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来，何伟一直在书写中国，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相信，中国的政治体制必须从根本上做出改变。 Graham Dickie/The New York Times
1996年，当何伟(Peter Hessler)来到四川一所规模不大的高校任教时，他的学生九成来自农村。何伟身高一米七五，比他们高出约莫半个头的样子。他们通常只有一身衣服：有的是一件蓝色西装，有的是仿冒的芝加哥公牛队球衣。有个学生几年后告诉他，当年自己每天只吃得起一顿饭。
2019年，何伟回到中国，在四川大学匹兹堡学院任教。这一次，他的非虚构类写作班上的学生全部来自城市，班上甚至有些女生的个头都超过了他。有几个学生穿着一两千块的复刻版乔丹鞋。
借由他的观察可以看到中国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个国家的人口构成从七成农民变成了三分之二的城市居民。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中国的人均经济产出增长了20倍。医学杂志《柳叶刀》2020年的一项研究报告称，从1985年到2019年，在200个国家中，中国男孩的身高增幅居首，女孩的身高增幅居第三位。
然而，定义社会的政治体制却未有丝毫改变，何伟在他的新书《另一些河流：中式教育》（Other Rivers: A Chinese Education，暂译）中写道。
“我还是在马克思主义学院的隔壁教书，这所大学仍然举行过去那种共产主义集会，”他写道。“一个国家怎么可能在社会、经济和教育上经历了那么大的变化，而政治却停滞不前，甚至倒退了呢？”
这个问题也困扰着许多中国人、外交政策制定者、学者和记者，包括我自己。
在新书中，何伟把自己在上世纪90年代教过的中国学生称为“改革一代”，把过去十年教过的学生称为“习近平一代”。 Penguin Press
在《另一些河流》一书中，何伟称他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学生为“改革一代”。他们相信竞争，他们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回报。他称自己在本世纪20年代的学生为“习近平一代”。习近平上台后，全面收紧了对中国社会的控制。这一代学生愿意努力学习，就像他们的学长一样，但对制度或自己的未来几乎不抱幻想。
“习近平一代”求平稳。这一代人对政府更为不满，但不愿反抗。何伟布置学生阅读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庄园》。他们最认同的两个角色是对新农场持怀疑态度但不表露想法的驴，以及勤劳但愚忠的马。
在《另一些河流》一书中，何伟没有对他的疑问给出明确的答案。但他相信，在自己近三十年书写中国的写作生涯中，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政治体制。他说，年轻人越来越不满，但他们还没有做好试着发动变革的准备。他们知道反抗体制所要付出的代价，也知道顺从可以获得的好处——即使回报变得越来越难获得。
除了在中国西南省份四川的两次任教经历外，何伟还在本世纪前十年担任《纽约客》驻北京记者。他写了五本关于中国的书，其中三本翻译成了中文。由于《另一些河流》一书中对中国政府的批评，在中国出版的可能性很小，何伟说，他以前的书若是在现在也不可能在中国出版。
尽管如此，《另一些河流》仍然是中国最受期待的新书之一。
何伟在中国可算作名人，他以敏锐的观察和对普通人充满同理心的刻画而闻名，在他的笔端，这些普普通通的中国人勤奋、坚韧、务实，而且基本不大关心政治。中国读者用“同情心”这个词来形容他的作品。一位著名的中国作家如此评论他的处女作《江城》：他的作品“超越了是或不是、喜欢或不喜欢的二元对立”。这本书出版于2001年，讲述了他作为和平队志愿者在一座中国小城教英语的经历。
但在一个日益两极分化的世界里，何伟和他的写作在中国和国外都遭到了许多批评。有人认为他太过政治，也有人认为他总是躲避政治，他也因此被贴上了“亲中”或者“反中”的标签。
一些在中国被称为“小粉红”的激进民族主义者称，他为《纽约客》2020年3月刊撰写的关于新冠疫情的文章存在一种条件反射式的批评。五个月后，他发表了另一篇报道，讨论中国对疫情的有效控制，一些西方记者和中国问题专家又认为他在帮中国政府说话。
2022年，上海发生街头示威，抗议中国严格的新冠防疫政策。 The New York Times
