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东吴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研究团队发布研究报告称，解决低生育的办法是尽快建立鼓励生育基金，央行多印2万亿元，用10年社会多生5000万孩子，解决人口老龄化少子化问题。
尽管“印钱”的方式备受争议，但争议背后，专家学者们基本达成的一个共识是，当前确实有鼓励生育的必要，并且要真正从大家“不想生”、“不愿生”的原因出发去解决问题。
从各类调查结果来看，生育率下降的原因有多个方面，包括经济负担重、婴幼儿无人照料、女性难以平衡家庭与工作的关系、生育观念转变等。
任泽平就谈到了生育观念的问题，他提出：1975-1985年出生的这批人还有多子多福的生育观念，而90后和00后不要说生二胎或者三胎，很多人甚至连结婚都不愿意。
生育观念的变化背后，无疑有着诸多因素，其中一个因素在于，随着养老体系的日益完善，很多人摒弃了过去“养儿防老”的观念。
随之而来的是，当生育率开始下降时，已经有不少担忧提出，由于人均寿命的延长，未来“少子化”与“老龄化”叠加，养老金体系入不敷出怎么办？应对这一问题，正是一些专家学者呼吁鼓励生育的逻辑起点之一。
2021年，厦门大学教授赵燕菁曾在北京的蓝筹年会上提出一个建议，将生孩子与未来领取养老金在一定程度上挂钩，曾引起广泛讨论。
赵燕菁曾任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规划师、厦门市规划局局长，现为厦门大学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和经济学院及王亚南经济研究院“双聘教授”，兼任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主要研究领域为城市规划、土地财政、城市经济。作为规划界专家及经济学者，赵燕菁指出，其实城市规划的第一步首先是对人口的现状和趋势进行分析，人口规模大小、增减快慢，包括它的社会构成，比如年龄、文化等都会对城市空间结构的选择、基础设施的配套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近日，赵燕菁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再度阐述了他基于养老金视角的鼓励生育的建议。
养老金制度下仍然是代际养老
赵燕菁指出，在以前的家庭里，“孝”是非常重要的，下一代赡养上一代的老人，这几乎是所有家庭的一个契约，人们通过家庭成员互保，对冲生命周期带来的风险。但随着经济的发展，金融可以更好地代替家庭的这些功能。有了医保、社保、养老金制度以后，家庭互保的功能相对减弱。这也很大程度解释了，为什么金融发达的国家比穷国的生育率更低。
但金融工具是否真的替代了家庭代际养老的功能？
赵燕菁认为，表面上看，我们的社保、医保、养老金等都是个体缴交的，但是所有金融的本质都是今天和未来的交易，养老金、社保也是一样的。中国的养老金制度是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需要跨代进行统筹。通俗来理解，我们（指工作者）现在交的养老金，养的是我们父母这一代（指退休者），而我们今后领取的养老金，实际上是由我们的子女一代在缴纳，其实仍然是代际养老。
“今天我们的养老并没有代替原来的家庭互保功能，只是因为养老金的缴交和发放的两端都是基于个人，给了市场一个错觉，让人们以为可以摆脱对下一代的依赖，以为我们自己交的钱可以在未来养活自己。”赵燕菁指出。
有人质疑，为什么不通过个人养老金账户养活自己？
赵燕菁回应称，这其实就是相当于个人储蓄的概念。当社会的资本总量增加时，如果养老金不能随着资本的增加相应增值，而仅仅是以储蓄的方式增值，就算最后完全兑付，也很难实现有尊严的养老。这不仅仅是因为通货膨胀，同时也因为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一些新产品逐渐成为生活必需品，而最初设计养老金制度时，并没有为这些新增的消费做准备。
