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最受关注的新闻无疑是新京报的罐车运输乱象调查报道，此次事件非常特殊的一点是：有相当多的人担心记者和报社会因此被整肃。
社交平台有各种传说，有说记者被删微博的，有说报社被整顿的，这些说法基本上都不靠谱，但确实反映了一种广泛的担忧——以前也有，但都没有这次的反应如此强烈。
这种现象非常值得分析，何以至此？
简单的说，是因为新闻传播的后续路径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可以用“两种闭环”来总结。
十年前，或更早一些，新闻传播的路径一般是这样的：1、媒体报道揭露问题；2、互联网传播放大影响力；3、其它媒体跟进报道形成合力；4、民间舆论达成共识；5、社会各界介入行动；6、责任方被处理，制度改良。
大致是这么一个闭环流程，当然，中间的顺序可能不那么准确，有些环节是同时进行、互相促进的。大家可以把罐车运输报道带入这个流程：其它媒体肯定是要跟进报道的，各个新闻门户肯定是要做专题的，代表委员律师肯定是要有所行动的，当事方肯定是要被处理的，食用油的运输规范肯定是要重新修订的……
这是大家期待，在过去也比较熟悉的一种传播闭环：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但很多人不知道，或者说没有感知到的是，近几年形成了一种新的传播闭环：1、媒体报道揭露问题；2、舆论发酵对媒体进行口诛笔伐；3、权力介入对媒体进行处罚。总之，万方有罪，罪在媒体。这也是一种闭环，对比上一种方式，流程比较短，简单快捷，有相当的优势。
展开说，有几个新现象：
1、在大众传播环节，有“人均新闻伦理专家”的倾向，媒体报道遭到了非常广泛且严厉的批评。这个变化有好有坏，好的一面是媒体不能以精英的姿态主导议题，坏的一面是很多批评是外行指挥内行。虽然有时候会扮演“帮凶”的角色，但我仍倾向于认为是正常现象——在正常社会，这是一个可以通过沟通解决的问题。
2、对媒体的攻击形成了一股固定力量，几乎每一次都会抱团出现。大致呈现了两种倾向：一是公司化的倾向，很多人被签约进了同一家公司，互相呼应；二是部门化的倾向，很多智能部门在这几年成为了传播主体，在编身份的个人成为网络红人，包括有组织的网络引导人员。这是一个非常不正常的现象，也是一个目前无法解决的问题。
3、支持性力量的全面退场：媒体同行消失了，不跟进不炒作；敢发声的专家律师越来越少，代表委员不再接受采访，明星更是早就退场了，公知已经成了贬义词。由于这股力量的消失，事件的进展发生转向：失去解决问题的动能，转向了对媒体的大批判。
4、最后，在内部舆情报告和外部举报的影响下，也许还有被报道的当事方的公关，权力最终完成了对媒体的最后一击。这样的事情不用多，有那么两三次、三五次，媒体就会长教训，至少领导就会长教训——所以有时候最重要的还不是记者敢不敢报道，而是领导有没有担当。
当然，具体到这次个案，记者和报社不至于被整肃，因为就话题而言，民生话题敏感度较低，是难得还可以监督的一个领域，另外，事实很扎实，可供吹毛求疵之处很少。唯一的意外是影响太大了，这在过去，令人欢欣鼓舞，必须大干一场，榨干最后一点剩余价值，现在则是令人悚然心惊，挨骂固然要小心应付，被夸一样忐忑不安。
新闻传播的闭环之所以会从改变社会走向“改变媒体”，表面看，是舆论方向的变化，被批判的对象从报道对象变成了报道者本身，内在来看，是权力之手使然，它并不只是出现在最后一个环节，而是出现在每一个环节。
最近最受关注的新闻无疑是新京报的罐车运输乱象调查报道，此次事件非常特殊的一点是：有相当多的人担心记者和报社会因此被整肃。
社交平台有各种传说，有说记者被删微博的，有说报社被整顿的，这些说法基本上都不靠谱，但确实反映了一种广泛的担忧——以前也有，但都没有这次的反应如此强烈。
这种现象非常值得分析，何以至此？
简单的说，是因为新闻传播的后续路径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可以用“两种闭环”来总结。
十年前，或更早一些，新闻传播的路径一般是这样的：1、媒体报道揭露问题；2、互联网传播放大影响力；3、其它媒体跟进报道形成合力；4、民间舆论达成共识；5、社会各界介入行动；6、责任方被处理，制度改良。
大致是这么一个闭环流程，当然，中间的顺序可能不那么准确，有些环节是同时进行、互相促进的。大家可以把罐车运输报道带入这个流程：其它媒体肯定是要跟进报道的，各个新闻门户肯定是要做专题的，代表委员律师肯定是要有所行动的，当事方肯定是要被处理的，食用油的运输规范肯定是要重新修订的……
这是大家期待，在过去也比较熟悉的一种传播闭环：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但很多人不知道，或者说没有感知到的是，近几年形成了一种新的传播闭环：1、媒体报道揭露问题；2、舆论发酵对媒体进行口诛笔伐；3、权力介入对媒体进行处罚。总之，万方有罪，罪在媒体。这也是一种闭环，对比上一种方式，流程比较短，简单快捷，有相当的优势。
展开说，有几个新现象：
1、在大众传播环节，有“人均新闻伦理专家”的倾向，媒体报道遭到了非常广泛且严厉的批评。这个变化有好有坏，好的一面是媒体不能以精英的姿态主导议题，坏的一面是很多批评是外行指挥内行。虽然有时候会扮演“帮凶”的角色，但我仍倾向于认为是正常现象——在正常社会，这是一个可以通过沟通解决的问题。
2、对媒体的攻击形成了一股固定力量，几乎每一次都会抱团出现。大致呈现了两种倾向：一是公司化的倾向，很多人被签约进了同一家公司，互相呼应；二是部门化的倾向，很多智能部门在这几年成为了传播主体，在编身份的个人成为网络红人，包括有组织的网络引导人员。这是一个非常不正常的现象，也是一个目前无法解决的问题。
3、支持性力量的全面退场：媒体同行消失了，不跟进不炒作；敢发声的专家律师越来越少，代表委员不再接受采访，明星更是早就退场了，公知已经成了贬义词。由于这股力量的消失，事件的进展发生转向：失去解决问题的动能，转向了对媒体的大批判。
4、最后，在内部舆情报告和外部举报的影响下，也许还有被报道的当事方的公关，权力最终完成了对媒体的最后一击。这样的事情不用多，有那么两三次、三五次，媒体就会长教训，至少领导就会长教训——所以有时候最重要的还不是记者敢不敢报道，而是领导有没有担当。
当然，具体到这次个案，记者和报社不至于被整肃，因为就话题而言，民生话题敏感度较低，是难得还可以监督的一个领域，另外，事实很扎实，可供吹毛求疵之处很少。唯一的意外是影响太大了，这在过去，令人欢欣鼓舞，必须大干一场，榨干最后一点剩余价值，现在则是令人悚然心惊，挨骂固然要小心应付，被夸一样忐忑不安。
新闻传播的闭环之所以会从改变社会走向“改变媒体”，表面看，是舆论方向的变化，被批判的对象从报道对象变成了报道者本身，内在来看，是权力之手使然，它并不只是出现在最后一个环节，而是出现在每一个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