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陈拙。
先给你看一个我们身体上的器官↓
这个东西叫“悬雍垂”，俗称小舌头，长在我们舌头后面。
一般来说，它是用来保证你吃饭的时候不呛进鼻腔里的。
但援非医生谢无界告诉我，在非洲，有很多巫医都盯着患者这个器官，没事就想割掉它。
因为小舌头切掉以后出血贼多，看起来是个厉害的手术，但伤口又很好愈合。
巫医宣称做了这个手术能治咳嗽、发烧甚至偏头痛，其实全是扯淡。
但谢无界见过最离谱的，反而是一个病人家属。
有个父亲拜托谢无界，帮忙把他儿子的悬雍垂割掉——
他说这能治他儿子的不听话。
来布隆迪当援非医生之前，有前辈再三提醒我们，说到了非洲一定谨言慎行，否则一不小心，那都不是医疗事故，而是外交事件了。 之前有一个医疗队的队长，想给自己队员买救命药。药店不认中国医生的处方笺，那队长情急之下就把药店的门给踹开了，抢了一盒药回驻地。 结果第二天，布隆迪的外交部跟着卫生部，直接找上中国大使馆了。 事情最后具体怎么解决的，我不清楚，只知道国家大使出了面，那个队长跟对方道了歉，应该还赔了钱。
我一直以为，我这么老实的人，是不会惹上这种事的。 但当我被一个黑人父亲冰冷的目光上下打量的时候，我忍不住又想起了那个外交事件。 就在刚刚，我给他儿子瑞纳开了三项检查，花费5万布隆迪法郎，相当于当地人一个月的伙食费。 但我还是没找到这孩子的病因。 这个黑人父亲一语不发地站在旁边，一米八的大高个，有种说不出来的压迫感。 我不禁想，如果中国医生在非洲被医闹了，大使馆会帮我吗？
这次看诊从开头就很不寻常。 最开始，我没听太懂瑞纳父亲说的病因，护士告诉我，他说他的儿子“呼吸的声音太重了，一个孩子不应该有这么重的呼吸声”。 我推断说的应该是打呼噜，还想再询问几句病史，瑞纳父亲就指了指桌上的检查器械，示意我，应该先查体。
这是个懂行的病人家属，我一下有点羞愧了。 但我的手刚碰到前鼻镜，瑞纳便像受刑一样发出了尖叫，同时拼命地在椅子上将头后仰。 怕医生的孩子我没少见，这么夸张的真还是第一次。
几乎同时，瑞纳的父亲立刻蹲到了椅子后，熟练地用双臂紧紧地勒住了瑞纳，让孩子把嘴张开。 这是要安排我检查咽部的意思？ 我赶忙把手里的前鼻镜换成压舌板，配合瑞纳的父亲，把孩子的嘴撬开。
瑞纳还要挣扎，父亲吼了一声“瑞纳”！就像咒语一样，孩子被定在了椅子上，只剩身体还在诚实地抖个不停。 他的眼眶里还有眼泪水在打转，好像在哀求我不要把器械放进去。 但他父亲冷冰冰的审视的目光更让我紧张。
我一面安慰着全身僵硬的瑞纳，一边迅速完成了检查，没有发现任何可能导致打呼噜的异常。
在我看来，这种情况应该是问题不大，可以先吃点药，进行实验性治疗，后期再随诊。 但瑞纳的父亲没说话，拿起我刚放下的前鼻镜仔细观察了一下，甚至捏了几下把手，露出了失望的表情。 我告诉他，如果实在想检查，还可以再做一个X线。 器械检查看不到最重要的鼻咽部，非洲能用的只有X线。但就非洲的人均收入来说，X线可以说是相当贵。
而且即使看到了，也可能鼻咽部还是没问题。 所以这是一个比较鸡肋的项目，大部分病人到这里就没有下文了。 但瑞纳父亲只是看了我一眼，就点头同意了。 这下，我被将了一军。
在非洲医院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开出了三个以上无阳性结果检查单的医生，是要受到处罚的。 这是由于医疗花费对于普通非洲人来说实在是太贵了，他们得预防医生坑病人的钱。
我十分紧张，拿出了最高的“国际会诊”规格，给国内的影像科同事打了个视频，找他们指导本地医生配合我拍片。 但片子结果出来，我颠来倒去看了好几遍，还是没问题。 我彻底慌了。
不是扁桃体发炎，不是鼻甲肥大，也不是腺样体肥大，还能是什么呢？
我凑近瑞纳看了又看，甚至把耳朵贴近了仔细听了起来。
“听到了没，就是那个！”瑞纳的父亲突然喊了起来，甚至面露喜色。
我以为自己聋了，又仔细听了一会，好像真的有，几次呼吸当中，会有稍微重一点的一声。
“呼吸声重”，原来说的不是打呼噜，就是日常呼吸中这么细微的一丁点区别。
我甚至有点佩服瑞纳的父亲了，虽然我也有孩子，但是真的要我从日常生活中，找出这么细小的问题，我可能永远也做不到。
这种小变化，首先考虑的就是孩子自己用力呼吸了。
我问瑞纳，是否有鼻子不舒服导致你用力呼吸的情况？你可以对此打分，0分是一点都没有，10分是非常严重，无法忍受。
瑞纳无助地看着我，又向父亲投去求助的目光。
他父亲就像刚才那样，除了用严肃的目光盯着他以外，没有过多的动作。
瑞纳墨迹了一会儿后，在纸上写下了7。
我长舒了一口气，确诊了，轻微的鼻翼肥大导致孩子会用力呼吸，呼吸声就会有点变化。
我给瑞纳开了一瓶鼻喷激素。临走，我又追问瑞纳的父亲，你觉得瑞纳应该打几分？
瑞纳的父亲回以微笑：“我不清楚孩子的感受，但我觉得，孩子出现问题一定要尽早治疗。”
晚上回到驻地后，我和同寝室的袁大夫聊起了这对父子，没想到袁大夫告诉我，他们也去了眼科。
