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刚刚结束的中共二十大上，习近平如愿以偿开始了第三个中共总书记任期，就此，八十年代建立起的任期制、集体领导制以及务实的经济政策似乎都已成为过去，而意识形态则开始主导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
《新苏黎世报》发表评论称，在习近平领导之下，中国正在开历史倒车。权力高层中，习的做法并非没有争议，但过去几年来，习以反腐的手段已经将大部分政治异己打入冷宫，身边只剩下对他唯命是从的亲信。这篇题为《稳定只是假象》的评论写道：
"习继续把持最高领导权也可以被解读为政治连贯的信号。西方世界很清楚，这种政治连贯也意味着：激进的民族主义以及取代美国世界霸主地位的决心。除此之外，最高领导人连任还会营造出稳定的假象。事实上，稳定假象的背后民怨早已沸腾。习近平严苛的清零政策使很多人生计失去保障，百万人口大中城市频繁的被实施封控，民众对此已经忍无可忍。日趋严重化的房地产危机令许多中国人担心他们的资产会打水漂。而迄今为止以国家对基础设施行业进行投资的发展模式也难以继续奏效。
日益严重的房地产危机令许多中国人担心自己的财产会付诸东流。
来自民间的任何怨言都会遭到国家机器的打压。但如果习近平不能兑现中共的核心承诺-发展经济，那么他本人就会陷入被动局面。而内部矛盾得不到解决的情况下，北京对外实施侵略的风险就会增高。这一点，台湾想必会有最直接的感受。现年69岁的习近平一再强调收复台湾的决心，必要情况下，也不排除动用武力。总而言之，来自北京的威胁恐吓会进一步增多，而且矛头也不会仅限于台湾。"
评论指出，大多数西方国家都对北京耀武扬威的做法感到不满，但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在是否对华采取强硬立场的问题上，却又显得优柔寡断。
"中国同西方国家的关系正在日益冷却，这也使得双方建立起的合作模式越来越受到质疑。例如，德国情报部门就已发出警告称，学术界在同中国合作时，显得过于轻信和幼稚。毫无疑问，科研机构应当提升安全意识，而经济层面上也应减少单方依赖。但西方社会也不应变得病态般的猜忌多疑，因为这恰恰是西方世界同专制国家的区别所在。"
《法兰克福汇报》就中资企业参股汉堡港问题发表评论称，将德国敏感基础设施交给习近平治下的中国，本来就是一件应当慎之又慎的事情。而中共二十大之后，让中国参股德国敏感设施的问题显然已经变得更为敏感。这篇题为《对抗西方的路线将得到延续》的评论写道：
"过去几天发生的一切都显示出，习近平今后采取温和路线的可能性已经微乎其微。相反，他认为中共的统治已经受到了美国阻遏政策的威胁，他要奋起反击。而中美对抗中，台湾将扮演重要的角色。一般认为，习近平会在政治及军事层面加大对台湾的压力。
完成两届任期之后，习近平认为自己在有生之年就已成了历史性人物。因此人们有理由认为，经济制裁恐怕并不足以让习近平改变决策。同样，人们也不应指望习近平会去劝阻俄罗斯总统普京。要知道普京正是在撒马尔干会晤习近平数天之后，发出核武威胁和吞并乌克兰部分领土的。普京口中所谓中方的'问题和顾虑'，显然并没有严重到足以让俄罗斯放弃激化局势的意图。十一月初，德国总理肖尔茨将出访北京，届时肖尔茨看到的中国将同默克尔总理最后一次出访时的中国大不一样。这将是一次'今非昔比'的访华行程，这一点，在德国代表团依据中国清零政策被迫进入'闭环泡泡'时，就会有切身的体会。"
习近平的政治——可知与未知
政治学者邓聿文指出，从二十大政治局常委的安排来看，习对权力的一意孤行远超外界的认知。这告诉人们，对习政权不要有任何天真的想法。对不可预测的事情不做预测，在可预测的事情上找出破解极权的法则，或许是反对派的一个新任务。
10月23日中午，习近平率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中外记者见面
最近几月，外界猜谜般的对中共二十大高层人事和政策的预测宛如智力测验，对照现在已经揭晓的谜底，不妨来探讨哪些预测接近事实，哪些预测跟事实差距较大，从而让人们可以更好地去识别习近平治下的中共这头专制“怪兽”，找到破解它的方法。
应该承认，习对高层保密的要求比江胡时期严得多。后者如果有重要的人事任命和政策出台，往往在未公布前就已经被人在海外放消息泄露。也许是接受这个教训，习特别重视高层的保密工作，不但制定和完善相关的保密法规，而且背后有严密的监控，致使知晓消息的高层官员不敢轻易对外透露。过去几年一些重大政策和人事公布前，外界没觉察一点信息。本次党代会关于路线和人事，会前也是密不透风，这就无疑增加了人们判断二十大的难度。过去几月围绕习近平的去留问题之所以多次出现各种谣传和争执，与此有莫大关系。
