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特·多拉德(Matt Dollard)是一家专注于中型市场企业的管理咨询公司 RSM US 的管理咨询负责人和高级分析师，有着二十多年为跨国公司开拓海外业务的经验，找他咨询的三分之一的企业前往中国投资或者拓展在那里的业务。他告诉美国之音，一家汽车零部件企业正寻求他的帮助，在三年内彻底撤出中国，即便是目前还找不到能够完全替代中国的地方。
“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确实让对华投资变得有些不妙，我们在很多外国直接投资数据中都看到了这一点，尤其是在2023年，它确实出现了断崖式下跌。” 管理咨询公司 RSM US 的管理咨询负责人和高级分析师多拉德说。他表示，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地缘政治紧张关系成为压倒性因素，让西方企业决定撤离中国，而且会有更多的企业考虑离开中国。
代表近2000家欧洲和美国企业的中国欧盟商会(Europea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China)和上海美国商会(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Shanghai)分别在9月份发布了各自的中国商业环境报告。这两份报告指出，中国的商业环境对西方企业来说正变得越来越难以适应。北京虽然表面上仍然重视外资，但却把国家安全放在更优先的位置上。有近三分之二的在华欧企认为，中国愈发复杂的法律法规使得商业机会难以实现。
资料照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旧金山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与美国商界领袖共进晚餐时发表讲话。（2023年11月15日）
华盛顿 —
对于大多数在华经营的西方企业来说，2023年是异常艰难的一年。这不仅在于中国营商环境加速恶化,企业在华经营所面临的各类风险大幅上升，也在于CEO们正陷入一个两难的窘境，到底是继续留守在这个总值18万亿美元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内，还是彻底一走了之？
外企、外资纷纷撤离中国
2023年11月，美国资产管理巨头先锋领航集团(Vanguard Group)和以民调为基础的绩效咨询公司盖洛普(Gallup)纷纷宣布将关闭在中国的业务，撤离中国。在此之前，聚焦科技咨询的弗雷斯特市场咨询(Forrester)已经裁撤掉绝大部分当地的分析人员，而美国格理集团(Gerson Lehrman Group)本来计划今年扩大在中国的运营，但是从夏天起却开始裁员。
即便是在对中国依赖程度较高的制造业领域，比如像苹果公司(Apple, Inc.)这样在中国深耕几十年的领军型企业也正在将其部分生产线转移到印度和越南等地。
这些都只是西方企业准备撤离中国的一个缩影……
马特·多拉德(Matt Dollard)是一家专注于中型市场企业的管理咨询公司 RSM US 的管理咨询负责人和高级分析师，有着二十多年为跨国公司开拓海外业务的经验，找他咨询的三分之一的企业前往中国投资或者拓展在那里的业务。他告诉美国之音，一家汽车零部件企业正寻求他的帮助，在三年内彻底撤出中国，即便是目前还找不到能够完全替代中国的地方。
他说：“他们仍然需要从中国采购大量的中间和原材料，他们了解这一点，但他们觉得将其中一部分来源放在中国以外会让他们感到更安心，并减少一些他们担心的风险，同时也符合客户的利益。”他说，这家企业现在正在考虑转向印度或是越南，他觉得最终会是越南。
多拉德说，大多数在中国有业务的企业都忙于采取措施“去风险”或分散风险。他表示，企业至少不会增加在华投资。“如果他们已经在中国设厂生产产品，他们当中的大多数都会决定坚持下去，但他们希望分散风险。”
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The Conference Board) 11月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在华跨国企业的首席执行官们对中国的信心正在减弱。这份调查的对象是35位主要来自美国和欧洲的驻华外企的首席执行官，结果显示，他们对中国的信心指数从六个月前的72下降到今年下半年的54。该数值如果低于50，则表示持负面看法的受访人数多于持积极看法的人数。该机构还发现，40%的受访CEO预计资本投资将减少，几乎同样多的首席执行官预计在未来六个月内裁员，而今年上半年这一比例仅为 9%。
中国吸引力下降的另一个表现是，截至9月底，外国企业已经连续六个季度从中国撤走利润，总金额超过1600亿美元。利润的持续流出导致中国第三季度外商直接投资25年来首次出现负增长。根据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11月3日公布的数据，第三季度外商直接投资负债为负118亿美元，是自1998年有记录以来首次出现季度负值，显示资本流出比流入多出118亿美元，表明撤资和业务缩减规模高于新增投资。
