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抗日战争80周年纪念活动是越来越近了。应该说不仅是最受瞩目的阅兵，今年关于抗战的话题已经吸引了大家长时间的关注。先前讨论热度最高的相关话题毫无疑问是电影《南京照相馆》。
截止发稿，该片票房已突破25亿，观影人次突破七千万。
电影里“吉祥照相馆”的剧情，来自于真实的故事，也就是南京“华东照相馆”学徒身上的经历。
1938年1月份，只有15岁的罗瑾就是在华东照相馆中帮日军冲洗胶片时，发现了照片内容全是记录日军暴行。他私自加印了30多张，精选了其中的16张制成了相册。相册原本藏于估衣廊附近一个厕所的墙洞，期间意外丢失。
结果它又被罗瑾的同学吴旋在毗卢寺草丛中发现，随后藏在了寺庙的佛肚内。直到1946年，相册才被重新拿了出来，并提交南京军事法庭，成为指证谷寿夫等战犯的“京字第一号证据”。
更为关键的是，这本相册，与日本在占领南京期间拍摄的所谓“亲善照”构成了直接对比，戳穿了日本人谎言。看着这些血淋淋的证据，很难不让人痛心疾首，也引起了不少人一个疑问——为什么面对日本人的屠刀，中国军民不反抗，反而任人宰割呢？
这事，应该说，先问是不是，再问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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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在南京保卫战期间有太多中国军民反抗的案例了。
不过，我们不妨先补充一下当时的历史背景。
时间先拉回1937年8月。当时，国民政府投入了70万精锐部队，试图阻止日军在上海登陆。然而，日军集中了25万兵力，不仅最终攻陷上海，且致使国军损失超过30多万。
11月26日上海沦陷后，日军沿着沪宁铁路迅速向西，目标直指南京。在兵力对比超过2:1接近3:1的情况下，国军仍然惨败。是否保卫南京，是否有能力保卫南京，就成为了摆在当时国民政府桌子上一个绕不开的话题，从战略地位上来说，南京是当时首都，如果直接放弃，必然动摇全国的抗战信心。
且从经济、交通层面上来说，南京地处长江下游，处于关键的交通枢纽位置。考虑到这些，作为蒋介石本人来说，当然是希望包围南京的，而且他也很通过在南京的战斗，博取更多的国际同情和援助。然而淞沪会战失利后，国民政府于11月20日迁都重庆。之后的军事会议上，居然无人响应“保卫南京”的号召，尤其是以何应钦为首的一大批军官都认为应该主动放弃南京，将兵力直接集中于武汉或者长沙组织新的防线。
只从战略战术角度说，这思路不能说绝对是错，但一方面以国军的一贯打法，这种思路是否能落实；另一方面，国民政府最终直接把千把万手无寸铁民众“扔”给对方的做法，到底是不可被原谅的。
然而11月24日的会议上，唐生智居然主动请缨，提出死守南京，并自荐担任南京卫戍司令长官，负责组织防御。蒋介石对唐生智本人的个人能力持有怀疑态度，毕竟唐生智出身于湘系军阀，不属于蒋的嫡系，且和李宗仁、白崇禧等人关系很好。
但唐生智的行为，恰好迎合了老蒋内心的想法，且“死守”“保卫首都”也完全符合政治正确。就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同意让唐生智守南京。但其实从一开始所有人就都知道，这时需要的并不是什么“战将”，需要的只是一个“演员”，这注定是一场“表演性质”的象征性防御战。也就是说，蒋介石清楚唐生智守不住南京，唐生智自己也知道自己守不住。
唐生智随即整合了大量部队，按照外围阻击、城墙防御、巷战策略部署防御。
当时双方兵力对比情况又如何呢？
根据《日本昭和史》《南京战史》等日本留存下来的资料、结合中国历史档案馆、其他国际学者的研究大致可以确认，日军当时在南京投入的总兵力大约为15~20万人，其中直接进入南京城及周边地区的有10~12万人。
其核心作战部队来自于第10军的第6师团、第18师团、第114师团、国崎支队，以及相对独立的第16师团、第9师团、第13师团。这些部队原本军隶属于上海派遣军，1937年11月改组为华中方面军。其总司令官，就是甲级战犯松井石根。1937年12月5日开始，日军进攻南京进入了极为关键的阶段，最终经过一周左右的战斗，日军于12月13日全面占领南京，之后便开始了为期6周的大屠杀。
具体说来，13日初期日军进入南京城的兵力，以第6和第16师团为主，大约3~4万人，之后又有更多部队进入，并一直维持在5~7万人左右的规模。部分兵力则出于新任务的需要，被调往他处，并由其他的独立混成旅团补充。也就是说，按照日方资料，当时在南京城内仅有数万日军。
根据《南京保卫战史料汇编》，守卫南京的国军部队军隶属于南京卫戍司令部，正规军为第2军团的第66军和83军大约3万人。还有蒋介石的精锐部队，桂永清领导的教导总队1万人。另有中央军的88师、87师、36师。除这些正规军外，还有大量的地方部队和民兵部队，如第71军、第78军、宪兵总队、警察部队以及民团。粗略算起来保卫南京的中国守军部队最多也只有11万人，而且其中真正能战的正规军部队也就5~6万人。
