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特里克堡，近来频繁出现在中外媒体上。
有说成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也有叫做美军德特里克堡基地，其实，它的官方名称是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United States Army Medical Research Institute of Infectious Diseases, USAMRIID）。
USAMRIID，读出来就是 you sam rid，就像是山姆大叔要摆脱什么东西一样，所以这个地方有时也被叫做RIID。
过去50年中，RIID在传染病研究与防治领域的领导作用是广受认可的。1971年南得克萨斯的委内瑞拉马脑炎病毒，1977年埃及的裂谷热病，1993年美国多地暴发的汉坦病毒肺综合征……它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年3月18日的疫情通报会上，美国官员首次提到RIID，寄希望于它能在新冠病毒研究方面有所突破。
更广为人知的是，借助国家地理制作的同名剧《血疫》，把RIID在1989年雷斯顿疑似埃博拉病毒泄露事件中起到的作用推到前台，剧中的主人公南希就供职于RIID。
只是，关于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恐怕很多人并不知道它那些不为人知且臭名昭著的过往。
1
在以前很长一段时间里，位于德特里克的研究基地不叫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美国政治新闻网站Politico去年的一篇文章，大致呈现了德特里克的前半生。
那会的德特里克研究基地，被这篇文章描述为“美国中情局精神控制的实验基地，也是美国政府最黑暗的实验中心”。
它的大部分活动都是秘密的，1973年，它的主管销毁了他们的大部分记录。后来通过访谈和国会调查，一点点拼凑起来：在“精神控制计划”以及用以杀死外国领导人的毒药制造计划中，德特里克基地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还要从78年前说起。
1942年，日本陆军在中国发动细菌战的事情震惊了美国军方，美军于是决定启动一项秘密计划——开发生物武器。
威斯康星大学生物化学家艾拉·鲍德温受雇负责这一计划，他将之选址在马里兰州卡托克汀山下一个被废弃的国民警卫队基地。原因之一即是，德特里克看上去与世隔绝，虽然距离首都华盛顿只有50英里，但周围都是郊区。
1943年3月，美国陆军宣布改名为德特里克营地，将其指定为陆军生物战争实验室的总部。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特里克的重要性逐渐降低，原因很简单：美国有核武器了，不再那么迫切需要生物武器。
然而，之后两件看似无关的事情再次触动了刚成立的中情局，德特里克也因此被赋予新的任务。
第一件事是1949年对匈牙利天主教会枢机明曾蒂·约热夫的审判。在审判中，站在被告席上的约热夫迷迷糊糊，目光呆滞，梦游似地问一句答一句，他还是说了不少听起来明显离谱的话。最后他以叛国罪被判终身监禁。
美国陆军的一名情报顾问当时说：“他们偷走了他的灵魂。”
第二件事是朝鲜战争结束后，据披露，许多美国战俘在谴责美国的声明上签了字，甚至有些还承认犯了战争罪。
中情局对这两件事提出了相同的解释：洗脑。中情局一厢情愿地认为，共产主义阵营一定有某种能够控制人思想的药物或技术。虽然当时并没有任何证据可以支持这一结论，但中情局仍然一股脑扎进这个臆想里。
即使在多年后，这出荒诞闹剧尴尬收场时，中情局也没有意识到：这世上真正被“洗脑恐惧”洗脑的，只有它自己。
再说回到1949年。陆军在德特里克营地建起一个绝对机密的化学家小组，它的任务就是研究有毒细菌的军事用途。
一个重要人物这时出场了。中情局秘密行动部门的负责人艾伦·杜勒斯聘请西德尼·戈特利布来负责这一项目。此后的22年中，“洗脑大师”戈特利布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在孜孜不倦寻找一种方法来摧毁人的意识。他测试过数量惊人的药物组合，通常还辅以电击等折磨手段。
《首席投毒者：戈特利布和中情局对精神控制的追寻》一书的作者斯蒂芬·金泽将戈特利布称为“美国的约瑟夫·门格勒”。后者是臭名昭著的“死亡天使”，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纳粹“医师”。