尽管如此，对二十大的人事和政策也不完全是瞎子摸象。就笔者个人来说，习近平政治报告的内容特别是主题，以及中共党章的修改，基本上在预估范围内，没有超出预料。至少在8月底，我就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并据此做出具体部署，会是二十大的政治路线；二十大报告还会对共同富裕和全过程民主作出论述，并在收入分配体制和结构方面作出安排；在对外关系上，会重点论述习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概念。关于党章的修改，我认为只是把习十九大以来形成的诸如“四个自信”、“两个确立”之类的所谓新思想新论断、以及中共百年历史经验等写入党章，不会在党章里要改变党的领导结构，把总书记改成党主席制。现在这些都已成事实。
然而，对于政治局常委的预测，笔者有很大失误。9月初，我曾认为二十大常委将由习近平、李克强、汪洋、王沪宁、赵乐际、丁薛祥和胡春华组成；在大会举行前夕，根据十四大到十九大主席团秘书长和副秘书长、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和副主任的组成人选，以及当选常委的某种规律性，像做股票的技术分析一样，推断习近平、李克强、汪洋、王沪宁、丁薛祥、陈希和胡春华将入常。虽然我也感觉习可能会让十九届除他之外的常委全部下，换上他的亲信接任，但认为这是一个对习未必有利的小概率事件。
路线可料 人事难测
在上面两个预测中，笔者虽然认为习总体上会保留党内“七上八下”的上位规矩，但在某些领域和系统如外交，在无合适人选的情况下，也会局部打破；另外，在新增加的入常名额只有两个情况下，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原本是有机会的，可上海封城造成的国内外恶劣影响让他丧失了这个机会，就更不用讲做总理了。不但我是这么想的，多数人也都如此考虑。我曾跟体制内几个一定级别的朋友交流，他们也认为上海封城阻断了李强的入常路，而且汪洋做总理符合习的利益。
从笔者了解到的情形看，对二十大常委的预测只有极少数预见到现在这种状况。一些人虽然认为习家军会全部上位，但在具体人选上，还是有很大分歧。现在的状况是不算习，保留了两个上届常委，形式上，习没有完全破除“七上八下”规矩，然而，从王和赵在新一届政治局所能起到的作用以及习的亲信掌控关键职位看，习实际是破了该规矩。我曾撰文说，习会在二十大上建立绝对权力控制体系，他的人马占政治局成员的比例至少达六成以上，二十大政治局和常委会此种人事安排，验证了我这个判断。
为什么对二十大的政治路线，报告内容和党章修改能够做到预测大致不差，而对政治局常委会人事的判断却有很大出入，后者的失误在观察者中几乎是一个普遍性现象？我在思考这一问题。原因可能出在：对前者的预测有迹可循，只要注意习的讲话、文章、视察、中共的重要文献以及官方宣传口和理论界的宣传重点，大致可判断和推测出习所做的政治报告的内容和主题。但是，人事问题要复杂得多，不仅要根据任务政策和路线来安排人，且要考虑潜在候选人和习个人的亲疏关系，以及本人的意愿等诸多因素；此外，某个时期的突发事故和社会舆论亦有可能会影响原来的安排。
关于中国式现代化这个二十大的政治路线，习在去年十九届五中全会的讲话就谈到过，虽然他是在经济发展新格局这个主题下涉及该问题的。当时没有引起外界关注很正常，因为习的新提法时不时冒出。从时间看，那时距二十大还有一年。但是，当7月官方召开专门针对二十大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习在开班式的讲话中再次提到中国式现代化，官媒对此重点报道，人民日报还以评论员名义配发评论，大概就可确定二十大报告的主题和政治路线会是它。因为7月的这个专题研讨班实际是在高级干部中对开好二十大进行政治动员，提前打预防针，这就需要将二十大的主题和路线透露给这些官员。一时间，官方学者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命题也进行各种论证，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