表面上看，中日兵力对比达到了0.9：1，但实际前者大量部队都不满编，实际对比很可能只有0.5:1。以当时中国军队的装备条件，在这种情况下完全不可能与日军正面抗衡。更不要说这些部队很多还是新编部队，缺乏训练，步枪、机枪、迫击炮都装备不足，甚至存在大药短缺的情况。
从后来的情况看，日军仅在伤亡7000余人的情况下，就突破了国军设在南京外围的最重要的防线，而且导致国军损失了2~3万人，成为了后来城破的关键。
更要命的是，唐生智虽然嘴上说着保卫南京，实际上犯下了非常多的错误。比如根据当时的一些回忆资料，唐生智到了南京之后经常不视察前线部队，因此对具体的兵力情况缺乏了解。根据错误的信息，他将66军，71军等部署在了汤山、句容、淳化、乌龙山等大量的外围地区，但这些部队人数非常有限，缺乏重武器，又部署的如此分散，根本无法抵挡日军的集中火力优势。
另外城墙防线中最关键的光华门，中华门、中山门等，仅有88师和87师的部分残部防守。教导总队战斗力虽然强悍，但是仅有1万人的部队居然还被分散到了紫金山和城区中，无法集中起来。加上当时通信条件极为落后，各部队之间缺乏沟通联系，有没有主动设置侦查单位。
以至于国军对于日军的进攻路线火力配置完全不了解。12月18日，日军第6师团从中华门突袭，完全打了中国军队一个措手不及。以及后来很多部队的防线崩溃后，另一部分部队仍在坚守顽抗，最终也陷入到了日军的钳形攻势中。
其实南京保卫战之前，唐生智原本有条件将城内的普通百姓转移走，但为了“不动摇军心”，彰显南京守得住，他放弃了这样做，而且主动破沉了大量的渡江船只，却给自己的“逃跑”留下了一部分。
12月12日他仓促下达撤退命令后，根本没有考虑过城内的百姓和被击垮的军队，最终把大量的军民送入了日军的虎口。根据历史资料，南京保卫战后，守卫南京的中国军队彻底崩溃，最终约10万人伤亡，另有4~6万人被俘虏。而唐生智自己却跑到了武汉。
在蒋介石的日记中，虽然对南京的失守感到愤怒和失望，甚至提到了“指挥无能，损失惨重”，却没有点名批评唐生智。蒋介石本人，包括其嫡系将领的整体意见，均偏向于认为其实力在于国军整体实力不足是主要原因，即“全军之失”，而唐生智的指挥失误只是次要因素。
话说回来，国军高层能做出这样的评价一点也不奇怪，毕竟南京保卫战从一开始就是“象征性防御”，没有任何人对唐生智能成功保卫南京有足够的信心和预期，自然对他的失败有了非常充分的心理预期。
国民党军战斗力拉垮、主要司令官玩忽职守甚至瞎指挥、政府内部也没有想着坚定守土抗敌，而是寄希望于做出象征性防御，打出国际观瞻，从而博得国际干预。可以说从当时的情况看，太多太多的因素，都注定着南京保卫战不可能取得胜利。
当一个国家装备精良的十几万人的正规军都已经彻底崩溃，无法阻挡日军的侵略时，作为一个普通人，面对武装到牙齿的日军，怎么反抗呢？
很多人就是在这种极端绝望、崩溃的心态中失去了反抗能力，其中也有些是压根没有预料到日军可以没人性到如此地步。
但是，也不是所有人都没有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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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30万人这个遇难者的数字太多，另一方面是日本进入南京城的军力规模太少。这种鲜明的对比，使得很多人误以为当时的南京军民并没有积极反抗。其实恰恰相反，历史资料中留存下来的中国军民在极端困境中的顽强反抗案例可以说数不胜数，只是在很多人刻意的歪曲下被视而不见了。
比如12月9日当日军第16师团进攻紫金山时，教导总队的营长谢承瑞率部死守山顶制高点。面对日军强势火力依然死守，2天击毙、击伤日军300多人。10日，日军动用了坦克，阵地才最终陷落，其部也全军覆没。但在临死前，营长拉响手榴弹与几十日军同归于尽。
另外，第88师本就是淞沪会战的残部，他们负责光华门、中华门。值得一提的是，这虽是“逃跑将军”孙元良的部队，但其中也不乏铁血之人。
在10日日军进攻开始后，该部在12个小时内就击退了日军3次进攻，毙敌200多人，摧毁两辆坦克，但孙元良本人早已被日寇吓得肝胆破裂，和在淞沪会战中一样，他多次想要逃跑，还是被部下强硬“劝”回来的。
孙跑跑
尽管88师基层士兵英勇奋战，但两天后的12月12日，在伤亡5000多人的情况下，88师最终也不得不向城内撤退。
比如防守乌龙山炮台的第36师，其装备相对精良，配备有75毫米山炮。这些火炮曾一度击中日军指挥部，导致日军进攻暂停。但面对日军后来的强势反扑，乌龙山于12月10日失守，第36师伤亡将近7000人，失去了战斗力。