瑞纳的父亲说孩子总是不自觉地看右下或者左下，袁大夫诊断为间歇性斜视。
袁大夫同样觉得瑞纳父亲很细心，管教严格又舍得花钱。
“就是好像不太相信我的技术，总是催着我用器械给他儿子检查。”
我们开玩笑地说，不会这就是非洲的“鸡娃”吧？
没想到刚过了两个礼拜，我竟然又在耳鼻喉科看见了瑞纳父子。
瑞纳的父亲用近乎控诉的音调说，他儿子总是在不自主地咽口水，“喉结移动的频率像个变态”。
我问瑞纳父亲，孩子之前的症状好一些了吗？
但他好像失聪了一样，径直走到我的身边，很自然地在消毒好的器械里翻找了起来。
我反应过来想制止他，结果瑞纳的父亲居然在杂乱的器械堆里，翻出了压舌板和间接喉镜。
他真的知道我要用什么！
我有点恼火，让他离我的桌子远点，“我知道该怎么检查，不用到你来教我。”
这一次，我可以清晰地看见瑞纳的喉结确实在频繁地上下活动，甚至可以听见咽口水的声音。
而且，呼吸声重的情况变得更严重了，基本每次呼吸都伴随着鼻翼扇动。
难道是我之前的治疗没有效果？
瑞纳的父亲又一次麻利地控制住了儿子。瑞纳不像上次那样挣扎了，可是看到我清理喉镜，泪水还是滑落了下来。
他似乎知道这个检查会很难受，是还在别的地方做过检查吗？
但没有病历看，我还是只能配合瑞纳父亲，用手拽住孩子的舌头，把喉镜塞进了他的喉咙。
布隆迪没有专用的麻药，喉镜强行塞进喉咙深处，还要上下左右不停调整角度。
瑞纳一直皱着眉，断断续续地发出干呕声。
而他父亲仍然死死抓住他的手。
我想起上次做X线的时候，瑞纳在拍片区一直小声地啜泣，似乎是怕黑。
X线拍片区只有一台机器，光线不好之余还很狭窄，孩子进去一般都会害怕，多数父母就会主动要求陪着孩子。
但我数次用眼神和招手向瑞纳的父亲示意，让他穿上铅衣过去，瑞纳的父亲却好像没看见一样。
自始至终，他都是表情严肃、一动不动地站在玻璃那边盯着瑞纳，看着他流泪，看着他拿脏兮兮的袖子擦着挂在脸颊的泪水。
喉镜检查还没结束，瑞纳突然推了我一下。
我还没反应过来，就见他猛地挣脱了父亲，抬手捂住嘴，呕吐物从指缝中流出来。
瑞纳试图用双手接着，同时立马跳下座椅向洗手池跑去，但还是有很多东西溅到了我的衣服上。
瑞纳抱歉地看着我。刚才那一推，应该就是他怕弄到我身上。
他越懂事，我越心虚。因为刚才这一通检查，我又什么都没看出来。
我甚至有点怀疑，瑞纳真的有病吗？
“瑞纳，你呼吸困难吗？”
孩子摇头。
“头晕吗？头疼吗？眼睛不舒服吗？你近期受过外伤吗？喝了很烫的水吗？”
我几乎把所有可能性都问了个遍，瑞纳一直摇头，最后我再一次想到心理问题。
“瑞纳，你最近有没有做过什么特殊的事情？”
瑞纳的父亲听到这里，突然上前一步，反问什么是特殊的事情？
我说就是以前不常做，但最近一直做的事情。瑞纳吞口水的情况是新出现的，可能是近期生活中出现了什么刺激源。
瑞纳的父亲若有所思地嘟囔着，接着突然双手合十并向我表示感谢，然后就拉着瑞纳匆匆地离开了诊室。
我本想追出诊室问他想起了什么，但后面病人堆得太多，我也只好作罢。
晚上回到驻地，我立马把今天看诊的情况告诉了袁大夫，他也渐渐觉得有些不对劲。
我们讨论了一晚上，不得不承认，我俩有可能误诊了。瑞纳的身体就是没病，他的症状应该往心理甚至精神方面找原因。
我三更半夜地打扰了国内一个心理学的师弟，最终得出结论，如果把呼吸声大、斜视、清嗓子等症状并在一起考虑的话，瑞纳可能是抽动秽语综合征。
这种精神系统疾病可能来自遗传、脑损伤等原因，如果不尽早干预，后期可能会极大地影响患儿的智力发育。
但可惜的是，整个布隆迪大概都找不出一盒对症的药。
瑞纳是个好孩子，检查时难受得吐了，还记得推开我。
而他父亲虽然严厉，在带孩子看病这件事上，确实一点不马虎。是我辜负了他们。
愧疚感一直萦绕在我心头，我四处打听，想再见到这对苦命的父子，把诊断结果告诉他们，看看还能不能帮上什么忙。
结果，我没有在医院再见到他们，倒是医疗队的厨师高师傅听说我在找人，神神秘秘地说，要带我去个“好地方”。
他和袁大夫拽着我一起，跑去了城郊的一栋房子。
那是一个被铁栅栏围起来的二层建筑，门口有草地，摆着许多塑料椅子，有点像当地举办婚礼之类大型聚会的场所，但又插着美国国旗。
稍微走近些，就能听见屋里传出当地嘈杂的音乐。
我们三人一块上了楼，楼上是一个阳光明媚的阶梯教室。
今天似乎有演出，舞台上坐着一排人，老的少的、黑人白人都有，都穿着很体面。
就在那一排孩子当中，我一眼就看见了瑞纳。
还没来得及跟他打招呼，屋子里突然响起了热烈的舞曲。 瑞纳就坐在靠近音响的位置上，我担心地看向他。抽动秽语综合征的孩子，是很容易受到大噪音的影响，出现异常反应的。 但我看到的瑞纳不但没有发病，反而跟着音乐跳起舞来。 他甚至有一段独舞，舞蹈动作既美观又富有力量，眉宇间透露着我从未见过的自信。
我们一行人在不远处静静地观察着他的一举一动。本着不能漏诊的原则，我特意加长了观察的时间。
跳完舞又唱歌、和朋友们聊天，足足半个小时，喘粗气、斜视、咽口水这些症状瑞纳一个都没有，更别说“抽动秽语综合征”了。
看来，我们又一次误诊了，我们的小病号根本什么毛病都没有。
