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 —
随着六四纪念日的到来，中国的网络审查机器迎来了一年中最繁忙的一周。几乎任何可能用于讨论六四事件的关键字都在中国的社媒平台上遭到封禁或限制。相关贴文发出后被秒删。许多网络平台禁止用户在六四前后几天内更换头像，昵称，或签名。
上海和其他一些中国城市前两个月的封城所造成的民怨并没有引发今年对于六四更激烈的讨论。随着上海解封以及网络审查的加强，这股怨气在网络上已经难以寻觅。
专家们告诉美国之音，中国的高强度审查和疫情期间对人流的管理意味着封城期间的网络抗议不可能发展成当年六四那样的线下游行。尽管如此，网络抗议本身依然有帮助民众寻找同温层、保存希望火种的价值。
网络审查机器全开
中国时间6月3日深夜，在审查严格的微博上，许多用户们尝试绕过敏感词，纪念33年前的天安门广场学生运动。“It’s my duty” （这是我的义务）成了许多网民使用的口号。
这句话来自于一名1989年参加抗议的无名学生。在2019年英国广播公司BBC制作的一部六四纪录片里，这名头系红色布带、骑着自行车前往抗议现场的学生被摄影师问道为什么这么做。面带笑容的他激动地挥舞着一只手、用英文回答道：“因为这是我的义务”。
纪录片播出后，这句话逐渐在网络上流行起来，引起中国网络“防火墙”内外许多人的共鸣。这名学生骑自行车的形象也成为了一个符号。
6月3日晚的微博上，许多网民在“It’s my duty”的贴文里加上了一个自行车的表情。一条由一百多个自行车表情组成的贴文也被大量转发。
但中国的审查机器迅速做出反应，开始逐条删除含有“It’s my duty”或“duty”（义务）字样的微博。但网民们也不甘示弱，立刻重发。
“删了我还发，It’s my duty”，一位网民写道。
“It’s my duty，删了一条，还会有下一条，”另一位网民说。
但在高效的审查机器面前，抗议的呼喊显得微不足道。短短十分钟左右，约中国时间6月4日凌晨1点，几乎所有包含“duty”、纪念六四的微博都被删除。之后，偶尔冒出的几条零星贴文也在几分钟消失。
截至出稿，微博上搜索“It’s my duty”已看不到任何搜索结果。
事实上，早在6月3日晚之前，中国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便已为六四纪念日做好了准备。微博6月1日便限制了“学生”、“广场”、“33年前”、“春夏之交”等关键词的搜索结果。
前微博审查员、中国数字时代编辑刘力朋告诉美国之音，往年六四纪念日期间，受到审查的关键词一般都有成百上千个，关键词组合也有多达几十万种。
一份不久前被泄露并经过中国数字时代鉴别的审查指令称，今年6月2日至6日期间是“封网”时段，要求审查员们“加强新增用户昵称、头像、个人简介审核，加强言论监控，提高对聊天、帖子等用户发布信息的巡查频率，”并确保端午假期各时段都有人值班，需在5至10分钟内响应监管指令或突发状况。
指令还要求各产品公告和邮件等通知中不能出现类似“监管要求”、“敏感时期”的字样，而应使用“游戏功能升级、功能维护、功能完善”。
经刘力朋测试，目前，包括小红书、哔哩哔哩、淘宝等在内的网站纷纷以系统升级或维护为由，禁止用户更改头像，昵称，或签名。豆瓣的系统提示称，头像修改功能直到6月7日才会恢复。
美国之音记者测试，微信也以系统维护为由关闭了更换头像的功能。
“每年的六四都是一个审查的大事件，” 他说，审查部门每年都会要求员工提前休假，在六四前后的一两周甚至一个月内不能额外休假。
“赛博游行”的价值？
过去两个月，上海等地的封城措施以及封城期间发生的各类防疫事故引发了民众的强烈不满。许多人在社媒上诉苦或批评政府。但随着封城的逐渐解除以及强大的网络审查，封城引发的怒火并没有转化为对六四的讨论。
无论是包括“414赛博游行”在内的多次网络抗议活动，还是一夜间在网上疯传的“四月之声”短片，现在都很难在中国的社媒上找到这些事件存在过的痕迹。相关的讨论也几乎消失。
上个月，北京大学、北京政法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的学生因不满校方以防疫为由限制他们的活动自由，在校内举行了抗议活动。彭博社5月27日报道称，多所北京高校被告知，为了防止学生的抗议活动和六四纪念日挂上联系，必须满足学生的要求，放松防疫措施。
但在中国的网络上，同样难以找到有关这些抗议和处理结果的消息。
在美国等国家，推特和脸书这样的社交媒体常被活动人士用来发起网络抗议，这些抗议往往会演变为线下活动。但中国的社媒被官方用来防止此类事件的发生，网络抗议的结果往往是被审查和抹杀。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公共政策教授扎克里·斯坦纳-斯勒克德（Zachary Steinert-Threlkeld）的研究领域包括阿拉伯之春，乌克兰亲欧盟示威运动，以及威权政府对民众的压迫。他承认中国的网络审查非常有效地防止了大规模示威活动的发生，但网络抗议本身的价值不应被否认。
“线上抗议，就算它只停留在线上，也让民众意识到他们并不是唯一想要抗议或是对现今政策不满的人，”斯坦纳-斯勒克德说。
他说今天的网络抗议很像1989年东德居民抗议东德领导人的方式。在夜里，他们会不断闪烁家里的灯光，相互表达对埃里希·昂纳克（Erich Honecker)的不满。
“往窗外看，看所有这些在闪烁的灯，”他说，“明白你的感受不是孤独的。”