日军进城后，南京还有5000多人的宪兵部队，他们原本只是负责城内治安，但在最后的巷战阶段也发挥了作用。夫子庙，中山路等一带，他们与日军近战。比如宪兵中尉张志忠带领部设伏，从房屋内向日军卡车投掷燃烧弹，与日军拼刺刀。但因为装备差距，最终宪兵部队也全军覆没。
根据《谷寿夫判决书》中的内容，日军当时对中国军民的处决方式包括机枪扫射、刺刀刺杀、活埋，焚烧等等。进行这些处决行为时，被处决人数少则几十人，多则数万人。
大部分人都已经被捆绑，日军为了以防万一，还用坦克甚至舰炮封锁了可能的逃跑路线。在如此绝对的火力优势面前，成规模的反抗活动已经不可能，但小规模的反抗仍然数不胜数。
据《第16师团阵中日记》，1937年12月5日夜间的南京下关码头，当时有20~30人的国军战俘即将被处决。结果这些士兵趁日军换岗时集体冲向江边，部分人试图跳江逃生，还有数人解开绳索后用石头反击日军，将两名日军砸倒。随后日军用机枪扫射，绝大部分人被射杀，仅有几人跳入江中，但因为当时处于冬季，又有日军舰船封锁，日军猜测这些人最终被冻死。
另，根据幸存者王明德的口述，1937年12月14日，约有1000名国军战俘被押往雨花台山坡处，日军准备将他们用刺刀捅杀。结果其中一名疑似隶属于教导总队的国军军官在被刺杀前挣脱绳索，夺取了日军刺刀，还将对方腹部捅伤。其他人趁机冲击日军，约有10~20人成功逃到了附近的山林中，但很快日军用机枪迅速扫射，反抗者全被屠杀。
据《拉贝日记》，12月16日约有2000名平民混杂着国军战俘被押送至汉中门的空地上，日军准备用机枪将他们射杀。其中一名疑似教师的平民在被处决前高喊着“你们屠杀无辜，天理不容”，其他人也齐声咒骂，引发了相当混乱，日军非常惊恐，随即开枪。《华中方面军作战日志》也对此事有印证，书中写到“汉中门俘虏有反抗迹象，立遭射杀。”
据李福生的口述，1937年12月17日南京中华门外大约有数百人被押往一处大土坑内，日军准备将他们活埋。
其中一名很可能隶属于808师的士兵在被推入坑前反抗用脚踢倒了一名日军，还夺取了其步枪开火，击伤两名日军。其他人也集体冲向日军防线，试图逃跑。根据《第6师团阵中日记》记录，日军认为“俘虏试图逃跑”，因而“全部射杀”。
又比如日本在南京城北下关的江边屠杀中国军人时，日军不敢相信，一星期没有进食的中国军人，仍然高声呐喊冲击日军的押送部队，以至于一度秩序失控，日军不得不紧急向人群所在的方向泼汽油才能镇住场面。
再如，1937年12月17日，日军在草鞋峡江边大规模屠杀数万中国战俘与平民时，中国战俘与平民不顾日军机枪的扫射，高喊着“夺枪！夺枪！”赤手空拳冲向日军，直至全部倒下。
第六十五联队陆军下士田中三郎（化名）回忆了当时的情况：“周围开始变得微暗时，在田中所在位置的对面，听说一个日本少尉被反抗的俘虏弄死了。传达过来的警告说，‘是他的刀被夺走才出事的，要警惕！’
”据田中推测，俘虏虽被倒背手反绑着，但并没有串联在一起，所以能够被另一个俘虏用牙解开。大概是有的俘虏察觉到苗头不对，而采取了豁出去的行动。其他大部分仍被反绑着的俘虏不可能加入此行动。在一个日本少尉被弄死的事情发生后不一会儿，向俘虏人群一齐射击的命令下达了。
1938年2月23日，《大公报》（汉口版）第3版刊“中央社讯”，题为《敌兽行迭出，五百解除武装军士在京惨遭蹂躏杀害，活埋·淹溺·跌毙·火焚》，揭露了一起日军在南京以“新奇”的野蛮方法，虐待、残杀五百中国俘虏的暴行，还报道了中国战俘在最后关头与敌军搏斗牺牲的英雄壮举：
闻有数十军士知难免一死，等是一死，多挣扎挺身抢夺武器，或咬住敌耳部或腿部，以至被踢毙或刺死，然敌寇中亦有因之有数十人中流弹或耳坠流血致死云。
1938年7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编印的《日寇暴行实录》
正因为如此激烈的反抗，日军在实施大规模集体屠杀时，进行了周密而充分的准备：选择难以逃脱的场地，在四周部署重兵，架设多挺轻重机枪，将中国军民驱赶至其中后突然开火。此时，即便手无寸铁甚至被绳索捆绑的觉醒军民，面对喷射着死亡火焰的侵略军机枪，仍呼喊着前赴后继地奋勇冲锋，进行最后一搏直至倒下。
在南京城北下关江边，日军第十三师团山田支队于乌龙山山麓集体屠杀约两万名战俘与难民时，遭遇了远超预期的激烈反抗。一位日军辎重兵事后回忆道：
在我们清理尸体的前一天夜晚，两支机枪小队奉命出动。日军指挥官判断，这些在沙滩滞留的难民已断粮一周，体力耗尽且毫无防备，只需两支机枪小队就足以解决了......
机枪在暗夜中喷吐火舌，积压在难民心中的怒火瞬间迸发。当他们骤然明白这火舌意味着什么时，纷纷高声呐喊——成千上万的难民冒着枪林弹雨冲向机枪小队。这股人流足以填满整个皇宫前整个广场，他们带着积攒七天的绝望与愤怒，顷刻间冲垮了措手不及的机枪小队。
在稍高公路上的汽车队目睹此景，不得不随机应变采取措施。他们丢下了汽车上的汽油桶，把汽油倒在坡地上，点起火柴并向那边扔去。……蜂拥而来的人群，很快被燃烧起来的猛烈的火篱笆压了下去，逃也逃不出，结果全都被杀害了。....