回去的路上，袁大夫告诉我，他原本是听当地人说这里可以唱歌放松，来了一次，偶然发现了瑞纳。
后来他们前前后后又来过4次，每次都能碰见瑞纳，每次都和这次一样，舞姿潇洒，看不出任何有病的症状。
想想有两次活动正发生在当地的农忙时节，也许，瑞纳就是个因贪玩装病逃避劳动的孩子罢了。
想到同样被瑞纳蒙在鼓里，还几次带他看病的父亲，我气得念了一路“小兔崽子”。
我想告诉瑞纳父亲这个真相，没想到几天后，瑞纳的父亲又带着瑞纳来看病了。
这次，他是来要求我们给孩子动手术的。
瑞纳的父亲不知道从哪听说，切除瑞纳的悬雍垂，可以治疗瑞纳现有的症状。
他担心巫医做的不安全，就来找我们做这个手术。
悬雍垂就是人的小舌头，可以避免食物呛进鼻腔里。有的人悬雍垂特别长或者长了肿瘤，也可以切除，但是它跟鼻息重、吞口水之类的症状，没有任何关系。
更何况瑞纳根本没有病。
我不好直接揭穿说你儿子在装病，只好试探地问他，上一次说到的心理问题是怎么回事？
瑞纳的父亲见我并没有极力反对手术，一下像找到了战友，抓着我开始滔滔不绝。
他说瑞纳早先是个特别听话的孩子，让做什么就做什么，并且十分仰慕身为父亲的他，“我就是孩子的榜样”。
说到这里时，瑞纳的父亲不自觉地昂起了头，背也挺直了；而瑞纳却正相反，头比任何时候都埋得低。
瑞纳父亲丝毫没有觉察到气氛不对，继续自顾自地说着：
就在最近半年，瑞纳去参加了一个莫名其妙的“学校”，变得不像以前那样听话了，还开始“用一些奇怪的话”顶撞父亲，“甚至连我的拳头也不怕了”。
再后来，那些稀奇古怪的症状就接连出现。
上次问诊时我说病因可能在于“特殊的事情”，瑞纳父亲立刻意识到，一切的源头就是那个“学校”。
就像撕吧待宰的小鸡仔那样，瑞纳父亲一把将儿子拽了过来：“看看你现在被这些无聊的东西弄成什么样了！你究竟要花掉我多少钱！”
当着我的面，他狠狠地给了瑞纳一个耳光，鲜血从瑞纳的嘴角渗了出来。
瑞纳没有挡也没有躲，只是低着头小声啜泣。
鼻翼扇动、眼珠向下、吞咽口水，之前说的症状一一开始出现。
我一下明白了。
瑞纳没有装病！他的病根，不是那个“学校”，而是他父亲的暴力。
小时候我成绩不好，人还很调皮，有一次趁老师不在，在自习课上带着同学们捣乱，结果被抓住了。
老师没有体罚我，只是让我当众唱歌。我不明所以地唱了。
唱完老师就皱着眉头批评我唱得难听，接着挨个问班上的同学，他唱得好不好听？
每个同学都说不好听。
这一次之后，我突然“不会”唱歌了，一张口就不知道怎么发声。见到老师手不知道该放哪、路不知道怎么走。
现在看着瑞纳的父亲，那种熟悉的窒息感又回来了。
他根本不是来我这看病的，自始至终都不是。他只是不满意儿子为什么不听他的话了，就觉得儿子有病。
从最开始，他就迫切地催促我们用器械检查，不管瑞纳怎么挣扎哭泣，都板着一张脸——因为这就是他惩罚孩子的方式。
而我因为怕找不到病因、怕被质疑，一次次地给孩子增加检查，也成了瑞纳父亲的帮凶。
我已经长大了，还是一名医生，可是我的权威也不能说服这个父亲，他只相信自己认为的正确答案。
我想了想，板起脸告诉瑞纳的父亲，这个手术我在中国常做，而且完全免费，只要准备一晚，明天你就可以带着孩子来。
第二天早上，瑞纳和他父亲早早地就在门口等着。
我让护士起草了一份手术同意书，让瑞纳和瑞纳的父亲签了字。接着，我和袁大夫就穿着白大褂，把瑞纳领到了手术室里。
瑞纳像打摆子那样抖个不停，眼睛一直瞟着手术床边寒光闪闪的手术器械。
我和袁大夫对视一眼，我摘下了口罩，对瑞纳说：“我不喜欢你的舞姿，你的胳膊太僵硬了，不灵活。”
瑞纳一脸吃惊地看着我，好像死机了。
袁大夫紧接着也摘掉了口罩，解释说，我们在那个学校看见你潇洒的舞姿了。
他甚至学了几下，笑吟吟地跟瑞纳说，喏，你的胳膊就是这样的。
瑞纳终于明白我们在说什么，露出了笑意。
我一屁股坐到了手术床上，用白布盖住了盒子里的手术器械，告诉瑞纳说，我们今天不给你做手术。
“因为你不需要做这个手术，你没有病，病的是你的父亲。”
昨晚，我和袁大夫商量好，要一起给瑞纳做个“假手术”。
以他父亲的自负，我们光拒绝他，他只会找别的医生，甚至巫医去做，到时候对孩子的伤害更大。
我们本打算把瑞纳迷晕，睡够时间再推出去，但今天看到他，我又改变主意了。
我能做一场假手术，下次呢？瑞纳父亲会不会继续认为，只要找医生切掉孩子身上的一个什么小东西，孩子就能永远听话？
我要把一切都告诉瑞纳，让他自己做决定，自己保护自己。
袁大夫喊着风险太大了，要和瑞纳做“碰肘礼”，以免瑞纳出卖我俩。
瑞纳绷着小脸，高高地举起胳膊肘，碰在了袁大夫的胳膊肘上。
我们两个大人，一个小孩，在手术台上并肩坐下，等待“手术结束”。
“你的父亲好像不是很喜欢你？”
瑞纳小声说，父亲确实很烦我，因为我的母亲就是我害死的。
瑞纳知道这件事，是从村里的玩伴们口中听来的。
最初他不明白什么叫做“害死”，后来邻居才告诉他，他的母亲是为了产下他死在了手术台上。
家里也找不到一丁点母亲的东西，据说是被父亲都烧了。
