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建国理想是承诺人人自由和平等。我们的现实是一个持续了几个世纪的种族等级制度。我们看到一个人脸朝下趴在人行道上，被卡在一辆汽车地下，还有一个人压在他身上。这是一个身穿制服的人，他的肤色比地上的那个人要白。这个白人正压在黑人身上，他的膝盖压在了黑人的脖子里，双手则插在两边的口袋里——他的双手怎么就能如此若无其事地插在口袋里？这就是他能够主宰黑人的那份从容和随意的淡定，那份与生俱来的自信。
我们听到地上的男人在恳求压在上面的男人，看到他脸上的惊恐，听到他喘息的声音，听到视频中看不到的旁观者们发出的痛苦呼喊，求白人停下来。但是那位白人，那位占了上风的男子，通过直视旁观者和摄影机，从而直视着全世界所有后来作证的人。他没有听从旁观者的呼喊，而是把膝盖更深地压进了黑人男子的脖子里，这是等级制度赋予他能感知到的权利。趴在地上的人沉默了，气息枯竭。一股清澈的液体顺着人行道悄然流下。我们亲眼见证了一个人死在我们面前。
我们没有看到，至少没有立即看到的，是一个无形的脚手架，一个有着古老规则和假设的种姓制度，让这样的恐怖时刻成为可能，使那一幕中的每个演员都受其控制。镜头外，明尼阿波利斯的夜幕降临之际，另外两个穿制服的男性，看起来也像浅肤色男性，正从警车的另一边按住那个肤色较深的男子。然而，还有一名身穿制服的亚裔男性（非主流地位的种姓）站在黑人旁边，看着他一动不动并渐渐丧失了意识，仿佛这名黑人从他的人性和有可能的互相帮忙中被抹去了一般。我们很快了解到，趴在地上的这个人名叫乔治·弗洛伊德，被指控试图花出一张20美元的假钞，并且像几个世纪以来数不清的黑人一样，可能仅仅是因为主导地位种姓的人提到了他就丧命了。
在美国国庆节的前几周，各州的城市都发生了抗议和起义，比如在贝克斯菲尔德、查尔斯顿、布法罗、波基普西、威奇托、博伊西和苏福尔斯。抗议者推倒了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在明尼苏达州圣保罗的雕像，也推倒了弗吉尼亚州里士满的杰弗逊·戴维斯的雕像。这个国家被迫反思一个半世纪前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注：美国废除奴隶制运动的著名领袖人物）的言论：“对美国奴隶来说，7月4日对你来说是什么？”
在现在这个时代，我们可能会问，那些在自己的国家庆祝自由时仍然被剥夺自由的人们，他们的自由是什么?
美国是一栋永远需要修缮的老房子
验房师将红外镜头对准天花板上一个变形的弓形，一束无形的光束搜索着层层叠叠的石膏，以检测眼睛看不到的东西。这座房子历经几代人，我曾注意到一间独立卧室的石膏角上有轻微的裂痕，于是用粉笔把它标记了下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尽管有了新的屋顶，但天花板上的那条裂缝逐渐扩大，形成了一个隆起的卷曲。多年来，它一直在人们不知不觉中不断发展。一栋老房子本身就是一种宗教礼拜仪式，是一个可套出故事来的寡居贵妇姨妈，是一个谜团，里面一连串环环相扣的谜题等待解决。这个房檐为什么会藏在屋檐的东南角？这块褪色的砖块背后是什么？对于一栋老房子来说，修缮工作永远不会完成，你也不希望它完成。
美国就是这样一栋老房子。我们永远不会宣布修缮工作结束了。风灾、水灾、旱灾和人类的动荡，冲击着房屋结构，而它还在与地基上遗留下来的缺陷作斗争。当你住在一栋老房子里时，你可能不想在暴风雨过后进入地下室看看雨水造成了什么后果。然而，如果选择不去查看，你就得自担风险。老房子的主人们都知道，忽视的东西永远不会消失。无论你选择看还是不看，藏在里面的东西都会溃烂。无知不能让我们免于承担不作为的后果。无论你希望什么东西消失，它都会啃噬你，直到你鼓起勇气去面对你不愿看到的东西。
作为这个国家的人民，我们就像继承了一栋房子的房主。这栋房子建在一块外面看起来很美的土地上，但房子下面是不稳定的肥土和岩石，经过世世代代的起伏和收缩，虽然表面上修补了裂缝，但更深的裂痕在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里一直挥之不去。
很多人可能会理直气壮地说：“这一切的起因与我无关。过去的罪过与我无关，我的祖先从未攻击过原住民，也从未拥有过奴隶。”
是的。这栋房子刚建起来的时候，我们没人住在里面。我们的直系祖先可能也与此无关，但我们现在住在了这栋有裂缝、弯墙和地基裂痕的房子里。无论对错，我们都是继承者。我们没有竖起参差不齐的柱子或托梁，但现在它们需要我们来处理。
而任何进一步的事态恶化，其实都是我们的责任。
如果不加以解决，裂痕和对角线裂缝无法自行修复。毒素不会消失，而是会扩散、过滤和变异，就像它们已经发生的那样。当人们住在一栋老房子里，他们会适应潜伏在老房子里的怪事和危险。他们会把水桶放在潮湿的天花板下，支撑着吱吱哑哑的地板，学着跨过楼梯上腐烂的木踏板。尴尬的事变成了可以接受，而不能接受的事变成了生活中的不便。只要忍得够久，难以想象的事就会变得正常。经过几代人的浸淫，我们学会了相信难以理解是生活应有的方式。
在我自己的房子里，验房师面对天花板变形的谜团，先拿出一个传感器对着表面检测是否受潮。在读数不确定的情况下，他就拿出红外线照相机，对着天花板进行X射线照射，他的想法是，除非你能看到问题，否则无法解决问题。他现在可以看到灰泥，看到被贴过墙纸或刷过油漆的表面之下的东西。就像现在，我们被要求在共同居住的房屋里检查一个很久以前建造的框架。
像老房子一样，美国也有一个看不见的框架：种姓制度。它是美国运作的核心，就像我们在称之为家的实体建筑中看不到的壁骨和托梁一样。种姓是我们划分等级的基础设施，是人类等级制度的框架，是维持我们400年社会秩序的潜意识指令代码。审视种姓制度就像把美国的X光片对着光照看。
种姓制度是一种人为的架构，是一种固定而内在的人类价值排序。它根据人的祖先和往往不可改变的特征，将一个群体假定的优势与其他群体假定的劣势相提并论。这些特征在抽象的意义上是中性的，但在有利于占主导地位种姓的等级制度中，却被赋予了生死攸关的意义，而恰恰是占主导地位种姓的祖先设计了这种制度。种姓制度利用僵化的、往往是任意划分的界限来保持等级之间的分离，区别不同等级，以及分配他们的位置。
在人类历史上，有三种种姓制度非常突出，包括挥之不去的、延续千年的印度种姓制度，纳粹德国悲剧式地加速化、令人不寒而栗的、已经正式被消灭的种姓制度，以及美国以种族为基础的、变形的、心照不宣的种姓金字塔。
每一个种姓制度都依赖于对那些被认为是下等人的污名化，以此为理由进行必要的去人性化，使下等人一直处于底层，并使执行规则合理化。种姓制度之所以能够持久，是因为它往往被证明是神圣的意志，起源于神圣的文字或推定的自然法则，并在整个文化中得到加强，世代相传。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种姓制度是黑暗剧院中无声的引路人，手电筒在过道上投下，引导我们到指定的座位上观看演出。种姓的等级制度与感情或道德无关，而与权力有关——哪些群体有权力，哪些群体没有。它还与资源有关——哪些群体被认为值得拥有资源，哪些不值得，谁能获得和控制资源，谁不能。它也是关于尊重、权威和能力的假设——谁能得到这些，谁不能得到。
作为一种为全人类赋予价值的手段，种姓常常在我们意识不到的情况下指导着我们每一个人的言行。它在我们的骨子里植入了一种无意识的对人类特征的排序，并设定了规则、期望和刻板印象，用来为针对人类内部所有群体的残暴行为进行辩护。
在美国的种姓制度中，等级的标志就是我们所说的种族，即根据外表把人进行分类。在美国，种族是种姓制度的主要工具和显性诱饵。
对于需要一种划分人类手段的种姓制度来说，种族起到了重要作用。如果我们被训练成用种族的语言来看待人类，那么种姓就是我们在孩童时期就已完成编码的潜在语法，就像学习母语一样。种姓相当于语法，成为了一种无形的指导，不仅指导我们如何说话，也指导我们如何处理信息，让我们无需思考就能自动排列成句。
我们中的许多人从未上过语法课，但我们骨子里就知道，及物动词要有宾语，主语需要有谓语；我们不用思考就知道第三人称单数和第三人称复数的区别。我们可能会提到“种族”，指的是黑人、白人、拉丁裔、亚裔或原住民，而在每个标签之下隐藏的是数百年的历史，以及在人类等级结构中对物理特征的假设和价值分配。
人们的外表，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们被分配或被认为属于哪个种族，是他们种姓的明显线索。外表就像供公众学习的历史认知卡片，告知公众他们应该如何被对待，将住在哪里，预计担任什么样的职位，是否属于城市的这个区域或董事会的那个席位，是否应该期待他们就这个或那个问题发表权威性的言论，是否会在医院里给他们止痛，在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里是否更有可能在分娩中存活，以及是否会被当局击毙而开枪者却不受惩罚。
我们知道，字母表中的字母在组合成一个单词之前都是中性的、没有任何意义的，而这个单词在被插入句子，并被说出或听到这个词的人解释之前，本身也没有任何意义。就像“黑色”和“白色”被用于那些实际上既不是黑人也不是白人，而是棕色、米色和象牙色肤色的人种上一样，种姓制度将人们置于两极，将两极和中间的等级赋予并加强意义，然后对每个种姓过去和现在被分配、被允许或被要求扮演的角色意义加以复制。
然而，近几十年来，我们从人类基因组中了解到，全人类的基因99.9%都是一样的。“种族是一个社会概念，而不是一个科学概念”，基因组学专家J·克雷格·文特尔表示，他在2000年完成最初的基因测序时管理着赛莱拉基因组公司。“我们都是在过去的10万年里，由非洲迁徙出来的少数部落进化而来的，并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殖民。”这意味着整个种族等级制度，仇恨和内战的催化剂，是建立在人类学家阿什利·蒙塔古称之为“任意和肤浅的特征选择”之上的，是从构成人类的数万个基因中的一小部分衍生出来的。蒙塔古写道：“事实上，种族的概念是剥削阶级故意创造出来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和捍卫自己的特权，反对低等的社会种姓。”
种姓和种族既不是同义词，也不是相互排斥的。它们可以、而且确实在同一文化中共存，并且相互促进。在美国，种族是种姓这种看不见的力量的显性代言人。种姓是骨头，种族是皮肉。种族是我们能看到的，被赋予任意意义的身体特征，是对一个人的速描。种姓是强大的基础设施，它将每个群体固定在自己的位置上。它的无形性正是赋予它力量和持久性的原因。尽管它可能在意识中进进出出，在动荡时期爆发并被重新强调，在相对平静的时期消退，但它是国家运行中永远存在的一条贯穿线。
种姓制度是严格的、根深蒂固的；种族是流动的、表面的，需要周期性地重新定义，以满足当下美国主导种姓的需要。尽管几个世纪以来，对白人资格的要求一直在变化，但主导种姓的事实从一开始就没有改变——在任何历史时期，谁符合白人的定义，谁就能获得主导种姓的合法权利和特权。也许更具有批判性和悲剧性的是，在等级的另一端，从属种姓从一开始就被固定下来，作为所有其他种姓都不能冲破的心理底线。
因此，我们都出生在一场无声的战争游戏中，这场游戏已经有几个世纪的历史了，加入哪个队伍不是我们自己能选择的。在美国人的分类制度中，我们属于哪一队，是由每个种姓的队服来决定的，显示了我们被认定的价值和潜力。如果有人能够打破这些人为划分的界限，与所有群体都能建立持久的联系，都将是人类精神之美的证明。
马丁·路德·金从印度的非暴力抗议运动中受到启发。
马丁·路德·金：一个来自美国的“贱民”
1959年初冬，在领导了因罗莎·帕克斯被捕而引起的蒙哥马利抵制公共汽车事件之后，在审判和即将到来的胜利之前，马丁·路德·金牧师和他的妻子科雷塔登陆印度，到达了当时被称为孟买的城市，访问非暴力抗议之父莫罕达斯·甘地生活的地方。在抵达时，他们身上戴满花环，金对记者说：“我可能是以游客的身份访问其他国家，但是对于印度，我是以朝圣者的身份来的。”
他一直梦想着去印度。他们在印度呆了一个多月，受到印度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的欢迎。金想亲眼看看这个地方，它从英国统治下争取自由的斗争曾激励他在美国争取正义。他想看看所谓的贱民，即古印度种姓制度中最低的种姓，他读到过他们的故事，并对他们表示同情，他们在十年前印度获得独立后被国家遗忘。
金发现，印度的人们一直在关注着他在美国被压迫同胞的审判，知道他领导的公共汽车抵制活动。无论他走到哪里，孟买和德里街头的人们都围着他要签名。
一天下午，金和他的妻子前往印度的南端，来到喀拉拉邦当时被称为提鲁瓦南塔普拉姆的城市，看望那些家庭曾是贱民的高中生。校长作了介绍。
校长说："孩子们，我想向你们介绍一位来自美利坚合众国的贱民同胞。"
金被惊呆了。他没有想到这个词会用在他身上。事实上，他一开始就被这个字眼吓住了。他从另一个大陆飞来，与首相共进晚餐。他没有看出其中的联系，没有看出印度的种姓制度与自己有什么直接的关系，没有立即明白为什么印度最低种姓的人会把他这个美国黑人和尊贵的访客看成和自己一样的低种姓，把他看成他们中的一员。
他后来回忆道：“有那么一瞬间，我对自己被称为贱民感到有点震惊和恼怒。”
然后他开始思考他为之奋斗的同胞的现实生活——这2000万人民，几百年来被贬为美国最低等级，还闷在一个密不透风的贫困的笼子里，被隔离在孤立的贫民区，在自己的国家被流放。
他对自己说：“是的，我是一个贱民，美利坚合众国的每一个黑人都是贱民。”在那一刻，他意识到，自由之国强加了一种与印度种姓制度不一样的种姓制度，而他一生都生活在这种制度之下。这就是在美国他要打倒的力量之下隐藏的东西。他后来在1965年亚特兰大的埃比尼泽浸信会教堂为国庆节布道时，描述了这种觉醒。
“种姓”不是一个经常在美国用的词，它被认为是印度或欧洲封建社会的语言。但美国的一些人类学家和种族学者几十年来一直在使用这个词。在现代之前，最早接受种姓概念的美国人之一是前废奴主义者、美国参议员查尔斯·萨姆纳，因为他反对北方的种族隔离。
