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的服装厂老板在展示样品。多年的“清零”政策对南部城市的企业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 Gilles Sabrié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在试图通过突然放弃严格的新冠防控措施来重振停滞的经济三周后，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在新年贺词中表达了乐观的态度。他说：“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大、活力足。”但这种乐观情绪在中国南方的商业中心广州的闹市区很难找到。近三年的“清零”措施摧毁了商业。街道两旁的商店和作坊关闭了。墙上贴的不是招聘启示，而是店面出售的通知。曾经挤满外来务工者的马路和小巷现在大多空无一人。
中国在12月初取消了对新冠的防控措施，就是为了帮助像广州这样的地方。但混乱的做法导致感染海啸席卷全国，医院和殡仪馆不堪重负。在许多行业，卡车司机和其他工人很快染病，导致短时间内人手短缺，业务无法正常运转。
现在，面对难以预测且不受控制的疫情以及金融的不确定性，个人和企业都在支出方面保持谨慎，这表明复苏之路将是崎岖且痛苦的。
中国在国外还面临着更广泛的挑战。受高通胀、能源危机和地缘政治动荡的拖累，全球经济正在放缓。随着美国和欧洲购物者收紧预算，中国日益面临国内外需求下滑的双重打击。
为中国经济提供动力的许多民营小企业的利润率本已十分微薄或毫无利润空间，而疲软的支出进一步将其压低。
广州一家位于五楼的女装作坊的老板托尼·唐说，去年他的销售额下降了三分之二。海内外的小工厂之间竞争非常激烈，他将一件没有品牌的女式夹克的批发价从每件14美元压低至11.30美元。
上周，托尼·唐在他位于广州的服装厂。他说，过去一年销售额下降了三分之二。 Gilles Sabrié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唐先生的工厂生产女式夹克、吊带衫和其他服装。 Gilles Sabrié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唐先生雇佣的劳动力从30人缩减到10人，但劳动力并不短缺。当他需要一名工人帮忙缝制一批露背上衣订单时，他举着手写纸板招牌走到街角，几分钟内就招到了一名工人，价格比他大约一年前给出的工资低六分之一。
唐先生说，问题在于没有订单。他的作坊“有很多工人，但我们没有工作可做”，他说。
政府周六公布的一项对制造商的调查显示，由于迅速蔓延的感染导致工人停工、交货中断和需求下降，中国的工厂活动在12月进一步收缩。同一项调查发现，餐馆等服务行业生意糟糕，几乎就像2020年初武汉市首次暴发新冠疫情时那样，当时几乎全国都处于封锁状态。上个月，由于顾客生病在家或为了避免感染而居家，餐馆和其他企业都歇业了。
国家统计局在发布调查数据的同时发表声明称：“疫情对企业产需、人员到岗、物流配送带来较大影响。”
制造业在11月就已经出现下滑，当时中国的许多城市和地区都采取了封锁措施，徒劳地遏制疫情暴发。汽车经销商处停满了未售出的汽车。商店货架上摆满了未售出的商品，无需进货。
曾经繁华的广州街头的一家发廊。 Gilles Sabrié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广州一个冷清的面料及配饰批发市场。 Gilles Sabrié for The New York Times
中国中东部安徽省的电动汽车制造商蔚来汽车表示，新冠疫情影响了它的供应链，导致12月汽车交付量的减少。特斯拉在12月的最后一周暂停了其上海工厂的汽车生产，上海咨询公司Automotive Foresight的总经理耶鲁·张认为，此举是特斯拉在中国和其他地方销售下滑的迹象，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其他汽车制造商正在推出更多的电动汽车。