3
当时南京城中，不仅有这样在屠杀面前的决死一搏，普通百姓还有更多的反抗案例。
1937年12月17日，汽车司机梁志成被日军抓去运送弹药。他拒不开车，当一个日军军官用枪威逼他时，他猛地一拳打倒这个军官，然后扑到他身上，用双手狠狠地扼住他的咽喉。其他日军发现后，用刀乱刺梁志成。那军官狼狈地爬起来，向梁开了一枪。梁志成昏倒在血泊中，日军以为他死了，扬长而去。但梁志成没有死，苏醒后爬回家中，第二天终因伤重去世。（《新华日报》1951年3月3日）
日本海军第十三航空队轰炸机队队长奥宫正武在《我所目睹的南京事件》中记载，在1937年12月下旬的一天夜里，“有一个勇敢的中国人，侵入我们陆军小队长级的青年士官的寝室，那里面睡着十个还是十一个士官我也不太清楚，中国人把他们全都杀了”。
南京大屠杀中，妇女是受害最重的群体。她们对日军暴行的反抗，也最为刚烈感人。
一位年仅19岁的妇女李秀英，已有7个月身孕，与父亲李松山一同避难于设在安全区内、由美国教会创办的五台山小学的一间地下室里。当数名日军要对其施暴时，她进行了殊死的抗争，身上被刺了三十多刀，嘴唇、鼻子、眼皮都被刺破了，并且肚子里的孩子没保住，但她的顽强也让日军被迫放弃了进一步施暴。
幸运的是，李秀英得到美国医生威尔逊（Robert Ory Wilson）的医治，经7个月才恢复健康，并成为了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中的代表人物。
勇敢反抗日军暴行的绝不仅是李秀英一人，还有些南京民众愤然打死了强奸中国妇女的日军士兵。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美籍女教授魏特琳在日记中记载了一位市民为保护妻女不受日军侮辱，奋勇杀死日军的事情：“不久前的一个晚上，一个醉醺醺的（日军）士兵来到一个姓何的人家，要找一个年轻姑娘。何先生为了保护自己的爱人和女儿，见那个日本兵醉了，就杀了他，并将他掩埋在防空洞里……”
在南京市郊，日军被毙的例子就更多了。日军兵力主要控制城区，来到乡间作恶时，如果人少，就会被村民用钉耙、铁锹、斧头、杀猪刀和绳子干掉，汤山镇孟塘的一位黄姓地主，曾用斧头一连杀掉6名来找“花姑娘”的鬼子。
据日军第十军第一一四师团重机枪部队士兵田所耕造回忆：“有一个新潟的兵，一人跑到城里去强奸，可是很长时间没有回来，大家就去找他，把见到的男人都抓起来，叫他们说出来去向。拉出一个人来，当场砍死给他们看。这才把我们领到一个好像防空洞的贮藏苹果的仓库，那个新兵已被杀在苹果堆里。他是抓了个女人去强奸时，让人从背后用三齿镐干掉的。”
田所耕造
而在南京栖霞寺，一位原本躲避求生的道士甘盛荣在目睹了日寇多次闯入寺庙强暴妇女的罪行后，精通武艺的甘道长誓复国仇。
而道长有一只经过训练的猴子，能够听懂他的各种口令。
于是，一人一猴专门在埋伏落单的日寇散兵，猴子会在道长指令下分散鬼子的注意力，而甘道长趁机从背后用冷兵器击杀鬼子，据传闻，甘道长前后击毙了十一头鬼子。
但之后，道长下落不明，有人说是以身殉国，也有人说是归隐山里。
不仅是大屠杀期间有反抗，即便是在日军自以为在南京城内建立起所谓“稳固”的殖民统治后，南京人民的反抗依然层出不穷。
1939年6月10日，在南京酒会上聚餐的日本上层军官刚才还在高谈阔论，但转眼间竟一个个都吐起了白沫，欢乐的聚会直接变成了送命会。
负责这次毒杀日军高层行动的英雄是潜伏在“日本领事馆”（实际是日军间谍机构）的一位普通的杂役詹长麟。
詹长麟在南京沦陷前本是一名普通的市民，靠在日本领事馆做点杂活维持生计，南京大屠杀期间因为自己的工作身份侥幸生还，为此他心中萌生了向日寇复仇的念头。
尽管行动中间出现疏漏，导致只毒死了两个日本低层级的领事馆成员，其中一人还詹长麟维持着不错的表面关系。
2006年，当有记者询问93岁的詹长麟是否后悔实施投毒行动时，詹长麟老人悲愤道：“我是真心要杀他的，因为我是中国人，我一定要报仇，因为我爱我的祖国呀！”
这也对应了《南京照相馆》中主角对虚伪的日军说的那句话：“我们不是朋友，绝对不是！”
这样的反抗案例，多的数不过来，只是并非所有都被成功记录了下来。可见即使是在当时极为绝望的条件下，中国军民的反抗强度也绝不应受到诋毁。
尾声
就是因为南京军民的激烈反抗，日本每次屠杀都不得不做好充足的准备——选择不利于俘虏逃脱的地点、部署重兵防守，应付不测、事先进行捆绑。
在今天，仍有很多反贼们拿着这些结论，来抨击中国人的所谓“劣根性”，却极大忽略了当时历史条件下，一个和平的农业国家平民百姓，面对一个掠夺型工业国家士兵的凶残时，那种绝望和无助。但就算这样，中国人迸发的反抗之火，仍然耀眼异常。几十年后的今天，我们能做的就是希望国家富强，勿忘历史，勿让历史重演。
枪毙南京大屠杀罪魁
