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at do these experts know? According to them, China has long since collapsed. Their so called theory or rules are but man made, and can be changed, and has been changed throughout history.
The most elite experts from so called elite institutes are the dumbest on the earth. Sadly they won't even figure that out in time.
全球政经局势深受中国因素影响之际，台湾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吴介民著作《寻租中国：台商、广东模式与全球资本主义》一书，获得中研院第九届“人文及社会科学学术性专书奖”。吴介民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正在试图绕过西方国家掌控的全球价值链系统，建构中国资本可以自行掌控的价值链系统。美中对抗态势短期内无法改变，中国想要挑战成功，必须在科技上有大的突破；不过，科技发展跟学术、言论自由息息相关，而中国目前处于高度威权统治下，吴介民说：“我是悲观的！”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台湾中研院社会所研究员吴介民指出，《寻租中国：台商、广东模式与全球资本主义》一书的核心观念，是在讲述中国过去40年能经济快速崛起，靠的是一个诀窍，就是顺着全球价值链、全球产业链打造世界工厂，但今天中国会被美国抵制、被西方国家警戒，有一个根本而深刻的经济性因素，就是中国顺着全球价值链打造世界工厂，它原本是世界老二，老大是美国，但它不甘于长期当老二，它想要快速成为核心国家，却牴触了核心国家的共通游戏规则。
中国一系列产业升级作法 抵触既有资本主义规则
吴介民表示，中国在1970年代末期还处于资本主义边陲地带，过去三、四十年很快地进入了世界的半边陲，最近十几年，尤其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台后，更急于成为核心国家成员。中国不断推动产业升级，想要从世界工厂快速跃升为世界市场，运用很多政策、补贴、甚至侵犯西方世界的智慧财产权，因此引起了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核心国家的不满跟围堵。美中对抗的根本问题在这里。
吴介民表示：“原来是顺着全球产业链、全球价值链去打造世界工厂， 现在它想要推动一个快速的经济发展跟产业升级，所以想让中国成为世界市场，然后用市场换技术，推动中国制造2025、一带一路，大基金推动半导体，还有红色供应链。这种种的作法就是想要将半边陲国家变成核心国家，但这个过程太急切，既想要利用资本主义的规则，但又想要更改规则，所以就跟世界其他先进国家产生经济价值利益上的牴触，我认为这是中美对抗一个非常根本的底层的经济因素。”
台湾竞争力论坛执行长谢明辉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九一一恐怖攻击事件是美中关系真正的转折点。为了对付九一一恐怖分子，美国不得不跟中共联手起来对抗恐怖主义，因此2000年到2010年之间的十年黄金期，让中国有机可趁，和平崛起。
谢明辉说：“这十年的黄金期，美国国力日渐衰弱，到了2008年发生了金融危机，大陆4兆人民币重整经济计划成功，所以当时国际整体社会因为大陆整个救援经济成功，而使大陆占整个在世界经济的总量每次的贡献力都超过三分之一，占33%。”
谢明辉说，直到2010年时，美国发现苗头不对，奥巴马政府想转过头要来对付中共时，为时已晚：“所以他的亚太再平衡策略实施了6年都没有办法成功，那是软性的，联合所有周遭国家来共同遏制中共的发展，但当时全世界国家包括东南亚国家，都已经尝到大陆经济发展的甜头，经济都已经融合在一起了，想要把它硬脱勾，几乎不可能。美国低端产品都已经全是大陆进口，贸易一年5000多亿，美国大概是逆差3000多亿美金。世界供应链只有中国能供应，中国变成世界工厂。”
中国累积国家资本 更加巩固威权统治
台湾中研院社会所研究员吴介民在书中表示，中国借由加入WTO更深入地参与全球经济，积累庞大外汇储备和国家资本并取得西方技术。中国的国家机器掌握庞大的经济资源，巩固了一种新型态的党国资本主义。但中国并没有因为与西方的密切经贸交往而变得更加自由、民主，反而跟西方世界所预测的剧本大异其趣，因为经济崛起而巩固了威权统治，用“威权发展”作为自由民主的对手。
这个自底层经济因素发展而来的新经济霸权跟既有霸权的对抗，短时间内可能很难看到改变。
吴介民说：“因为这是一个结构性竞争，在历史上都不可能透过短期的谈判协调就解决了。美中对抗竞争还在历史当中发生，不知道未来会怎样，但如果以过去大的霸权轮替更迭的历史来看，之前是英国帝国霸权好几百年，后来变成美国，美国霸权也持续100年左右，它还会持续一段时间。中国梦取而代之？或者至少能够平起平坐？这是未来几十年要看的。”
台湾竞争力论坛执行长谢明辉也认为，美国拜登新政府上任后，将会优先处理国家内部问题，并无力对抗外部，因此美中对抗短期内仍会继续。
中国缺乏民主自由 成为科技发展限制?