金泽讲述了有关戈特利布干过的那些骇人听闻的事情。其中一个实验是，肯塔基州的7名囚犯被喂了连续77天“两倍、三倍，甚至四倍”的致幻药。没有人知道这7名黑人的命运，他们可能已经死了，临死都不知道自己是中情局“精神控制计划”的一部分。
这些实验摧毁了许多人的意识，并造成了未知数目的死亡。给受害者使用的许多药水、药丸和气雾剂等都是在德特里克制造的。
戈特利布的试验在上世纪60年代初以失败告终。
2
“精神控制计划”彻底宣告终结是在1970 年，美国总统尼克松下令禁止在美国境内研发攻击性生物武器，所有生物毒剂均须被销毁。
但如果谁就此以为，这场近20年的“洗脑”闹剧没有留下任何遗产，就大错特错了。
从那以后，美国陆军的各个实验室转为和平用途，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也因此成立，其宗旨也改为致力于研发保护性疫苗，集中精力研究控制致命微生物的手段。
简单说，就是探索如何阻断恐怖病毒在人类中，点燃爆发性致命传染的链条。
RIID是美国263个注册为使用危险病原体和毒素的设施之一，其中有67种高危病原体，包括埃博拉病毒、炭疽、鼠疫等。它们大多没有疫苗，一旦泄露，都将在社会造成大规模混乱和死亡。
这些年，RIID陆续被爆出不少的安全漏洞。
2001年的炭疽恐怖袭击事件。 2001年9月，一个曾在RIID工作的人把带有炭疽杆菌的信件寄给数个媒体和两名民主党参议员，造成5人死亡，而嫌疑人2008年才被锁定。
2014年的防护服破损事故。 《今日美国》报2015年根据联邦《信息自由法》获得的实验室事故报告显示，RIID的防护服在2013年和2014年的20个月内，至少出现过37起破裂或穿孔事故。
2014年5月的一天，一位RIID的科学家注意到，在离开实验室进行淋浴消毒时，他们的腿被打湿了。另一名工作人员说，在接受消毒液时发现遮面板上有个洞。
RIID的官员拒绝接受采访，后来RIID在书面声明中说，BSL-4实验室的防护服会定期更换。即使出现破损，防护服内的正气压也会阻止病原体的进入。
2019年的废水处理违规。 去年8月，CDC发现RIID没有“足够的系统来净化废水”。实验室的发言人说，他们的蒸汽灭菌设备在2018年5月就遭到了洪水的破坏，只好使用化学净化的方法。也就是说，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这家实验室的废水处理方法是违规的。
据媒体报道，CDC发现的问题比这多多了。
CDC认为，这个研究所没能落实和持续执行保证特定物品或病毒安全的控制措施。虽然没有说明具体违规情况，但媒体猜测这可能指的是，作为P4实验室，这个研究所在特殊防护设备、气流控制和标准操作程序等方面有漏洞。
今年3月，美陆军退役上校戴维·弗兰兹在和《细菌：生物武器和美国的秘密战争》作者朱迪思·米勒联合署名的一篇文章中直言了RIID的管理不善。
弗兰兹1993-1995年是RIID副主任，1995年-1998年任主任。
弗兰兹指出，RIID的问题之一就是没钱。他援引了《每日野兽》的报道说，国防部扣留了包括RIID在内的军事实验室总计1.04亿美元的研究经费。没钱的话，项目不仅要停，也留不住科学家。弗兰兹感慨道：“实验室已经沦为五角大楼的孤儿。”
其二是行政干预过多。从研究所主任的选拔来看，以前都是从陆军实验室研究人员中提拔出来，但在过去10年里，RIID一共换了五任所长，没有一个是懂行的科学家，他们怎么能够充分理解复杂的P4实验室结构和广泛的研究任务。
其三是人员流动性大。1998年时，RIID的工作人员中，穿制服的军事科学家和技术人员以及文职人员大约各占一半，承包商雇员只有两个。但是在现在的800名员工中，大约有300名是承包商，流动性快，士气也低落，难以吸引到年轻的科学家。
《纽约时报》2002年曾经采访过一位1986年-1997年在RIID工作过的兰德福先生。兰德福说，研究所只有“一个非常松散的组织，近乎没有”。他说，我在那里工作了11年，从来没有人问过他“你整理的东西放在了哪里”。就连他离职的时候，连续3天抱着纸箱出入，也没有人查看。
兰德福说，“我当时做的试验与肉毒杆菌有关，它是世界上最致命的病毒之一”。但可笑的是，“如果找不到显微镜，会是个麻烦。但你把可以杀死数千人的5微克肉毒杆菌放错了，却没有人会发现”。
3
RIID被爆出这么多问题，为什么这些年没有看到多少改观？这就要说到它与美国军方，以及CDC的微妙关系了。
拥有美国军方唯一的P4实验室，表面上看不再从事生物武器研究，肩负的使命主要是医学防护。这个研究所总有许多项目在同时开展，例如研发针对炭疽或肉毒杆菌等各种细菌的疫苗，研究有可能以天然疾病或战地武器方式，侵袭美军士兵的各类病毒。