距离抗日战争80周年纪念活动是越来越近了。应该说不仅是最受瞩目的阅兵，今年关于抗战的话题已经吸引了大家长时间的关注。先前讨论热度最高的相关话题毫无疑问是电影《南京照相馆》。
截止发稿，该片票房已突破25亿，观影人次突破七千万。
电影里“吉祥照相馆”的剧情，来自于真实的故事，也就是南京“华东照相馆”学徒身上的经历。
1938年1月份，只有15岁的罗瑾就是在华东照相馆中帮日军冲洗胶片时，发现了照片内容全是记录日军暴行。他私自加印了30多张，精选了其中的16张制成了相册。相册原本藏于估衣廊附近一个厕所的墙洞，期间意外丢失。
结果它又被罗瑾的同学吴旋在毗卢寺草丛中发现，随后藏在了寺庙的佛肚内。直到1946年，相册才被重新拿了出来，并提交南京军事法庭，成为指证谷寿夫等战犯的“京字第一号证据”。
更为关键的是，这本相册，与日本在占领南京期间拍摄的所谓“亲善照”构成了直接对比，戳穿了日本人谎言。看着这些血淋淋的证据，很难不让人痛心疾首，也引起了不少人一个疑问——为什么面对日本人的屠刀，中国军民不反抗，反而任人宰割呢？
这事，应该说，先问是不是，再问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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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在南京保卫战期间有太多中国军民反抗的案例了。
不过，我们不妨先补充一下当时的历史背景。
时间先拉回1937年8月。当时，国民政府投入了70万精锐部队，试图阻止日军在上海登陆。然而，日军集中了25万兵力，不仅最终攻陷上海，且致使国军损失超过30多万。
11月26日上海沦陷后，日军沿着沪宁铁路迅速向西，目标直指南京。在兵力对比超过2:1接近3:1的情况下，国军仍然惨败。是否保卫南京，是否有能力保卫南京，就成为了摆在当时国民政府桌子上一个绕不开的话题，从战略地位上来说，南京是当时首都，如果直接放弃，必然动摇全国的抗战信心。
且从经济、交通层面上来说，南京地处长江下游，处于关键的交通枢纽位置。考虑到这些，作为蒋介石本人来说，当然是希望包围南京的，而且他也很通过在南京的战斗，博取更多的国际同情和援助。然而淞沪会战失利后，国民政府于11月20日迁都重庆。之后的军事会议上，居然无人响应“保卫南京”的号召，尤其是以何应钦为首的一大批军官都认为应该主动放弃南京，将兵力直接集中于武汉或者长沙组织新的防线。
只从战略战术角度说，这思路不能说绝对是错，但一方面以国军的一贯打法，这种思路是否能落实；另一方面，国民政府最终直接把千把万手无寸铁民众“扔”给对方的做法，到底是不可被原谅的。
然而11月24日的会议上，唐生智居然主动请缨，提出死守南京，并自荐担任南京卫戍司令长官，负责组织防御。蒋介石对唐生智本人的个人能力持有怀疑态度，毕竟唐生智出身于湘系军阀，不属于蒋的嫡系，且和李宗仁、白崇禧等人关系很好。
但唐生智的行为，恰好迎合了老蒋内心的想法，且“死守”“保卫首都”也完全符合政治正确。就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同意让唐生智守南京。但其实从一开始所有人就都知道，这时需要的并不是什么“战将”，需要的只是一个“演员”，这注定是一场“表演性质”的象征性防御战。也就是说，蒋介石清楚唐生智守不住南京，唐生智自己也知道自己守不住。
唐生智随即整合了大量部队，按照外围阻击、城墙防御、巷战策略部署防御。
当时双方兵力对比情况又如何呢？
根据《日本昭和史》《南京战史》等日本留存下来的资料、结合中国历史档案馆、其他国际学者的研究大致可以确认，日军当时在南京投入的总兵力大约为15~20万人，其中直接进入南京城及周边地区的有10~12万人。
其核心作战部队来自于第10军的第6师团、第18师团、第114师团、国崎支队，以及相对独立的第16师团、第9师团、第13师团。这些部队原本军隶属于上海派遣军，1937年11月改组为华中方面军。其总司令官，就是甲级战犯松井石根。1937年12月5日开始，日军进攻南京进入了极为关键的阶段，最终经过一周左右的战斗，日军于12月13日全面占领南京，之后便开始了为期6周的大屠杀。
具体说来，13日初期日军进入南京城的兵力，以第6和第16师团为主，大约3~4万人，之后又有更多部队进入，并一直维持在5~7万人左右的规模。部分兵力则出于新任务的需要，被调往他处，并由其他的独立混成旅团补充。也就是说，按照日方资料，当时在南京城内仅有数万日军。