但是，尽管许多城市和省份正处于致命疫情的挣扎之下，一度繁忙的街道变得安静，但在另外一些地方，有迹象表明经济活动正在恢复。在北京等中国北方的几个城市，疫情已大范围暴发并达到峰值，最近几天人们又开始外出。
本月晚些时候将迎来春节假期，取消隔离规定帮助推动了机票销售。诸如每天对人员和进口商品做核酸等繁琐新冠限制的取消，也为企业和工人节省了时间和金钱。
阳江是中国东南部的刀具和剪刀生产中心，这里一名叫徐泽强（音）的卡车司机表示，他与合伙司机现在能在一天内往返阳江和约320公里外的深圳港口，以前则需要两三天。
“因为以前要核酸、绿码，被很多东西卡住了，现在没有就可以随时进、随时出，”他说。
广州一家闲置的纺织厂。 Gilles Sabrié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在广州，转让纺织作坊和工厂的广告。 Gilles Sabrié for The New York Times
中国欧盟商会华南区分会主席高志豪(Klaus Zenkel)表示，许多在华欧洲制造商这两三周的运营人手只剩下正常情况的约一半，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产量。之前为了预防封锁，许多企业在疫情暴发前就在仓库囤积了备件，并依靠这些库存维持运营。
但为了节省成本，一些特定部件的小型供应商已经在1月21日的春节假期到来前提早停止运营。“每家企业都在设法维持运营，把损害降到最低，”高志豪说。
中国作为制造业中心曾拥有无与伦比的吸引力，“新冠清零”对此造成的损害可能难以修复。
封锁和边境关闭延缓或中断了货物交付，并导致许多企业无法向工厂派出采购人员。一些全球零售商看到了过度依赖中国的风险，转而向其他国家寻求供货。例如，沃尔玛计划到2027年将从印度的进口增加到每年100亿美元。
就连中国的出口商也在努力分散风险。
在阳江，为沃尔玛、宜家、目标百货、家乐福和其他零售商生产刀具、烧烤温度计和其他厨具的中国制造商汇隆实业正在扩大其在柬埔寨、越南和印度的业务。联合创始人兼联合首席执行官雅各布·罗斯曼表示，该公司已在阳江裁员，将那里的员工数量从1700人减少到1200人，也正在考虑包括墨西哥和土耳其在内的潜在工厂选址。
像汇隆实业这样的企业若向海外发展，还能节省一些成本。该公司给柬埔寨工人的工资是阳江工人的一半。
阳江，徐泽强（左）看着他的卡车装满出口货物。 Gilles Sabrié for The New York Times
阳江汇隆实业的一条生产线，这家公司专门生产刀具、烧烤温度计和其他厨具。 Gilles Sabrié for The New York Times
但即便疫情肆虐，中国在产业实力和劳动力方面的优势仍然难以匹敌。
汇隆实业在中国工厂留下来的工人当中，如今有五分之一都在休病假。但该公司另一位联合创始人兼联合首席执行官伊文·陈（音）表示，该公司从阳江大量有制刀经验的工人中雇佣了临时工，因而得以避免交付延误。
“我们这里的员工五到八天就可以培训，熟练的一天都不用，”在汇隆担任工厂生产经理的叶远强（音）说。“我在柬埔寨工作过，有时候两个月都培养不好。”
近几个月来，出口商的压力只增不减。中国11月的出口与去年同期相比有所下降，对美出口降幅最大，达到25%。在疫情前两年，西方家庭购买了大量中国制造的健身器材和其他制成品，但随着价格上涨，他们也开始精打细算。
中共承诺将通过刺激内需重振经济增长。但在经历了三年断断续续的经济活动和惩罚性的封锁之后，很难说服民众进行消费。虽然春节将近，以往这是中国家庭大肆消费的时节，但许多中国工人如今都在寻求重新增加储蓄。
“总体工资很低，赚不了多少钱，”广州的服装工人龚曙光（音）说，他打算留在广州过年，不回四川老家与亲人团聚。在秋天的新冠封锁期间，他损失了两个月的工资。
“想多找点事做，”他上个月底说。“我在这七八年了，今年最差。”