虽然这是美国陆军下属的研究所，也是美国军方唯一的P4生物实验室，但是因为很多项目跟民间息息相关，而且项目的经费来源有不少也是从政府划拨，所以在业务上美国疾病与控制中心（CDC）对这个实验室有指导权。
美国CDC与陆军传染病研究所的关系非常微妙、复杂。
CDC是国家的行政执法机构，任务是负责对流行性疾病和传染性疾病的监测、预防和控制，它在紧急情况下可以对相关人员和地区进行强制隔离，切断其进入通道；它还有权在疫区内，对染病畜禽进行强制扑杀，其权力不能说不大。
这个机构于1946年组建时被称为防治传播疾病中心，以取代其前身战区疟疾控制项目，多少与军事有些相关色彩。在二战期间，建有军事基地的地区蚊虫肆虐，该项目曾努力制止携带疟疾病毒的蚊子将其传染给民众。
即便现在，美国疾控中心与军方也是有合作的。
在人员和科研项目上，美国陆军传染病研究所就雇佣了军方和民间科学家以及高度专业化的人员。其研究人员经常与美国CDC、世卫组织以及世界各地的主要生物医学和学术中心展开合作。
虽然美国如今公开说不搞生物战，不再做生物战的相关准备和技术研究，但是实际动作可能并未停止，只不过更隐蔽了。
比如去年12月，《禁止生物武器公约》2019年缔约国会议开幕。美国作为缔约国长期独家阻拦公约核查议定书谈判。当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就表示，公约一共有183个缔约国，包括中国在内的绝大多数缔约国都主张谈判一项旨在全面加强公约，包含核查机制的议定书。但是，近20年来，美国一直独家阻挡重启核查议定书的谈判，美方给出的理由是生物领域不可核查。
这是什么意思，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美国就是不让你核查啊，所以它搞的所谓生物实验等等说是民间使用的，不会用于军事，但是为什么不能让国际组织核查？
《纽约时报》早在2002年就呼吁过，现在是时候调查美国的生物防御计划，并建立监督了。
18年已经过去，调查呢？监督呢？
德特里克堡，近来频繁出现在中外媒体上。
有说成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也有叫做美军德特里克堡基地，其实，它的官方名称是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United States Army Medical Research Institute of Infectious Diseases, USAMRIID）。
USAMRIID，读出来就是 you sam rid，就像是山姆大叔要摆脱什么东西一样，所以这个地方有时也被叫做RIID。
过去50年中，RIID在传染病研究与防治领域的领导作用是广受认可的。1971年南得克萨斯的委内瑞拉马脑炎病毒，1977年埃及的裂谷热病，1993年美国多地暴发的汉坦病毒肺综合征……它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年3月18日的疫情通报会上，美国官员首次提到RIID，寄希望于它能在新冠病毒研究方面有所突破。
更广为人知的是，借助国家地理制作的同名剧《血疫》，把RIID在1989年雷斯顿疑似埃博拉病毒泄露事件中起到的作用推到前台，剧中的主人公南希就供职于RIID。
只是，关于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恐怕很多人并不知道它那些不为人知且臭名昭著的过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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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前很长一段时间里，位于德特里克的研究基地不叫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美国政治新闻网站Politico去年的一篇文章，大致呈现了德特里克的前半生。
那会的德特里克研究基地，被这篇文章描述为“美国中情局精神控制的实验基地，也是美国政府最黑暗的实验中心”。
它的大部分活动都是秘密的，1973年，它的主管销毁了他们的大部分记录。后来通过访谈和国会调查，一点点拼凑起来：在“精神控制计划”以及用以杀死外国领导人的毒药制造计划中，德特里克基地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还要从78年前说起。
1942年，日本陆军在中国发动细菌战的事情震惊了美国军方，美军于是决定启动一项秘密计划——开发生物武器。