而父亲也不允许瑞纳说自己害死了母亲，每当他提起这个话题，父亲就会抄起棍子狠狠地揍他。
父亲是村里私塾的老师。瑞纳白天在私塾听父亲讲课，晚上又跟着父亲回家。
不像国内有义务教育，布隆迪学校很少，只有不到一半的孩子能上学。有的地方就会自己攒一个私塾，选村里比较有声望的人当老师，把剩下的孩子送进去。
无论在私塾里还是私塾外，父亲的规矩都是说一不二。
小到餐桌上刀叉摆放的位置，大到瑞纳该交什么样的朋友，瑞纳的父亲都有指导。
一旦不符合父亲的要求，就会挨打。
早上下床的声音过大会挨打，吃饭吃得过快要挨打，甚至连上厕所的时间过长也会挨打。
但被打的最惨的一次要数那次在酒吧里。他本来是去酒吧找父亲回家，结果因为看见父亲时“没有低头”，被打到了昏迷，甚至进了医院。
我匪夷所思地追问：“真的就因为没有低头吗？”
瑞纳犹豫了半天，说，也许因为他看见父亲喝酒，埋怨了一句：“皮埃尔说得对，黑人真的懒，所有的钱都用来喝酒了。”
这话不是歧视吗，我一下又有些摇摆不定了。
我问瑞纳，是谁教他说这话的？皮埃尔是谁？
瑞纳的眉毛和嘴角一下就飞了起来，他说，皮埃尔就是那所“学校”的负责人，他是一个白人，懂英语，会唱歌，从来不打他，还教了他好多东西。
瑞纳喜欢英语，喜欢听老师讲外面的故事。
自从皮埃尔和那所“学校”出现，村里的孩子们都不去父亲的私塾了。
父亲原本没有什么意见，可是当瑞纳兴冲冲地跟他说皮埃尔教了这个那个，他又总是很反感的样子。
到后来，只要瑞纳一提皮埃尔的名字，就会挨打。
我问，那你父亲为什么不直接禁止你去呢？
瑞纳说，也许是因为自己总能从学校领回去奖品甚至是奖金吧。
我和袁大夫表示希望帮助瑞纳寻找专业的机构帮忙，但意外的是，瑞纳拒绝了。
他说他和父亲相依为命，本就失去母亲的他和父亲一样，不能再失去彼此了。
在那所“学校”里，除了英语，瑞纳还学唱歌。其实他并不喜欢唱歌，说是为了唱给父亲听。
他也明明记得，之前父亲那么吃力地教着他们英语，“总是在教我们字母”，课讲得慢，发音又奇怪，上一节课要花十倍的时间自学。
自从美国“学校”来了，父亲虽然不喜欢皮埃尔，甚至打他骂他，可从来没有阻止过他去学英语。
我猜，这个父亲也希望儿子走向更远的世界，只是又无法面对孩子走远以后的失控，和他自己孤独的生活。
预定手术结束的时间快到了，我拍了拍瑞纳的肩膀，让他必须牢牢记住我接下来说的注意事项，因为这是决定这个骗局是否成功的关键。
“你的父亲肯定会问，刚刚是怎么做的手术。”
“你不用瞎编我们的手术过程，只需要告诉你父亲，刚刚喝了点药，嗓子麻麻的然后就睡着了，现在除了嗓子疼，并没其它特殊的感觉。”
我告诉他，他必须鼓起勇气，克服那些见到父亲时不自觉出现的小动作。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转移注意力，感到害怕的时候就偷偷数数，从1数到100，甚至在心里做数学题。
“知道吗，外面的世界真的很精彩，就像你想的那样。也许你可以带着你那暴躁的父亲一起，出去看看。”
瑞纳默默地点了点头，笑了。
我打开手术室的门，带着瑞纳走了出去，瑞纳的父亲就在门口站着。他还是板着那张脸，可是也一步没有离开门口。
门一打开，他上上下下地打量了一遍瑞纳，确定完好无损后，立马向我们双手合十微微鞠了一躬，一句话没说就领着瑞纳要离开。
我叫住了他，清了清嗓子说，其实这次手术并不是免费的。
瑞纳父亲果然站住了脚。
我说，这个手术用的是我们医疗队的科研经费，只要他配合我们完成术后医嘱，实验成功，我们就不要钱。否则需要3倍赔付手术费用，约1000美元。
术后医嘱总共有三条：
一，瑞纳必须要去唱歌，因为手术是在声带上做的，不唱歌会出现嘶哑、饮水呛咳的现象。
二，必须得给瑞纳找个母亲，瑞纳的病来自于压力导致的内分泌问题，他必须减轻孩子的压力，更不能使孩子处于惊惧恐慌中。
三，必须定期找医疗队随诊。
瑞纳的父亲签字按下手印就离开了。望着瑞纳父亲远去的背影，袁大夫问我，咱们这个医嘱有效吗？能保护瑞纳吗？
我笑了笑，其实我也不知道。
往后瑞纳父子没有再来复诊。
我离开非洲时，把这个秘密交给了下一任医疗队，叮嘱他们不要露馅。
临走前我最后去了一次那所“学校”。
瑞纳还在，还是那样笑着跳舞，比之前跳得要好很多很多。
或许，曾经那双把孩子按在检查椅上的大手，现在已学会如何去拥抱他。
我问谢无界，瑞纳的父亲是个怎样的人？
谢无界说，最开始，他以为这是一个通过不断带孩子看病，让孩子听话的父亲。
但谢无界也注意到那些细节：瑞纳的父亲熟悉仪器，是当地罕见地愿意花钱给孩子做检查的人，为了孩子更安全，他选择了更贵的医院，而不是巫医。
但他也仅仅是一个太贫穷的父亲。
他无法教授孩子英语，无法带孩子走向更远的地方，甚至不知道毒打以外的教育方式。
他在用错误的方式“拥抱”孩子，以至于孩子见到他，就会因为心理原因，出现各种各样的毛病和失误。
遗憾的是这样的父母很多，而这样能给父母“治病”的故事太少，或许这句话应该让更多人知道——
有时一个孩子心理出现了疾病，那么在这个家庭里，他可能是病得最轻的。
（文中部分人物系化名）