也有人质疑，可以通过购买商业保险等方式来保障养老。赵燕菁指出，要考虑到除了富人以外，很多家庭难以负担商业保险的支出，这就意味着一定的代际统筹是无可避免的。
按照生育情况“分级”领取养老金
在解释了养老金制度后，赵燕菁提出，如果有的家庭生育子女多，有的家庭生育子女少，甚至没有子女，那么养老金在未来应该怎么兑付？这是一个新问题。按照现在的模式，退休后获得养老金和养育多少子女是没有关系的。
“这也意味着，如果你不生育小孩，未来其实很大程度是靠别人家小孩交的养老金在供养。如果大家都不愿意生育，养老金制度也就成为了‘无源之水’，随着人的平均寿命越来越长，而下一代的人越来越少，人口抚养比例失调，下一代的负担也将越来越重。”
赵燕菁由此提出一个设想与建议的方向——在设计养老金领取制度时，应该与生育情况相挂钩，比如不生育的，退休后只能领取最基本的养老金，生育一个小孩的，养老金标准再相应地乘一个系数，依此类推，设置分级。实际上这背后的问题，是让市场恢复正确的信号，在小孩抚养成本越来越高的今天，应该让抚养小孩多的家庭在社会再分配中获得更多的分配。
有质疑提出，这一建议的实质是惩罚不生的人，但换一个角度，其实可以看作是对生育家庭的奖励。
诚然，选择“少生”或“不生”的家庭，都是出于独立、理性、自主的选择。但基于生育的正外部性考虑，如果通过养老金方面的制度设计，增加一个新的约束条件，或者说告知大家未来预期的养老金差距，这将可能改变一些人的生育决策。
当然，赵燕菁也提到了其他鼓励生育的措施，尤其是帮助年轻人降低生育、养育成本。他指出，比如城市开发综合体时，更多地考虑将青年公寓、幼儿园、工作场所等结合在一起，让年轻人有机会就近就业，节省时间成本。建立专业的婴幼儿托育机构，减轻父母的育儿负担。此前很长一段时间，育儿模式普遍“贵族化”，在当前校外培训机构大规模减少后，一部分补习、培训可以转到校内，减轻父母的焦虑。保障生育女性的就业机会，让她们的晋升不要受到生育的影响等。
近日，东吴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研究团队发布研究报告称，解决低生育的办法是尽快建立鼓励生育基金，央行多印2万亿元，用10年社会多生5000万孩子，解决人口老龄化少子化问题。
尽管“印钱”的方式备受争议，但争议背后，专家学者们基本达成的一个共识是，当前确实有鼓励生育的必要，并且要真正从大家“不想生”、“不愿生”的原因出发去解决问题。
从各类调查结果来看，生育率下降的原因有多个方面，包括经济负担重、婴幼儿无人照料、女性难以平衡家庭与工作的关系、生育观念转变等。
任泽平就谈到了生育观念的问题，他提出：1975-1985年出生的这批人还有多子多福的生育观念，而90后和00后不要说生二胎或者三胎，很多人甚至连结婚都不愿意。
生育观念的变化背后，无疑有着诸多因素，其中一个因素在于，随着养老体系的日益完善，很多人摒弃了过去“养儿防老”的观念。
随之而来的是，当生育率开始下降时，已经有不少担忧提出，由于人均寿命的延长，未来“少子化”与“老龄化”叠加，养老金体系入不敷出怎么办？应对这一问题，正是一些专家学者呼吁鼓励生育的逻辑起点之一。
2021年，厦门大学教授赵燕菁曾在北京的蓝筹年会上提出一个建议，将生孩子与未来领取养老金在一定程度上挂钩，曾引起广泛讨论。
赵燕菁曾任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规划师、厦门市规划局局长，现为厦门大学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和经济学院及王亚南经济研究院“双聘教授”，兼任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主要研究领域为城市规划、土地财政、城市经济。作为规划界专家及经济学者，赵燕菁指出，其实城市规划的第一步首先是对人口的现状和趋势进行分析，人口规模大小、增减快慢，包括它的社会构成，比如年龄、文化等都会对城市空间结构的选择、基础设施的配套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近日，赵燕菁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再度阐述了他基于养老金视角的鼓励生育的建议。