他写道：“在波士顿的公立学校里，因为肤色或种族而将孩子们分开，这在本质上是种姓制度，是违反平等原则的。”
他引用了一位印度人的话：“种姓使生物之间有了区别，而上帝却没有做出任何区分。”
侵入每个美国人日常生活和生存机会的等级制度，带着令人不安的规则和后果也侵入了我的生活的等级制度，其起源和运作方式是什么？我想了解将一群人归类并提升到另一群人之上的做法的起源和演变，以及这样做对认定的受益者和那些被当作下层等级目标的后果。我自己作为一个活生生的种姓实验品在这个世界上奔波，我想了解我和其他千百万人为了追求工作和梦想而不得不面对的等级制度。
1956年，在最高法院决定禁止在所有公共汽车上实行种族隔离制度之前，亚特兰大的有轨电车上的情景。
在美国，种姓主义和种族主义相互交织
一旦领悟到种姓的潜在力量，我们就能更好地看清种族工具的本质。我们当下所面临的不是祖先时代的古典种族主义，而是适应了操作系统更新需求的变异软件。自民权抗议运动迫使美国将国家认可的歧视行为定为非法以来，半个世纪过去了，美国人认为的种族主义已经发生了转变，现在这个词已经成为美国文化中最具争议和误解的词汇之一。对主导种姓中的很多人来说，这个词是具有辐射性的——他们对任何敢于提出这个词的人都会感到反感、恐惧、否认、回击。对这个词的抵制常常使任何关于它所描述的潜在行为的讨论偏离正轨，从而削弱了它的意义。
社会科学家常常把种族主义定义为种族偏见和制度权力的结合，认为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一样，主要是具有个人或群体权力的人或制度，对另一个权力较小的人或群体的行为，如男人比女人更有权力，白人比有色人种更有权力，支配者比从属者有权力。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种族主义往往被简化为一种感觉，一种性格缺陷，并与偏见混为一谈，还与一个人是否是好人有关。它指的是对一个人或一个群体的种族公开宣称的仇恨，这种观点很少有人会承认。
虽然人们会承认或叫嚣自己是性别歧视、仇外心理或仇视同性恋，但对于种族主义，人们可能会立即转移这一指控，说自己“身上没有一根种族主义的骨头”，或者是“我是你能遇到的最不种族主义的人”，他们“眼中没有肤色区分”，“最好的朋友是黑人”，甚至可能还在意识层面上说服自己相信这些说法。
在一个连极端主义者都不承认种族主义的时代，种族主义意味着什么？种族主义的试金石是什么？在美国社会，谁是种族主义者，谁可以拒绝租房给有色人种，大规模逮捕棕色肤色移民，或者展示南方联盟旗帜却不会被“认证”为种族主义者，除非他们本人承认这个身份，或者被发现使用了贬低性的标志或污言秽语？人们本能地想要拒绝目前以皮肤中的化学化合物为基础的歧视，这其实是无意识地承认了种族作为一个概念的荒谬性。
由于没有统一的定义，我们可以把种族主义看作是一个连续体，而不是一个绝对体。我们可以不去对一个人是否是种族主义者进行纯粹性检验，而将这种心态换成：根据人们从童年接受的具有污染性和不可避免的社会教育中吸收的毒素给他们进行分级。
另一方面，种姓在种族概念之前就已经存在，并且在主流社会长期正式实行的、国家支持的种族主义时代一直存在。现代版的、可以轻易否认的种族主义，可能能够掩盖创造和维持等级和不平等的无形结构。但种姓不允许我们忽视结构。种姓就是结构，种姓就是等级。种姓加强了基于人类长相固定分配的界限。种姓是一个活生生的、呼吸着的实体，就像一个公司一样，不惜一切代价来维持自己的运营。要实现一个真正平等的世界，我们需要看得比自认为看到的更为深入。
种姓是指根据某人在等级制度中被认定的等级或地位，给予或不给予其尊重、地位、荣誉、关注、特权、资源、假定其无罪的预设以及善心。种姓会抵触一位既没有幽默感，也不会道歉，坐在桌首说着俄语的非裔美国女性，而更喜欢一个用自己的技术专长为公司服务，但不渴望成为首席执行官的亚裔美国人。然而，它却认为一名16岁的白人担任店长是合乎逻辑的，而不是年龄比他大三倍的下级种姓的员工担任此职位。种姓暗中为害，因此法力无边，因为它不是仇恨，也不一定是针对个人的。
种姓是舒适的常规和不加思考的期望磨损出的沟槽，因为这种社会秩序的模式已经存在了太久，以至于看起来像是事物的自然秩序。
种族主义和种姓主义的区别是什么？在美国，因为种姓和种族是交织在一起的，很难将两者分开。任何基于种族的社会建构而嘲笑、伤害、假设、附加自卑感或刻板印象的行为或制度都可以被视为种族主义。任何行为或体系，如果试图限制、阻止或将某人置于特定的等级中，试图根据某人的分类抬举或诋毁此人，都可以被视为种姓主义。
种姓主义是保持等级制度的一种投入，目的是为了维持自己的等级、优势或特权，或使自己高于他人，或使他人低于自己。对于那些处于边缘化种姓的人来说，种姓主义可能意味着设法使那些你不喜欢的等级上的人无法占你的好处，讨好统治阶层并保持他们对你的好感，所有这些都有助于保持社会结构的完整性。
在美国，种族主义和种姓主义经常同时发生，或互相重叠，或演变成同一情景。种姓主义是指相对于他人的定位并对这些位置进行限制。种族和它的前身种族主义做得特别好的地方，在于混淆和分散人们对底层结构，以及更强大的种姓这一西斯尊主（注：西斯尊主出自星球大战系列影视作品，拥有强大的黑暗面原力）的注意力。就像断臂上的石膏，和戏剧中的演员，种姓制度把每个人都禁锢在一个固定的位置上。
出于这个原因，许多人，包括那些我们可能会认为是友好和善良的人，也可以是种姓主义者，意味着他们愿意保持等级制度的现状，或者不做任何改变它的事情。但他们不是古典意义上的种族主义者，没有积极和公开地仇恨某个群体。真正的种族主义者，真正的仇恨者，将被定义为种姓主义者，因为他们的仇恨需要那些在其地位之下者认识到并保持在等级制度中的位置。
在日常生活中，服装店里的白人顾客走到同样在购物的黑人或棕色人种面前，要求买一件不同尺码的毛衣算不上种族歧视，或者参加聚会的白人客人要求同样是客人的黑人或棕色人种取饮料（如巴拉克·奥巴马在任参议员期间所发生的情况，曾经有人把在场的奥巴马当成服务员，还叫他递饮料)也不算种族歧视，甚至法官对一个从属种姓者判刑，而主导种姓者也许根本不会被指控，这也不能算种族歧视。这就是种姓，或者说是对种姓制度的监督和遵守。
种姓是一种自主的、无意识的、反射性的反应，是对来自于成千上万的影像输入和神经系统的社会化下载所形成期望的反应，这些反应基于人们的长相、历史上被赋予的角色，或者他们被归类的特征和刻板印象，给人们赋予了特定的角色。没有哪个民族或种族类别可以不受我们所接收到的关于等级制度的信息的影响，因此没有人能逃脱其后果。
当我们认为一个女性不具备领导会议、公司或国家的条件，或者有色人种或移民不可能成为掌权者，不是某个社区的居民，不可能上某所学校或理应上某所学校时，我们就会感到一阵震惊和愤恨。当我们看到来自边缘化群体的某个人的工作、汽车、房子、大学或任命比我们所期望的更高级时，我们会感到受伤和不公平，甚至感到羞愧。这反映了种姓的有效编码，我们在潜意识中承认这个人已经走出了其在社会中的设定位置。我们正在回应内心的嵌入式指令，即谁应该在哪里，谁应该做什么，是否打破了作为种姓特征的结构和边界。
种族和种姓不是造成所有不良后果或不愉快遭遇的原因，也不能完全解释这些遭遇。但是，无论程度大小，在跨性别、民族、种族、移民身份、性取向、年龄或宗教的互动和决策中，种姓成为了一个影响因素，它对日常生活和国家对外政策也都有影响。
种姓可能不像它的目标人群所认为的那样消耗一切，但它也不是后种族主义者及后仇恨者一直希望远离的那种古老遗迹，或是很久以前的时代错误。它的不可见性赋予了它力量和寿命。种姓及其忠诚的仆人种族，在大多数美国等式中都是一个未知因素，如果没有种姓，任何解决我们当前挑战的答案都是有缺陷的。
穿过德里的迷雾，看到印度和美国种姓制度的相似之处
我飞往印度的航班降落在一层灰色薄雾中，遮住了德里国际机场的航站楼和塔台。当时是2018年1月，我第一次来到这个次大陆。飞行员在薄雾中寻找旅客通道。当时是凌晨2点，我们仿佛降落在一个蒸汽壶里，在云里飘着，夜间的空气紧贴着机舱的窗户，什么也看不见。我从来没有在预报中听到过下雨的消息，半夜里被这种超自然的雾所吸引，直到我意识到这根本不是雾，而是烟——来自燃煤电厂、汽车和燃烧的煤茬——困在了停滞的风里。一开始污染就成为了一块遮羞布，让人看不清印度的真实面目。
天刚亮，太阳穿过了薄雾。我和房东联系上后，我们一起跑过一个十字路口，那是一段宽阔的柏油路，路上的汽车没有车道也没有限速。我们沿着小路前往会议地点。我看到路边的祭坛和蘑菇状的寺庙，在神圣的无花果树下，摆着花环和向印度教神灵献的丝花。在印度，通勤者可以在上班、考试或看医生时停下来反思。
人行道上的神龛对我来说似乎很有异国情调，直到我想到了美国式的纪念仪式，即在一些特殊事发现场，比如事故或悲剧现场人们会自发地摆放鲜花和气球。就像几个月前人们为在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臭名昭著的新联盟国（注：指一些积极描绘南方邦联及其在美国内战期间行动的团体和个人）集会上遇害的反抗议者希瑟·海尔发起的纪念活动一样。两者都反映了人类渴望与超越自身的事物或人建立联系并向其致敬。
美国和印度在文化、技术、经济、历史、民族构成等方面截然不同。然而，许多世代以前，这两块大陆是平行的，都受到海洋的保护，都有肥沃的土地，都曾被英国人觊觎并统治过一段时间。两国都实行过社会等级制度，并在其各自的土地上让最高和最低等级之间保持着巨大的鸿沟。他们都被据称是雅利安人的人征服，其中一个来自大西洋彼岸，另一个来自北方。两国都是被认为是最低等的人服务于那些被认为是最高等的人。更年轻的美国成为了地球上最强大的民主国家，历史较长的印度成为了最大的民主国家。
两国的等级制度也是截然不同的。然而，两国似乎都使用了同一本符合其独特文化的说明书，采取了类似的方法来保持严格的界限和规定。这两个国家都把他们的主导种姓区隔开来，使其高于那些较低的种姓。他们都把自己的原住民民族（在印度是阿迪瓦西，在美国是美洲原住民）流放到边远地区和社会的边缘地带。两国都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把最底层的群体——印度的达利特人(以前被称为贱民)和美国的非裔美国人——束缚在最底层，并使用恐怖和武力把他们禁锢在底层。
美国民权倡导者尤素夫·纳姆克利在1987年写道:“也许只有犹太人像达利特人那样饱受歧视。然而，当我们考虑到达利特人所遭受的苦难本质时，脑海中浮现的却是与非裔美国人类似的奴役、种族隔离和被迫同化。”
美国和印度都废除了界定其种姓制度的正式法律——美国是在上世纪60年代通过一系列民权法案废除的，而印度则是在1949年开始废除的，但这两种种姓制度还都活在人们的心中、习惯中、机构中和基础设施中。这两个国家的人们都仍在盛行时间远比废除时间长的法典残余下生活。
在这两个国家，而且往往是在同一时间发生的情况是，最底层的种姓为他们的主人劳作——非裔美国人在切萨皮克河沿岸的烟草田或密西西比州的棉花田里劳作，达利特人在喀拉拉邦采茶，在南都尔巴采棉花。他们都是被奴役的人，后来又都要争取在他们耕种的土地上生活的权利。非裔美国人在佃农制度下劳作，达利特人在被称为萨尔达里的制度下劳作，他们都在各自社会的底层扮演着固定的角色。
尽管在官方禁止歧视的几十年里，印度和美国已经向从属种姓敞开了大门，但该政策在这两国也都遭遇了同样的抵制。美国所谓的“平权行动”在印度被称为“保留”，这些措施同样不受两国上层种姓的欢迎，他们在语言上步调一致，一个抱怨反向歧视，另一个抱怨反向种姓主义。
这两个国家的种姓制度在总体上有许多相似之处，但在结构和运作方式上却不尽相同。美国主要建立的是一种两级等级制度，其结构是由最上层的群体（即被认定为白人的群体）和从属的群体（即被认定为黑人的群体）决定的，同时来自欧洲以外的移民形成了模糊的中间种姓，他们试图在两极结构中进行自我调整，而美洲原住民则基本上被放逐在两极结构之外。
相比之下，印度的种姓制度是一个由数千个亚种姓（在印度被称为“迦提”）组成的复杂结构，与地区和村庄相关联，有四个主要的瓦尔纳（种姓在印度梵文中叫做“瓦尔纳”，意为颜色或品质，所以种姓制度也叫瓦尔纳制度），即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和被排除在外的第五种， 即贱民。非印度人，包括穆斯林、佛教徒、锡克教徒和基督教徒使情况更加复杂，他们不属于原来的种姓制度，但有时在面临抵抗和攻击的情况下，就会投入国家事业。他们之间，以及他们与各种姓之间，可能有也可能没有非正式的等级区分。
印度的种姓制度在历史上一直被说成是稳定的，在其中的人也不会怀疑，因为它受到印度教轮回信仰的束缚。这种信仰认为，一个人在今生要承担前世的业力，为前世的行为遭受惩罚或收获回报。你越是热衷于遵守你出生时所属的种姓规则，你在下辈子的地位就会越高。
有观察人士表示，这就是印度种姓制度区别于其他任何制度的地方，即处于最低种姓的人接受自己的命运，接受种姓是固定不变的观念。达利特人大概是活出了神明决定的业力，无怨无悔地做着低贱的工作，知道不会再有什么梦想。为了生存，一些下层种姓者可能会记住并认为反抗是徒劳的。但这种居高临下的观点无视了几代人的反抗，无视了受人爱戴的达利特人领袖比姆拉奥·安贝德卡和在他之前的改革家乔提巴·普勒所做的努力。它还错误地认为受奴役的非洲人也是如此，而且它无视人类的一个基本真理，即所有人都希望获得自由。
达利特人并不比任何人更满足于他们的命运。在种姓制度中，把遵从与认可混为一谈，本身就是一种非人的行为。许多达利特人把目光投向祖国之外，他们调研世界各地被压迫的人，并确定与他们最接近的人。他们认识到与非裔美国人有着共同的命运，但非裔美国人中很少有人会知道达利特人的痛苦。一些达利特人觉得自己与美国民权运动的某一派有很强的关系并紧紧追随，以至于在20世纪70年代，他们受黑豹党的启发，创建了达利特黑豹党组织。
注：黑豹党是在1966年至1982年活跃的美国组织，成员是由非裔美国人所组织的黑人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组织，其宗旨主要为促进美国黑人的民权，另外他们也主张黑人应该有更为积极的正当防卫权利，即使使用武力也是合理的。