正在卸纸板的汇隆实业工人。 Gilles Sabrié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广州的服装厂老板在展示样品。多年的“清零”政策对南部城市的企业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 Gilles Sabrié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在试图通过突然放弃严格的新冠防控措施来重振停滞的经济三周后，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在新年贺词中表达了乐观的态度。他说：“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大、活力足。”但这种乐观情绪在中国南方的商业中心广州的闹市区很难找到。近三年的“清零”措施摧毁了商业。街道两旁的商店和作坊关闭了。墙上贴的不是招聘启示，而是店面出售的通知。曾经挤满外来务工者的马路和小巷现在大多空无一人。
中国在12月初取消了对新冠的防控措施，就是为了帮助像广州这样的地方。但混乱的做法导致感染海啸席卷全国，医院和殡仪馆不堪重负。在许多行业，卡车司机和其他工人很快染病，导致短时间内人手短缺，业务无法正常运转。
现在，面对难以预测且不受控制的疫情以及金融的不确定性，个人和企业都在支出方面保持谨慎，这表明复苏之路将是崎岖且痛苦的。
中国在国外还面临着更广泛的挑战。受高通胀、能源危机和地缘政治动荡的拖累，全球经济正在放缓。随着美国和欧洲购物者收紧预算，中国日益面临国内外需求下滑的双重打击。
为中国经济提供动力的许多民营小企业的利润率本已十分微薄或毫无利润空间，而疲软的支出进一步将其压低。
广州一家位于五楼的女装作坊的老板托尼·唐说，去年他的销售额下降了三分之二。海内外的小工厂之间竞争非常激烈，他将一件没有品牌的女式夹克的批发价从每件14美元压低至11.30美元。
上周，托尼·唐在他位于广州的服装厂。他说，过去一年销售额下降了三分之二。 Gilles Sabrié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唐先生的工厂生产女式夹克、吊带衫和其他服装。 Gilles Sabrié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唐先生雇佣的劳动力从30人缩减到10人，但劳动力并不短缺。当他需要一名工人帮忙缝制一批露背上衣订单时，他举着手写纸板招牌走到街角，几分钟内就招到了一名工人，价格比他大约一年前给出的工资低六分之一。
唐先生说，问题在于没有订单。他的作坊“有很多工人，但我们没有工作可做”，他说。
政府周六公布的一项对制造商的调查显示，由于迅速蔓延的感染导致工人停工、交货中断和需求下降，中国的工厂活动在12月进一步收缩。同一项调查发现，餐馆等服务行业生意糟糕，几乎就像2020年初武汉市首次暴发新冠疫情时那样，当时几乎全国都处于封锁状态。上个月，由于顾客生病在家或为了避免感染而居家，餐馆和其他企业都歇业了。
国家统计局在发布调查数据的同时发表声明称：“疫情对企业产需、人员到岗、物流配送带来较大影响。”
制造业在11月就已经出现下滑，当时中国的许多城市和地区都采取了封锁措施，徒劳地遏制疫情暴发。汽车经销商处停满了未售出的汽车。商店货架上摆满了未售出的商品，无需进货。
曾经繁华的广州街头的一家发廊。 Gilles Sabrié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广州一个冷清的面料及配饰批发市场。 Gilles Sabrié for The New York Times
中国中东部安徽省的电动汽车制造商蔚来汽车表示，新冠疫情影响了它的供应链，导致12月汽车交付量的减少。特斯拉在12月的最后一周暂停了其上海工厂的汽车生产，上海咨询公司Automotive Foresight的总经理耶鲁·张认为，此举是特斯拉在中国和其他地方销售下滑的迹象，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其他汽车制造商正在推出更多的电动汽车。