2021年，由于校方没有与他续签合同，何伟和家人搬回美国。他没有经历中国政府在2022年实施的残酷的“清零”政策：频繁的检测、封锁、隔离、食物短缺和医院拒诊。
上月底，他在“中参馆”网站发文，对批评做出了回应。他称自己受到了不公正的评价，尤其是那些已经离开中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在2020年3月许多美国记者遭到驱逐后，他成为了少数仍然留在中国的记者。上个月，他在我的播客节目中接受采访时告诉我，他当时觉得自己还在球场上，“其他的球员都变成了体育评论员，在吹毛求疵。”
何伟在中国的一些批评者说，他在《江城》和其他早期作品中对普通人的细致描绘忠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脉搏，当时中国更加开放，人们正努力适应快速发展的变化。他们说，但是在习近平时代，他们希望他能更直接地谈论政治。在今天的中国，几乎每个人都与政治紧密相连。
对于自己的角色，何伟并不这么看。他告诉我，作为一名接受虚构写作训练的作家，他对人物和地点比对事件更感兴趣。“政治是其中的一部分，”他说。“但我几乎从来不会从一个问题入手。”
让我好奇的是，如果他在中国一直呆到2022年冬天，《另一些河流》是否会以不同的方式呈现。当时，抗议者在中国各城市走上街头，包括他曾居住过的成都，要求政府停止“清零”政策。一些愤怒的示威者要求习近平下台。
在《另一些河流》一书中，何伟写道，通过电子邮件和各种调查问卷，他与他的年轻学生保持着联系，他们对封锁感到愤怒，常说封锁从根本上改变了他们的看法。
一个年轻人从欧洲写信给他：“最重要的是，这改变了我对‘反抗’和‘示威’的看法。我认为中国人应该更多地通过示威来争取自己的权利，尽管示威在中国被等同于‘造反’。”
何伟在《另一些河流》中写道，他之前教过的那些年轻学生更多关注的是个人问题，比如就业机会，而不是政治或气候变化。
“你常常听到很多人说：‘我们不需要民主。我们只需要稍微多一点空间，不那么大的压力。’但也许事情并非如此，”他告诉我说。“一旦你打破了这一点，而你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或何时会发生，那么你就会制造不稳定。”
三十年来，何伟一直在书写中国，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相信，中国的政治体制必须从根本上做出改变。 Graham Dickie/The New York Times
1996年，当何伟(Peter Hessler)来到四川一所规模不大的高校任教时，他的学生九成来自农村。何伟身高一米七五，比他们高出约莫半个头的样子。他们通常只有一身衣服：有的是一件蓝色西装，有的是仿冒的芝加哥公牛队球衣。有个学生几年后告诉他，当年自己每天只吃得起一顿饭。
2019年，何伟回到中国，在四川大学匹兹堡学院任教。这一次，他的非虚构类写作班上的学生全部来自城市，班上甚至有些女生的个头都超过了他。有几个学生穿着一两千块的复刻版乔丹鞋。
借由他的观察可以看到中国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个国家的人口构成从七成农民变成了三分之二的城市居民。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中国的人均经济产出增长了20倍。医学杂志《柳叶刀》2020年的一项研究报告称，从1985年到2019年，在200个国家中，中国男孩的身高增幅居首，女孩的身高增幅居第三位。
然而，定义社会的政治体制却未有丝毫改变，何伟在他的新书《另一些河流：中式教育》（Other Rivers: A Chinese Education，暂译）中写道。
“我还是在马克思主义学院的隔壁教书，这所大学仍然举行过去那种共产主义集会，”他写道。“一个国家怎么可能在社会、经济和教育上经历了那么大的变化，而政治却停滞不前，甚至倒退了呢？”
这个问题也困扰着许多中国人、外交政策制定者、学者和记者，包括我自己。
在新书中，何伟把自己在上世纪90年代教过的中国学生称为“改革一代”，把过去十年教过的学生称为“习近平一代”。 Penguin Press
在《另一些河流》一书中，何伟称他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学生为“改革一代”。他们相信竞争，他们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回报。他称自己在本世纪20年代的学生为“习近平一代”。习近平上台后，全面收紧了对中国社会的控制。这一代学生愿意努力学习，就像他们的学长一样，但对制度或自己的未来几乎不抱幻想。