几年前，一群主要由非裔美国人组成的教授到印度北方邦的一个乡村旅行。在那里，数百名来自最低级种姓的村民，也就是当地的拾荒者，一起参加了欢迎美国人的仪式。
村民们为此唱起了达利特解放歌曲。然后他们转向美国客人，邀请他们唱一首自己的解放歌曲。印第安纳大学的法学教授肯尼斯·道-施密特唱了一首歌，这首歌是伯明翰和塞尔玛的民权游行者，在遭到警犬和消防水龙驱散之前所唱的歌。当他到了副歌时，达利特人这边的主持人也加入了，开始与他们的美国战友们一起唱歌。即使在大洋彼岸，他们也很清楚《我们必胜》这首歌的歌词（注：在上世纪60年代美国民权运动鼎盛之时，“民谣女皇”琼·贝兹的《我们必胜》成了当时民权运动和抗议活动的标志性代表歌曲，出现在各种游行场合。）
亚伯·利文斯顿之前是德克萨斯州博蒙特的一名奴隶。摄于1937年。
黑人从南方逃到北方，逃不过种姓制度的无形约束
在建造房屋时，框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是固定在地基上的第一根木梁。这块木梁被称为底梁，即沿着房屋基座延伸的窗台板，将房屋上方的整个结构固定住。墙骨和底板，天花板和窗户，门和屋顶，所有构成房子的部件都建在底梁基础之上。在种姓制度中，底梁是最底层的种姓，其他一切都依赖于此。
在印度种姓制度这种更加复杂的等级制度中，次种姓（又叫迦提）决定了一个人的家庭所从事的职业，从厕所的清洁工到寺庙的祭司。那些出生在收集垃圾、鞣制兽皮或处理尸体家庭的人，被视为遭到污染最严重、等级最低的人，他们生来就是为了完成这些可怕的、吃力不讨好但却是必要的工作，所以是贱民。
同样，非裔美国人在这片土地上的大部分时间里，都被贬为从事为最肮脏、最丢脸和最不受人待见的工作。自奴役制度生效以来一直到20世纪，他们主要扮演佃农和仆人的角色——家仆、修剪草坪的男孩、司机和看门人。那些接受了教育的人最多只能指望通过教育、布道、照顾其他下层种姓者的健康需要，或埋葬他们。
南卡罗来纳州在内战后，就有效地禁止了黑人从事除农场或家务工作以外的任何劳动，固化了他们在种姓制度中的地位。奴隶制实行期间，在北卡罗来纳州，最低种姓者被禁止出售或交易任何种类的商品，否则就要挨39鞭子，这一习俗延续到了佃农时代。这就阻断了他们通过自己的农业劳动挣钱的主要途径，迫使他们像预期的那样，在经济上依附于占统治地位的种姓。
1903年当选的密西西比州州长詹姆斯·瓦尔达曼说："任何使黑人渴望超越犁把子和锅灶的事情，也就是仆人职能之外的东西，对黑人来说都将是世界上最糟糕的事情。全能的上帝让他成为一个仆人，他就不适合做其他事。"
那些在内战后成功逃往北方的人，以及身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开始的更大规模迁徙潮中的人，发现他们是可以逃离南方的，但无法逃离他们的种姓。
他们进入北方的最底层，地位在南欧和东欧人之下。这些人可能还没有学会英语，但他们能加入工会，进入服务较好的社区，这些社区禁止黑人公民进入。而黑人已经通过劳动开垦了荒地，并创造了国家的财富。虽然没有联邦法律根据种族限制人们从事某些职业，但南方的法规和北方的风俗习惯使低种姓者一直困在原来的地位上。
北方工业往往只雇用非裔美国人作为罢工破坏者，工会禁止他们从事所有为白人保留的职业，如管道安装工或水管工。市政检查员会拒绝在黑人电工的工作记录上签字。密尔沃基的一家工厂在黑人求职者走向前门时将他们拒之门外。甚至在许多黑人南方人到达北方之前，纽约和费城的黑人就连驾驶马车都不能获得执照。
因此，美国的种姓等级可能曾经一度比印度的种姓等级更加明显。社会学家斯蒂芬·斯坦伯格写道，在1890年，“85%的黑人男性和96%的黑人女性只从事两种职业，农业和家政/个人服务业。”四十年后，随着经济大萧条的到来以及非裔美国人搬到北方城市，处于劳动阶层底层的黑人比例依然没有变化，不过那时，近一半的黑人男性从事的只是需要强壮背部的体力劳动。只有5%的黑人从事白领工作，其中很多人是牧师、教师和为其他黑人服务的小企业主。
奴隶劳动和黑人身份之间的历史联系，进一步使黑人在美国人的心目中陷入了从属身份的怪圈中。他们因身处被迫忍受的环境中而受到惩罚，被奴役的形象使他们落入自由的阴影中。
随着种姓制度在20世纪的发展，占统治地位的种姓找到了更精细的方法来实施职业等级制度。社会学家伯特伦·道尔在20世纪30年代写道：“如果白人和有色人种同时受雇，他们通常不会从事同样的工作，当然也不会平等地参与其中。”他还说：“黑人很少被赋予支配白人的权力。此外，黑人希望留在社会底层；如果有可能的话，也只是凌驾于其他黑人之上。”道尔写道，无论黑人的工作做得有多好，“他都不能指望经常得到晋升。”
自20世纪初以来，从路易斯·阿姆斯特朗到穆罕默德·阿里，最富有的非裔美国人一直都是娱乐圈人士和运动员。即使是现在，在最近公布的一份最富有的非裔美国人排行榜上，从奥普拉·温弗瑞到杰斯（Jay- Z），再到迈克尔·乔丹，前20名中有17人都是靠创新致富，以及娱乐业或体育界的大亨。
从历史上看，黑人群体能在为他们划出的领域中占据主导地位，而且往往会被人所称道，除非他们与主流种姓中的人正面交锋。就像黑人拳击手杰克·约翰逊在1910年与白人拳击手詹姆斯·杰弗里斯对决时一样。1908年，当约翰逊成为第一个黑人重量级拳王后，许多白人对他心生怨恨。他们发起了一场运动，以哄骗杰弗里斯这位不可战胜的前拳击冠军在退役后重出江湖，重获他们认为属于自己的冠军头衔。在那个充满种族仇恨的时代，媒体称杰弗里斯为 “伟大的白人希望”，激起了人们的热情。
7月4日，两人在内华达州里诺一个专为比赛而建的拥挤的体育场内进行了对决。这场比赛被宣传为“世纪之战”，博彩公司大力支持杰弗里斯获胜。结果约翰逊在第15轮击败杰弗瑞斯，宣布获胜，引来了嘲笑和辱骂。这被认为是对白人主权的侮辱，并引发了从南到北全国范围内的白人暴动，仅在纽约就发生了11起暴动事件，在那的白人暴徒纵火烧毁了黑人的公寓，并试图对两名黑人男子进行私刑，就因为他们失败了。这件事传递的信息是，即使在一个最低种姓被允许进入的舞台上，他们也要知晓并待在自己的位置上。
种姓观念让精品店经理不相信我是《纽约时报》记者
几年前，我是《纽约时报》驻芝加哥的全国记者，我决定做一篇轻松的报道，介绍芝加哥的高档商业区“华丽一英里”，这条密歇根大道上的黄金地段一直是这个城市的秀场，现在纽约和其他地方的几家奢侈品大牌即将入驻。我想，零售商们一定会很乐意与我交谈。在我策划这篇文章的同时，我联系了他们进行采访。我给他们打电话，每个人都很兴奋地描述了他们进入芝加哥的情况，并希望与《纽约时报》坐下来谈谈。
采访计划如期进行，直到进行到最后一个。考虑到截稿日期，我提前了几分钟到达，以确保采访能准时开始。
在午后这个安静的时刻，精品店空无一人。经理助理告诉我，经理很快就会从另一个会面赶来。她去了后面的一个角落，我一个人站在展厅里。一个穿着商务西装打着领带的男人终于走了进来，神色匆匆，气喘吁吁。在后面的角落里，助理点点头说就是他，于是我上前自我介绍，开始工作。他气喘吁吁，一直在赶路，大衣还没穿好，看看手表。
“哦，我现在不能和你聊天了。”他说着，从我身边擦肩而过。“我非常非常忙，有个约见要迟到了。”
我一开始很困惑。难道他在同一个时间又安排了另一场会面？他为什么要同时安排两个会面？精品店里除了我们两个人和他的助理在后面，没有其他人。
我说：“我想我就是你要见的人。”
“不，我是要去和《纽约时报》做一个很重要的面谈。”他说着，脱下外套。“我现在不能和你聊，咱们改天见。”
“我就是《纽约时报》的，”我告诉他，手里拿着笔和笔记本。“我和你在电话里谈过了。是我和你约在四点半见面的。”
“你叫什么名字?”
“《纽约时报》的伊莎贝尔·威尔克森”（注：本文作者是一位非裔女性）。
“我怎么能知道是不是真的？”他回敬道，越来越不耐烦了。“听着，我说我现在没时间和你说话。她马上就到。”
他看了看前门，又看了看表。
“可我就是伊莎贝尔。我们现在应该开始采访了。”
他叹了口气。“你有什么身份证明吗？你有名片吗？”
这是这篇文章的最后一个采访，我去找他的时候已经把所有的名片都发出去了。
“我一整天都在采访，”我告诉他，“我现在正好没有名片了。”
“身份证呢？你带驾照了吗？”
“我本不应该给你看我的驾照的，但还是给你看看吧。”
他匆匆看了一眼。
“你有什么东西能证明你是《纽约时报》的吗？”
“如果不是来采访你，我为什么还会在这里？所有时间都浪费了。一直站在这里的只有咱俩，不会有其他人出现。”
“她一定是迟到了。我得请你走了，这样我才能为我的会面做好准备。”
我离开了，茫然而愤怒地走回时报分社，试图弄明白刚才发生了什么。这是我第一次被指控冒充自己。他对于社会上谁该做什么的种姓观念，让他如此盲目，以至于他不认为那个焦急等待、兴奋地想要交谈的记者就站在他面前。他似乎没有想到，《纽约时报》的全国记者可以是我这样的人，尽管各种迹象都表明我就是《纽约时报》的记者。
这篇文章在那周的星期天刊登了。因为我没能采访到他，他在文中没有被提及。对他来说这本可以是一次不错的宣传机会，但是其他的采访最终让它变得没有必要了。我寄给他一张他要的名片，同时还附上了这篇文章的片段。直到今天，我都不会踏进那家商店。我不会提及这个公司的名字，不是因为审查制度，也不是为了保护任何公司的声誉，而是因为我们的文化倾向认为，只要找出那些本来就很少见的冒犯者，我们就能彻底解决问题。但问题可能发生在任何地方，因为问题其实还是在根源上。
挤进上层种姓的竞争
到了20世纪，随着国家开始完善主要种姓的准入规则，并进一步收紧对底层人群的限制，佛罗里达州伊博尔市与南方其他地方一样，开始对街车进行种族隔离。根据历史研究者赞·沃古德的说法，当地的古巴人不确定自己将如何被归类，后来“发现他们被允许坐在白人区域”，于是他们松了一口气。
通过将统治这片土地和统治其他人的梦想扩展到任何一个符合白人定义的人群，美国的种姓制度成为了上层阶级孤注一掷的策略。
那些被允许成为白人一员的人可以获得正式公民身份的奖励，可以升到高位(只要他们的才能配得上)，可以获得国家所能提供的最好的东西，或者至少在日常交往中得到来自下级群体的尊重，因为下级群体有可能因为任何失误而受到攻击。两级种姓制度提高了白种人的地位，导致法院的案卷上挤满了寻求进入上层种姓的边缘人群。
日本移民小泽高雄在美国生活了20多年。他试图证明自己配得上公民身份，也应该符合成为白人的资格，因为他的肤色比许多白人的肤色更浅。如果一个真正白皮肤的人并不是白人，那么“白人”又意味着什么呢?他的案子一直打到最高法院。1922年，最高法院一致裁定，白人并不是指肤色而指的是“高加索人”，而日本人不是白种人。尽管在事实上,美国白人很少有来自欧亚大陆的高加索山脉的，而那些真正源于高加索山脉的人，在那一刻也被排除在外。
对小泽的裁决以及那个时代的其他裁决，对寻求公民身份的亚裔来说都是一场令人心碎的灾难。随着亲西欧情绪的高涨，政府开始取消已经在美国的亚裔入籍者的公民身份。这相当于抛弃了那些成年后在美国合法生活了大半辈子的人，就像一个世纪后越过美国与墨西哥边境的无证移民一样。
1925年，当一位名叫瓦仕诺·达斯·巴加的印度移民因为这一裁决而被剥夺公民身份时，他已经在美国呆了10年。当时，他已经有了妻子和三个孩子，并在旧金山的菲尔莫尔街开了一家杂货店。由于加州的一项法律限制非公民的经济权利，他失去了自己的生意。他没有护照，想要回印度的努力也因此受挫，成了一个没有国家的人。他离开了原来的家，又被新家拒绝。一天，他独自一人来到圣何塞，租了一个房间。他打开煤气，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无论一个处于边缘种姓的申请者采取哪种途径来获得认可，种姓制度都在不断改变，以保持上层种姓的纯洁性。多么细小而脆弱的线才能把这些假象连接在一起啊。一位日本小说家曾经指出，无论如何，从书面意义上来说，在日本人大原（Ohara）和爱尔兰人O'Hara之间，是否具有公民身份只差了一个撇号。
这些案例不仅暴露了这些人为标签的荒谬性，也暴露了它们的不准确性，以及其所隐含的纯洁与否的观念。同时，这些案件也暴露了种姓制度不屈不挠的僵化性，面对与其基础相反的证据，它是如何坚持抵抗逻辑的攻击的。
1959年，阿肯色州小石城针对一所学校将黑人和白人学生合并的抗议。
种姓制度对日常生活的侵扰：黑人保姆带着白人小孩出门被误认为是绑架犯
在2018年10月一个原本普普通通的周日下午，一名白人女子在佐治亚州看到一名黑人男子带着两个白人孩子出门，便开始开车跟踪他。这名黑人男子叫科里·刘易斯，是孩子们的保姆，他把孩子们从沃尔玛送到加油站，然后再送到他的家。她开始跟踪刘易斯，是因为他不允许她这个陌生人和两个孩子中年纪较大的孩子说话，她想确认孩子们一切正常。
如果说美国的种姓制度有什么不同之处，那么首先，这一制度是根据人们的长相，对他们预期的角色和行为进行监管；其次，是对边界的监控——无视从属种姓的边界，或者由占主导地位的种姓热情地自行构建边界，以保持等级制度。
现代的种姓规定通常很少涉及公开的攻击或有意识的敌意。它就像一阵风，强大到足以击倒你，但却看不见摸不着。这些规定是由相关等级的肌肉记忆，和基于一个人在等级中的位置，将如何与他人互动的期望来维持的。这是一种对地位的高度警觉，是占统治地位种姓的权利。只要觉得合适，他们有权在自己选择的任何地方介入，维护自己的地位，监督或解雇那些等级低于他们的人。
那天下午，负责孩子们课后活动的刘易斯注意到那个女人尾随着他，并开始用手机记录当时的情况。在一段视频中，孩子们在他的车后座上系好了安全带，显得镇定自若。
他的声音听上去很紧张，不太令人信服。“这位女士在跟踪我，”他说，“因为我的后座上有两个孩子，长得不像我。”
该女子拨打了911，询问她是否应该继续跟踪他。尽管被告知不要这样做， 她还是继续跟着。刘易斯带着孩子们回到家后不久，一辆巡逻车停在了他的身后。一名警官下了车，向他走去。
警员让这两个孩子（一个6岁的男孩和一个10岁的女孩）从刘易斯的车上下来，刘易斯的声音开始变得紧张。这次与警察相遇的结果和他的身家性命都取决于这两个孩子们说的话，他请他们告诉警察他是谁。
他对孩子们说：”求你们了“。
警察反复问孩子们:“你们还好吗?”