可是，政治局常委的组成由于高层保密工作做得好，外界能够看到的有用信息非常少，海外自媒体上的各种人事安排，虽然有些自称有人爆料，但可靠性差。在此状况下，只能根据常识和经验去判断预测。例如对于争议很大的李强，假如他能入常特别是接任总理，上海民众会不会生气？在入常名额有限下，习的其他亲信会不会有意见？即使对习而言，他也要顾忌李强入常的社会舆论的不好影响，特别是上海市民的感受。再如对汪洋，普遍认为他比另一个竞争对手胡春华更有可能接任总理，因为以他的资历能力和某种与改革派的联系，他接任总理能改善外界对习政权的印象，而且他也不可能去挑战习的权力，因此即便从习的角度说，总体也是有利的。
被颠覆的经验和常识
但是现在，这些经验和常识都因新的常委格局而被颠覆，这就需要外界对习的政治进行某种程度的重新认识。共产党常说一句话，政治路线确定后，干部就是决定性因素。这话虽然强调的是干部的重要，但它是建立在政治路线已经明了的前提下的，可以这样说，不同的路线和政策决定挑选什么样的干部。
习把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二十大后中共的历史使命和中心任务，并且预期未来要经受“风高浪急”和“惊涛骇浪”的考验，强调党必须有斗争精神，那么要实现这个目标任务，为人类开辟第二条现代化道路，大概在他看来，就必须组成一个完全听自己号令，有斗争精神和意志的领导班子，李和汪虽然可能已经臣服了习，对他构不成挑战，而且在某种特殊时刻，还有可能为他留下的烂摊子善后，但他俩毕竟被认为属于自由派，理念与他不同，不会完全听命于他，他的想法和意志在高层就可能会受到某种阻碍，这当然不利于目标的达成，所以他要在新的政治局由自己人马全面控制，尤其总理一职由自己的亲信担任后才完全放心。
是否有可能7月以来不断传播的“习下李上”传言，使得习形成了对李的某种成见，加之李在这段时期也表现出和习的某种不同调，从而导致习原本有要李留任的想法，现在也干脆让他裸退？应该不排除。而如果要李下，不能只要他一人下，顺便让和李有同一色彩的汪也一块退。
独裁政权的黑箱政治作业，外界或许永远搞不清这背后的真实原因。可从二十大常委的安排，特别是胡春华未能进入政治局看，习对权力的一意孤行远超外界的认知。这告诉人们，对习政权不要有任何天真的想法。对不可预测的事情不做预测，在可预测的事情上找出破解极权的法则，或许是反对派的一个新任务。
邓聿文为政治评论员，独立学者，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兼中国战略分析杂志共同主编。
在刚刚结束的中共二十大上，习近平如愿以偿开始了第三个中共总书记任期，就此，八十年代建立起的任期制、集体领导制以及务实的经济政策似乎都已成为过去，而意识形态则开始主导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
《新苏黎世报》发表评论称，在习近平领导之下，中国正在开历史倒车。权力高层中，习的做法并非没有争议，但过去几年来，习以反腐的手段已经将大部分政治异己打入冷宫，身边只剩下对他唯命是从的亲信。这篇题为《稳定只是假象》的评论写道：
"习继续把持最高领导权也可以被解读为政治连贯的信号。西方世界很清楚，这种政治连贯也意味着：激进的民族主义以及取代美国世界霸主地位的决心。除此之外，最高领导人连任还会营造出稳定的假象。事实上，稳定假象的背后民怨早已沸腾。习近平严苛的清零政策使很多人生计失去保障，百万人口大中城市频繁的被实施封控，民众对此已经忍无可忍。日趋严重化的房地产危机令许多中国人担心他们的资产会打水漂。而迄今为止以国家对基础设施行业进行投资的发展模式也难以继续奏效。
日益严重的房地产危机令许多中国人担心自己的财产会付诸东流。
来自民间的任何怨言都会遭到国家机器的打压。但如果习近平不能兑现中共的核心承诺-发展经济，那么他本人就会陷入被动局面。而内部矛盾得不到解决的情况下，北京对外实施侵略的风险就会增高。这一点，台湾想必会有最直接的感受。现年69岁的习近平一再强调收复台湾的决心，必要情况下，也不排除动用武力。总而言之，来自北京的威胁恐吓会进一步增多，而且矛头也不会仅限于台湾。"
评论指出，大多数西方国家都对北京耀武扬威的做法感到不满，但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在是否对华采取强硬立场的问题上，却又显得优柔寡断。
"中国同西方国家的关系正在日益冷却，这也使得双方建立起的合作模式越来越受到质疑。例如，德国情报部门就已发出警告称，学术界在同中国合作时，显得过于轻信和幼稚。毫无疑问，科研机构应当提升安全意识，而经济层面上也应减少单方依赖。但西方社会也不应变得病态般的猜忌多疑，因为这恰恰是西方世界同专制国家的区别所在。"
