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日前去世的娃哈哈集团创始人宗庆后可谓是中国民营企业家的正面典范。经济学家沈凌指出，民营企业在配置资源、捕捉市场需求和技术创新方面都具有一定优势。然而在“国进民退”趋势日益明显、中国面临外部压力的背景下，民营企业也面临巨大挑战。
娃哈哈集团创始人宗庆后于2月25日去世 享年79岁
（德国之声中文网）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诞生了一大批优秀的民营企业家。这两天刚刚去世的杭州娃哈哈董事长宗庆后就是一个典型。他42岁才开始创业，享年79岁。临终前的最后一刻还在病床上办公，从鞠躬尽瘁这个角度看，几乎和我们老百姓所崇敬的模范官员没什么两样。区别在于其巨大的资产。很多老百姓一想到人家几百亿的身家，就觉得那种任劳任怨和死而后已，都是为其个人家族在奋斗，和我们普通人无关，所以也就没法敬仰起来。其实，企业家对我们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好处非常多，没有他们就不可能有市场经济。用经济学家的语言就是：正外部性特别强，也就是说经济行为个体的活动使他人或社会受益，而受益者无须花费成本。
首先，企业家能够有效配置资源。我爸爸是一个工人老师傅，我小时候，他经常能够把一堆看起来没什么用的破铜烂铁废旧部件，捣鼓捣鼓装成一个在家里能发挥作用的小器件。比如我们需要的煤饼炉子、置物架、甚至自行车电风扇，他都是自己攒起来的，这让我非常佩服。企业家也会把闲置在社会各个角落的看起来没啥用处的资源整合到一起，变身一个高效运作的企业，生产出物美价廉的产品。没有这个核心的资源配置者，那些闲置资源就没有生产力。过去四十年，从国有经济和计划经济向混合经济和市场经济过渡的进程中，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不胜枚举。
民营企业的发展使得“中国制造”销往世界各地
我记得在九十年代，青岛海尔的董事长张瑞敏就到美国哈佛大学去报告他的“激活休克鱼”理论。这就是个整合闲置资源的经典案例。他整合的不少休克鱼，其实就是经营不善的国有企业，然后在海尔本身有效的管理制度下重组，产生了新的活力。在这个过程中，民营企业家的个人财富增加和整个社会的经济增长，以及制度改革需要是相匹配和兼容的，大目标一致，所以社会形象也就比较正面。比如娃哈哈董事长宗庆后在杭州的很多普通老百姓眼里，尤其是上城区的普通教师心中，存在着很好的口碑。到现在杭州市上城区国资管理公司还是娃哈哈的大股东，持股比例46%；另外还有大约四分之一股权是企业工会的；每年还能给上城区教师发点儿福利金。
其次，民营企业面对市场需求，能够迅速反应，推动了产品升级换代和技术创新。我们一般老百姓理解的科技创新似乎和普通民营企业没什么关系，因为我们老百姓眼界太高了，不得诺贝尔奖我们觉得不是科学研究，不发明芯片不登陆火星都不是技术进步。其实在市场经济中，我们老百姓的每一次消费，都在悄悄告诉市场我们的喜好，这些喜好信息汇聚起来就是生产商改进产品质量和创造新产品的动力。对市场需求的反应快慢，正确与否，才是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第一要务。这好比战争中的侦察兵，他们了解敌情，反馈到司令部，才能决定未来的排兵布阵。而民营企业对市场信息最敏感，反应最快，也最愿意推出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在这方面，我们也有很好的案例，比如华为，美的，比亚迪等等。
当然，在现代经济中，分工合作越来越精细化，研发需要的资金越来越大。很多大型的科研项目需要整合全社会的重大资源，这时候，民营企业力有不逮，需要国家行政力量的介入。比如现在美国封锁中国企业获得先进芯片的能力，国家就需要整合全社会的科技力量去打破这种卡脖子现象。很显然单靠华为一家已经无法应对。