“上帝啊——这个国家出了什么问题?”一个黑人妇女在外面叫道。
警官确信刘易斯其实是孩子的保姆，他们没有危险。于是他又采取了额外的措施，给孩子的父母打了电话，他们正在外面吃饭。
两个孩子的父亲大卫·帕克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表示：“这让我们非常震惊。”
种姓已经侵入了他们的全部生活。种姓权利并不是指豪车和手表、乡村俱乐部和私人银行，而是不假思索地知道自己比别人高一等，依据的规则不是写在纸面上的，而是通过广告、电视节目和广告牌来强化的。从董事会、新闻编辑室到封闭式小区，再到电影前半小时谁先被杀，影响着每个人的上下等级。这就是种姓的出其不意的陈腐之处。
事件发生后，一名记者问那位10岁的小女孩艾迪森，她会对当天跟踪他们的女性说些什么。她的父亲告诉《纽约时报》，她的回答是：“我会让她下次试着把我们看成是三个人，而不是三种肤色，因为我们可能是刘易斯先生收养的孩子。”
不可避免的种姓自恋症
种姓制度并不是任何个人的过错，它以占主导地位的种姓为中心，将其当作所有其他种姓围绕的太阳，并将其定义为正常、智慧和美貌的默认标准，所有其他种姓都被用此标准来衡量，并按其与占主导地位的种姓在生理上的接近程度降序排列。
从麦片广告到情景喜剧，他们被自己的形象所包围，在美国生活的大多数方面，他们的形象都是值得帮助的、勤奋的和优越的，而很少有人会不接受主流群体所构建的中心地位。只有少数的局外人，会从那些被认为是低等级者的角度去体验世界，或者甚至从不同角度去看待低等级者，而种姓制度并不要求他们这样做。
社会构建了一个自我参照的陷阱，在主导种姓者不做任何事的情况下，不知不觉地将一种自恋的隔离强加给他们，使他们与被分配到较低等级的人隔离。它复制了自恋型家庭体系的结构，即配角之间相互竞争，这些配角包括了所谓模范少数群体的中间种姓宠儿、被当作弃儿的原住民和最底层的替罪羊种姓。
主导种姓的中心地位在低等级者身上并没有消失。最高和最低的梯级看起来是如此的遥远，好像固化了一般不可移动。因此，那些横跨在中间的人可能会屈服于最大的焦虑和不确定性，因为他们渴望进入更高的级别。
在种姓制度中，每个人都被训练得渴望接近统治阶级：一个伊朗移民觉得有必要提到他的亲戚小时候是金发；一位加勒比移民的第二代子女很快澄清他们是多米尼加人，绝对不是非裔美国人；一位墨西哥移民吹嘘他在墨西哥的祖父“长得就像美国人”，因为他金发碧眼。这时，一位非裔美国人提醒他，美国人的头发和眼睛有各种颜色。
那些已习惯于成为衡量人类标准的人，可以获得这样的保证：尽管他们在生活中可能遇到麻烦，但至少他们不在最底层。只要被指定的底层居民还待在该待的地方，他们自己的身份和未来就似乎是安全的。
政治科学家安德鲁·哈克在他1992年的著作《两个国家》中写道：“不管他们的生活如何堕落，白人仍然被允许相信他们拥有血统、基因和从父辈那里继承下来的优越感。无论发生什么，他们都不可能变成‘黑人’。”哈克接着说：“所有阶层的美国白人都觉得，把黑人作为一个从属种姓保留下来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尽管存在着种种痛苦和问题，但在一个紧张的世界里，黑人的存在仍然给白人提供了一些安慰。”
当自恋在一个人身上出现时，我们已经习惯了这个概念。这是一种自我膨胀的权利和漠视他人的复杂状态，源于空洞的不安全感。但一些学者也将其用于解释国家、部落和亚群体的行为。弗洛伊德是最早将精神分析与希腊神话中的纳西索斯联系起来的精神分析学家之一。纳西索斯是河神的儿子，在水潭中爱上了自己的倒影，却没有意识到他是在“唾弃”自己的爱慕，于是在绝望中死去。哈佛大学临床心理学家艾尔莎·罗宁斯塔姆在她2005年出版的《识别和理解自恋人格》一书中写道：“纳西索斯无法想象自己爱上了自己的倒影，他陷入了幻觉之中。”
同样，那些被训练得相信其固有主权的群体也是如此。20世纪著名的精神分析学家和社会理论家埃里希·弗洛姆写道：“这种对自己地位的高估以及对所有与之不同者的憎恨，其本质就是自恋。他本来什么都不是，但如果能认同他的国家，或者能将他的个人自恋转移到整个国家上，那么他就是一切。”
弗洛姆从精神分析的训练和个人经历中，深知群体自恋的危险。他出生于德国的一个犹太家庭，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成年，目睹了那场战争中的仇恨和狂热，却又见证它随着第三帝国的崛起而再次出现。1933年纳粹上台后，他设法逃离德国，被迫放弃自己建立的精神分析研究所，移民到美国。
他通过精神分析学家的视角，亲眼看到了民族主义诉求对普通人焦虑的诱惑力。当一个人深深地投入到他所在的群体的主导地位时，他“会有一种兴奋的‘站在世界之巅’的感觉，而实际上他却处于一种自我膨胀的状态”，弗洛姆写道，“这导致了他思考和判断能力的严重扭曲……他和他的能力都被高估了，外界的一切都被低估了。”而在这之下，可能隐藏着他对于无法达到自己完美建构的理想心存恐惧。
历史表明，国家和群体会通过征服、殖民、奴役和杀戮维持其至高无上的假象。他们对这种假象的投入使他们对那些低等级者的劣势，和他们自己设定的优势有着同样的兴趣。弗洛姆写道：“一个群体能否生存下来，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一个事实，即群体成员是否认为群体的重要性与他们自己的性命同等重要，甚至更重要”。
因此，当受到威胁时，为了其自尊来源的群体能生存下来，他们愿意牺牲自己和自己的理想。政治理论家樱井高道在2018年考察西方和东方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时，模仿弗洛姆直截了当地写道：“群体自恋会让人们走向法西斯主义 ”。他还表示：“一种极端形式的群体自恋意味着恶性自恋，它将助长狂热的法西斯政治和极端的种族主义等。”
弗洛姆特别指出两个国家有这种群体自恋。他在1964年民权运动的鼎盛时期写道：“种族自恋存在于希特勒时期的德国，也存在于美国的南方”。在这两个地方，弗洛姆发现工人阶级是最容易受到影响的群体之一，他们怀有一种“自以为是地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令人钦佩的群体，比另一个低等种族更优越”。这个群体里的人“会觉得‘尽管我很穷，没有文化，但我是个重要的人，因为我属于世界上最令人钦佩的群体——白人’；或者‘我是雅利安人’。”
弗洛姆写道，一个被鞭子抽打着成为自恋狂热的群体“渴望拥有一个能认同的领袖。领袖会受到群体的崇拜，而群体也会把自己的自恋投射到他身上。” 正确的领导者可以激发一种取代逻辑的共生关系。弗洛姆教导我们，易受影响的群体在自恋的领袖身上看到了自己，与领袖融为一体，把他的际遇和他的命运看作自己的命运和际遇。
我们为种姓制度付出的代价
2019年冬天，一种无形的生命体在东半球苏醒，并开始跨过大洋蔓延。
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眼睁睁地看着远处身穿危险品防护装备的工作人员对这个无人能看见的东西进行检测，并自欺欺人地认为，美国例外论会让它在某种程度上免受其他国家的痛苦。
然而，病毒还是登陆了，它把自己安插在种姓制度差距的缝隙中、撕裂的亲情中和脆弱的基础设施中，就像它利用人体脆弱的免疫系统一样。
不久，美国爆发了世界上最严重的冠状病毒疫情。该病毒暴露了人类所有的脆弱和等级层次。
尽管任何人都可能感染这种病毒，但亚裔美国人却成了替罪羊，仅仅因为他们看起来长得像病毒最初袭击地区的人。随着疫情的持续，非裔美国人和拉丁裔的死亡率开始上升。先天条件是造成这种死亡率差异的原因，其往往与边缘化人群所承受的压力有关。正是底层种姓的职业，如杂货店店员、公共汽车司机、包裹递送员、环卫工人，以及与公众接触频繁的低收入工作，使他们率先面临更大的感染病毒的风险。这些工作在疫情中都属于“底梁”性的工作，不太可能保证有医疗保险或病假，但能维持社会其他部分的运转，使其他人能够回家避难。
随着其死亡人数攀升至全球最高水平，美国，以及那些指望它发挥领导作用的国家，不得不面对其社会生态系统中未经考验的脆弱性。哈佛大学国际关系教授斯蒂芬·沃尔特在《外交政策》中写道，新冠疫情以及美国断断续续、常常以自我为中心的缺乏准备，暴露出“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美国特色的失败”。疫情迫使美国睁开眼睛，去看它可能不想看到但必须看到的东西。
“它是一个寻求人性的文明，”在2018年的一次会议上，当我们讨论美国的种姓制度时，社会文化历史学家加里迈克尔·塔塔科夫对我说。“它通过去人性化来建立自己的文明。现在它需要找到自己的出路。”
就在那年春天的早些时候，我被迫面对老房子天花板上的畸形角落之谜，并叫来验房师试图解决这个问题。其中一个人使用了红外线灯，其他人则进入阁楼和屋顶查看。角落中的弓形来自于很久以前的漏水，不知不觉地变大，以前的房主都没有注意到，原来水分早已蒸发，但留下的石膏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脆变重，一寸一寸地拉扯着相邻的缝隙，直到现在天花板的一部分已经向它倾斜，也许会拉着天花板的其他部分一起塌陷。
这个问题不是我造成的，在天花板第一次漏水的时候我没在场。事实上，安装新屋顶的人是我。但我必须解决它，否则后果自负。承包商提出对其进行整修，并在上面铺石膏。一名泥瓦工说，他可以重新粉刷易碎的这部分，以便与旧天花板的其他区域融为一体。这样做肉眼难以察觉出修补的痕迹，但无法防止原有的石膏继续变脆，因为它受到了周围部分的影响。
泥瓦工说，真正修复它的唯一方法就是把石膏拆掉，一直拆到横梁，然后检查并重建腐烂的板条，重新给整个天花板抹石膏。我们这样做了，花了好几天的时间去刮擦、检查、重铸、重建。当完工时，新的天花板平整得令人愉悦。
我可以自由地呼吸了，并且知道我们是健康安全的。就好比现在，我们被要求在共同居住的房屋里不仅仅要小修小补和纸上谈兵，而是要把房屋建设得比原来更好，不仅为了我们自己，也为了我们的后代。（本文编译自《纽约时报》）
我们的建国理想是承诺人人自由和平等。我们的现实是一个持续了几个世纪的种族等级制度。我们看到一个人脸朝下趴在人行道上，被卡在一辆汽车地下，还有一个人压在他身上。这是一个身穿制服的人，他的肤色比地上的那个人要白。这个白人正压在黑人身上，他的膝盖压在了黑人的脖子里，双手则插在两边的口袋里——他的双手怎么就能如此若无其事地插在口袋里？这就是他能够主宰黑人的那份从容和随意的淡定，那份与生俱来的自信。
我们听到地上的男人在恳求压在上面的男人，看到他脸上的惊恐，听到他喘息的声音，听到视频中看不到的旁观者们发出的痛苦呼喊，求白人停下来。但是那位白人，那位占了上风的男子，通过直视旁观者和摄影机，从而直视着全世界所有后来作证的人。他没有听从旁观者的呼喊，而是把膝盖更深地压进了黑人男子的脖子里，这是等级制度赋予他能感知到的权利。趴在地上的人沉默了，气息枯竭。一股清澈的液体顺着人行道悄然流下。我们亲眼见证了一个人死在我们面前。
我们没有看到，至少没有立即看到的，是一个无形的脚手架，一个有着古老规则和假设的种姓制度，让这样的恐怖时刻成为可能，使那一幕中的每个演员都受其控制。镜头外，明尼阿波利斯的夜幕降临之际，另外两个穿制服的男性，看起来也像浅肤色男性，正从警车的另一边按住那个肤色较深的男子。然而，还有一名身穿制服的亚裔男性（非主流地位的种姓）站在黑人旁边，看着他一动不动并渐渐丧失了意识，仿佛这名黑人从他的人性和有可能的互相帮忙中被抹去了一般。我们很快了解到，趴在地上的这个人名叫乔治·弗洛伊德，被指控试图花出一张20美元的假钞，并且像几个世纪以来数不清的黑人一样，可能仅仅是因为主导地位种姓的人提到了他就丧命了。
在美国国庆节的前几周，各州的城市都发生了抗议和起义，比如在贝克斯菲尔德、查尔斯顿、布法罗、波基普西、威奇托、博伊西和苏福尔斯。抗议者推倒了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在明尼苏达州圣保罗的雕像，也推倒了弗吉尼亚州里士满的杰弗逊·戴维斯的雕像。这个国家被迫反思一个半世纪前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注：美国废除奴隶制运动的著名领袖人物）的言论：“对美国奴隶来说，7月4日对你来说是什么？”
在现在这个时代，我们可能会问，那些在自己的国家庆祝自由时仍然被剥夺自由的人们，他们的自由是什么?