大家好，我是陈拙。
先给你看一个我们身体上的器官↓
这个东西叫“悬雍垂”，俗称小舌头，长在我们舌头后面。
一般来说，它是用来保证你吃饭的时候不呛进鼻腔里的。
但援非医生谢无界告诉我，在非洲，有很多巫医都盯着患者这个器官，没事就想割掉它。
因为小舌头切掉以后出血贼多，看起来是个厉害的手术，但伤口又很好愈合。
巫医宣称做了这个手术能治咳嗽、发烧甚至偏头痛，其实全是扯淡。
但谢无界见过最离谱的，反而是一个病人家属。
有个父亲拜托谢无界，帮忙把他儿子的悬雍垂割掉——
他说这能治他儿子的不听话。
来布隆迪当援非医生之前，有前辈再三提醒我们，说到了非洲一定谨言慎行，否则一不小心，那都不是医疗事故，而是外交事件了。 之前有一个医疗队的队长，想给自己队员买救命药。药店不认中国医生的处方笺，那队长情急之下就把药店的门给踹开了，抢了一盒药回驻地。 结果第二天，布隆迪的外交部跟着卫生部，直接找上中国大使馆了。 事情最后具体怎么解决的，我不清楚，只知道国家大使出了面，那个队长跟对方道了歉，应该还赔了钱。
我一直以为，我这么老实的人，是不会惹上这种事的。 但当我被一个黑人父亲冰冷的目光上下打量的时候，我忍不住又想起了那个外交事件。 就在刚刚，我给他儿子瑞纳开了三项检查，花费5万布隆迪法郎，相当于当地人一个月的伙食费。 但我还是没找到这孩子的病因。 这个黑人父亲一语不发地站在旁边，一米八的大高个，有种说不出来的压迫感。 我不禁想，如果中国医生在非洲被医闹了，大使馆会帮我吗？
这次看诊从开头就很不寻常。 最开始，我没听太懂瑞纳父亲说的病因，护士告诉我，他说他的儿子“呼吸的声音太重了，一个孩子不应该有这么重的呼吸声”。 我推断说的应该是打呼噜，还想再询问几句病史，瑞纳父亲就指了指桌上的检查器械，示意我，应该先查体。
这是个懂行的病人家属，我一下有点羞愧了。 但我的手刚碰到前鼻镜，瑞纳便像受刑一样发出了尖叫，同时拼命地在椅子上将头后仰。 怕医生的孩子我没少见，这么夸张的真还是第一次。
几乎同时，瑞纳的父亲立刻蹲到了椅子后，熟练地用双臂紧紧地勒住了瑞纳，让孩子把嘴张开。 这是要安排我检查咽部的意思？ 我赶忙把手里的前鼻镜换成压舌板，配合瑞纳的父亲，把孩子的嘴撬开。
瑞纳还要挣扎，父亲吼了一声“瑞纳”！就像咒语一样，孩子被定在了椅子上，只剩身体还在诚实地抖个不停。 他的眼眶里还有眼泪水在打转，好像在哀求我不要把器械放进去。 但他父亲冷冰冰的审视的目光更让我紧张。
我一面安慰着全身僵硬的瑞纳，一边迅速完成了检查，没有发现任何可能导致打呼噜的异常。
在我看来，这种情况应该是问题不大，可以先吃点药，进行实验性治疗，后期再随诊。 但瑞纳的父亲没说话，拿起我刚放下的前鼻镜仔细观察了一下，甚至捏了几下把手，露出了失望的表情。 我告诉他，如果实在想检查，还可以再做一个X线。 器械检查看不到最重要的鼻咽部，非洲能用的只有X线。但就非洲的人均收入来说，X线可以说是相当贵。
而且即使看到了，也可能鼻咽部还是没问题。 所以这是一个比较鸡肋的项目，大部分病人到这里就没有下文了。 但瑞纳父亲只是看了我一眼，就点头同意了。 这下，我被将了一军。
在非洲医院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开出了三个以上无阳性结果检查单的医生，是要受到处罚的。 这是由于医疗花费对于普通非洲人来说实在是太贵了，他们得预防医生坑病人的钱。
我十分紧张，拿出了最高的“国际会诊”规格，给国内的影像科同事打了个视频，找他们指导本地医生配合我拍片。 但片子结果出来，我颠来倒去看了好几遍，还是没问题。 我彻底慌了。
不是扁桃体发炎，不是鼻甲肥大，也不是腺样体肥大，还能是什么呢？
我凑近瑞纳看了又看，甚至把耳朵贴近了仔细听了起来。
“听到了没，就是那个！”瑞纳的父亲突然喊了起来，甚至面露喜色。
我以为自己聋了，又仔细听了一会，好像真的有，几次呼吸当中，会有稍微重一点的一声。
“呼吸声重”，原来说的不是打呼噜，就是日常呼吸中这么细微的一丁点区别。
我甚至有点佩服瑞纳的父亲了，虽然我也有孩子，但是真的要我从日常生活中，找出这么细小的问题，我可能永远也做不到。
这种小变化，首先考虑的就是孩子自己用力呼吸了。
我问瑞纳，是否有鼻子不舒服导致你用力呼吸的情况？你可以对此打分，0分是一点都没有，10分是非常严重，无法忍受。
瑞纳无助地看着我，又向父亲投去求助的目光。
他父亲就像刚才那样，除了用严肃的目光盯着他以外，没有过多的动作。
瑞纳墨迹了一会儿后，在纸上写下了7。
我长舒了一口气，确诊了，轻微的鼻翼肥大导致孩子会用力呼吸，呼吸声就会有点变化。
我给瑞纳开了一瓶鼻喷激素。临走，我又追问瑞纳的父亲，你觉得瑞纳应该打几分？
瑞纳的父亲回以微笑：“我不清楚孩子的感受，但我觉得，孩子出现问题一定要尽早治疗。”
晚上回到驻地后，我和同寝室的袁大夫聊起了这对父子，没想到袁大夫告诉我，他们也去了眼科。
瑞纳的父亲说孩子总是不自觉地看右下或者左下，袁大夫诊断为间歇性斜视。
