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中国政府放弃“清零”政策以来，中国各地无处不在的检测点基本上空了。 Gilles Sabrie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在一心实施“清零”战略的过程中，中国政府仿佛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用无限的资源和不受限制的权力来控制国家。在几乎耗尽资源和公众的善意之后，在许多中国人感染这种病毒而出现重症或因此而死亡时，政府却消失了。
在今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在深圳当工程师的杨先生几乎每天都要在他家附近政府设立的40多个检测站中的一个进行核酸检测。每错过一次，他都会收到他所在区的短信提醒。在买了止痛药后，他接到了三个不同社区工作人员的电话，因为国家对这种非处方药的销售有严格的规定。
自中国领导层几周前突然放弃严格的“清零”政策以来，杨先生很少听到来自政府的消息。
“现在没人管了，”杨先生说。出于安全考虑，他要求只透露自己的姓。他女儿的学校上周仍在上课，尽管大多数学生都呆在家里，要么是因为生病了，要么是因为担心生病。国家不再强制戴口罩。有轻微症状的人会出现在工作场所，因为再也没有人关心他们的身体情况了。药品短缺，所以杨先生把药品分给朋友们。他的家里有四份快速检测试剂盒，是留到关键时刻的。
自“清零”政策被放弃以来，感染病例上升，但尚不清楚确切的上升数字。 Andrea Verdelli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对于一个喜欢吹嘘对国家的掌控，并出版了最高领导人四卷本讲话和文章汇编《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的强大政府来说，在危机时刻没有方向，使公众对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和可信度产生了怀疑。
它还突显了领导力中一个至关重要但并不总是很明显的区别。
“管控能力不等于社会治理能力，”企业家陈天庸上周在微信朋友圈写道。
以探索中国官僚政治复杂运作的小说而闻名的畅销书作家许开祯在他的认证微博账户上写道，这种突然的变化非常清楚地表明，“我们的政府究竟会干什么爱干什么能干什么不爱干什么不会干什么不愿干什么。”
如果说善治意味着透明、负责、问责和对人民需求的回应，那么中国政府几乎没有践行这一点，无论是在严厉的“清零”政策中，还是在杂乱无章的重新开放中。
它本可以把资源花在提高老年人的疫苗覆盖率和增加重症监护室床位上。然而，它把钱花在了大规模的新冠检测和建造巨大的方舱上。
它本可以传达关于奥密克戎变种的症状和死亡率的科学事实。然而，它煽动人们对新冠的恐惧。
它本可以储备退烧药，并向公众提供最好的疫苗。然而，它让人们很难买到退烧药，并且没有批准公众使用国外的mRNA疫苗，这些疫苗已经被证明在预防重症方面比中国的疫苗更有效。
周二，北京一家药店的货架几乎空无一物。人们在微信上分享富余的发烧药物和新冠病毒检测试剂盒。 Andrea Verdelli for The New York Times
与许多政府在重新开放前采取措施压平感染曲线不同，中国政府突然取消了几乎所有的限制，很可能是为了让一个庞大的国家迅速实现群体免疫，而这会把老年人和弱势群体置于危险境地。
它对公众的主要建议是：“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自今年早些时候重新开放以来，官方媒体和地方政府一直在宣传和重复这一口号。
但这场大流行是一场公共卫生危机，而这种危机正是政府存在的原因之一。
以倡导小政府而闻名的中国顶级经济学家吴敬琏在接受《财新》杂志采访时表示，疫情控制策略的变化并不意味着政府“无所作为”。它“必须避免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前记者覃立雯在她的微信上写道：“只有政府把该做的做好了，人民才能自己负责自己。”
地方政府也没有采取什么措施。许多官员可能在等待上级的指示。“清零”可以量化，这样每个人都知道该怎么做。在共产党这样一个自上而下的体制下，当上级没有设定目标时，下属往往会不知所措。
几周来，习近平对结束中国的“清零”政策只字未提，该政策被认为是他的标志性运动。周一，在他对取消“清零”的首次公开讲话中，习近平含糊其辞，说中国的疫情防控正面临新的形势和任务。他敦促公众“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践行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他的讲话既没有提到高感染率，也没有提到死亡人数。