美国是一栋永远需要修缮的老房子
验房师将红外镜头对准天花板上一个变形的弓形，一束无形的光束搜索着层层叠叠的石膏，以检测眼睛看不到的东西。这座房子历经几代人，我曾注意到一间独立卧室的石膏角上有轻微的裂痕，于是用粉笔把它标记了下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尽管有了新的屋顶，但天花板上的那条裂缝逐渐扩大，形成了一个隆起的卷曲。多年来，它一直在人们不知不觉中不断发展。一栋老房子本身就是一种宗教礼拜仪式，是一个可套出故事来的寡居贵妇姨妈，是一个谜团，里面一连串环环相扣的谜题等待解决。这个房檐为什么会藏在屋檐的东南角？这块褪色的砖块背后是什么？对于一栋老房子来说，修缮工作永远不会完成，你也不希望它完成。
美国就是这样一栋老房子。我们永远不会宣布修缮工作结束了。风灾、水灾、旱灾和人类的动荡，冲击着房屋结构，而它还在与地基上遗留下来的缺陷作斗争。当你住在一栋老房子里时，你可能不想在暴风雨过后进入地下室看看雨水造成了什么后果。然而，如果选择不去查看，你就得自担风险。老房子的主人们都知道，忽视的东西永远不会消失。无论你选择看还是不看，藏在里面的东西都会溃烂。无知不能让我们免于承担不作为的后果。无论你希望什么东西消失，它都会啃噬你，直到你鼓起勇气去面对你不愿看到的东西。
作为这个国家的人民，我们就像继承了一栋房子的房主。这栋房子建在一块外面看起来很美的土地上，但房子下面是不稳定的肥土和岩石，经过世世代代的起伏和收缩，虽然表面上修补了裂缝，但更深的裂痕在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里一直挥之不去。
很多人可能会理直气壮地说：“这一切的起因与我无关。过去的罪过与我无关，我的祖先从未攻击过原住民，也从未拥有过奴隶。”
是的。这栋房子刚建起来的时候，我们没人住在里面。我们的直系祖先可能也与此无关，但我们现在住在了这栋有裂缝、弯墙和地基裂痕的房子里。无论对错，我们都是继承者。我们没有竖起参差不齐的柱子或托梁，但现在它们需要我们来处理。
而任何进一步的事态恶化，其实都是我们的责任。
如果不加以解决，裂痕和对角线裂缝无法自行修复。毒素不会消失，而是会扩散、过滤和变异，就像它们已经发生的那样。当人们住在一栋老房子里，他们会适应潜伏在老房子里的怪事和危险。他们会把水桶放在潮湿的天花板下，支撑着吱吱哑哑的地板，学着跨过楼梯上腐烂的木踏板。尴尬的事变成了可以接受，而不能接受的事变成了生活中的不便。只要忍得够久，难以想象的事就会变得正常。经过几代人的浸淫，我们学会了相信难以理解是生活应有的方式。
在我自己的房子里，验房师面对天花板变形的谜团，先拿出一个传感器对着表面检测是否受潮。在读数不确定的情况下，他就拿出红外线照相机，对着天花板进行X射线照射，他的想法是，除非你能看到问题，否则无法解决问题。他现在可以看到灰泥，看到被贴过墙纸或刷过油漆的表面之下的东西。就像现在，我们被要求在共同居住的房屋里检查一个很久以前建造的框架。
像老房子一样，美国也有一个看不见的框架：种姓制度。它是美国运作的核心，就像我们在称之为家的实体建筑中看不到的壁骨和托梁一样。种姓是我们划分等级的基础设施，是人类等级制度的框架，是维持我们400年社会秩序的潜意识指令代码。审视种姓制度就像把美国的X光片对着光照看。
种姓制度是一种人为的架构，是一种固定而内在的人类价值排序。它根据人的祖先和往往不可改变的特征，将一个群体假定的优势与其他群体假定的劣势相提并论。这些特征在抽象的意义上是中性的，但在有利于占主导地位种姓的等级制度中，却被赋予了生死攸关的意义，而恰恰是占主导地位种姓的祖先设计了这种制度。种姓制度利用僵化的、往往是任意划分的界限来保持等级之间的分离，区别不同等级，以及分配他们的位置。
在人类历史上，有三种种姓制度非常突出，包括挥之不去的、延续千年的印度种姓制度，纳粹德国悲剧式地加速化、令人不寒而栗的、已经正式被消灭的种姓制度，以及美国以种族为基础的、变形的、心照不宣的种姓金字塔。
每一个种姓制度都依赖于对那些被认为是下等人的污名化，以此为理由进行必要的去人性化，使下等人一直处于底层，并使执行规则合理化。种姓制度之所以能够持久，是因为它往往被证明是神圣的意志，起源于神圣的文字或推定的自然法则，并在整个文化中得到加强，世代相传。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种姓制度是黑暗剧院中无声的引路人，手电筒在过道上投下，引导我们到指定的座位上观看演出。种姓的等级制度与感情或道德无关，而与权力有关——哪些群体有权力，哪些群体没有。它还与资源有关——哪些群体被认为值得拥有资源，哪些不值得，谁能获得和控制资源，谁不能。它也是关于尊重、权威和能力的假设——谁能得到这些，谁不能得到。
作为一种为全人类赋予价值的手段，种姓常常在我们意识不到的情况下指导着我们每一个人的言行。它在我们的骨子里植入了一种无意识的对人类特征的排序，并设定了规则、期望和刻板印象，用来为针对人类内部所有群体的残暴行为进行辩护。
在美国的种姓制度中，等级的标志就是我们所说的种族，即根据外表把人进行分类。在美国，种族是种姓制度的主要工具和显性诱饵。
对于需要一种划分人类手段的种姓制度来说，种族起到了重要作用。如果我们被训练成用种族的语言来看待人类，那么种姓就是我们在孩童时期就已完成编码的潜在语法，就像学习母语一样。种姓相当于语法，成为了一种无形的指导，不仅指导我们如何说话，也指导我们如何处理信息，让我们无需思考就能自动排列成句。
我们中的许多人从未上过语法课，但我们骨子里就知道，及物动词要有宾语，主语需要有谓语；我们不用思考就知道第三人称单数和第三人称复数的区别。我们可能会提到“种族”，指的是黑人、白人、拉丁裔、亚裔或原住民，而在每个标签之下隐藏的是数百年的历史，以及在人类等级结构中对物理特征的假设和价值分配。
人们的外表，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们被分配或被认为属于哪个种族，是他们种姓的明显线索。外表就像供公众学习的历史认知卡片，告知公众他们应该如何被对待，将住在哪里，预计担任什么样的职位，是否属于城市的这个区域或董事会的那个席位，是否应该期待他们就这个或那个问题发表权威性的言论，是否会在医院里给他们止痛，在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里是否更有可能在分娩中存活，以及是否会被当局击毙而开枪者却不受惩罚。
我们知道，字母表中的字母在组合成一个单词之前都是中性的、没有任何意义的，而这个单词在被插入句子，并被说出或听到这个词的人解释之前，本身也没有任何意义。就像“黑色”和“白色”被用于那些实际上既不是黑人也不是白人，而是棕色、米色和象牙色肤色的人种上一样，种姓制度将人们置于两极，将两极和中间的等级赋予并加强意义，然后对每个种姓过去和现在被分配、被允许或被要求扮演的角色意义加以复制。
然而，近几十年来，我们从人类基因组中了解到，全人类的基因99.9%都是一样的。“种族是一个社会概念，而不是一个科学概念”，基因组学专家J·克雷格·文特尔表示，他在2000年完成最初的基因测序时管理着赛莱拉基因组公司。“我们都是在过去的10万年里，由非洲迁徙出来的少数部落进化而来的，并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殖民。”这意味着整个种族等级制度，仇恨和内战的催化剂，是建立在人类学家阿什利·蒙塔古称之为“任意和肤浅的特征选择”之上的，是从构成人类的数万个基因中的一小部分衍生出来的。蒙塔古写道：“事实上，种族的概念是剥削阶级故意创造出来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和捍卫自己的特权，反对低等的社会种姓。”
种姓和种族既不是同义词，也不是相互排斥的。它们可以、而且确实在同一文化中共存，并且相互促进。在美国，种族是种姓这种看不见的力量的显性代言人。种姓是骨头，种族是皮肉。种族是我们能看到的，被赋予任意意义的身体特征，是对一个人的速描。种姓是强大的基础设施，它将每个群体固定在自己的位置上。它的无形性正是赋予它力量和持久性的原因。尽管它可能在意识中进进出出，在动荡时期爆发并被重新强调，在相对平静的时期消退，但它是国家运行中永远存在的一条贯穿线。
种姓制度是严格的、根深蒂固的；种族是流动的、表面的，需要周期性地重新定义，以满足当下美国主导种姓的需要。尽管几个世纪以来，对白人资格的要求一直在变化，但主导种姓的事实从一开始就没有改变——在任何历史时期，谁符合白人的定义，谁就能获得主导种姓的合法权利和特权。也许更具有批判性和悲剧性的是，在等级的另一端，从属种姓从一开始就被固定下来，作为所有其他种姓都不能冲破的心理底线。
因此，我们都出生在一场无声的战争游戏中，这场游戏已经有几个世纪的历史了，加入哪个队伍不是我们自己能选择的。在美国人的分类制度中，我们属于哪一队，是由每个种姓的队服来决定的，显示了我们被认定的价值和潜力。如果有人能够打破这些人为划分的界限，与所有群体都能建立持久的联系，都将是人类精神之美的证明。
马丁·路德·金从印度的非暴力抗议运动中受到启发。
马丁·路德·金：一个来自美国的“贱民”
1959年初冬，在领导了因罗莎·帕克斯被捕而引起的蒙哥马利抵制公共汽车事件之后，在审判和即将到来的胜利之前，马丁·路德·金牧师和他的妻子科雷塔登陆印度，到达了当时被称为孟买的城市，访问非暴力抗议之父莫罕达斯·甘地生活的地方。在抵达时，他们身上戴满花环，金对记者说：“我可能是以游客的身份访问其他国家，但是对于印度，我是以朝圣者的身份来的。”
他一直梦想着去印度。他们在印度呆了一个多月，受到印度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的欢迎。金想亲眼看看这个地方，它从英国统治下争取自由的斗争曾激励他在美国争取正义。他想看看所谓的贱民，即古印度种姓制度中最低的种姓，他读到过他们的故事，并对他们表示同情，他们在十年前印度获得独立后被国家遗忘。
金发现，印度的人们一直在关注着他在美国被压迫同胞的审判，知道他领导的公共汽车抵制活动。无论他走到哪里，孟买和德里街头的人们都围着他要签名。
一天下午，金和他的妻子前往印度的南端，来到喀拉拉邦当时被称为提鲁瓦南塔普拉姆的城市，看望那些家庭曾是贱民的高中生。校长作了介绍。
校长说："孩子们，我想向你们介绍一位来自美利坚合众国的贱民同胞。"
金被惊呆了。他没有想到这个词会用在他身上。事实上，他一开始就被这个字眼吓住了。他从另一个大陆飞来，与首相共进晚餐。他没有看出其中的联系，没有看出印度的种姓制度与自己有什么直接的关系，没有立即明白为什么印度最低种姓的人会把他这个美国黑人和尊贵的访客看成和自己一样的低种姓，把他看成他们中的一员。
他后来回忆道：“有那么一瞬间，我对自己被称为贱民感到有点震惊和恼怒。”
然后他开始思考他为之奋斗的同胞的现实生活——这2000万人民，几百年来被贬为美国最低等级，还闷在一个密不透风的贫困的笼子里，被隔离在孤立的贫民区，在自己的国家被流放。
他对自己说：“是的，我是一个贱民，美利坚合众国的每一个黑人都是贱民。”在那一刻，他意识到，自由之国强加了一种与印度种姓制度不一样的种姓制度，而他一生都生活在这种制度之下。这就是在美国他要打倒的力量之下隐藏的东西。他后来在1965年亚特兰大的埃比尼泽浸信会教堂为国庆节布道时，描述了这种觉醒。
“种姓”不是一个经常在美国用的词，它被认为是印度或欧洲封建社会的语言。但美国的一些人类学家和种族学者几十年来一直在使用这个词。在现代之前，最早接受种姓概念的美国人之一是前废奴主义者、美国参议员查尔斯·萨姆纳，因为他反对北方的种族隔离。
他写道：“在波士顿的公立学校里，因为肤色或种族而将孩子们分开，这在本质上是种姓制度，是违反平等原则的。”
他引用了一位印度人的话：“种姓使生物之间有了区别，而上帝却没有做出任何区分。”
侵入每个美国人日常生活和生存机会的等级制度，带着令人不安的规则和后果也侵入了我的生活的等级制度，其起源和运作方式是什么？我想了解将一群人归类并提升到另一群人之上的做法的起源和演变，以及这样做对认定的受益者和那些被当作下层等级目标的后果。我自己作为一个活生生的种姓实验品在这个世界上奔波，我想了解我和其他千百万人为了追求工作和梦想而不得不面对的等级制度。
1956年，在最高法院决定禁止在所有公共汽车上实行种族隔离制度之前，亚特兰大的有轨电车上的情景。
在美国，种姓主义和种族主义相互交织
一旦领悟到种姓的潜在力量，我们就能更好地看清种族工具的本质。我们当下所面临的不是祖先时代的古典种族主义，而是适应了操作系统更新需求的变异软件。自民权抗议运动迫使美国将国家认可的歧视行为定为非法以来，半个世纪过去了，美国人认为的种族主义已经发生了转变，现在这个词已经成为美国文化中最具争议和误解的词汇之一。对主导种姓中的很多人来说，这个词是具有辐射性的——他们对任何敢于提出这个词的人都会感到反感、恐惧、否认、回击。对这个词的抵制常常使任何关于它所描述的潜在行为的讨论偏离正轨，从而削弱了它的意义。