根据《南京保卫战史料汇编》，守卫南京的国军部队军隶属于南京卫戍司令部，正规军为第2军团的第66军和83军大约3万人。还有蒋介石的精锐部队，桂永清领导的教导总队1万人。另有中央军的88师、87师、36师。除这些正规军外，还有大量的地方部队和民兵部队，如第71军、第78军、宪兵总队、警察部队以及民团。粗略算起来保卫南京的中国守军部队最多也只有11万人，而且其中真正能战的正规军部队也就5~6万人。
表面上看，中日兵力对比达到了0.9：1，但实际前者大量部队都不满编，实际对比很可能只有0.5:1。以当时中国军队的装备条件，在这种情况下完全不可能与日军正面抗衡。更不要说这些部队很多还是新编部队，缺乏训练，步枪、机枪、迫击炮都装备不足，甚至存在大药短缺的情况。
从后来的情况看，日军仅在伤亡7000余人的情况下，就突破了国军设在南京外围的最重要的防线，而且导致国军损失了2~3万人，成为了后来城破的关键。
更要命的是，唐生智虽然嘴上说着保卫南京，实际上犯下了非常多的错误。比如根据当时的一些回忆资料，唐生智到了南京之后经常不视察前线部队，因此对具体的兵力情况缺乏了解。根据错误的信息，他将66军，71军等部署在了汤山、句容、淳化、乌龙山等大量的外围地区，但这些部队人数非常有限，缺乏重武器，又部署的如此分散，根本无法抵挡日军的集中火力优势。
另外城墙防线中最关键的光华门，中华门、中山门等，仅有88师和87师的部分残部防守。教导总队战斗力虽然强悍，但是仅有1万人的部队居然还被分散到了紫金山和城区中，无法集中起来。加上当时通信条件极为落后，各部队之间缺乏沟通联系，有没有主动设置侦查单位。
以至于国军对于日军的进攻路线火力配置完全不了解。12月18日，日军第6师团从中华门突袭，完全打了中国军队一个措手不及。以及后来很多部队的防线崩溃后，另一部分部队仍在坚守顽抗，最终也陷入到了日军的钳形攻势中。
其实南京保卫战之前，唐生智原本有条件将城内的普通百姓转移走，但为了“不动摇军心”，彰显南京守得住，他放弃了这样做，而且主动破沉了大量的渡江船只，却给自己的“逃跑”留下了一部分。
12月12日他仓促下达撤退命令后，根本没有考虑过城内的百姓和被击垮的军队，最终把大量的军民送入了日军的虎口。根据历史资料，南京保卫战后，守卫南京的中国军队彻底崩溃，最终约10万人伤亡，另有4~6万人被俘虏。而唐生智自己却跑到了武汉。
在蒋介石的日记中，虽然对南京的失守感到愤怒和失望，甚至提到了“指挥无能，损失惨重”，却没有点名批评唐生智。蒋介石本人，包括其嫡系将领的整体意见，均偏向于认为其实力在于国军整体实力不足是主要原因，即“全军之失”，而唐生智的指挥失误只是次要因素。
话说回来，国军高层能做出这样的评价一点也不奇怪，毕竟南京保卫战从一开始就是“象征性防御”，没有任何人对唐生智能成功保卫南京有足够的信心和预期，自然对他的失败有了非常充分的心理预期。
国民党军战斗力拉垮、主要司令官玩忽职守甚至瞎指挥、政府内部也没有想着坚定守土抗敌，而是寄希望于做出象征性防御，打出国际观瞻，从而博得国际干预。可以说从当时的情况看，太多太多的因素，都注定着南京保卫战不可能取得胜利。
当一个国家装备精良的十几万人的正规军都已经彻底崩溃，无法阻挡日军的侵略时，作为一个普通人，面对武装到牙齿的日军，怎么反抗呢？
很多人就是在这种极端绝望、崩溃的心态中失去了反抗能力，其中也有些是压根没有预料到日军可以没人性到如此地步。
但是，也不是所有人都没有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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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30万人这个遇难者的数字太多，另一方面是日本进入南京城的军力规模太少。这种鲜明的对比，使得很多人误以为当时的南京军民并没有积极反抗。其实恰恰相反，历史资料中留存下来的中国军民在极端困境中的顽强反抗案例可以说数不胜数，只是在很多人刻意的歪曲下被视而不见了。
比如12月9日当日军第16师团进攻紫金山时，教导总队的营长谢承瑞率部死守山顶制高点。面对日军强势火力依然死守，2天击毙、击伤日军300多人。10日，日军动用了坦克，阵地才最终陷落，其部也全军覆没。但在临死前，营长拉响手榴弹与几十日军同归于尽。
另外，第88师本就是淞沪会战的残部，他们负责光华门、中华门。值得一提的是，这虽是“逃跑将军”孙元良的部队，但其中也不乏铁血之人。
在10日日军进攻开始后，该部在12个小时内就击退了日军3次进攻，毙敌200多人，摧毁两辆坦克，但孙元良本人早已被日寇吓得肝胆破裂，和在淞沪会战中一样，他多次想要逃跑，还是被部下强硬“劝”回来的。
孙跑跑
尽管88师基层士兵英勇奋战，但两天后的12月12日，在伤亡5000多人的情况下，88师最终也不得不向城内撤退。
