体系运行的软性系统还存在十分致命的短板”。
在2月3日发行最新一期期刊的陆媒《财新周刊》，用全景式的报道复盘此次新型冠状病毒爆发的前前后后，其中揭示出的重要内容是：从去年12月末到今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对疫情做出统一部署，这期间武汉市政府乃至湖北省政府有过几次将病毒遏制在相对小范围内的机会，但在形形色色的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慵懒无能被动的官员、低效繁琐的行政审批程序、媒体监督角色的缺失等因素影响下，一次次错过了疫情防治的黄金期。
最初舆论矛头大多指向地方政府，尤其是湖北省政府1月26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三位主要官员戴口罩的不统一以及三次都没说对的口罩产量，让本就存在不满的公众情绪升级为网络上的群嘲行动，国际媒体则使用了“大型车祸现场”这样的中文互联网流行语。大陆官媒《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对此表示中国的官员“大多数都是做事型的，面对公众即兴演讲和出席记者会的历练较少”，同时也指出开好记者会已是提高治理能力的重大课题之一，“所有领导干部”都应该对这场新闻发布会引以为鉴。
然而在2月1日湖北省委书记首次出席的新闻发布会上，这位一把手显然对一周前的教训并未吸取多少，回答记者提问不仅全程念稿子，且前两个问题一个有文不对题的嫌疑，另一个则干脆忘了回答。这位主政湖北的地方大员2016年从吉林省长的位子上晋升而来，一直顶着“懂金融”的“优质省部级”光环，但这场发布会上的表现，被网友评价为“中了‘官状病毒’”。至此，湖北省委书记、省长，武汉市委书记、市长等几位主要湖北主政官员的坊间评价，都至少下降一个档位。
如果说如何面对媒体与公众尚且是可以锻炼提高的技能之一，那么地方官员身上的官僚作风以及首先考虑“别出问题”带出的不作为、慢作为，就是实实在在的顽疾了。1月27日武汉市长接受央视采访透露的疫情通报权限问题以及国际学术期刊发表相关论文后，舆论焦点转向了国家疾控中心。不过又有声音提醒，虽然《传染病防治法》规定发布疫情权力在国家卫生部门，但是早在2006年国家卫生部门就通过部门法规形式将这项权力授予了省级人民政府。
中共中央党校副教授强舸对此发文指出，即使疫情不能发布，并不等于法律禁止地方政府或医疗机构在地方两会期间发布病例通报，否则地方政府从去年12月起就已经违法了，更不意味着需要把疫情当作舆情来处理。1月23日武汉封城当然不是地方政府就能作出的决定，但在此之前，查封可能的传染源海鲜市场、取消大型聚集活动并不需要启动疫情响应，也不是中央政府的权限范围。“对具体承担治理任务的人或部门来说，好的治理能力至少是先做好自己的事，而不是互相等着看，‘反正你也没干好，所以我就没责任’的逻辑是不成立的。”
这就更不用提1月30日湖北黄冈市卫健委主任唐志红面对中国国家督察组对“医院有多少床位”等自己责任范围内的基础常识都一问三不知。虽然她被最快速度免职，但如此不合格的官员之所以能被擢升任用，其中的逻辑或许代表了更大的问题。强舸指出，卫健委常被视为“不太重要的部门”，可以用来“安排干部”。这是中国很多地方政府中存在的“导向有问题的非正式惯例”——“某某副处级干部都干了十几年了，也该给解决正处了”，于是就找了卫健委主任这个岗位给她“解决”。
如此安排的官员即使能力不足，平常是不会出什么问题的；但在重大突发事件面前，“将帅无能”，就很容易“拖累三军”了。值得一提的是，网络上甚至有一种声音认为唐志红这样的官员属于“运气不好、倒霉”，如果不碰上疫情，就能“岁月静好到退休”，甚至步步高升。可一分的权力就意味着一分的责任，不想承担风险，也就没必要为官一方，中国古代就有民谚“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烤红薯”。
或许正是因为地方官员暴露出的各种短板与乱象，才让大陆官媒《湖北日报》的记者张欧亚曾在公开社交媒体上发声，说出“武汉换帅”这种政治不正确的话。虽然事情的结局没有跳出当事人删微博、《湖北日报》向武汉市委道歉的窠臼，武汉市长此后倒是有“愿意革职谢罪”的表态。
值得注意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2月3日召开常委会，听取疫情工作汇报，其中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在讲话中表示，在疫情防控工作中，“要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对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不力的，对不服从统一指挥和调度、本位主义严重的，对不敢担当、作风漂浮、推诿扯皮的，除追究直接责任人的责任外，情节严重的还要对党政主要领导进行问责。对失职渎职的，要依纪依法惩处。”
这番表态让问责时间是日后进行还是“立即执行”有了一些悬念。当然，目前中国的最大任务与责任仍是打赢这场对抗疫情的战争。而中国地方官员在非常时期暴露出的“官状病毒”——即与“第五个现代化”的差距，想必已经引起足够的重视，就像最近舆论中多次引用法国作家加缪在《鼠疫》中的话：“我们不应当轻易放过那些治理中曾经尝过的苦头和教训，应该尽力在下一次灾难发生时规避它，而不是一次次地重蹈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