社会科学家常常把种族主义定义为种族偏见和制度权力的结合，认为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一样，主要是具有个人或群体权力的人或制度，对另一个权力较小的人或群体的行为，如男人比女人更有权力，白人比有色人种更有权力，支配者比从属者有权力。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种族主义往往被简化为一种感觉，一种性格缺陷，并与偏见混为一谈，还与一个人是否是好人有关。它指的是对一个人或一个群体的种族公开宣称的仇恨，这种观点很少有人会承认。
虽然人们会承认或叫嚣自己是性别歧视、仇外心理或仇视同性恋，但对于种族主义，人们可能会立即转移这一指控，说自己“身上没有一根种族主义的骨头”，或者是“我是你能遇到的最不种族主义的人”，他们“眼中没有肤色区分”，“最好的朋友是黑人”，甚至可能还在意识层面上说服自己相信这些说法。
在一个连极端主义者都不承认种族主义的时代，种族主义意味着什么？种族主义的试金石是什么？在美国社会，谁是种族主义者，谁可以拒绝租房给有色人种，大规模逮捕棕色肤色移民，或者展示南方联盟旗帜却不会被“认证”为种族主义者，除非他们本人承认这个身份，或者被发现使用了贬低性的标志或污言秽语？人们本能地想要拒绝目前以皮肤中的化学化合物为基础的歧视，这其实是无意识地承认了种族作为一个概念的荒谬性。
由于没有统一的定义，我们可以把种族主义看作是一个连续体，而不是一个绝对体。我们可以不去对一个人是否是种族主义者进行纯粹性检验，而将这种心态换成：根据人们从童年接受的具有污染性和不可避免的社会教育中吸收的毒素给他们进行分级。
另一方面，种姓在种族概念之前就已经存在，并且在主流社会长期正式实行的、国家支持的种族主义时代一直存在。现代版的、可以轻易否认的种族主义，可能能够掩盖创造和维持等级和不平等的无形结构。但种姓不允许我们忽视结构。种姓就是结构，种姓就是等级。种姓加强了基于人类长相固定分配的界限。种姓是一个活生生的、呼吸着的实体，就像一个公司一样，不惜一切代价来维持自己的运营。要实现一个真正平等的世界，我们需要看得比自认为看到的更为深入。
种姓是指根据某人在等级制度中被认定的等级或地位，给予或不给予其尊重、地位、荣誉、关注、特权、资源、假定其无罪的预设以及善心。种姓会抵触一位既没有幽默感，也不会道歉，坐在桌首说着俄语的非裔美国女性，而更喜欢一个用自己的技术专长为公司服务，但不渴望成为首席执行官的亚裔美国人。然而，它却认为一名16岁的白人担任店长是合乎逻辑的，而不是年龄比他大三倍的下级种姓的员工担任此职位。种姓暗中为害，因此法力无边，因为它不是仇恨，也不一定是针对个人的。
种姓是舒适的常规和不加思考的期望磨损出的沟槽，因为这种社会秩序的模式已经存在了太久，以至于看起来像是事物的自然秩序。
种族主义和种姓主义的区别是什么？在美国，因为种姓和种族是交织在一起的，很难将两者分开。任何基于种族的社会建构而嘲笑、伤害、假设、附加自卑感或刻板印象的行为或制度都可以被视为种族主义。任何行为或体系，如果试图限制、阻止或将某人置于特定的等级中，试图根据某人的分类抬举或诋毁此人，都可以被视为种姓主义。
种姓主义是保持等级制度的一种投入，目的是为了维持自己的等级、优势或特权，或使自己高于他人，或使他人低于自己。对于那些处于边缘化种姓的人来说，种姓主义可能意味着设法使那些你不喜欢的等级上的人无法占你的好处，讨好统治阶层并保持他们对你的好感，所有这些都有助于保持社会结构的完整性。
在美国，种族主义和种姓主义经常同时发生，或互相重叠，或演变成同一情景。种姓主义是指相对于他人的定位并对这些位置进行限制。种族和它的前身种族主义做得特别好的地方，在于混淆和分散人们对底层结构，以及更强大的种姓这一西斯尊主（注：西斯尊主出自星球大战系列影视作品，拥有强大的黑暗面原力）的注意力。就像断臂上的石膏，和戏剧中的演员，种姓制度把每个人都禁锢在一个固定的位置上。
出于这个原因，许多人，包括那些我们可能会认为是友好和善良的人，也可以是种姓主义者，意味着他们愿意保持等级制度的现状，或者不做任何改变它的事情。但他们不是古典意义上的种族主义者，没有积极和公开地仇恨某个群体。真正的种族主义者，真正的仇恨者，将被定义为种姓主义者，因为他们的仇恨需要那些在其地位之下者认识到并保持在等级制度中的位置。
在日常生活中，服装店里的白人顾客走到同样在购物的黑人或棕色人种面前，要求买一件不同尺码的毛衣算不上种族歧视，或者参加聚会的白人客人要求同样是客人的黑人或棕色人种取饮料（如巴拉克·奥巴马在任参议员期间所发生的情况，曾经有人把在场的奥巴马当成服务员，还叫他递饮料)也不算种族歧视，甚至法官对一个从属种姓者判刑，而主导种姓者也许根本不会被指控，这也不能算种族歧视。这就是种姓，或者说是对种姓制度的监督和遵守。
种姓是一种自主的、无意识的、反射性的反应，是对来自于成千上万的影像输入和神经系统的社会化下载所形成期望的反应，这些反应基于人们的长相、历史上被赋予的角色，或者他们被归类的特征和刻板印象，给人们赋予了特定的角色。没有哪个民族或种族类别可以不受我们所接收到的关于等级制度的信息的影响，因此没有人能逃脱其后果。
当我们认为一个女性不具备领导会议、公司或国家的条件，或者有色人种或移民不可能成为掌权者，不是某个社区的居民，不可能上某所学校或理应上某所学校时，我们就会感到一阵震惊和愤恨。当我们看到来自边缘化群体的某个人的工作、汽车、房子、大学或任命比我们所期望的更高级时，我们会感到受伤和不公平，甚至感到羞愧。这反映了种姓的有效编码，我们在潜意识中承认这个人已经走出了其在社会中的设定位置。我们正在回应内心的嵌入式指令，即谁应该在哪里，谁应该做什么，是否打破了作为种姓特征的结构和边界。
种族和种姓不是造成所有不良后果或不愉快遭遇的原因，也不能完全解释这些遭遇。但是，无论程度大小，在跨性别、民族、种族、移民身份、性取向、年龄或宗教的互动和决策中，种姓成为了一个影响因素，它对日常生活和国家对外政策也都有影响。
种姓可能不像它的目标人群所认为的那样消耗一切，但它也不是后种族主义者及后仇恨者一直希望远离的那种古老遗迹，或是很久以前的时代错误。它的不可见性赋予了它力量和寿命。种姓及其忠诚的仆人种族，在大多数美国等式中都是一个未知因素，如果没有种姓，任何解决我们当前挑战的答案都是有缺陷的。
穿过德里的迷雾，看到印度和美国种姓制度的相似之处
我飞往印度的航班降落在一层灰色薄雾中，遮住了德里国际机场的航站楼和塔台。当时是2018年1月，我第一次来到这个次大陆。飞行员在薄雾中寻找旅客通道。当时是凌晨2点，我们仿佛降落在一个蒸汽壶里，在云里飘着，夜间的空气紧贴着机舱的窗户，什么也看不见。我从来没有在预报中听到过下雨的消息，半夜里被这种超自然的雾所吸引，直到我意识到这根本不是雾，而是烟——来自燃煤电厂、汽车和燃烧的煤茬——困在了停滞的风里。一开始污染就成为了一块遮羞布，让人看不清印度的真实面目。
天刚亮，太阳穿过了薄雾。我和房东联系上后，我们一起跑过一个十字路口，那是一段宽阔的柏油路，路上的汽车没有车道也没有限速。我们沿着小路前往会议地点。我看到路边的祭坛和蘑菇状的寺庙，在神圣的无花果树下，摆着花环和向印度教神灵献的丝花。在印度，通勤者可以在上班、考试或看医生时停下来反思。
人行道上的神龛对我来说似乎很有异国情调，直到我想到了美国式的纪念仪式，即在一些特殊事发现场，比如事故或悲剧现场人们会自发地摆放鲜花和气球。就像几个月前人们为在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臭名昭著的新联盟国（注：指一些积极描绘南方邦联及其在美国内战期间行动的团体和个人）集会上遇害的反抗议者希瑟·海尔发起的纪念活动一样。两者都反映了人类渴望与超越自身的事物或人建立联系并向其致敬。
美国和印度在文化、技术、经济、历史、民族构成等方面截然不同。然而，许多世代以前，这两块大陆是平行的，都受到海洋的保护，都有肥沃的土地，都曾被英国人觊觎并统治过一段时间。两国都实行过社会等级制度，并在其各自的土地上让最高和最低等级之间保持着巨大的鸿沟。他们都被据称是雅利安人的人征服，其中一个来自大西洋彼岸，另一个来自北方。两国都是被认为是最低等的人服务于那些被认为是最高等的人。更年轻的美国成为了地球上最强大的民主国家，历史较长的印度成为了最大的民主国家。
两国的等级制度也是截然不同的。然而，两国似乎都使用了同一本符合其独特文化的说明书，采取了类似的方法来保持严格的界限和规定。这两个国家都把他们的主导种姓区隔开来，使其高于那些较低的种姓。他们都把自己的原住民民族（在印度是阿迪瓦西，在美国是美洲原住民）流放到边远地区和社会的边缘地带。两国都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把最底层的群体——印度的达利特人(以前被称为贱民)和美国的非裔美国人——束缚在最底层，并使用恐怖和武力把他们禁锢在底层。
美国民权倡导者尤素夫·纳姆克利在1987年写道:“也许只有犹太人像达利特人那样饱受歧视。然而，当我们考虑到达利特人所遭受的苦难本质时，脑海中浮现的却是与非裔美国人类似的奴役、种族隔离和被迫同化。”
美国和印度都废除了界定其种姓制度的正式法律——美国是在上世纪60年代通过一系列民权法案废除的，而印度则是在1949年开始废除的，但这两种种姓制度还都活在人们的心中、习惯中、机构中和基础设施中。这两个国家的人们都仍在盛行时间远比废除时间长的法典残余下生活。
在这两个国家，而且往往是在同一时间发生的情况是，最底层的种姓为他们的主人劳作——非裔美国人在切萨皮克河沿岸的烟草田或密西西比州的棉花田里劳作，达利特人在喀拉拉邦采茶，在南都尔巴采棉花。他们都是被奴役的人，后来又都要争取在他们耕种的土地上生活的权利。非裔美国人在佃农制度下劳作，达利特人在被称为萨尔达里的制度下劳作，他们都在各自社会的底层扮演着固定的角色。
尽管在官方禁止歧视的几十年里，印度和美国已经向从属种姓敞开了大门，但该政策在这两国也都遭遇了同样的抵制。美国所谓的“平权行动”在印度被称为“保留”，这些措施同样不受两国上层种姓的欢迎，他们在语言上步调一致，一个抱怨反向歧视，另一个抱怨反向种姓主义。
这两个国家的种姓制度在总体上有许多相似之处，但在结构和运作方式上却不尽相同。美国主要建立的是一种两级等级制度，其结构是由最上层的群体（即被认定为白人的群体）和从属的群体（即被认定为黑人的群体）决定的，同时来自欧洲以外的移民形成了模糊的中间种姓，他们试图在两极结构中进行自我调整，而美洲原住民则基本上被放逐在两极结构之外。
相比之下，印度的种姓制度是一个由数千个亚种姓（在印度被称为“迦提”）组成的复杂结构，与地区和村庄相关联，有四个主要的瓦尔纳（种姓在印度梵文中叫做“瓦尔纳”，意为颜色或品质，所以种姓制度也叫瓦尔纳制度），即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和被排除在外的第五种， 即贱民。非印度人，包括穆斯林、佛教徒、锡克教徒和基督教徒使情况更加复杂，他们不属于原来的种姓制度，但有时在面临抵抗和攻击的情况下，就会投入国家事业。他们之间，以及他们与各种姓之间，可能有也可能没有非正式的等级区分。
印度的种姓制度在历史上一直被说成是稳定的，在其中的人也不会怀疑，因为它受到印度教轮回信仰的束缚。这种信仰认为，一个人在今生要承担前世的业力，为前世的行为遭受惩罚或收获回报。你越是热衷于遵守你出生时所属的种姓规则，你在下辈子的地位就会越高。
有观察人士表示，这就是印度种姓制度区别于其他任何制度的地方，即处于最低种姓的人接受自己的命运，接受种姓是固定不变的观念。达利特人大概是活出了神明决定的业力，无怨无悔地做着低贱的工作，知道不会再有什么梦想。为了生存，一些下层种姓者可能会记住并认为反抗是徒劳的。但这种居高临下的观点无视了几代人的反抗，无视了受人爱戴的达利特人领袖比姆拉奥·安贝德卡和在他之前的改革家乔提巴·普勒所做的努力。它还错误地认为受奴役的非洲人也是如此，而且它无视人类的一个基本真理，即所有人都希望获得自由。
达利特人并不比任何人更满足于他们的命运。在种姓制度中，把遵从与认可混为一谈，本身就是一种非人的行为。许多达利特人把目光投向祖国之外，他们调研世界各地被压迫的人，并确定与他们最接近的人。他们认识到与非裔美国人有着共同的命运，但非裔美国人中很少有人会知道达利特人的痛苦。一些达利特人觉得自己与美国民权运动的某一派有很强的关系并紧紧追随，以至于在20世纪70年代，他们受黑豹党的启发，创建了达利特黑豹党组织。
注：黑豹党是在1966年至1982年活跃的美国组织，成员是由非裔美国人所组织的黑人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组织，其宗旨主要为促进美国黑人的民权，另外他们也主张黑人应该有更为积极的正当防卫权利，即使使用武力也是合理的。
几年前，一群主要由非裔美国人组成的教授到印度北方邦的一个乡村旅行。在那里，数百名来自最低级种姓的村民，也就是当地的拾荒者，一起参加了欢迎美国人的仪式。
村民们为此唱起了达利特解放歌曲。然后他们转向美国客人，邀请他们唱一首自己的解放歌曲。印第安纳大学的法学教授肯尼斯·道-施密特唱了一首歌，这首歌是伯明翰和塞尔玛的民权游行者，在遭到警犬和消防水龙驱散之前所唱的歌。当他到了副歌时，达利特人这边的主持人也加入了，开始与他们的美国战友们一起唱歌。即使在大洋彼岸，他们也很清楚《我们必胜》这首歌的歌词（注：在上世纪60年代美国民权运动鼎盛之时，“民谣女皇”琼·贝兹的《我们必胜》成了当时民权运动和抗议活动的标志性代表歌曲，出现在各种游行场合。）
