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周后开幕的北京冬奥，将是最不寻常的一届奥运。运动员们要经受严格的检疫隔离，不仅身体上无法同外界接触，头脑里也有预设“禁区”。
参加北京冬奥的德国运动员，在专注准备参加竞技和适应新冠“防疫泡泡”之外，还要面对另外一些问题。比如，面对媒体镜头，打算和能够说些什么？
据《南德意志报》报道，作为前期准备，过去数周，德国奥委会为参加北京冬奥会的运动员和随行工作人员举办了多场信息介绍会，内容也包括安全和中国人权状况。据参与者透露，活动邀请人权观察组织（Human Rights Watch）的专家向运动员详细介绍了中国人权的现状，目的是让每个愿意在北京对这一问题发声的代表队成员能够在了解情况的基础上发言——他们是可以发表自己意见的。
不过在去年12月中旬的一次视频会议上，还邀请了一位德国外交部的官员。他所传达的信息，不得不让大多数人打消发声的念头。据参与者回忆，这位外交部官员指出，以往的事件显示，有的德国联邦议员在发表了批评中国政府的言论后被拒绝入境。因此不能排除运动员在有类似“负面记录”后，会遭到同样的待遇。
此外，也不排除个人的数字通讯受到监控的可能。这位官员建议前往北京的运动员，最好不携带电脑等私人终端设备，手机也最好使用一次性预付卡，以便回国后销毁。上周有媒体报道，英国、荷兰和比利时官方也对本国奥运代表队成员提出了同样的建议。
德国奥委会主席维克特：运动员发声，可能会“推动一些事情”
德国奥委会新任主席维克特（Thomas Weikert）不久前接受采访时还强调，在冬奥会期间，运动员有很多机会表达自己的意见观点，比如记者会、赛前赛后接受采访等。他甚至说，在中国这样的国家发出批评声音，可能会“推动一些事情”。
可是，政府又对运动员提出如此明确的警告，岂不相互矛盾？德国奥委会对《南德意志报》表示，在如何面对中国人权问题上，该组织与不同机构和层面沟通，从人权组织到外交部，所以得到的建议大相径庭，不足为怪。但关键是要让运动员知道，一旦出现问题，奥委会将站在德国代表队成员一边提供支持，包括在北京有专人负责协调危机处理，并有德国驻华使馆和外交部的协助。
问题是，在这种氛围下，有哪位运动员还愿意公开发声？德国冰橇选手阿尔特（Tobias Arlt）去年11月在中国参加世锦赛返回后对巴伐利亚电台表示，“对（中国人权）这件事表态，我没有这个胆量”。
“电话监听、全程跟梢”
中国的新闻自由也是在德国保受诟病的一个问题。报道奥运会的外国记者，同运动员一样，不能离开奥运“防疫泡泡”，只能在奥运村和比赛场馆之间活动。而最近几年，在华外国记者的报道自由已受到越来越多的压制。
德国电视一台驻北京记者安东尼（Tamara Anthony）对德国《焦点杂志》介绍了她作为驻华记者在中国的日常工作受到的监控，以及中国式的“采访自由”。她说，大多数中国人不敢接受外媒采访。“接受采访后，人们经常会接到警方的电话，要是说了什么批评性的话，可能会带来严重的麻烦，甚至进监狱。”异见人士可能会被扣上‘寻衅滋事’的罪名——这是一条刑事罪。“我每次都必须考虑，这可能给采访对象带来多大的危险。”
安东尼本人也受到监视和跟踪。“很明显，我们的电话是被监听的。访问对象经常在事前就受到警告不要接受采访。开车出去拍片，经常有一辆车一直跟着我们。采访时，这些‘跟梢’会上来阻止，他们跟我们住进同一家酒店，有时甚至就在隔壁。最好是所有拍摄计划都得到政府批准，采访都在安全人员的眼皮底下进行。”
根据最新民调结果，半数以上德国民众反对在北京举办冬奥会。民调机构YouGov上周末在德国进行的一项问卷调查显示，59%的受访者认为，不应将2022年冬奥主办权授予北京；14%的人不这么认为，27%的受访者不置可否。在男性受访者中，认为中国不适合举办奥运的有61%，女性的比例为57%。
（德新社、《南德意志报》、《焦点》）