资料照片：华为在深圳的智能手机生产线
这种介入理所应当，不光是在中国，在美国欧洲这些市场经济先进经济体内，政府介入也早已有之并且越来越频繁出现。欧洲空中客车项目就是一个经典案例。实际上美国现在频频利用国家安全理由设置政策倾斜，抑制中国企业，扶持本土企业，也是一种表现形式。但是行政力量调动巨大资源的优势，并不能取代反而应该结合民营企业对市场需求反应敏锐的优势。两者结合的好，事半功倍；两者互相排斥，事倍功半。这方面或许中国还需要向美欧等先进经济体继续学习。
所以，在改革开放四十年后的今天，在中国经济面对越来越多的外部压力的今天，在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到了挑战别人的现有优势，并且触摸到了全球生产可能性边界的时候，民营企业的出路更加需要和整体社会的科技创新需求结合起来。正如宗庆后老先生曾经说过的：“我们富起来了以后不要跑掉，而是要留下来带动全社会的富裕”。
最近几年来，我们看到不少国进民退的案例。
有一些民营企业实际上主业做的不错，但是成功了就跨行业去涉及金融这类现在行政当局认为的稳定经济环境的要害部门。也许若干年后这样的跨行业扩张并没有错，但是短期看，并不是行政力量鼓励的方向，那就得不到国家的支持，甚至存在一定程度的掣肘。
还有一些民营房地产企业利用金融市场不恰当地放大资金杠杆，从而试图迅速制造个人财富，实际上是把可能的市场风险转嫁给了金融系统也就是全社会老百姓。而他们一旦成功，就会转移资产，把获得利润润出了国。对中国经济的负外部性很大。
最后还有一些民营经济就是做的普通产业，但却披了一层高科技外衣，在金融市场上坑蒙拐骗，呼风唤雨，最后还是把骗到手的钱挥霍浪费或者转移出国。这样的民营企业和吃拿卡要的贪官污吏其实没有什么两样，都是损害了全社会的利益去满足其个人资产的膨胀。当然更加不应该是民营企业的主流和未来的发展方向。
数日前去世的娃哈哈集团创始人宗庆后可谓是中国民营企业家的正面典范。经济学家沈凌指出，民营企业在配置资源、捕捉市场需求和技术创新方面都具有一定优势。然而在“国进民退”趋势日益明显、中国面临外部压力的背景下，民营企业也面临巨大挑战。
娃哈哈集团创始人宗庆后于2月25日去世 享年79岁
（德国之声中文网）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诞生了一大批优秀的民营企业家。这两天刚刚去世的杭州娃哈哈董事长宗庆后就是一个典型。他42岁才开始创业，享年79岁。临终前的最后一刻还在病床上办公，从鞠躬尽瘁这个角度看，几乎和我们老百姓所崇敬的模范官员没什么两样。区别在于其巨大的资产。很多老百姓一想到人家几百亿的身家，就觉得那种任劳任怨和死而后已，都是为其个人家族在奋斗，和我们普通人无关，所以也就没法敬仰起来。其实，企业家对我们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好处非常多，没有他们就不可能有市场经济。用经济学家的语言就是：正外部性特别强，也就是说经济行为个体的活动使他人或社会受益，而受益者无须花费成本。
首先，企业家能够有效配置资源。我爸爸是一个工人老师傅，我小时候，他经常能够把一堆看起来没什么用的破铜烂铁废旧部件，捣鼓捣鼓装成一个在家里能发挥作用的小器件。比如我们需要的煤饼炉子、置物架、甚至自行车电风扇，他都是自己攒起来的，这让我非常佩服。企业家也会把闲置在社会各个角落的看起来没啥用处的资源整合到一起，变身一个高效运作的企业，生产出物美价廉的产品。没有这个核心的资源配置者，那些闲置资源就没有生产力。过去四十年，从国有经济和计划经济向混合经济和市场经济过渡的进程中，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不胜枚举。
民营企业的发展使得“中国制造”销往世界各地