亚伯·利文斯顿之前是德克萨斯州博蒙特的一名奴隶。摄于1937年。
黑人从南方逃到北方，逃不过种姓制度的无形约束
在建造房屋时，框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是固定在地基上的第一根木梁。这块木梁被称为底梁，即沿着房屋基座延伸的窗台板，将房屋上方的整个结构固定住。墙骨和底板，天花板和窗户，门和屋顶，所有构成房子的部件都建在底梁基础之上。在种姓制度中，底梁是最底层的种姓，其他一切都依赖于此。
在印度种姓制度这种更加复杂的等级制度中，次种姓（又叫迦提）决定了一个人的家庭所从事的职业，从厕所的清洁工到寺庙的祭司。那些出生在收集垃圾、鞣制兽皮或处理尸体家庭的人，被视为遭到污染最严重、等级最低的人，他们生来就是为了完成这些可怕的、吃力不讨好但却是必要的工作，所以是贱民。
同样，非裔美国人在这片土地上的大部分时间里，都被贬为从事为最肮脏、最丢脸和最不受人待见的工作。自奴役制度生效以来一直到20世纪，他们主要扮演佃农和仆人的角色——家仆、修剪草坪的男孩、司机和看门人。那些接受了教育的人最多只能指望通过教育、布道、照顾其他下层种姓者的健康需要，或埋葬他们。
南卡罗来纳州在内战后，就有效地禁止了黑人从事除农场或家务工作以外的任何劳动，固化了他们在种姓制度中的地位。奴隶制实行期间，在北卡罗来纳州，最低种姓者被禁止出售或交易任何种类的商品，否则就要挨39鞭子，这一习俗延续到了佃农时代。这就阻断了他们通过自己的农业劳动挣钱的主要途径，迫使他们像预期的那样，在经济上依附于占统治地位的种姓。
1903年当选的密西西比州州长詹姆斯·瓦尔达曼说："任何使黑人渴望超越犁把子和锅灶的事情，也就是仆人职能之外的东西，对黑人来说都将是世界上最糟糕的事情。全能的上帝让他成为一个仆人，他就不适合做其他事。"
那些在内战后成功逃往北方的人，以及身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开始的更大规模迁徙潮中的人，发现他们是可以逃离南方的，但无法逃离他们的种姓。
他们进入北方的最底层，地位在南欧和东欧人之下。这些人可能还没有学会英语，但他们能加入工会，进入服务较好的社区，这些社区禁止黑人公民进入。而黑人已经通过劳动开垦了荒地，并创造了国家的财富。虽然没有联邦法律根据种族限制人们从事某些职业，但南方的法规和北方的风俗习惯使低种姓者一直困在原来的地位上。
北方工业往往只雇用非裔美国人作为罢工破坏者，工会禁止他们从事所有为白人保留的职业，如管道安装工或水管工。市政检查员会拒绝在黑人电工的工作记录上签字。密尔沃基的一家工厂在黑人求职者走向前门时将他们拒之门外。甚至在许多黑人南方人到达北方之前，纽约和费城的黑人就连驾驶马车都不能获得执照。
因此，美国的种姓等级可能曾经一度比印度的种姓等级更加明显。社会学家斯蒂芬·斯坦伯格写道，在1890年，“85%的黑人男性和96%的黑人女性只从事两种职业，农业和家政/个人服务业。”四十年后，随着经济大萧条的到来以及非裔美国人搬到北方城市，处于劳动阶层底层的黑人比例依然没有变化，不过那时，近一半的黑人男性从事的只是需要强壮背部的体力劳动。只有5%的黑人从事白领工作，其中很多人是牧师、教师和为其他黑人服务的小企业主。
奴隶劳动和黑人身份之间的历史联系，进一步使黑人在美国人的心目中陷入了从属身份的怪圈中。他们因身处被迫忍受的环境中而受到惩罚，被奴役的形象使他们落入自由的阴影中。
随着种姓制度在20世纪的发展，占统治地位的种姓找到了更精细的方法来实施职业等级制度。社会学家伯特伦·道尔在20世纪30年代写道：“如果白人和有色人种同时受雇，他们通常不会从事同样的工作，当然也不会平等地参与其中。”他还说：“黑人很少被赋予支配白人的权力。此外，黑人希望留在社会底层；如果有可能的话，也只是凌驾于其他黑人之上。”道尔写道，无论黑人的工作做得有多好，“他都不能指望经常得到晋升。”
自20世纪初以来，从路易斯·阿姆斯特朗到穆罕默德·阿里，最富有的非裔美国人一直都是娱乐圈人士和运动员。即使是现在，在最近公布的一份最富有的非裔美国人排行榜上，从奥普拉·温弗瑞到杰斯（Jay- Z），再到迈克尔·乔丹，前20名中有17人都是靠创新致富，以及娱乐业或体育界的大亨。
从历史上看，黑人群体能在为他们划出的领域中占据主导地位，而且往往会被人所称道，除非他们与主流种姓中的人正面交锋。就像黑人拳击手杰克·约翰逊在1910年与白人拳击手詹姆斯·杰弗里斯对决时一样。1908年，当约翰逊成为第一个黑人重量级拳王后，许多白人对他心生怨恨。他们发起了一场运动，以哄骗杰弗里斯这位不可战胜的前拳击冠军在退役后重出江湖，重获他们认为属于自己的冠军头衔。在那个充满种族仇恨的时代，媒体称杰弗里斯为 “伟大的白人希望”，激起了人们的热情。
7月4日，两人在内华达州里诺一个专为比赛而建的拥挤的体育场内进行了对决。这场比赛被宣传为“世纪之战”，博彩公司大力支持杰弗里斯获胜。结果约翰逊在第15轮击败杰弗瑞斯，宣布获胜，引来了嘲笑和辱骂。这被认为是对白人主权的侮辱，并引发了从南到北全国范围内的白人暴动，仅在纽约就发生了11起暴动事件，在那的白人暴徒纵火烧毁了黑人的公寓，并试图对两名黑人男子进行私刑，就因为他们失败了。这件事传递的信息是，即使在一个最低种姓被允许进入的舞台上，他们也要知晓并待在自己的位置上。
种姓观念让精品店经理不相信我是《纽约时报》记者
几年前，我是《纽约时报》驻芝加哥的全国记者，我决定做一篇轻松的报道，介绍芝加哥的高档商业区“华丽一英里”，这条密歇根大道上的黄金地段一直是这个城市的秀场，现在纽约和其他地方的几家奢侈品大牌即将入驻。我想，零售商们一定会很乐意与我交谈。在我策划这篇文章的同时，我联系了他们进行采访。我给他们打电话，每个人都很兴奋地描述了他们进入芝加哥的情况，并希望与《纽约时报》坐下来谈谈。
采访计划如期进行，直到进行到最后一个。考虑到截稿日期，我提前了几分钟到达，以确保采访能准时开始。
在午后这个安静的时刻，精品店空无一人。经理助理告诉我，经理很快就会从另一个会面赶来。她去了后面的一个角落，我一个人站在展厅里。一个穿着商务西装打着领带的男人终于走了进来，神色匆匆，气喘吁吁。在后面的角落里，助理点点头说就是他，于是我上前自我介绍，开始工作。他气喘吁吁，一直在赶路，大衣还没穿好，看看手表。
“哦，我现在不能和你聊天了。”他说着，从我身边擦肩而过。“我非常非常忙，有个约见要迟到了。”
我一开始很困惑。难道他在同一个时间又安排了另一场会面？他为什么要同时安排两个会面？精品店里除了我们两个人和他的助理在后面，没有其他人。
我说：“我想我就是你要见的人。”
“不，我是要去和《纽约时报》做一个很重要的面谈。”他说着，脱下外套。“我现在不能和你聊，咱们改天见。”
“我就是《纽约时报》的，”我告诉他，手里拿着笔和笔记本。“我和你在电话里谈过了。是我和你约在四点半见面的。”
“你叫什么名字?”
“《纽约时报》的伊莎贝尔·威尔克森”（注：本文作者是一位非裔女性）。
“我怎么能知道是不是真的？”他回敬道，越来越不耐烦了。“听着，我说我现在没时间和你说话。她马上就到。”
他看了看前门，又看了看表。
“可我就是伊莎贝尔。我们现在应该开始采访了。”
他叹了口气。“你有什么身份证明吗？你有名片吗？”
这是这篇文章的最后一个采访，我去找他的时候已经把所有的名片都发出去了。
“我一整天都在采访，”我告诉他，“我现在正好没有名片了。”
“身份证呢？你带驾照了吗？”
“我本不应该给你看我的驾照的，但还是给你看看吧。”
他匆匆看了一眼。
“你有什么东西能证明你是《纽约时报》的吗？”
“如果不是来采访你，我为什么还会在这里？所有时间都浪费了。一直站在这里的只有咱俩，不会有其他人出现。”
“她一定是迟到了。我得请你走了，这样我才能为我的会面做好准备。”
我离开了，茫然而愤怒地走回时报分社，试图弄明白刚才发生了什么。这是我第一次被指控冒充自己。他对于社会上谁该做什么的种姓观念，让他如此盲目，以至于他不认为那个焦急等待、兴奋地想要交谈的记者就站在他面前。他似乎没有想到，《纽约时报》的全国记者可以是我这样的人，尽管各种迹象都表明我就是《纽约时报》的记者。
这篇文章在那周的星期天刊登了。因为我没能采访到他，他在文中没有被提及。对他来说这本可以是一次不错的宣传机会，但是其他的采访最终让它变得没有必要了。我寄给他一张他要的名片，同时还附上了这篇文章的片段。直到今天，我都不会踏进那家商店。我不会提及这个公司的名字，不是因为审查制度，也不是为了保护任何公司的声誉，而是因为我们的文化倾向认为，只要找出那些本来就很少见的冒犯者，我们就能彻底解决问题。但问题可能发生在任何地方，因为问题其实还是在根源上。
挤进上层种姓的竞争
到了20世纪，随着国家开始完善主要种姓的准入规则，并进一步收紧对底层人群的限制，佛罗里达州伊博尔市与南方其他地方一样，开始对街车进行种族隔离。根据历史研究者赞·沃古德的说法，当地的古巴人不确定自己将如何被归类，后来“发现他们被允许坐在白人区域”，于是他们松了一口气。
通过将统治这片土地和统治其他人的梦想扩展到任何一个符合白人定义的人群，美国的种姓制度成为了上层阶级孤注一掷的策略。
那些被允许成为白人一员的人可以获得正式公民身份的奖励，可以升到高位(只要他们的才能配得上)，可以获得国家所能提供的最好的东西，或者至少在日常交往中得到来自下级群体的尊重，因为下级群体有可能因为任何失误而受到攻击。两级种姓制度提高了白种人的地位，导致法院的案卷上挤满了寻求进入上层种姓的边缘人群。
日本移民小泽高雄在美国生活了20多年。他试图证明自己配得上公民身份，也应该符合成为白人的资格，因为他的肤色比许多白人的肤色更浅。如果一个真正白皮肤的人并不是白人，那么“白人”又意味着什么呢?他的案子一直打到最高法院。1922年，最高法院一致裁定，白人并不是指肤色而指的是“高加索人”，而日本人不是白种人。尽管在事实上,美国白人很少有来自欧亚大陆的高加索山脉的，而那些真正源于高加索山脉的人，在那一刻也被排除在外。
对小泽的裁决以及那个时代的其他裁决，对寻求公民身份的亚裔来说都是一场令人心碎的灾难。随着亲西欧情绪的高涨，政府开始取消已经在美国的亚裔入籍者的公民身份。这相当于抛弃了那些成年后在美国合法生活了大半辈子的人，就像一个世纪后越过美国与墨西哥边境的无证移民一样。
1925年，当一位名叫瓦仕诺·达斯·巴加的印度移民因为这一裁决而被剥夺公民身份时，他已经在美国呆了10年。当时，他已经有了妻子和三个孩子，并在旧金山的菲尔莫尔街开了一家杂货店。由于加州的一项法律限制非公民的经济权利，他失去了自己的生意。他没有护照，想要回印度的努力也因此受挫，成了一个没有国家的人。他离开了原来的家，又被新家拒绝。一天，他独自一人来到圣何塞，租了一个房间。他打开煤气，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无论一个处于边缘种姓的申请者采取哪种途径来获得认可，种姓制度都在不断改变，以保持上层种姓的纯洁性。多么细小而脆弱的线才能把这些假象连接在一起啊。一位日本小说家曾经指出，无论如何，从书面意义上来说，在日本人大原（Ohara）和爱尔兰人O'Hara之间，是否具有公民身份只差了一个撇号。
这些案例不仅暴露了这些人为标签的荒谬性，也暴露了它们的不准确性，以及其所隐含的纯洁与否的观念。同时，这些案件也暴露了种姓制度不屈不挠的僵化性，面对与其基础相反的证据，它是如何坚持抵抗逻辑的攻击的。
1959年，阿肯色州小石城针对一所学校将黑人和白人学生合并的抗议。
种姓制度对日常生活的侵扰：黑人保姆带着白人小孩出门被误认为是绑架犯
在2018年10月一个原本普普通通的周日下午，一名白人女子在佐治亚州看到一名黑人男子带着两个白人孩子出门，便开始开车跟踪他。这名黑人男子叫科里·刘易斯，是孩子们的保姆，他把孩子们从沃尔玛送到加油站，然后再送到他的家。她开始跟踪刘易斯，是因为他不允许她这个陌生人和两个孩子中年纪较大的孩子说话，她想确认孩子们一切正常。
如果说美国的种姓制度有什么不同之处，那么首先，这一制度是根据人们的长相，对他们预期的角色和行为进行监管；其次，是对边界的监控——无视从属种姓的边界，或者由占主导地位的种姓热情地自行构建边界，以保持等级制度。
现代的种姓规定通常很少涉及公开的攻击或有意识的敌意。它就像一阵风，强大到足以击倒你，但却看不见摸不着。这些规定是由相关等级的肌肉记忆，和基于一个人在等级中的位置，将如何与他人互动的期望来维持的。这是一种对地位的高度警觉，是占统治地位种姓的权利。只要觉得合适，他们有权在自己选择的任何地方介入，维护自己的地位，监督或解雇那些等级低于他们的人。
那天下午，负责孩子们课后活动的刘易斯注意到那个女人尾随着他，并开始用手机记录当时的情况。在一段视频中，孩子们在他的车后座上系好了安全带，显得镇定自若。
他的声音听上去很紧张，不太令人信服。“这位女士在跟踪我，”他说，“因为我的后座上有两个孩子，长得不像我。”
该女子拨打了911，询问她是否应该继续跟踪他。尽管被告知不要这样做， 她还是继续跟着。刘易斯带着孩子们回到家后不久，一辆巡逻车停在了他的身后。一名警官下了车，向他走去。
警员让这两个孩子（一个6岁的男孩和一个10岁的女孩）从刘易斯的车上下来，刘易斯的声音开始变得紧张。这次与警察相遇的结果和他的身家性命都取决于这两个孩子们说的话，他请他们告诉警察他是谁。
他对孩子们说：”求你们了“。
警察反复问孩子们:“你们还好吗?”