另据彭博社根据中国商务部12月21日公布的数据计算得出，11月中国新增实际利用外资为533亿元人民币（约合75亿美元），同比下降19.5%。这是自2020年2月新冠病毒疫情爆发以来的最差数字。中国商务部发布的声明说，今年1-11月实际外资金额1.04万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10%。
“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确实让对华投资变得有些不妙，我们在很多外国直接投资数据中都看到了这一点，尤其是在2023年，它确实出现了断崖式下跌。” 管理咨询公司 RSM US 的管理咨询负责人和高级分析师多拉德说。他表示，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地缘政治紧张关系成为压倒性因素，让西方企业决定撤离中国，而且会有更多的企业考虑离开中国。
与此同时，境外资金也在加紧撤离中国内地股市。《金融时报》的报道说，今年前七个月流入中国股市的境外资金已有超过四分之三离场。全球投资者自今年8月份以来通过中国内地与香港的互联互通机制“沪港通”和“深港通”抛售了价值逾250亿美元的中国A股股票。这是自“沪港通”2014年11月开通以来通过该机制发生的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资金外流。
《华尔街日报》引述高盛(Goldman Sachs) 11月12日发布的一份报告称，在严峻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下，全球投资者可能会再抛售1700亿美元的中国股票。该报12月7日援引中国官方的数据说，今年截至10月份，机构投资者持有的中国股票和债券资金减少了310多亿美元，这是自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最大的净流出。
紧张的地缘政治和中国恶化的营商环境
全球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Eurasia Group)中国企业事务项目主任安娜·阿什顿(Anna Ashton)对美国之音表示，地缘政治紧张与其他中国国内的因素叠加，造成在华经营的西方企业面临多重不确定性。
“随着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和与美国的紧张关系，出现了与国家安全相关的担忧，这促使北京以一些方式改变了做生意的规则，使得外国企业在这个环境下面临更多不确定性，再加上结束新冠政策后回归到正常经济增速比预期慢，中国经济的低迷也是造成外国公司经营环境困难的另一个主要原因。”她说。
代表近2000家欧洲和美国企业的中国欧盟商会(Europea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China)和上海美国商会(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Shanghai)分别在9月份发布了各自的中国商业环境报告。这两份报告指出，中国的商业环境对西方企业来说正变得越来越难以适应。北京虽然表面上仍然重视外资，但却把国家安全放在更优先的位置上。有近三分之二的在华欧企认为，中国愈发复杂的法律法规使得商业机会难以实现。
《外交政策》杂志专栏作家、欧洲领导力网络(European Leadership Network)高级副研究员伊丽莎白·布劳(Elisabeth Braw)对美国之音表示，对西方企业而言，中国是一个非常困难且日益艰难的环境，而问题在于它的不可预测性，使得企业担心自己随时成为中国政府打击报复的目标。
她说：“任何西方公司都可能成为中国政府各种打击的目标，这些打击不仅与（中国的）反间谍法有关，而且每当中国政府想要报复西方政府时，都有可能将在华经营的西方公司作为代理目标，而这非常容易，因为公司能做什么呢？它什么也做不了。”
布劳曾在《华尔街日报》上撰文称，中国困难的商业环境反映在政治风险承保人(political risk underwriters)几乎停止为在中国经营的公司承保新的保单。
在提供政治风险保险的60家保险公司中，只有少数几家仍然为中国提供此类保险，而且附加了非常严格的限制，这是一个重大变化。目前仍在提供针对中国的保险政策的保额可能不会超过5000万美元，这与几年前的约20亿美元相比大幅下降。在中国开展业务的大多数大型公司的资产远远超过5000万美元。
政治风险保险这一险种在冷战结束前、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非常流行。该保险可以保护企业免受各种政治事件的影响，从征用到政治干预，一直到政变和战争，这使公司有信心在非自由民主体制的市场上投资和经营。