比如防守乌龙山炮台的第36师，其装备相对精良，配备有75毫米山炮。这些火炮曾一度击中日军指挥部，导致日军进攻暂停。但面对日军后来的强势反扑，乌龙山于12月10日失守，第36师伤亡将近7000人，失去了战斗力。
日军进城后，南京还有5000多人的宪兵部队，他们原本只是负责城内治安，但在最后的巷战阶段也发挥了作用。夫子庙，中山路等一带，他们与日军近战。比如宪兵中尉张志忠带领部设伏，从房屋内向日军卡车投掷燃烧弹，与日军拼刺刀。但因为装备差距，最终宪兵部队也全军覆没。
根据《谷寿夫判决书》中的内容，日军当时对中国军民的处决方式包括机枪扫射、刺刀刺杀、活埋，焚烧等等。进行这些处决行为时，被处决人数少则几十人，多则数万人。
大部分人都已经被捆绑，日军为了以防万一，还用坦克甚至舰炮封锁了可能的逃跑路线。在如此绝对的火力优势面前，成规模的反抗活动已经不可能，但小规模的反抗仍然数不胜数。
据《第16师团阵中日记》，1937年12月5日夜间的南京下关码头，当时有20~30人的国军战俘即将被处决。结果这些士兵趁日军换岗时集体冲向江边，部分人试图跳江逃生，还有数人解开绳索后用石头反击日军，将两名日军砸倒。随后日军用机枪扫射，绝大部分人被射杀，仅有几人跳入江中，但因为当时处于冬季，又有日军舰船封锁，日军猜测这些人最终被冻死。
另，根据幸存者王明德的口述，1937年12月14日，约有1000名国军战俘被押往雨花台山坡处，日军准备将他们用刺刀捅杀。结果其中一名疑似隶属于教导总队的国军军官在被刺杀前挣脱绳索，夺取了日军刺刀，还将对方腹部捅伤。其他人趁机冲击日军，约有10~20人成功逃到了附近的山林中，但很快日军用机枪迅速扫射，反抗者全被屠杀。
据《拉贝日记》，12月16日约有2000名平民混杂着国军战俘被押送至汉中门的空地上，日军准备用机枪将他们射杀。其中一名疑似教师的平民在被处决前高喊着“你们屠杀无辜，天理不容”，其他人也齐声咒骂，引发了相当混乱，日军非常惊恐，随即开枪。《华中方面军作战日志》也对此事有印证，书中写到“汉中门俘虏有反抗迹象，立遭射杀。”
据李福生的口述，1937年12月17日南京中华门外大约有数百人被押往一处大土坑内，日军准备将他们活埋。
其中一名很可能隶属于808师的士兵在被推入坑前反抗用脚踢倒了一名日军，还夺取了其步枪开火，击伤两名日军。其他人也集体冲向日军防线，试图逃跑。根据《第6师团阵中日记》记录，日军认为“俘虏试图逃跑”，因而“全部射杀”。
又比如日本在南京城北下关的江边屠杀中国军人时，日军不敢相信，一星期没有进食的中国军人，仍然高声呐喊冲击日军的押送部队，以至于一度秩序失控，日军不得不紧急向人群所在的方向泼汽油才能镇住场面。
再如，1937年12月17日，日军在草鞋峡江边大规模屠杀数万中国战俘与平民时，中国战俘与平民不顾日军机枪的扫射，高喊着“夺枪！夺枪！”赤手空拳冲向日军，直至全部倒下。
第六十五联队陆军下士田中三郎（化名）回忆了当时的情况：“周围开始变得微暗时，在田中所在位置的对面，听说一个日本少尉被反抗的俘虏弄死了。传达过来的警告说，‘是他的刀被夺走才出事的，要警惕！’
”据田中推测，俘虏虽被倒背手反绑着，但并没有串联在一起，所以能够被另一个俘虏用牙解开。大概是有的俘虏察觉到苗头不对，而采取了豁出去的行动。其他大部分仍被反绑着的俘虏不可能加入此行动。在一个日本少尉被弄死的事情发生后不一会儿，向俘虏人群一齐射击的命令下达了。
1938年2月23日，《大公报》（汉口版）第3版刊“中央社讯”，题为《敌兽行迭出，五百解除武装军士在京惨遭蹂躏杀害，活埋·淹溺·跌毙·火焚》，揭露了一起日军在南京以“新奇”的野蛮方法，虐待、残杀五百中国俘虏的暴行，还报道了中国战俘在最后关头与敌军搏斗牺牲的英雄壮举：
闻有数十军士知难免一死，等是一死，多挣扎挺身抢夺武器，或咬住敌耳部或腿部，以至被踢毙或刺死，然敌寇中亦有因之有数十人中流弹或耳坠流血致死云。
1938年7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编印的《日寇暴行实录》
正因为如此激烈的反抗，日军在实施大规模集体屠杀时，进行了周密而充分的准备：选择难以逃脱的场地，在四周部署重兵，架设多挺轻重机枪，将中国军民驱赶至其中后突然开火。此时，即便手无寸铁甚至被绳索捆绑的觉醒军民，面对喷射着死亡火焰的侵略军机枪，仍呼喊着前赴后继地奋勇冲锋，进行最后一搏直至倒下。
在南京城北下关江边，日军第十三师团山田支队于乌龙山山麓集体屠杀约两万名战俘与难民时，遭遇了远超预期的激烈反抗。一位日军辎重兵事后回忆道：
在我们清理尸体的前一天夜晚，两支机枪小队奉命出动。日军指挥官判断，这些在沙滩滞留的难民已断粮一周，体力耗尽且毫无防备，只需两支机枪小队就足以解决了......