我记得在九十年代，青岛海尔的董事长张瑞敏就到美国哈佛大学去报告他的“激活休克鱼”理论。这就是个整合闲置资源的经典案例。他整合的不少休克鱼，其实就是经营不善的国有企业，然后在海尔本身有效的管理制度下重组，产生了新的活力。在这个过程中，民营企业家的个人财富增加和整个社会的经济增长，以及制度改革需要是相匹配和兼容的，大目标一致，所以社会形象也就比较正面。比如娃哈哈董事长宗庆后在杭州的很多普通老百姓眼里，尤其是上城区的普通教师心中，存在着很好的口碑。到现在杭州市上城区国资管理公司还是娃哈哈的大股东，持股比例46%；另外还有大约四分之一股权是企业工会的；每年还能给上城区教师发点儿福利金。
其次，民营企业面对市场需求，能够迅速反应，推动了产品升级换代和技术创新。我们一般老百姓理解的科技创新似乎和普通民营企业没什么关系，因为我们老百姓眼界太高了，不得诺贝尔奖我们觉得不是科学研究，不发明芯片不登陆火星都不是技术进步。其实在市场经济中，我们老百姓的每一次消费，都在悄悄告诉市场我们的喜好，这些喜好信息汇聚起来就是生产商改进产品质量和创造新产品的动力。对市场需求的反应快慢，正确与否，才是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第一要务。这好比战争中的侦察兵，他们了解敌情，反馈到司令部，才能决定未来的排兵布阵。而民营企业对市场信息最敏感，反应最快，也最愿意推出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在这方面，我们也有很好的案例，比如华为，美的，比亚迪等等。
当然，在现代经济中，分工合作越来越精细化，研发需要的资金越来越大。很多大型的科研项目需要整合全社会的重大资源，这时候，民营企业力有不逮，需要国家行政力量的介入。比如现在美国封锁中国企业获得先进芯片的能力，国家就需要整合全社会的科技力量去打破这种卡脖子现象。很显然单靠华为一家已经无法应对。
资料照片：华为在深圳的智能手机生产线
这种介入理所应当，不光是在中国，在美国欧洲这些市场经济先进经济体内，政府介入也早已有之并且越来越频繁出现。欧洲空中客车项目就是一个经典案例。实际上美国现在频频利用国家安全理由设置政策倾斜，抑制中国企业，扶持本土企业，也是一种表现形式。但是行政力量调动巨大资源的优势，并不能取代反而应该结合民营企业对市场需求反应敏锐的优势。两者结合的好，事半功倍；两者互相排斥，事倍功半。这方面或许中国还需要向美欧等先进经济体继续学习。
所以，在改革开放四十年后的今天，在中国经济面对越来越多的外部压力的今天，在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到了挑战别人的现有优势，并且触摸到了全球生产可能性边界的时候，民营企业的出路更加需要和整体社会的科技创新需求结合起来。正如宗庆后老先生曾经说过的：“我们富起来了以后不要跑掉，而是要留下来带动全社会的富裕”。
最近几年来，我们看到不少国进民退的案例。
有一些民营企业实际上主业做的不错，但是成功了就跨行业去涉及金融这类现在行政当局认为的稳定经济环境的要害部门。也许若干年后这样的跨行业扩张并没有错，但是短期看，并不是行政力量鼓励的方向，那就得不到国家的支持，甚至存在一定程度的掣肘。
还有一些民营房地产企业利用金融市场不恰当地放大资金杠杆，从而试图迅速制造个人财富，实际上是把可能的市场风险转嫁给了金融系统也就是全社会老百姓。而他们一旦成功，就会转移资产，把获得利润润出了国。对中国经济的负外部性很大。
最后还有一些民营经济就是做的普通产业，但却披了一层高科技外衣，在金融市场上坑蒙拐骗，呼风唤雨，最后还是把骗到手的钱挥霍浪费或者转移出国。这样的民营企业和吃拿卡要的贪官污吏其实没有什么两样，都是损害了全社会的利益去满足其个人资产的膨胀。当然更加不应该是民营企业的主流和未来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