袁大夫同样觉得瑞纳父亲很细心，管教严格又舍得花钱。
“就是好像不太相信我的技术，总是催着我用器械给他儿子检查。”
我们开玩笑地说，不会这就是非洲的“鸡娃”吧？
没想到刚过了两个礼拜，我竟然又在耳鼻喉科看见了瑞纳父子。
瑞纳的父亲用近乎控诉的音调说，他儿子总是在不自主地咽口水，“喉结移动的频率像个变态”。
我问瑞纳父亲，孩子之前的症状好一些了吗？
但他好像失聪了一样，径直走到我的身边，很自然地在消毒好的器械里翻找了起来。
我反应过来想制止他，结果瑞纳的父亲居然在杂乱的器械堆里，翻出了压舌板和间接喉镜。
他真的知道我要用什么！
我有点恼火，让他离我的桌子远点，“我知道该怎么检查，不用到你来教我。”
这一次，我可以清晰地看见瑞纳的喉结确实在频繁地上下活动，甚至可以听见咽口水的声音。
而且，呼吸声重的情况变得更严重了，基本每次呼吸都伴随着鼻翼扇动。
难道是我之前的治疗没有效果？
瑞纳的父亲又一次麻利地控制住了儿子。瑞纳不像上次那样挣扎了，可是看到我清理喉镜，泪水还是滑落了下来。
他似乎知道这个检查会很难受，是还在别的地方做过检查吗？
但没有病历看，我还是只能配合瑞纳父亲，用手拽住孩子的舌头，把喉镜塞进了他的喉咙。
布隆迪没有专用的麻药，喉镜强行塞进喉咙深处，还要上下左右不停调整角度。
瑞纳一直皱着眉，断断续续地发出干呕声。
而他父亲仍然死死抓住他的手。
我想起上次做X线的时候，瑞纳在拍片区一直小声地啜泣，似乎是怕黑。
X线拍片区只有一台机器，光线不好之余还很狭窄，孩子进去一般都会害怕，多数父母就会主动要求陪着孩子。
但我数次用眼神和招手向瑞纳的父亲示意，让他穿上铅衣过去，瑞纳的父亲却好像没看见一样。
自始至终，他都是表情严肃、一动不动地站在玻璃那边盯着瑞纳，看着他流泪，看着他拿脏兮兮的袖子擦着挂在脸颊的泪水。
喉镜检查还没结束，瑞纳突然推了我一下。
我还没反应过来，就见他猛地挣脱了父亲，抬手捂住嘴，呕吐物从指缝中流出来。
瑞纳试图用双手接着，同时立马跳下座椅向洗手池跑去，但还是有很多东西溅到了我的衣服上。
瑞纳抱歉地看着我。刚才那一推，应该就是他怕弄到我身上。
他越懂事，我越心虚。因为刚才这一通检查，我又什么都没看出来。
我甚至有点怀疑，瑞纳真的有病吗？
“瑞纳，你呼吸困难吗？”
孩子摇头。
“头晕吗？头疼吗？眼睛不舒服吗？你近期受过外伤吗？喝了很烫的水吗？”
我几乎把所有可能性都问了个遍，瑞纳一直摇头，最后我再一次想到心理问题。
“瑞纳，你最近有没有做过什么特殊的事情？”
瑞纳的父亲听到这里，突然上前一步，反问什么是特殊的事情？
我说就是以前不常做，但最近一直做的事情。瑞纳吞口水的情况是新出现的，可能是近期生活中出现了什么刺激源。
瑞纳的父亲若有所思地嘟囔着，接着突然双手合十并向我表示感谢，然后就拉着瑞纳匆匆地离开了诊室。
我本想追出诊室问他想起了什么，但后面病人堆得太多，我也只好作罢。
晚上回到驻地，我立马把今天看诊的情况告诉了袁大夫，他也渐渐觉得有些不对劲。
我们讨论了一晚上，不得不承认，我俩有可能误诊了。瑞纳的身体就是没病，他的症状应该往心理甚至精神方面找原因。
我三更半夜地打扰了国内一个心理学的师弟，最终得出结论，如果把呼吸声大、斜视、清嗓子等症状并在一起考虑的话，瑞纳可能是抽动秽语综合征。
这种精神系统疾病可能来自遗传、脑损伤等原因，如果不尽早干预，后期可能会极大地影响患儿的智力发育。
但可惜的是，整个布隆迪大概都找不出一盒对症的药。
瑞纳是个好孩子，检查时难受得吐了，还记得推开我。
而他父亲虽然严厉，在带孩子看病这件事上，确实一点不马虎。是我辜负了他们。
愧疚感一直萦绕在我心头，我四处打听，想再见到这对苦命的父子，把诊断结果告诉他们，看看还能不能帮上什么忙。
结果，我没有在医院再见到他们，倒是医疗队的厨师高师傅听说我在找人，神神秘秘地说，要带我去个“好地方”。
他和袁大夫拽着我一起，跑去了城郊的一栋房子。
那是一个被铁栅栏围起来的二层建筑，门口有草地，摆着许多塑料椅子，有点像当地举办婚礼之类大型聚会的场所，但又插着美国国旗。
稍微走近些，就能听见屋里传出当地嘈杂的音乐。
我们三人一块上了楼，楼上是一个阳光明媚的阶梯教室。
今天似乎有演出，舞台上坐着一排人，老的少的、黑人白人都有，都穿着很体面。
就在那一排孩子当中，我一眼就看见了瑞纳。
还没来得及跟他打招呼，屋子里突然响起了热烈的舞曲。 瑞纳就坐在靠近音响的位置上，我担心地看向他。抽动秽语综合征的孩子，是很容易受到大噪音的影响，出现异常反应的。 但我看到的瑞纳不但没有发病，反而跟着音乐跳起舞来。 他甚至有一段独舞，舞蹈动作既美观又富有力量，眉宇间透露着我从未见过的自信。
我们一行人在不远处静静地观察着他的一举一动。本着不能漏诊的原则，我特意加长了观察的时间。
跳完舞又唱歌、和朋友们聊天，足足半个小时，喘粗气、斜视、咽口水这些症状瑞纳一个都没有，更别说“抽动秽语综合征”了。
看来，我们又一次误诊了，我们的小病号根本什么毛病都没有。
回去的路上，袁大夫告诉我，他原本是听当地人说这里可以唱歌放松，来了一次，偶然发现了瑞纳。