官员们等待他的指示是明智之举。但公众不能等待。
群情激愤，因为每天都有数百万人被感染，药店货架空空如也，医务人员不堪重负，停尸房堆满尸体。
“病毒并没有被清零，”最近一条微博评论说。“是政府的可信度被清零。”
12月的北京街景。几乎所有新冠限制措施突然结束，令公众感到不安。 Andrea Verdelli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微信上一篇广为流传的文章推测，发烧药物的短缺反映了政府对放松管制缺乏准备。文章认为，如果政府表现出跟实施“清零”同样的政治意愿，本可以确保这种药物的充足供应。
文章说，“对老百姓不管不顾，任由自生自灭，甚至抱着看笑话的心理放任自流。”文章敦促官员出现在公众最需要他们的地方，以赢回信任。
对政府没有信心迫使人们自助和互相帮助。在本地微信群中，人们与邻居分享退烧药和快速检测试剂盒。
社交媒体巨头腾讯也建立了一个微信项目，帮助人们向有富余药物的陌生人寻求帮助。要求并不高：六片对乙酰氨基酚；四片布洛芬；两套快速检测试剂盒；一个温度计。
他们向陌生人寻求帮助，因为他们无法从政府那里得到帮助。
笔名“笑蜀”的前记者陈敏在微信上写道：“对利维坦就不要有任何指望了。呼吁也没有意义。”利维坦指的是中央政府。“归根结底还是靠自救。”
他还说，只有建立一个广泛的社会横向联系，“才能在至暗时刻编织出真正的社会安全网，打造出真正的诺亚方舟，拯救无数生灵。”
这正是习近平曾经警告过的一种共产党的治理危机。
“我们党的执政水平和执政成效都不是由自己说了算，必须而且只能由人民来评判，”习近平在2013年的一次讲话中说。“人民是我们党的工作的最高裁决者和最终评判者。如果自诩高明、脱离了人民，或者凌驾于人民之上，就必将被人民所抛弃。任何政党都是如此，这是历史发展的铁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北京一个几乎空无一人的购物区，显示新冠预防规则的大屏幕。尽管放松了新冠限制，许多人仍呆在家里。 Gilles Sabrie for The New York Times
自中国政府放弃“清零”政策以来，中国各地无处不在的检测点基本上空了。 Gilles Sabrie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在一心实施“清零”战略的过程中，中国政府仿佛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用无限的资源和不受限制的权力来控制国家。在几乎耗尽资源和公众的善意之后，在许多中国人感染这种病毒而出现重症或因此而死亡时，政府却消失了。
在今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在深圳当工程师的杨先生几乎每天都要在他家附近政府设立的40多个检测站中的一个进行核酸检测。每错过一次，他都会收到他所在区的短信提醒。在买了止痛药后，他接到了三个不同社区工作人员的电话，因为国家对这种非处方药的销售有严格的规定。
自中国领导层几周前突然放弃严格的“清零”政策以来，杨先生很少听到来自政府的消息。
“现在没人管了，”杨先生说。出于安全考虑，他要求只透露自己的姓。他女儿的学校上周仍在上课，尽管大多数学生都呆在家里，要么是因为生病了，要么是因为担心生病。国家不再强制戴口罩。有轻微症状的人会出现在工作场所，因为再也没有人关心他们的身体情况了。药品短缺，所以杨先生把药品分给朋友们。他的家里有四份快速检测试剂盒，是留到关键时刻的。
自“清零”政策被放弃以来，感染病例上升，但尚不清楚确切的上升数字。 Andrea Verdelli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对于一个喜欢吹嘘对国家的掌控，并出版了最高领导人四卷本讲话和文章汇编《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的强大政府来说，在危机时刻没有方向，使公众对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和可信度产生了怀疑。
它还突显了领导力中一个至关重要但并不总是很明显的区别。
“管控能力不等于社会治理能力，”企业家陈天庸上周在微信朋友圈写道。
以探索中国官僚政治复杂运作的小说而闻名的畅销书作家许开祯在他的认证微博账户上写道，这种突然的变化非常清楚地表明，“我们的政府究竟会干什么爱干什么能干什么不爱干什么不会干什么不愿干什么。”