两周后开幕的北京冬奥，将是最不寻常的一届奥运。运动员们要经受严格的检疫隔离，不仅身体上无法同外界接触，头脑里也有预设“禁区”。
参加北京冬奥的德国运动员，在专注准备参加竞技和适应新冠“防疫泡泡”之外，还要面对另外一些问题。比如，面对媒体镜头，打算和能够说些什么？
据《南德意志报》报道，作为前期准备，过去数周，德国奥委会为参加北京冬奥会的运动员和随行工作人员举办了多场信息介绍会，内容也包括安全和中国人权状况。据参与者透露，活动邀请人权观察组织（Human Rights Watch）的专家向运动员详细介绍了中国人权的现状，目的是让每个愿意在北京对这一问题发声的代表队成员能够在了解情况的基础上发言——他们是可以发表自己意见的。
不过在去年12月中旬的一次视频会议上，还邀请了一位德国外交部的官员。他所传达的信息，不得不让大多数人打消发声的念头。据参与者回忆，这位外交部官员指出，以往的事件显示，有的德国联邦议员在发表了批评中国政府的言论后被拒绝入境。因此不能排除运动员在有类似“负面记录”后，会遭到同样的待遇。
此外，也不排除个人的数字通讯受到监控的可能。这位官员建议前往北京的运动员，最好不携带电脑等私人终端设备，手机也最好使用一次性预付卡，以便回国后销毁。上周有媒体报道，英国、荷兰和比利时官方也对本国奥运代表队成员提出了同样的建议。
德国奥委会主席维克特：运动员发声，可能会“推动一些事情”
德国奥委会新任主席维克特（Thomas Weikert）不久前接受采访时还强调，在冬奥会期间，运动员有很多机会表达自己的意见观点，比如记者会、赛前赛后接受采访等。他甚至说，在中国这样的国家发出批评声音，可能会“推动一些事情”。
可是，政府又对运动员提出如此明确的警告，岂不相互矛盾？德国奥委会对《南德意志报》表示，在如何面对中国人权问题上，该组织与不同机构和层面沟通，从人权组织到外交部，所以得到的建议大相径庭，不足为怪。但关键是要让运动员知道，一旦出现问题，奥委会将站在德国代表队成员一边提供支持，包括在北京有专人负责协调危机处理，并有德国驻华使馆和外交部的协助。
问题是，在这种氛围下，有哪位运动员还愿意公开发声？德国冰橇选手阿尔特（Tobias Arlt）去年11月在中国参加世锦赛返回后对巴伐利亚电台表示，“对（中国人权）这件事表态，我没有这个胆量”。
“电话监听、全程跟梢”
中国的新闻自由也是在德国保受诟病的一个问题。报道奥运会的外国记者，同运动员一样，不能离开奥运“防疫泡泡”，只能在奥运村和比赛场馆之间活动。而最近几年，在华外国记者的报道自由已受到越来越多的压制。
德国电视一台驻北京记者安东尼（Tamara Anthony）对德国《焦点杂志》介绍了她作为驻华记者在中国的日常工作受到的监控，以及中国式的“采访自由”。她说，大多数中国人不敢接受外媒采访。“接受采访后，人们经常会接到警方的电话，要是说了什么批评性的话，可能会带来严重的麻烦，甚至进监狱。”异见人士可能会被扣上‘寻衅滋事’的罪名——这是一条刑事罪。“我每次都必须考虑，这可能给采访对象带来多大的危险。”
安东尼本人也受到监视和跟踪。“很明显，我们的电话是被监听的。访问对象经常在事前就受到警告不要接受采访。开车出去拍片，经常有一辆车一直跟着我们。采访时，这些‘跟梢’会上来阻止，他们跟我们住进同一家酒店，有时甚至就在隔壁。最好是所有拍摄计划都得到政府批准，采访都在安全人员的眼皮底下进行。”
根据最新民调结果，半数以上德国民众反对在北京举办冬奥会。民调机构YouGov上周末在德国进行的一项问卷调查显示，59%的受访者认为，不应将2022年冬奥主办权授予北京；14%的人不这么认为，27%的受访者不置可否。在男性受访者中，认为中国不适合举办奥运的有61%，女性的比例为57%。
（德新社、《南德意志报》、《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