后来他们前前后后又来过4次，每次都能碰见瑞纳，每次都和这次一样，舞姿潇洒，看不出任何有病的症状。
想想有两次活动正发生在当地的农忙时节，也许，瑞纳就是个因贪玩装病逃避劳动的孩子罢了。
想到同样被瑞纳蒙在鼓里，还几次带他看病的父亲，我气得念了一路“小兔崽子”。
我想告诉瑞纳父亲这个真相，没想到几天后，瑞纳的父亲又带着瑞纳来看病了。
这次，他是来要求我们给孩子动手术的。
瑞纳的父亲不知道从哪听说，切除瑞纳的悬雍垂，可以治疗瑞纳现有的症状。
他担心巫医做的不安全，就来找我们做这个手术。
悬雍垂就是人的小舌头，可以避免食物呛进鼻腔里。有的人悬雍垂特别长或者长了肿瘤，也可以切除，但是它跟鼻息重、吞口水之类的症状，没有任何关系。
更何况瑞纳根本没有病。
我不好直接揭穿说你儿子在装病，只好试探地问他，上一次说到的心理问题是怎么回事？
瑞纳的父亲见我并没有极力反对手术，一下像找到了战友，抓着我开始滔滔不绝。
他说瑞纳早先是个特别听话的孩子，让做什么就做什么，并且十分仰慕身为父亲的他，“我就是孩子的榜样”。
说到这里时，瑞纳的父亲不自觉地昂起了头，背也挺直了；而瑞纳却正相反，头比任何时候都埋得低。
瑞纳父亲丝毫没有觉察到气氛不对，继续自顾自地说着：
就在最近半年，瑞纳去参加了一个莫名其妙的“学校”，变得不像以前那样听话了，还开始“用一些奇怪的话”顶撞父亲，“甚至连我的拳头也不怕了”。
再后来，那些稀奇古怪的症状就接连出现。
上次问诊时我说病因可能在于“特殊的事情”，瑞纳父亲立刻意识到，一切的源头就是那个“学校”。
就像撕吧待宰的小鸡仔那样，瑞纳父亲一把将儿子拽了过来：“看看你现在被这些无聊的东西弄成什么样了！你究竟要花掉我多少钱！”
当着我的面，他狠狠地给了瑞纳一个耳光，鲜血从瑞纳的嘴角渗了出来。
瑞纳没有挡也没有躲，只是低着头小声啜泣。
鼻翼扇动、眼珠向下、吞咽口水，之前说的症状一一开始出现。
我一下明白了。
瑞纳没有装病！他的病根，不是那个“学校”，而是他父亲的暴力。
小时候我成绩不好，人还很调皮，有一次趁老师不在，在自习课上带着同学们捣乱，结果被抓住了。
老师没有体罚我，只是让我当众唱歌。我不明所以地唱了。
唱完老师就皱着眉头批评我唱得难听，接着挨个问班上的同学，他唱得好不好听？
每个同学都说不好听。
这一次之后，我突然“不会”唱歌了，一张口就不知道怎么发声。见到老师手不知道该放哪、路不知道怎么走。
现在看着瑞纳的父亲，那种熟悉的窒息感又回来了。
他根本不是来我这看病的，自始至终都不是。他只是不满意儿子为什么不听他的话了，就觉得儿子有病。
从最开始，他就迫切地催促我们用器械检查，不管瑞纳怎么挣扎哭泣，都板着一张脸——因为这就是他惩罚孩子的方式。
而我因为怕找不到病因、怕被质疑，一次次地给孩子增加检查，也成了瑞纳父亲的帮凶。
我已经长大了，还是一名医生，可是我的权威也不能说服这个父亲，他只相信自己认为的正确答案。
我想了想，板起脸告诉瑞纳的父亲，这个手术我在中国常做，而且完全免费，只要准备一晚，明天你就可以带着孩子来。
第二天早上，瑞纳和他父亲早早地就在门口等着。
我让护士起草了一份手术同意书，让瑞纳和瑞纳的父亲签了字。接着，我和袁大夫就穿着白大褂，把瑞纳领到了手术室里。
瑞纳像打摆子那样抖个不停，眼睛一直瞟着手术床边寒光闪闪的手术器械。
我和袁大夫对视一眼，我摘下了口罩，对瑞纳说：“我不喜欢你的舞姿，你的胳膊太僵硬了，不灵活。”
瑞纳一脸吃惊地看着我，好像死机了。
袁大夫紧接着也摘掉了口罩，解释说，我们在那个学校看见你潇洒的舞姿了。
他甚至学了几下，笑吟吟地跟瑞纳说，喏，你的胳膊就是这样的。
瑞纳终于明白我们在说什么，露出了笑意。
我一屁股坐到了手术床上，用白布盖住了盒子里的手术器械，告诉瑞纳说，我们今天不给你做手术。
“因为你不需要做这个手术，你没有病，病的是你的父亲。”
昨晚，我和袁大夫商量好，要一起给瑞纳做个“假手术”。
以他父亲的自负，我们光拒绝他，他只会找别的医生，甚至巫医去做，到时候对孩子的伤害更大。
我们本打算把瑞纳迷晕，睡够时间再推出去，但今天看到他，我又改变主意了。
我能做一场假手术，下次呢？瑞纳父亲会不会继续认为，只要找医生切掉孩子身上的一个什么小东西，孩子就能永远听话？
我要把一切都告诉瑞纳，让他自己做决定，自己保护自己。
袁大夫喊着风险太大了，要和瑞纳做“碰肘礼”，以免瑞纳出卖我俩。
瑞纳绷着小脸，高高地举起胳膊肘，碰在了袁大夫的胳膊肘上。
我们两个大人，一个小孩，在手术台上并肩坐下，等待“手术结束”。
“你的父亲好像不是很喜欢你？”
瑞纳小声说，父亲确实很烦我，因为我的母亲就是我害死的。
瑞纳知道这件事，是从村里的玩伴们口中听来的。
最初他不明白什么叫做“害死”，后来邻居才告诉他，他的母亲是为了产下他死在了手术台上。
家里也找不到一丁点母亲的东西，据说是被父亲都烧了。
而父亲也不允许瑞纳说自己害死了母亲，每当他提起这个话题，父亲就会抄起棍子狠狠地揍他。
父亲是村里私塾的老师。瑞纳白天在私塾听父亲讲课，晚上又跟着父亲回家。