如果说善治意味着透明、负责、问责和对人民需求的回应，那么中国政府几乎没有践行这一点，无论是在严厉的“清零”政策中，还是在杂乱无章的重新开放中。
它本可以把资源花在提高老年人的疫苗覆盖率和增加重症监护室床位上。然而，它把钱花在了大规模的新冠检测和建造巨大的方舱上。
它本可以传达关于奥密克戎变种的症状和死亡率的科学事实。然而，它煽动人们对新冠的恐惧。
它本可以储备退烧药，并向公众提供最好的疫苗。然而，它让人们很难买到退烧药，并且没有批准公众使用国外的mRNA疫苗，这些疫苗已经被证明在预防重症方面比中国的疫苗更有效。
周二，北京一家药店的货架几乎空无一物。人们在微信上分享富余的发烧药物和新冠病毒检测试剂盒。 Andrea Verdelli for The New York Times
与许多政府在重新开放前采取措施压平感染曲线不同，中国政府突然取消了几乎所有的限制，很可能是为了让一个庞大的国家迅速实现群体免疫，而这会把老年人和弱势群体置于危险境地。
它对公众的主要建议是：“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自今年早些时候重新开放以来，官方媒体和地方政府一直在宣传和重复这一口号。
但这场大流行是一场公共卫生危机，而这种危机正是政府存在的原因之一。
以倡导小政府而闻名的中国顶级经济学家吴敬琏在接受《财新》杂志采访时表示，疫情控制策略的变化并不意味着政府“无所作为”。它“必须避免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前记者覃立雯在她的微信上写道：“只有政府把该做的做好了，人民才能自己负责自己。”
地方政府也没有采取什么措施。许多官员可能在等待上级的指示。“清零”可以量化，这样每个人都知道该怎么做。在共产党这样一个自上而下的体制下，当上级没有设定目标时，下属往往会不知所措。
几周来，习近平对结束中国的“清零”政策只字未提，该政策被认为是他的标志性运动。周一，在他对取消“清零”的首次公开讲话中，习近平含糊其辞，说中国的疫情防控正面临新的形势和任务。他敦促公众“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践行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他的讲话既没有提到高感染率，也没有提到死亡人数。
官员们等待他的指示是明智之举。但公众不能等待。
群情激愤，因为每天都有数百万人被感染，药店货架空空如也，医务人员不堪重负，停尸房堆满尸体。
“病毒并没有被清零，”最近一条微博评论说。“是政府的可信度被清零。”
12月的北京街景。几乎所有新冠限制措施突然结束，令公众感到不安。 Andrea Verdelli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微信上一篇广为流传的文章推测，发烧药物的短缺反映了政府对放松管制缺乏准备。文章认为，如果政府表现出跟实施“清零”同样的政治意愿，本可以确保这种药物的充足供应。
文章说，“对老百姓不管不顾，任由自生自灭，甚至抱着看笑话的心理放任自流。”文章敦促官员出现在公众最需要他们的地方，以赢回信任。
对政府没有信心迫使人们自助和互相帮助。在本地微信群中，人们与邻居分享退烧药和快速检测试剂盒。
社交媒体巨头腾讯也建立了一个微信项目，帮助人们向有富余药物的陌生人寻求帮助。要求并不高：六片对乙酰氨基酚；四片布洛芬；两套快速检测试剂盒；一个温度计。
他们向陌生人寻求帮助，因为他们无法从政府那里得到帮助。
笔名“笑蜀”的前记者陈敏在微信上写道：“对利维坦就不要有任何指望了。呼吁也没有意义。”利维坦指的是中央政府。“归根结底还是靠自救。”
他还说，只有建立一个广泛的社会横向联系，“才能在至暗时刻编织出真正的社会安全网，打造出真正的诺亚方舟，拯救无数生灵。”
这正是习近平曾经警告过的一种共产党的治理危机。
“我们党的执政水平和执政成效都不是由自己说了算，必须而且只能由人民来评判，”习近平在2013年的一次讲话中说。“人民是我们党的工作的最高裁决者和最终评判者。如果自诩高明、脱离了人民，或者凌驾于人民之上，就必将被人民所抛弃。任何政党都是如此，这是历史发展的铁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北京一个几乎空无一人的购物区，显示新冠预防规则的大屏幕。尽管放松了新冠限制，许多人仍呆在家里。 Gilles Sabrie for The New York Tim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