中国新修订的《反间谍法》7月1日已正式生效。美国国家反情报与安全中心在该法生效前曾对美国企业发布警告称，中国新版反间谍法对间谍行为定义模糊不清，给予中国政府更多权限获取和控制企业数据，原本被视为正常的商业活动，比如市场调研都可能会成为犯罪活动。
该中心的官员说，修订后的法律将间谍定义从国家机密和情报扩大到任何“与国家安全有关的其他文件、数据、材料或物品”。该法还对被认为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人员实施了新的出入境限制，并提高了美国公司、记者、学者和研究人员的法律风险。
欧亚集团的阿什顿说，中国的新版《反间谍法》和《数据安全法》更加严格，虽然尚未产生看得到的影响，却产生了无形的影响。“对于在中国经营的美国企业和其他外国公司而言，他们对这项法律的执行存在很多担忧。现在这项法律的涵盖范围更广泛、更模糊，同时还有数据监管的执行，这些监管影响着公司能够跨境分享数据的范围以及数据的本地化方式，”她说，“执行力度的不可预测性让他们无法确定如何确保合规，以及如何以成本有效的方式做到这一点。”
今年3月，中国当局分别以涉嫌非法经营拘留美国尽职调查公司美思明智集团(Mintz Group)北京办事处五名中国籍雇员，又以涉嫌从事间谍活动拘留了日本安斯泰来制药(Astellas Pharma Inc.)一名员工。截至目前，美思明智集团五名被拘押的中国籍雇员仍未获释。
眼下，美国和欧洲的公司已不鼓励高管携带信息离开中国，即使是一些日常的公司经营信息。它们甚至不允许驻华企业高管在离境时携带笔记本电脑甚至智能手机。
在这几大因素叠加下，美国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Gina Raimondo) 8月份访问中国时说，许多美国企业告诉她中国已经“不适合投资，因为风险变得太大了”。 她表示，美国企业正面临新的挑战，其中包括中国“没有任何解释的巨额罚款、修订内容不明确的《反间谍法》，给美国商界带来了冲击；对企业的突击搜查，这是一个全新层面的挑战，我们需要解决这个问题。”
11月15日，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赴旧金山出席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峰会期间与美国商界领袖人物举行晚宴。多名美国企业巨头出席这场晚宴，包括苹果CEO蒂姆·库克(Tim Cook)和全球最大资产管理公司贝莱德(BlackRock) CEO拉里·芬克(Larry Fink)等多家美国大型跨国公司的高管。
然而，令美国商界失望的是，在这个本来被认为要安抚美国商界的讲话中，习近平并没有具体提及贸易和投资，也没有就中国不断恶化的营商环境向在座高管进行安抚，对接下来北京方面是否出台新的政策更是只字未提。这令一些美国的商界人士感到失望。
中国吸引外商的新措施以及外商的审慎乐观
自11月15日美中两国元首会晤后，中国推出了一系列市场准入优惠措施，包括批准了一个拖延已久的万事达公司(MasterCard)的合资项目，接着又批准了美国芯片制造商博通公司收购企业软件开发商VMWare的交易。11月24日，中国宣布，对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西班牙和马来西亚了六个国家的公民实行为期一年的单方面免签入境政策。
这些小的举措受到欢迎但尚不足以消除商界对中国政策摇摆不定、贸易管制和以国家安全为名对西方企业的突防、调查和拘押行动的深层担忧。
“我认为中国在过去几周内正在认识到，在习近平访美期间，他已经告诉了一些部门要确保让美国在中国投资变得更容易，我们看到一些承诺得到落实，”为多家跨国企业提供咨询服务的RSM US高级分析师多拉德说，“现在仍然有待观察的是，这些变化是否真的会导致企业决定也许现在是重新进入并在中国投资的时候了。”
彭博社援引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欧洲商界领袖现在认为北京正在超越魅力攻势，展现出真诚的愿望去兑现承诺。企业高管从最近与中国政府官员进行的对话中得出这样的看法。
欧亚集团中国企业事务项目主任阿什顿对今后一年的形势持审慎乐观态度。
“我认为，拜习会后美中关系的发展轨迹至少有理由保持谨慎乐观，因为会晤的基调总体上是建设性的，而且从过去几个月的高级官员会晤节奏来看，这显然是两国领导人的优先事项，而且我认为，现实情况是，两国经济仍然严重依赖对方，紧密交织在一起。”她说。
最新的报道说，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将出席1月15日到19日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并率领一个大型的高级政府官员团，以表明北京对商业开放的态度。世界经济论坛每年都吸引众多全球商界和政界领袖参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