“上帝啊——这个国家出了什么问题?”一个黑人妇女在外面叫道。
警官确信刘易斯其实是孩子的保姆，他们没有危险。于是他又采取了额外的措施，给孩子的父母打了电话，他们正在外面吃饭。
两个孩子的父亲大卫·帕克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表示：“这让我们非常震惊。”
种姓已经侵入了他们的全部生活。种姓权利并不是指豪车和手表、乡村俱乐部和私人银行，而是不假思索地知道自己比别人高一等，依据的规则不是写在纸面上的，而是通过广告、电视节目和广告牌来强化的。从董事会、新闻编辑室到封闭式小区，再到电影前半小时谁先被杀，影响着每个人的上下等级。这就是种姓的出其不意的陈腐之处。
事件发生后，一名记者问那位10岁的小女孩艾迪森，她会对当天跟踪他们的女性说些什么。她的父亲告诉《纽约时报》，她的回答是：“我会让她下次试着把我们看成是三个人，而不是三种肤色，因为我们可能是刘易斯先生收养的孩子。”
不可避免的种姓自恋症
种姓制度并不是任何个人的过错，它以占主导地位的种姓为中心，将其当作所有其他种姓围绕的太阳，并将其定义为正常、智慧和美貌的默认标准，所有其他种姓都被用此标准来衡量，并按其与占主导地位的种姓在生理上的接近程度降序排列。
从麦片广告到情景喜剧，他们被自己的形象所包围，在美国生活的大多数方面，他们的形象都是值得帮助的、勤奋的和优越的，而很少有人会不接受主流群体所构建的中心地位。只有少数的局外人，会从那些被认为是低等级者的角度去体验世界，或者甚至从不同角度去看待低等级者，而种姓制度并不要求他们这样做。
社会构建了一个自我参照的陷阱，在主导种姓者不做任何事的情况下，不知不觉地将一种自恋的隔离强加给他们，使他们与被分配到较低等级的人隔离。它复制了自恋型家庭体系的结构，即配角之间相互竞争，这些配角包括了所谓模范少数群体的中间种姓宠儿、被当作弃儿的原住民和最底层的替罪羊种姓。
主导种姓的中心地位在低等级者身上并没有消失。最高和最低的梯级看起来是如此的遥远，好像固化了一般不可移动。因此，那些横跨在中间的人可能会屈服于最大的焦虑和不确定性，因为他们渴望进入更高的级别。
在种姓制度中，每个人都被训练得渴望接近统治阶级：一个伊朗移民觉得有必要提到他的亲戚小时候是金发；一位加勒比移民的第二代子女很快澄清他们是多米尼加人，绝对不是非裔美国人；一位墨西哥移民吹嘘他在墨西哥的祖父“长得就像美国人”，因为他金发碧眼。这时，一位非裔美国人提醒他，美国人的头发和眼睛有各种颜色。
那些已习惯于成为衡量人类标准的人，可以获得这样的保证：尽管他们在生活中可能遇到麻烦，但至少他们不在最底层。只要被指定的底层居民还待在该待的地方，他们自己的身份和未来就似乎是安全的。
政治科学家安德鲁·哈克在他1992年的著作《两个国家》中写道：“不管他们的生活如何堕落，白人仍然被允许相信他们拥有血统、基因和从父辈那里继承下来的优越感。无论发生什么，他们都不可能变成‘黑人’。”哈克接着说：“所有阶层的美国白人都觉得，把黑人作为一个从属种姓保留下来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尽管存在着种种痛苦和问题，但在一个紧张的世界里，黑人的存在仍然给白人提供了一些安慰。”
当自恋在一个人身上出现时，我们已经习惯了这个概念。这是一种自我膨胀的权利和漠视他人的复杂状态，源于空洞的不安全感。但一些学者也将其用于解释国家、部落和亚群体的行为。弗洛伊德是最早将精神分析与希腊神话中的纳西索斯联系起来的精神分析学家之一。纳西索斯是河神的儿子，在水潭中爱上了自己的倒影，却没有意识到他是在“唾弃”自己的爱慕，于是在绝望中死去。哈佛大学临床心理学家艾尔莎·罗宁斯塔姆在她2005年出版的《识别和理解自恋人格》一书中写道：“纳西索斯无法想象自己爱上了自己的倒影，他陷入了幻觉之中。”
同样，那些被训练得相信其固有主权的群体也是如此。20世纪著名的精神分析学家和社会理论家埃里希·弗洛姆写道：“这种对自己地位的高估以及对所有与之不同者的憎恨，其本质就是自恋。他本来什么都不是，但如果能认同他的国家，或者能将他的个人自恋转移到整个国家上，那么他就是一切。”
弗洛姆从精神分析的训练和个人经历中，深知群体自恋的危险。他出生于德国的一个犹太家庭，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成年，目睹了那场战争中的仇恨和狂热，却又见证它随着第三帝国的崛起而再次出现。1933年纳粹上台后，他设法逃离德国，被迫放弃自己建立的精神分析研究所，移民到美国。
他通过精神分析学家的视角，亲眼看到了民族主义诉求对普通人焦虑的诱惑力。当一个人深深地投入到他所在的群体的主导地位时，他“会有一种兴奋的‘站在世界之巅’的感觉，而实际上他却处于一种自我膨胀的状态”，弗洛姆写道，“这导致了他思考和判断能力的严重扭曲……他和他的能力都被高估了，外界的一切都被低估了。”而在这之下，可能隐藏着他对于无法达到自己完美建构的理想心存恐惧。
历史表明，国家和群体会通过征服、殖民、奴役和杀戮维持其至高无上的假象。他们对这种假象的投入使他们对那些低等级者的劣势，和他们自己设定的优势有着同样的兴趣。弗洛姆写道：“一个群体能否生存下来，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一个事实，即群体成员是否认为群体的重要性与他们自己的性命同等重要，甚至更重要”。
因此，当受到威胁时，为了其自尊来源的群体能生存下来，他们愿意牺牲自己和自己的理想。政治理论家樱井高道在2018年考察西方和东方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时，模仿弗洛姆直截了当地写道：“群体自恋会让人们走向法西斯主义 ”。他还表示：“一种极端形式的群体自恋意味着恶性自恋，它将助长狂热的法西斯政治和极端的种族主义等。”
弗洛姆特别指出两个国家有这种群体自恋。他在1964年民权运动的鼎盛时期写道：“种族自恋存在于希特勒时期的德国，也存在于美国的南方”。在这两个地方，弗洛姆发现工人阶级是最容易受到影响的群体之一，他们怀有一种“自以为是地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令人钦佩的群体，比另一个低等种族更优越”。这个群体里的人“会觉得‘尽管我很穷，没有文化，但我是个重要的人，因为我属于世界上最令人钦佩的群体——白人’；或者‘我是雅利安人’。”
弗洛姆写道，一个被鞭子抽打着成为自恋狂热的群体“渴望拥有一个能认同的领袖。领袖会受到群体的崇拜，而群体也会把自己的自恋投射到他身上。” 正确的领导者可以激发一种取代逻辑的共生关系。弗洛姆教导我们，易受影响的群体在自恋的领袖身上看到了自己，与领袖融为一体，把他的际遇和他的命运看作自己的命运和际遇。
我们为种姓制度付出的代价
2019年冬天，一种无形的生命体在东半球苏醒，并开始跨过大洋蔓延。
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眼睁睁地看着远处身穿危险品防护装备的工作人员对这个无人能看见的东西进行检测，并自欺欺人地认为，美国例外论会让它在某种程度上免受其他国家的痛苦。
然而，病毒还是登陆了，它把自己安插在种姓制度差距的缝隙中、撕裂的亲情中和脆弱的基础设施中，就像它利用人体脆弱的免疫系统一样。
不久，美国爆发了世界上最严重的冠状病毒疫情。该病毒暴露了人类所有的脆弱和等级层次。
尽管任何人都可能感染这种病毒，但亚裔美国人却成了替罪羊，仅仅因为他们看起来长得像病毒最初袭击地区的人。随着疫情的持续，非裔美国人和拉丁裔的死亡率开始上升。先天条件是造成这种死亡率差异的原因，其往往与边缘化人群所承受的压力有关。正是底层种姓的职业，如杂货店店员、公共汽车司机、包裹递送员、环卫工人，以及与公众接触频繁的低收入工作，使他们率先面临更大的感染病毒的风险。这些工作在疫情中都属于“底梁”性的工作，不太可能保证有医疗保险或病假，但能维持社会其他部分的运转，使其他人能够回家避难。
随着其死亡人数攀升至全球最高水平，美国，以及那些指望它发挥领导作用的国家，不得不面对其社会生态系统中未经考验的脆弱性。哈佛大学国际关系教授斯蒂芬·沃尔特在《外交政策》中写道，新冠疫情以及美国断断续续、常常以自我为中心的缺乏准备，暴露出“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美国特色的失败”。疫情迫使美国睁开眼睛，去看它可能不想看到但必须看到的东西。
“它是一个寻求人性的文明，”在2018年的一次会议上，当我们讨论美国的种姓制度时，社会文化历史学家加里迈克尔·塔塔科夫对我说。“它通过去人性化来建立自己的文明。现在它需要找到自己的出路。”
就在那年春天的早些时候，我被迫面对老房子天花板上的畸形角落之谜，并叫来验房师试图解决这个问题。其中一个人使用了红外线灯，其他人则进入阁楼和屋顶查看。角落中的弓形来自于很久以前的漏水，不知不觉地变大，以前的房主都没有注意到，原来水分早已蒸发，但留下的石膏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脆变重，一寸一寸地拉扯着相邻的缝隙，直到现在天花板的一部分已经向它倾斜，也许会拉着天花板的其他部分一起塌陷。
这个问题不是我造成的，在天花板第一次漏水的时候我没在场。事实上，安装新屋顶的人是我。但我必须解决它，否则后果自负。承包商提出对其进行整修，并在上面铺石膏。一名泥瓦工说，他可以重新粉刷易碎的这部分，以便与旧天花板的其他区域融为一体。这样做肉眼难以察觉出修补的痕迹，但无法防止原有的石膏继续变脆，因为它受到了周围部分的影响。
泥瓦工说，真正修复它的唯一方法就是把石膏拆掉，一直拆到横梁，然后检查并重建腐烂的板条，重新给整个天花板抹石膏。我们这样做了，花了好几天的时间去刮擦、检查、重铸、重建。当完工时，新的天花板平整得令人愉悦。
我可以自由地呼吸了，并且知道我们是健康安全的。就好比现在，我们被要求在共同居住的房屋里不仅仅要小修小补和纸上谈兵，而是要把房屋建设得比原来更好，不仅为了我们自己，也为了我们的后代。（本文编译自《纽约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