但是，尽管许多城市和省份正处于致命疫情的挣扎之下，一度繁忙的街道变得安静，但在另外一些地方，有迹象表明经济活动正在恢复。在北京等中国北方的几个城市，疫情已大范围暴发并达到峰值，最近几天人们又开始外出。
本月晚些时候将迎来春节假期，取消隔离规定帮助推动了机票销售。诸如每天对人员和进口商品做核酸等繁琐新冠限制的取消，也为企业和工人节省了时间和金钱。
阳江是中国东南部的刀具和剪刀生产中心，这里一名叫徐泽强（音）的卡车司机表示，他与合伙司机现在能在一天内往返阳江和约320公里外的深圳港口，以前则需要两三天。
“因为以前要核酸、绿码，被很多东西卡住了，现在没有就可以随时进、随时出，”他说。
广州一家闲置的纺织厂。 Gilles Sabrié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在广州，转让纺织作坊和工厂的广告。 Gilles Sabrié for The New York Times
中国欧盟商会华南区分会主席高志豪(Klaus Zenkel)表示，许多在华欧洲制造商这两三周的运营人手只剩下正常情况的约一半，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产量。之前为了预防封锁，许多企业在疫情暴发前就在仓库囤积了备件，并依靠这些库存维持运营。
但为了节省成本，一些特定部件的小型供应商已经在1月21日的春节假期到来前提早停止运营。“每家企业都在设法维持运营，把损害降到最低，”高志豪说。
中国作为制造业中心曾拥有无与伦比的吸引力，“新冠清零”对此造成的损害可能难以修复。
封锁和边境关闭延缓或中断了货物交付，并导致许多企业无法向工厂派出采购人员。一些全球零售商看到了过度依赖中国的风险，转而向其他国家寻求供货。例如，沃尔玛计划到2027年将从印度的进口增加到每年100亿美元。
就连中国的出口商也在努力分散风险。
在阳江，为沃尔玛、宜家、目标百货、家乐福和其他零售商生产刀具、烧烤温度计和其他厨具的中国制造商汇隆实业正在扩大其在柬埔寨、越南和印度的业务。联合创始人兼联合首席执行官雅各布·罗斯曼表示，该公司已在阳江裁员，将那里的员工数量从1700人减少到1200人，也正在考虑包括墨西哥和土耳其在内的潜在工厂选址。
像汇隆实业这样的企业若向海外发展，还能节省一些成本。该公司给柬埔寨工人的工资是阳江工人的一半。
阳江，徐泽强（左）看着他的卡车装满出口货物。 Gilles Sabrié for The New York Times
阳江汇隆实业的一条生产线，这家公司专门生产刀具、烧烤温度计和其他厨具。 Gilles Sabrié for The New York Times
但即便疫情肆虐，中国在产业实力和劳动力方面的优势仍然难以匹敌。
汇隆实业在中国工厂留下来的工人当中，如今有五分之一都在休病假。但该公司另一位联合创始人兼联合首席执行官伊文·陈（音）表示，该公司从阳江大量有制刀经验的工人中雇佣了临时工，因而得以避免交付延误。
“我们这里的员工五到八天就可以培训，熟练的一天都不用，”在汇隆担任工厂生产经理的叶远强（音）说。“我在柬埔寨工作过，有时候两个月都培养不好。”
近几个月来，出口商的压力只增不减。中国11月的出口与去年同期相比有所下降，对美出口降幅最大，达到25%。在疫情前两年，西方家庭购买了大量中国制造的健身器材和其他制成品，但随着价格上涨，他们也开始精打细算。
中共承诺将通过刺激内需重振经济增长。但在经历了三年断断续续的经济活动和惩罚性的封锁之后，很难说服民众进行消费。虽然春节将近，以往这是中国家庭大肆消费的时节，但许多中国工人如今都在寻求重新增加储蓄。
“总体工资很低，赚不了多少钱，”广州的服装工人龚曙光（音）说，他打算留在广州过年，不回四川老家与亲人团聚。在秋天的新冠封锁期间，他损失了两个月的工资。
“想多找点事做，”他上个月底说。“我在这七八年了，今年最差。”
正在卸纸板的汇隆实业工人。 Gilles Sabrié for The New York Tim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