不像国内有义务教育，布隆迪学校很少，只有不到一半的孩子能上学。有的地方就会自己攒一个私塾，选村里比较有声望的人当老师，把剩下的孩子送进去。
无论在私塾里还是私塾外，父亲的规矩都是说一不二。
小到餐桌上刀叉摆放的位置，大到瑞纳该交什么样的朋友，瑞纳的父亲都有指导。
一旦不符合父亲的要求，就会挨打。
早上下床的声音过大会挨打，吃饭吃得过快要挨打，甚至连上厕所的时间过长也会挨打。
但被打的最惨的一次要数那次在酒吧里。他本来是去酒吧找父亲回家，结果因为看见父亲时“没有低头”，被打到了昏迷，甚至进了医院。
我匪夷所思地追问：“真的就因为没有低头吗？”
瑞纳犹豫了半天，说，也许因为他看见父亲喝酒，埋怨了一句：“皮埃尔说得对，黑人真的懒，所有的钱都用来喝酒了。”
这话不是歧视吗，我一下又有些摇摆不定了。
我问瑞纳，是谁教他说这话的？皮埃尔是谁？
瑞纳的眉毛和嘴角一下就飞了起来，他说，皮埃尔就是那所“学校”的负责人，他是一个白人，懂英语，会唱歌，从来不打他，还教了他好多东西。
瑞纳喜欢英语，喜欢听老师讲外面的故事。
自从皮埃尔和那所“学校”出现，村里的孩子们都不去父亲的私塾了。
父亲原本没有什么意见，可是当瑞纳兴冲冲地跟他说皮埃尔教了这个那个，他又总是很反感的样子。
到后来，只要瑞纳一提皮埃尔的名字，就会挨打。
我问，那你父亲为什么不直接禁止你去呢？
瑞纳说，也许是因为自己总能从学校领回去奖品甚至是奖金吧。
我和袁大夫表示希望帮助瑞纳寻找专业的机构帮忙，但意外的是，瑞纳拒绝了。
他说他和父亲相依为命，本就失去母亲的他和父亲一样，不能再失去彼此了。
在那所“学校”里，除了英语，瑞纳还学唱歌。其实他并不喜欢唱歌，说是为了唱给父亲听。
他也明明记得，之前父亲那么吃力地教着他们英语，“总是在教我们字母”，课讲得慢，发音又奇怪，上一节课要花十倍的时间自学。
自从美国“学校”来了，父亲虽然不喜欢皮埃尔，甚至打他骂他，可从来没有阻止过他去学英语。
我猜，这个父亲也希望儿子走向更远的世界，只是又无法面对孩子走远以后的失控，和他自己孤独的生活。
预定手术结束的时间快到了，我拍了拍瑞纳的肩膀，让他必须牢牢记住我接下来说的注意事项，因为这是决定这个骗局是否成功的关键。
“你的父亲肯定会问，刚刚是怎么做的手术。”
“你不用瞎编我们的手术过程，只需要告诉你父亲，刚刚喝了点药，嗓子麻麻的然后就睡着了，现在除了嗓子疼，并没其它特殊的感觉。”
我告诉他，他必须鼓起勇气，克服那些见到父亲时不自觉出现的小动作。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转移注意力，感到害怕的时候就偷偷数数，从1数到100，甚至在心里做数学题。
“知道吗，外面的世界真的很精彩，就像你想的那样。也许你可以带着你那暴躁的父亲一起，出去看看。”
瑞纳默默地点了点头，笑了。
我打开手术室的门，带着瑞纳走了出去，瑞纳的父亲就在门口站着。他还是板着那张脸，可是也一步没有离开门口。
门一打开，他上上下下地打量了一遍瑞纳，确定完好无损后，立马向我们双手合十微微鞠了一躬，一句话没说就领着瑞纳要离开。
我叫住了他，清了清嗓子说，其实这次手术并不是免费的。
瑞纳父亲果然站住了脚。
我说，这个手术用的是我们医疗队的科研经费，只要他配合我们完成术后医嘱，实验成功，我们就不要钱。否则需要3倍赔付手术费用，约1000美元。
术后医嘱总共有三条：
一，瑞纳必须要去唱歌，因为手术是在声带上做的，不唱歌会出现嘶哑、饮水呛咳的现象。
二，必须得给瑞纳找个母亲，瑞纳的病来自于压力导致的内分泌问题，他必须减轻孩子的压力，更不能使孩子处于惊惧恐慌中。
三，必须定期找医疗队随诊。
瑞纳的父亲签字按下手印就离开了。望着瑞纳父亲远去的背影，袁大夫问我，咱们这个医嘱有效吗？能保护瑞纳吗？
我笑了笑，其实我也不知道。
往后瑞纳父子没有再来复诊。
我离开非洲时，把这个秘密交给了下一任医疗队，叮嘱他们不要露馅。
临走前我最后去了一次那所“学校”。
瑞纳还在，还是那样笑着跳舞，比之前跳得要好很多很多。
或许，曾经那双把孩子按在检查椅上的大手，现在已学会如何去拥抱他。
我问谢无界，瑞纳的父亲是个怎样的人？
谢无界说，最开始，他以为这是一个通过不断带孩子看病，让孩子听话的父亲。
但谢无界也注意到那些细节：瑞纳的父亲熟悉仪器，是当地罕见地愿意花钱给孩子做检查的人，为了孩子更安全，他选择了更贵的医院，而不是巫医。
但他也仅仅是一个太贫穷的父亲。
他无法教授孩子英语，无法带孩子走向更远的地方，甚至不知道毒打以外的教育方式。
他在用错误的方式“拥抱”孩子，以至于孩子见到他，就会因为心理原因，出现各种各样的毛病和失误。
遗憾的是这样的父母很多，而这样能给父母“治病”的故事太少，或许这句话应该让更多人知道——
有时一个孩子心理出现了疾病，那么在这个家庭里，他可能是病得最轻的。
（文中部分人物系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