养老金制度下仍然是代际养老
赵燕菁指出，在以前的家庭里，“孝”是非常重要的，下一代赡养上一代的老人，这几乎是所有家庭的一个契约，人们通过家庭成员互保，对冲生命周期带来的风险。但随着经济的发展，金融可以更好地代替家庭的这些功能。有了医保、社保、养老金制度以后，家庭互保的功能相对减弱。这也很大程度解释了，为什么金融发达的国家比穷国的生育率更低。
但金融工具是否真的替代了家庭代际养老的功能？
赵燕菁认为，表面上看，我们的社保、医保、养老金等都是个体缴交的，但是所有金融的本质都是今天和未来的交易，养老金、社保也是一样的。中国的养老金制度是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需要跨代进行统筹。通俗来理解，我们（指工作者）现在交的养老金，养的是我们父母这一代（指退休者），而我们今后领取的养老金，实际上是由我们的子女一代在缴纳，其实仍然是代际养老。
“今天我们的养老并没有代替原来的家庭互保功能，只是因为养老金的缴交和发放的两端都是基于个人，给了市场一个错觉，让人们以为可以摆脱对下一代的依赖，以为我们自己交的钱可以在未来养活自己。”赵燕菁指出。
有人质疑，为什么不通过个人养老金账户养活自己？
赵燕菁回应称，这其实就是相当于个人储蓄的概念。当社会的资本总量增加时，如果养老金不能随着资本的增加相应增值，而仅仅是以储蓄的方式增值，就算最后完全兑付，也很难实现有尊严的养老。这不仅仅是因为通货膨胀，同时也因为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一些新产品逐渐成为生活必需品，而最初设计养老金制度时，并没有为这些新增的消费做准备。
也有人质疑，可以通过购买商业保险等方式来保障养老。赵燕菁指出，要考虑到除了富人以外，很多家庭难以负担商业保险的支出，这就意味着一定的代际统筹是无可避免的。
按照生育情况“分级”领取养老金
在解释了养老金制度后，赵燕菁提出，如果有的家庭生育子女多，有的家庭生育子女少，甚至没有子女，那么养老金在未来应该怎么兑付？这是一个新问题。按照现在的模式，退休后获得养老金和养育多少子女是没有关系的。
“这也意味着，如果你不生育小孩，未来其实很大程度是靠别人家小孩交的养老金在供养。如果大家都不愿意生育，养老金制度也就成为了‘无源之水’，随着人的平均寿命越来越长，而下一代的人越来越少，人口抚养比例失调，下一代的负担也将越来越重。”
赵燕菁由此提出一个设想与建议的方向——在设计养老金领取制度时，应该与生育情况相挂钩，比如不生育的，退休后只能领取最基本的养老金，生育一个小孩的，养老金标准再相应地乘一个系数，依此类推，设置分级。实际上这背后的问题，是让市场恢复正确的信号，在小孩抚养成本越来越高的今天，应该让抚养小孩多的家庭在社会再分配中获得更多的分配。
有质疑提出，这一建议的实质是惩罚不生的人，但换一个角度，其实可以看作是对生育家庭的奖励。
诚然，选择“少生”或“不生”的家庭，都是出于独立、理性、自主的选择。但基于生育的正外部性考虑，如果通过养老金方面的制度设计，增加一个新的约束条件，或者说告知大家未来预期的养老金差距，这将可能改变一些人的生育决策。
当然，赵燕菁也提到了其他鼓励生育的措施，尤其是帮助年轻人降低生育、养育成本。他指出，比如城市开发综合体时，更多地考虑将青年公寓、幼儿园、工作场所等结合在一起，让年轻人有机会就近就业，节省时间成本。建立专业的婴幼儿托育机构，减轻父母的育儿负担。此前很长一段时间，育儿模式普遍“贵族化”，在当前校外培训机构大规模减少后，一部分补习、培训可以转到校内，减轻父母的焦虑。保障生育女性的就业机会，让她们的晋升不要受到生育的影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