“习近平一代”求平稳。这一代人对政府更为不满，但不愿反抗。何伟布置学生阅读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庄园》。他们最认同的两个角色是对新农场持怀疑态度但不表露想法的驴，以及勤劳但愚忠的马。
在《另一些河流》一书中，何伟没有对他的疑问给出明确的答案。但他相信，在自己近三十年书写中国的写作生涯中，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政治体制。他说，年轻人越来越不满，但他们还没有做好试着发动变革的准备。他们知道反抗体制所要付出的代价，也知道顺从可以获得的好处——即使回报变得越来越难获得。
除了在中国西南省份四川的两次任教经历外，何伟还在本世纪前十年担任《纽约客》驻北京记者。他写了五本关于中国的书，其中三本翻译成了中文。由于《另一些河流》一书中对中国政府的批评，在中国出版的可能性很小，何伟说，他以前的书若是在现在也不可能在中国出版。
尽管如此，《另一些河流》仍然是中国最受期待的新书之一。
何伟在中国可算作名人，他以敏锐的观察和对普通人充满同理心的刻画而闻名，在他的笔端，这些普普通通的中国人勤奋、坚韧、务实，而且基本不大关心政治。中国读者用“同情心”这个词来形容他的作品。一位著名的中国作家如此评论他的处女作《江城》：他的作品“超越了是或不是、喜欢或不喜欢的二元对立”。这本书出版于2001年，讲述了他作为和平队志愿者在一座中国小城教英语的经历。
但在一个日益两极分化的世界里，何伟和他的写作在中国和国外都遭到了许多批评。有人认为他太过政治，也有人认为他总是躲避政治，他也因此被贴上了“亲中”或者“反中”的标签。
一些在中国被称为“小粉红”的激进民族主义者称，他为《纽约客》2020年3月刊撰写的关于新冠疫情的文章存在一种条件反射式的批评。五个月后，他发表了另一篇报道，讨论中国对疫情的有效控制，一些西方记者和中国问题专家又认为他在帮中国政府说话。
2022年，上海发生街头示威，抗议中国严格的新冠防疫政策。 The New York Times
2021年，由于校方没有与他续签合同，何伟和家人搬回美国。他没有经历中国政府在2022年实施的残酷的“清零”政策：频繁的检测、封锁、隔离、食物短缺和医院拒诊。
上月底，他在“中参馆”网站发文，对批评做出了回应。他称自己受到了不公正的评价，尤其是那些已经离开中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在2020年3月许多美国记者遭到驱逐后，他成为了少数仍然留在中国的记者。上个月，他在我的播客节目中接受采访时告诉我，他当时觉得自己还在球场上，“其他的球员都变成了体育评论员，在吹毛求疵。”
何伟在中国的一些批评者说，他在《江城》和其他早期作品中对普通人的细致描绘忠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脉搏，当时中国更加开放，人们正努力适应快速发展的变化。他们说，但是在习近平时代，他们希望他能更直接地谈论政治。在今天的中国，几乎每个人都与政治紧密相连。
对于自己的角色，何伟并不这么看。他告诉我，作为一名接受虚构写作训练的作家，他对人物和地点比对事件更感兴趣。“政治是其中的一部分，”他说。“但我几乎从来不会从一个问题入手。”
让我好奇的是，如果他在中国一直呆到2022年冬天，《另一些河流》是否会以不同的方式呈现。当时，抗议者在中国各城市走上街头，包括他曾居住过的成都，要求政府停止“清零”政策。一些愤怒的示威者要求习近平下台。
在《另一些河流》一书中，何伟写道，通过电子邮件和各种调查问卷，他与他的年轻学生保持着联系，他们对封锁感到愤怒，常说封锁从根本上改变了他们的看法。
一个年轻人从欧洲写信给他：“最重要的是，这改变了我对‘反抗’和‘示威’的看法。我认为中国人应该更多地通过示威来争取自己的权利，尽管示威在中国被等同于‘造反’。”
何伟在《另一些河流》中写道，他之前教过的那些年轻学生更多关注的是个人问题，比如就业机会，而不是政治或气候变化。
“你常常听到很多人说：‘我们不需要民主。我们只需要稍微多一点空间，不那么大的压力。’但也许事情并非如此，”他告诉我说。“一旦你打破了这一点，而你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或何时会发生，那么你就会制造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