《法兰克福汇报》就中资企业参股汉堡港问题发表评论称，将德国敏感基础设施交给习近平治下的中国，本来就是一件应当慎之又慎的事情。而中共二十大之后，让中国参股德国敏感设施的问题显然已经变得更为敏感。这篇题为《对抗西方的路线将得到延续》的评论写道：
"过去几天发生的一切都显示出，习近平今后采取温和路线的可能性已经微乎其微。相反，他认为中共的统治已经受到了美国阻遏政策的威胁，他要奋起反击。而中美对抗中，台湾将扮演重要的角色。一般认为，习近平会在政治及军事层面加大对台湾的压力。
完成两届任期之后，习近平认为自己在有生之年就已成了历史性人物。因此人们有理由认为，经济制裁恐怕并不足以让习近平改变决策。同样，人们也不应指望习近平会去劝阻俄罗斯总统普京。要知道普京正是在撒马尔干会晤习近平数天之后，发出核武威胁和吞并乌克兰部分领土的。普京口中所谓中方的'问题和顾虑'，显然并没有严重到足以让俄罗斯放弃激化局势的意图。十一月初，德国总理肖尔茨将出访北京，届时肖尔茨看到的中国将同默克尔总理最后一次出访时的中国大不一样。这将是一次'今非昔比'的访华行程，这一点，在德国代表团依据中国清零政策被迫进入'闭环泡泡'时，就会有切身的体会。"
习近平的政治——可知与未知
政治学者邓聿文指出，从二十大政治局常委的安排来看，习对权力的一意孤行远超外界的认知。这告诉人们，对习政权不要有任何天真的想法。对不可预测的事情不做预测，在可预测的事情上找出破解极权的法则，或许是反对派的一个新任务。
10月23日中午，习近平率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中外记者见面
最近几月，外界猜谜般的对中共二十大高层人事和政策的预测宛如智力测验，对照现在已经揭晓的谜底，不妨来探讨哪些预测接近事实，哪些预测跟事实差距较大，从而让人们可以更好地去识别习近平治下的中共这头专制“怪兽”，找到破解它的方法。
应该承认，习对高层保密的要求比江胡时期严得多。后者如果有重要的人事任命和政策出台，往往在未公布前就已经被人在海外放消息泄露。也许是接受这个教训，习特别重视高层的保密工作，不但制定和完善相关的保密法规，而且背后有严密的监控，致使知晓消息的高层官员不敢轻易对外透露。过去几年一些重大政策和人事公布前，外界没觉察一点信息。本次党代会关于路线和人事，会前也是密不透风，这就无疑增加了人们判断二十大的难度。过去几月围绕习近平的去留问题之所以多次出现各种谣传和争执，与此有莫大关系。
尽管如此，对二十大的人事和政策也不完全是瞎子摸象。就笔者个人来说，习近平政治报告的内容特别是主题，以及中共党章的修改，基本上在预估范围内，没有超出预料。至少在8月底，我就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并据此做出具体部署，会是二十大的政治路线；二十大报告还会对共同富裕和全过程民主作出论述，并在收入分配体制和结构方面作出安排；在对外关系上，会重点论述习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概念。关于党章的修改，我认为只是把习十九大以来形成的诸如“四个自信”、“两个确立”之类的所谓新思想新论断、以及中共百年历史经验等写入党章，不会在党章里要改变党的领导结构，把总书记改成党主席制。现在这些都已成事实。
然而，对于政治局常委的预测，笔者有很大失误。9月初，我曾认为二十大常委将由习近平、李克强、汪洋、王沪宁、赵乐际、丁薛祥和胡春华组成；在大会举行前夕，根据十四大到十九大主席团秘书长和副秘书长、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和副主任的组成人选，以及当选常委的某种规律性，像做股票的技术分析一样，推断习近平、李克强、汪洋、王沪宁、丁薛祥、陈希和胡春华将入常。虽然我也感觉习可能会让十九届除他之外的常委全部下，换上他的亲信接任，但认为这是一个对习未必有利的小概率事件。
路线可料 人事难测
在上面两个预测中，笔者虽然认为习总体上会保留党内“七上八下”的上位规矩，但在某些领域和系统如外交，在无合适人选的情况下，也会局部打破；另外，在新增加的入常名额只有两个情况下，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原本是有机会的，可上海封城造成的国内外恶劣影响让他丧失了这个机会，就更不用讲做总理了。不但我是这么想的，多数人也都如此考虑。我曾跟体制内几个一定级别的朋友交流，他们也认为上海封城阻断了李强的入常路，而且汪洋做总理符合习的利益。