威斯康星大学生物化学家艾拉·鲍德温受雇负责这一计划，他将之选址在马里兰州卡托克汀山下一个被废弃的国民警卫队基地。原因之一即是，德特里克看上去与世隔绝，虽然距离首都华盛顿只有50英里，但周围都是郊区。
1943年3月，美国陆军宣布改名为德特里克营地，将其指定为陆军生物战争实验室的总部。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特里克的重要性逐渐降低，原因很简单：美国有核武器了，不再那么迫切需要生物武器。
然而，之后两件看似无关的事情再次触动了刚成立的中情局，德特里克也因此被赋予新的任务。
第一件事是1949年对匈牙利天主教会枢机明曾蒂·约热夫的审判。在审判中，站在被告席上的约热夫迷迷糊糊，目光呆滞，梦游似地问一句答一句，他还是说了不少听起来明显离谱的话。最后他以叛国罪被判终身监禁。
美国陆军的一名情报顾问当时说：“他们偷走了他的灵魂。”
第二件事是朝鲜战争结束后，据披露，许多美国战俘在谴责美国的声明上签了字，甚至有些还承认犯了战争罪。
中情局对这两件事提出了相同的解释：洗脑。中情局一厢情愿地认为，共产主义阵营一定有某种能够控制人思想的药物或技术。虽然当时并没有任何证据可以支持这一结论，但中情局仍然一股脑扎进这个臆想里。
即使在多年后，这出荒诞闹剧尴尬收场时，中情局也没有意识到：这世上真正被“洗脑恐惧”洗脑的，只有它自己。
再说回到1949年。陆军在德特里克营地建起一个绝对机密的化学家小组，它的任务就是研究有毒细菌的军事用途。
一个重要人物这时出场了。中情局秘密行动部门的负责人艾伦·杜勒斯聘请西德尼·戈特利布来负责这一项目。此后的22年中，“洗脑大师”戈特利布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在孜孜不倦寻找一种方法来摧毁人的意识。他测试过数量惊人的药物组合，通常还辅以电击等折磨手段。
《首席投毒者：戈特利布和中情局对精神控制的追寻》一书的作者斯蒂芬·金泽将戈特利布称为“美国的约瑟夫·门格勒”。后者是臭名昭著的“死亡天使”，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纳粹“医师”。
金泽讲述了有关戈特利布干过的那些骇人听闻的事情。其中一个实验是，肯塔基州的7名囚犯被喂了连续77天“两倍、三倍，甚至四倍”的致幻药。没有人知道这7名黑人的命运，他们可能已经死了，临死都不知道自己是中情局“精神控制计划”的一部分。
这些实验摧毁了许多人的意识，并造成了未知数目的死亡。给受害者使用的许多药水、药丸和气雾剂等都是在德特里克制造的。
戈特利布的试验在上世纪60年代初以失败告终。
2
“精神控制计划”彻底宣告终结是在1970 年，美国总统尼克松下令禁止在美国境内研发攻击性生物武器，所有生物毒剂均须被销毁。
但如果谁就此以为，这场近20年的“洗脑”闹剧没有留下任何遗产，就大错特错了。
从那以后，美国陆军的各个实验室转为和平用途，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也因此成立，其宗旨也改为致力于研发保护性疫苗，集中精力研究控制致命微生物的手段。
简单说，就是探索如何阻断恐怖病毒在人类中，点燃爆发性致命传染的链条。
RIID是美国263个注册为使用危险病原体和毒素的设施之一，其中有67种高危病原体，包括埃博拉病毒、炭疽、鼠疫等。它们大多没有疫苗，一旦泄露，都将在社会造成大规模混乱和死亡。
这些年，RIID陆续被爆出不少的安全漏洞。
2001年的炭疽恐怖袭击事件。 2001年9月，一个曾在RIID工作的人把带有炭疽杆菌的信件寄给数个媒体和两名民主党参议员，造成5人死亡，而嫌疑人2008年才被锁定。
2014年的防护服破损事故。 《今日美国》报2015年根据联邦《信息自由法》获得的实验室事故报告显示，RIID的防护服在2013年和2014年的20个月内，至少出现过37起破裂或穿孔事故。
2014年5月的一天，一位RIID的科学家注意到，在离开实验室进行淋浴消毒时，他们的腿被打湿了。另一名工作人员说，在接受消毒液时发现遮面板上有个洞。
RIID的官员拒绝接受采访，后来RIID在书面声明中说，BSL-4实验室的防护服会定期更换。即使出现破损，防护服内的正气压也会阻止病原体的进入。
2019年的废水处理违规。 去年8月，CDC发现RIID没有“足够的系统来净化废水”。实验室的发言人说，他们的蒸汽灭菌设备在2018年5月就遭到了洪水的破坏，只好使用化学净化的方法。也就是说，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这家实验室的废水处理方法是违规的。