中国挑战美国如果想要成功，吴介民认为，中国必须在科技技术上有所突破，但自由民主的匮乏，则可能为中国的科技发展带来限制。
吴介民说：“他拘束那么多，怎么可能创造思想、创造技术？你没有思想自由，你没有言论学术自由，你的科技怎么可能获得大的发展？因为这整个都是跟人的自由有关，这是一个根本的怀疑。从这一点来看，我是比较悲观的。中国他看不到有任何自由化的倾向，但是你也不能说他绝对不会在未来有转成自由化、民主化的可能，所以中国要在经济上获得长治久安的发展，跟他成为法治国家、成为民主国家的这个发展方向是息息相关的。在目前高度政治镇压的情况之下，我对中国科技的大发展，基本上是抱持比较负面悲观的评价。”
台湾竞争力论坛执行长谢明辉认为，中国一向强调科技兴国，谨记“落后就是挨打”的教训：“从开始模仿到逆向工程，每一项产品早上世界做了，那下午中国就出来了，因为都是模仿、逆向工程，从山寨制品到自己开创创新，这一路走来就是40年，但是它没有一刻忘记要科技兴国。全世界科技的金含量，美国比重已经输给中国，包括5G、AI技术、包括量子科技这些先进科技，美国都已经落后了，川普启动了贸易战到现在，美国输得一塌糊涂！”
大规模集体寻租 中国发展一大特色
吴介民还说，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有一个最大的特色，就是大规模的以组织化、集体化的方式寻租。所谓的寻租，是经济学上的一个用词，它不是直接从事生产活动，而是介入产业链中掺一脚，抽取一段利益，这段利益就叫做经济租金或是政治租金。吴介民说，中国抽取利益的方式有一种很特殊的制度设计，包括工缴费、管理费、批租土地、社保费用等，而且地方政府扮演了非常重要且独特的角色。中国的寻租活动非常猖獗。
吴介民说：“地方政府就是扮演类似中间人或掮客的角色，就是把各种生产过程中需要的资源做某种程度的整合，最重要的整合是它提供了一个地方政府官僚行政的窗口，等于是说它让地方政府减少对厂商经济活动的阻碍，这是减少负面因素。正面因素是地方政府致力在一些基础建设上面，让厂商投资的速度变快，更方便，提供税费的优惠，这个过程他也从厂商那边获得很多租税的利益，包括经济租金，预算外的收益都从外资跟厂商获得，这一块拿到的收益就成为地方政府额外的收益，一部分就进到官员集体的小金库， 一部分也辗转进到官员个人的口袋，那一部分变成政府税收，变成建设的基金。”
在地镶嵌治理汲取庞大收益 建构本土供应链
然而，外资在中国一方面对于地方官员的寻租行为感到厌憎，却也不得不与他们打交道，寻求庇护关系。中国政府利用外资与本地体制交错复杂的这种“在地镶嵌治理”下的政商关系，汲取庞大的财政收益，进而将一部份收益用来推动产业升级，建构本土型供应链，而试图与全球资本霸权力量竞争。因此，广东产生了资通讯产业的新生态体系，使得中国在电信设备、手机、晶片设计等领域得以快速追赶。
中国全国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联谊会会长李政宏对美国之音说，根据他们在中国经商的经验，地方政府抽一点税金，提出优惠政策或是补贴，应该是为了发展地方经济。
李政宏说：“各地的发展你还是要靠各地，比如说给很多政策、吸引，我们到每一个地方招商都会提出怎么吸引，比如青岛，我希望可以引进怎么样的产业，我希望年轻人来，就给他很多很多年轻人的扶持，不管是公租房啊、保险啊，或者是产业辅导基金，我觉得地方非常重视地方经济的发展，我收取中间的费用，来发展我当地的经济。”
李政宏还说，虽然他认同创新需要容纳各种不的同意见和想法，但自由并非创新的唯一手段，否则为什么台湾还是有很多太空卫星科技远落后中国呢？当有一个更有效率的政府倾举国之力来做事，科技创新的成效不见得会比较差。他反问：“否则，中国的“两弹一星”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另一方面，中研院社会所研究员吴介民表示，广东模式里的地方政府跟外资合组成长联盟，参与价值利益分配模式，是针对劳力密集产业，但这样的模式已经因为中国工资不断上升，各种社保费用上升，但劳力密集产业要的却是低工资而无以为继，因此中国现在也面临了很大的重组压力；之前广东传出不少罢工事件都跟提高工资和提高工人待遇有关，这也是为什么过去10年制鞋业撤离最为明显，再来就是一波ICT组装业大量离开中国。
劳力密集工资提高 外资频传出走
吴介民表示：“最近中国不是有一家立迅，立迅老板王来春在十几年前是富士康员工，立迅最近不是买了纬创昆山的工厂吗，立迅现在也接到苹果的手机订单，所以你可以看到联盟主成员变化非常大，看到中国在地供应链的兴起，那这对台商是威胁也是机会，如果你还是要做低端的、低附加价值、低毛利的组装业，你一定拚不过中国新兴厂商。因为中国自己这一方面的产业链也慢慢起来，他可以获得更便宜的劳动成本、土地成本、租税成本的话，台资是有什么竞争力？所以台资要赶紧搬走，再加上贸易战、科技战这样打，外资台资更要避险，它不能一个篮子把投资全部都投在中国这里。所以这个成长联盟本来这10年来就产生变化了，可是这两年就更剧烈的变化了。”
中国试图建构中国资本可以自行掌控的价值链系统
如果广东模式前30年的发展可以简称为打造世界工厂，那么最近10年广东模式转型以及中国模式转型，则着眼于绕过全球价值链霸权，试图建构中国资本可以自行掌控的价值链系统。
中国过去发展模式最大的收获，就是获取大量的外汇与财政收入，去从事军事、经济现代化以及城市化和都市化。中国的地铁、高铁、高速公路一项一项建设，就是过去大量累积外汇的成果。不过，这也是靠着对劳工的高剥削而来，吴介民说，中国发展模式的另一面就是高剥削、低福利、低人权三大特色。
吴介民说，“中国制造2025”罗列了10项关键产业，可以说是一份超赶西方核心国家制造技术的“目录”，展示了中国实现“创新驱动、转型升级”的雄心。不过，它的第一项半导体技术，光是最先进的光刻机就已经被西方“卡脖子”卡得很厉害，“想想中国政府那种一心想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却又没办法一步到位、一步跨上去的心情，必定非常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