华盛顿 —
随着六四纪念日的到来，中国的网络审查机器迎来了一年中最繁忙的一周。几乎任何可能用于讨论六四事件的关键字都在中国的社媒平台上遭到封禁或限制。相关贴文发出后被秒删。许多网络平台禁止用户在六四前后几天内更换头像，昵称，或签名。
上海和其他一些中国城市前两个月的封城所造成的民怨并没有引发今年对于六四更激烈的讨论。随着上海解封以及网络审查的加强，这股怨气在网络上已经难以寻觅。
专家们告诉美国之音，中国的高强度审查和疫情期间对人流的管理意味着封城期间的网络抗议不可能发展成当年六四那样的线下游行。尽管如此，网络抗议本身依然有帮助民众寻找同温层、保存希望火种的价值。
网络审查机器全开
中国时间6月3日深夜，在审查严格的微博上，许多用户们尝试绕过敏感词，纪念33年前的天安门广场学生运动。“It’s my duty” （这是我的义务）成了许多网民使用的口号。
这句话来自于一名1989年参加抗议的无名学生。在2019年英国广播公司BBC制作的一部六四纪录片里，这名头系红色布带、骑着自行车前往抗议现场的学生被摄影师问道为什么这么做。面带笑容的他激动地挥舞着一只手、用英文回答道：“因为这是我的义务”。
纪录片播出后，这句话逐渐在网络上流行起来，引起中国网络“防火墙”内外许多人的共鸣。这名学生骑自行车的形象也成为了一个符号。
6月3日晚的微博上，许多网民在“It’s my duty”的贴文里加上了一个自行车的表情。一条由一百多个自行车表情组成的贴文也被大量转发。
但中国的审查机器迅速做出反应，开始逐条删除含有“It’s my duty”或“duty”（义务）字样的微博。但网民们也不甘示弱，立刻重发。
“删了我还发，It’s my duty”，一位网民写道。
“It’s my duty，删了一条，还会有下一条，”另一位网民说。
但在高效的审查机器面前，抗议的呼喊显得微不足道。短短十分钟左右，约中国时间6月4日凌晨1点，几乎所有包含“duty”、纪念六四的微博都被删除。之后，偶尔冒出的几条零星贴文也在几分钟消失。
截至出稿，微博上搜索“It’s my duty”已看不到任何搜索结果。
事实上，早在6月3日晚之前，中国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便已为六四纪念日做好了准备。微博6月1日便限制了“学生”、“广场”、“33年前”、“春夏之交”等关键词的搜索结果。
前微博审查员、中国数字时代编辑刘力朋告诉美国之音，往年六四纪念日期间，受到审查的关键词一般都有成百上千个，关键词组合也有多达几十万种。
一份不久前被泄露并经过中国数字时代鉴别的审查指令称，今年6月2日至6日期间是“封网”时段，要求审查员们“加强新增用户昵称、头像、个人简介审核，加强言论监控，提高对聊天、帖子等用户发布信息的巡查频率，”并确保端午假期各时段都有人值班，需在5至10分钟内响应监管指令或突发状况。
指令还要求各产品公告和邮件等通知中不能出现类似“监管要求”、“敏感时期”的字样，而应使用“游戏功能升级、功能维护、功能完善”。
经刘力朋测试，目前，包括小红书、哔哩哔哩、淘宝等在内的网站纷纷以系统升级或维护为由，禁止用户更改头像，昵称，或签名。豆瓣的系统提示称，头像修改功能直到6月7日才会恢复。
美国之音记者测试，微信也以系统维护为由关闭了更换头像的功能。
“每年的六四都是一个审查的大事件，” 他说，审查部门每年都会要求员工提前休假，在六四前后的一两周甚至一个月内不能额外休假。
“赛博游行”的价值？
过去两个月，上海等地的封城措施以及封城期间发生的各类防疫事故引发了民众的强烈不满。许多人在社媒上诉苦或批评政府。但随着封城的逐渐解除以及强大的网络审查，封城引发的怒火并没有转化为对六四的讨论。
无论是包括“414赛博游行”在内的多次网络抗议活动，还是一夜间在网上疯传的“四月之声”短片，现在都很难在中国的社媒上找到这些事件存在过的痕迹。相关的讨论也几乎消失。
上个月，北京大学、北京政法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的学生因不满校方以防疫为由限制他们的活动自由，在校内举行了抗议活动。彭博社5月27日报道称，多所北京高校被告知，为了防止学生的抗议活动和六四纪念日挂上联系，必须满足学生的要求，放松防疫措施。
但在中国的网络上，同样难以找到有关这些抗议和处理结果的消息。
在美国等国家，推特和脸书这样的社交媒体常被活动人士用来发起网络抗议，这些抗议往往会演变为线下活动。但中国的社媒被官方用来防止此类事件的发生，网络抗议的结果往往是被审查和抹杀。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公共政策教授扎克里·斯坦纳-斯勒克德（Zachary Steinert-Threlkeld）的研究领域包括阿拉伯之春，乌克兰亲欧盟示威运动，以及威权政府对民众的压迫。他承认中国的网络审查非常有效地防止了大规模示威活动的发生，但网络抗议本身的价值不应被否认。
“线上抗议，就算它只停留在线上，也让民众意识到他们并不是唯一想要抗议或是对现今政策不满的人，”斯坦纳-斯勒克德说。
他说今天的网络抗议很像1989年东德居民抗议东德领导人的方式。在夜里，他们会不断闪烁家里的灯光，相互表达对埃里希·昂纳克（Erich Honecker)的不满。
“往窗外看，看所有这些在闪烁的灯，”他说，“明白你的感受不是孤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