据媒体报道，CDC发现的问题比这多多了。
CDC认为，这个研究所没能落实和持续执行保证特定物品或病毒安全的控制措施。虽然没有说明具体违规情况，但媒体猜测这可能指的是，作为P4实验室，这个研究所在特殊防护设备、气流控制和标准操作程序等方面有漏洞。
今年3月，美陆军退役上校戴维·弗兰兹在和《细菌：生物武器和美国的秘密战争》作者朱迪思·米勒联合署名的一篇文章中直言了RIID的管理不善。
弗兰兹1993-1995年是RIID副主任，1995年-1998年任主任。
弗兰兹指出，RIID的问题之一就是没钱。他援引了《每日野兽》的报道说，国防部扣留了包括RIID在内的军事实验室总计1.04亿美元的研究经费。没钱的话，项目不仅要停，也留不住科学家。弗兰兹感慨道：“实验室已经沦为五角大楼的孤儿。”
其二是行政干预过多。从研究所主任的选拔来看，以前都是从陆军实验室研究人员中提拔出来，但在过去10年里，RIID一共换了五任所长，没有一个是懂行的科学家，他们怎么能够充分理解复杂的P4实验室结构和广泛的研究任务。
其三是人员流动性大。1998年时，RIID的工作人员中，穿制服的军事科学家和技术人员以及文职人员大约各占一半，承包商雇员只有两个。但是在现在的800名员工中，大约有300名是承包商，流动性快，士气也低落，难以吸引到年轻的科学家。
《纽约时报》2002年曾经采访过一位1986年-1997年在RIID工作过的兰德福先生。兰德福说，研究所只有“一个非常松散的组织，近乎没有”。他说，我在那里工作了11年，从来没有人问过他“你整理的东西放在了哪里”。就连他离职的时候，连续3天抱着纸箱出入，也没有人查看。
兰德福说，“我当时做的试验与肉毒杆菌有关，它是世界上最致命的病毒之一”。但可笑的是，“如果找不到显微镜，会是个麻烦。但你把可以杀死数千人的5微克肉毒杆菌放错了，却没有人会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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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ID被爆出这么多问题，为什么这些年没有看到多少改观？这就要说到它与美国军方，以及CDC的微妙关系了。
拥有美国军方唯一的P4实验室，表面上看不再从事生物武器研究，肩负的使命主要是医学防护。这个研究所总有许多项目在同时开展，例如研发针对炭疽或肉毒杆菌等各种细菌的疫苗，研究有可能以天然疾病或战地武器方式，侵袭美军士兵的各类病毒。
虽然这是美国陆军下属的研究所，也是美国军方唯一的P4生物实验室，但是因为很多项目跟民间息息相关，而且项目的经费来源有不少也是从政府划拨，所以在业务上美国疾病与控制中心（CDC）对这个实验室有指导权。
美国CDC与陆军传染病研究所的关系非常微妙、复杂。
CDC是国家的行政执法机构，任务是负责对流行性疾病和传染性疾病的监测、预防和控制，它在紧急情况下可以对相关人员和地区进行强制隔离，切断其进入通道；它还有权在疫区内，对染病畜禽进行强制扑杀，其权力不能说不大。
这个机构于1946年组建时被称为防治传播疾病中心，以取代其前身战区疟疾控制项目，多少与军事有些相关色彩。在二战期间，建有军事基地的地区蚊虫肆虐，该项目曾努力制止携带疟疾病毒的蚊子将其传染给民众。
即便现在，美国疾控中心与军方也是有合作的。
在人员和科研项目上，美国陆军传染病研究所就雇佣了军方和民间科学家以及高度专业化的人员。其研究人员经常与美国CDC、世卫组织以及世界各地的主要生物医学和学术中心展开合作。
虽然美国如今公开说不搞生物战，不再做生物战的相关准备和技术研究，但是实际动作可能并未停止，只不过更隐蔽了。
比如去年12月，《禁止生物武器公约》2019年缔约国会议开幕。美国作为缔约国长期独家阻拦公约核查议定书谈判。当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就表示，公约一共有183个缔约国，包括中国在内的绝大多数缔约国都主张谈判一项旨在全面加强公约，包含核查机制的议定书。但是，近20年来，美国一直独家阻挡重启核查议定书的谈判，美方给出的理由是生物领域不可核查。
这是什么意思，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美国就是不让你核查啊，所以它搞的所谓生物实验等等说是民间使用的，不会用于军事，但是为什么不能让国际组织核查？
《纽约时报》早在2002年就呼吁过，现在是时候调查美国的生物防御计划，并建立监督了。
18年已经过去，调查呢？监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