机枪在暗夜中喷吐火舌，积压在难民心中的怒火瞬间迸发。当他们骤然明白这火舌意味着什么时，纷纷高声呐喊——成千上万的难民冒着枪林弹雨冲向机枪小队。这股人流足以填满整个皇宫前整个广场，他们带着积攒七天的绝望与愤怒，顷刻间冲垮了措手不及的机枪小队。
在稍高公路上的汽车队目睹此景，不得不随机应变采取措施。他们丢下了汽车上的汽油桶，把汽油倒在坡地上，点起火柴并向那边扔去。……蜂拥而来的人群，很快被燃烧起来的猛烈的火篱笆压了下去，逃也逃不出，结果全都被杀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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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南京城中，不仅有这样在屠杀面前的决死一搏，普通百姓还有更多的反抗案例。
1937年12月17日，汽车司机梁志成被日军抓去运送弹药。他拒不开车，当一个日军军官用枪威逼他时，他猛地一拳打倒这个军官，然后扑到他身上，用双手狠狠地扼住他的咽喉。其他日军发现后，用刀乱刺梁志成。那军官狼狈地爬起来，向梁开了一枪。梁志成昏倒在血泊中，日军以为他死了，扬长而去。但梁志成没有死，苏醒后爬回家中，第二天终因伤重去世。（《新华日报》1951年3月3日）
日本海军第十三航空队轰炸机队队长奥宫正武在《我所目睹的南京事件》中记载，在1937年12月下旬的一天夜里，“有一个勇敢的中国人，侵入我们陆军小队长级的青年士官的寝室，那里面睡着十个还是十一个士官我也不太清楚，中国人把他们全都杀了”。
南京大屠杀中，妇女是受害最重的群体。她们对日军暴行的反抗，也最为刚烈感人。
一位年仅19岁的妇女李秀英，已有7个月身孕，与父亲李松山一同避难于设在安全区内、由美国教会创办的五台山小学的一间地下室里。当数名日军要对其施暴时，她进行了殊死的抗争，身上被刺了三十多刀，嘴唇、鼻子、眼皮都被刺破了，并且肚子里的孩子没保住，但她的顽强也让日军被迫放弃了进一步施暴。
幸运的是，李秀英得到美国医生威尔逊（Robert Ory Wilson）的医治，经7个月才恢复健康，并成为了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中的代表人物。
勇敢反抗日军暴行的绝不仅是李秀英一人，还有些南京民众愤然打死了强奸中国妇女的日军士兵。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美籍女教授魏特琳在日记中记载了一位市民为保护妻女不受日军侮辱，奋勇杀死日军的事情：“不久前的一个晚上，一个醉醺醺的（日军）士兵来到一个姓何的人家，要找一个年轻姑娘。何先生为了保护自己的爱人和女儿，见那个日本兵醉了，就杀了他，并将他掩埋在防空洞里……”
在南京市郊，日军被毙的例子就更多了。日军兵力主要控制城区，来到乡间作恶时，如果人少，就会被村民用钉耙、铁锹、斧头、杀猪刀和绳子干掉，汤山镇孟塘的一位黄姓地主，曾用斧头一连杀掉6名来找“花姑娘”的鬼子。
据日军第十军第一一四师团重机枪部队士兵田所耕造回忆：“有一个新潟的兵，一人跑到城里去强奸，可是很长时间没有回来，大家就去找他，把见到的男人都抓起来，叫他们说出来去向。拉出一个人来，当场砍死给他们看。这才把我们领到一个好像防空洞的贮藏苹果的仓库，那个新兵已被杀在苹果堆里。他是抓了个女人去强奸时，让人从背后用三齿镐干掉的。”
田所耕造
而在南京栖霞寺，一位原本躲避求生的道士甘盛荣在目睹了日寇多次闯入寺庙强暴妇女的罪行后，精通武艺的甘道长誓复国仇。
而道长有一只经过训练的猴子，能够听懂他的各种口令。
于是，一人一猴专门在埋伏落单的日寇散兵，猴子会在道长指令下分散鬼子的注意力，而甘道长趁机从背后用冷兵器击杀鬼子，据传闻，甘道长前后击毙了十一头鬼子。
但之后，道长下落不明，有人说是以身殉国，也有人说是归隐山里。
不仅是大屠杀期间有反抗，即便是在日军自以为在南京城内建立起所谓“稳固”的殖民统治后，南京人民的反抗依然层出不穷。
1939年6月10日，在南京酒会上聚餐的日本上层军官刚才还在高谈阔论，但转眼间竟一个个都吐起了白沫，欢乐的聚会直接变成了送命会。
负责这次毒杀日军高层行动的英雄是潜伏在“日本领事馆”（实际是日军间谍机构）的一位普通的杂役詹长麟。
詹长麟在南京沦陷前本是一名普通的市民，靠在日本领事馆做点杂活维持生计，南京大屠杀期间因为自己的工作身份侥幸生还，为此他心中萌生了向日寇复仇的念头。
尽管行动中间出现疏漏，导致只毒死了两个日本低层级的领事馆成员，其中一人还詹长麟维持着不错的表面关系。
2006年，当有记者询问93岁的詹长麟是否后悔实施投毒行动时，詹长麟老人悲愤道：“我是真心要杀他的，因为我是中国人，我一定要报仇，因为我爱我的祖国呀！”
这也对应了《南京照相馆》中主角对虚伪的日军说的那句话：“我们不是朋友，绝对不是！”
这样的反抗案例，多的数不过来，只是并非所有都被成功记录了下来。可见即使是在当时极为绝望的条件下，中国军民的反抗强度也绝不应受到诋毁。
尾声
就是因为南京军民的激烈反抗，日本每次屠杀都不得不做好充足的准备——选择不利于俘虏逃脱的地点、部署重兵防守，应付不测、事先进行捆绑。
在今天，仍有很多反贼们拿着这些结论，来抨击中国人的所谓“劣根性”，却极大忽略了当时历史条件下，一个和平的农业国家平民百姓，面对一个掠夺型工业国家士兵的凶残时，那种绝望和无助。但就算这样，中国人迸发的反抗之火，仍然耀眼异常。几十年后的今天，我们能做的就是希望国家富强，勿忘历史，勿让历史重演。
枪毙南京大屠杀罪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