从笔者了解到的情形看，对二十大常委的预测只有极少数预见到现在这种状况。一些人虽然认为习家军会全部上位，但在具体人选上，还是有很大分歧。现在的状况是不算习，保留了两个上届常委，形式上，习没有完全破除“七上八下”规矩，然而，从王和赵在新一届政治局所能起到的作用以及习的亲信掌控关键职位看，习实际是破了该规矩。我曾撰文说，习会在二十大上建立绝对权力控制体系，他的人马占政治局成员的比例至少达六成以上，二十大政治局和常委会此种人事安排，验证了我这个判断。
为什么对二十大的政治路线，报告内容和党章修改能够做到预测大致不差，而对政治局常委会人事的判断却有很大出入，后者的失误在观察者中几乎是一个普遍性现象？我在思考这一问题。原因可能出在：对前者的预测有迹可循，只要注意习的讲话、文章、视察、中共的重要文献以及官方宣传口和理论界的宣传重点，大致可判断和推测出习所做的政治报告的内容和主题。但是，人事问题要复杂得多，不仅要根据任务政策和路线来安排人，且要考虑潜在候选人和习个人的亲疏关系，以及本人的意愿等诸多因素；此外，某个时期的突发事故和社会舆论亦有可能会影响原来的安排。
关于中国式现代化这个二十大的政治路线，习在去年十九届五中全会的讲话就谈到过，虽然他是在经济发展新格局这个主题下涉及该问题的。当时没有引起外界关注很正常，因为习的新提法时不时冒出。从时间看，那时距二十大还有一年。但是，当7月官方召开专门针对二十大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习在开班式的讲话中再次提到中国式现代化，官媒对此重点报道，人民日报还以评论员名义配发评论，大概就可确定二十大报告的主题和政治路线会是它。因为7月的这个专题研讨班实际是在高级干部中对开好二十大进行政治动员，提前打预防针，这就需要将二十大的主题和路线透露给这些官员。一时间，官方学者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命题也进行各种论证，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
可是，政治局常委的组成由于高层保密工作做得好，外界能够看到的有用信息非常少，海外自媒体上的各种人事安排，虽然有些自称有人爆料，但可靠性差。在此状况下，只能根据常识和经验去判断预测。例如对于争议很大的李强，假如他能入常特别是接任总理，上海民众会不会生气？在入常名额有限下，习的其他亲信会不会有意见？即使对习而言，他也要顾忌李强入常的社会舆论的不好影响，特别是上海市民的感受。再如对汪洋，普遍认为他比另一个竞争对手胡春华更有可能接任总理，因为以他的资历能力和某种与改革派的联系，他接任总理能改善外界对习政权的印象，而且他也不可能去挑战习的权力，因此即便从习的角度说，总体也是有利的。
被颠覆的经验和常识
但是现在，这些经验和常识都因新的常委格局而被颠覆，这就需要外界对习的政治进行某种程度的重新认识。共产党常说一句话，政治路线确定后，干部就是决定性因素。这话虽然强调的是干部的重要，但它是建立在政治路线已经明了的前提下的，可以这样说，不同的路线和政策决定挑选什么样的干部。
习把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二十大后中共的历史使命和中心任务，并且预期未来要经受“风高浪急”和“惊涛骇浪”的考验，强调党必须有斗争精神，那么要实现这个目标任务，为人类开辟第二条现代化道路，大概在他看来，就必须组成一个完全听自己号令，有斗争精神和意志的领导班子，李和汪虽然可能已经臣服了习，对他构不成挑战，而且在某种特殊时刻，还有可能为他留下的烂摊子善后，但他俩毕竟被认为属于自由派，理念与他不同，不会完全听命于他，他的想法和意志在高层就可能会受到某种阻碍，这当然不利于目标的达成，所以他要在新的政治局由自己人马全面控制，尤其总理一职由自己的亲信担任后才完全放心。
是否有可能7月以来不断传播的“习下李上”传言，使得习形成了对李的某种成见，加之李在这段时期也表现出和习的某种不同调，从而导致习原本有要李留任的想法，现在也干脆让他裸退？应该不排除。而如果要李下，不能只要他一人下，顺便让和李有同一色彩的汪也一块退。
独裁政权的黑箱政治作业，外界或许永远搞不清这背后的真实原因。可从二十大常委的安排，特别是胡春华未能进入政治局看，习对权力的一意孤行远超外界的认知。这告诉人们，对习政权不要有任何天真的想法。对不可预测的事情不做预测，在可预测的事情上找出破解极权的法则，或许是反对派的一个新任务。
邓聿文为政治评论员，独立学者，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兼中国战略分析杂志共同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