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北戴河会议前夕，北京卫戍区司令员换人，57岁王春宁中将卸职，去向不明。5月中共两会前，王春宁卸任中共北京市委常委。王春宁接连卸任京城要职，内幕引人猜测。
据中共北京市政府征兵办公室微信公众号“首都征兵资讯”消息，7月14日，北京市召开2020年征兵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会议由卫戍区司令员付文化主持。
这是中共官方首次披露前陆军第81集团军参谋长付文化接任卫戍区司令员的消息，这意味着王春宁继2020年5月卸任北京市委常委后，近期再卸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
2017年朱日和军演，曾被评为全军优秀指挥官的付文化（左）引起人们的注意。（中国央视视频截图）
北京时间7月14日，原解放军北部战区81集团军参谋长付文化首次以北京卫戍区司令员身份出席北京市2020年征兵工作电视电话会议。这意味着继2020年年初北京卫戍区政委换人后，这一拱卫首都同时掌握中央警卫团的军事要害机关在半年之内双双更换了军政主官。
消息称，当天的征兵会议由包括北京市市长陈吉宁等在内的多名北京市官员出席，付文化负责主持会议，年初接替到龄退役的姜勇中将（1956年出生）出任北京卫戍区政委的张凡迪（1963年出生）则“就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下的征兵工作提出明确要求”。
从2019年至2020年解放军跨年冬季人事调整，到当下正在铺开的2020年夏季解放军人事大调整，北京卫戍区军政主官的更迭似乎顺理成章，但事实上它所传递的意义绝不寻常。
其一，北京卫戍区地位冲要，却疑似遭降级。
北京卫戍区虽为解放军省级军区，仅为正军级单位，但事实上，因为担负着拱卫首都安全，战时掩护中央机关转移或者撤离、防御外敌、反恐及镇暴等重要职责，拥有精锐重装部队和轻装快速反应部队，下辖专责保卫中央首长的中央警卫团等，所以重要性不言而喻。
这反映在人事安排上则表现为北京卫戍区军政主官一般高配副大战（军）区级，以中将军衔为主，由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任，比如20世纪60年代、70年代两次担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傅崇碧即是如此。事实上，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付文化和张凡迪的前任王春宁和姜勇。
张凡迪在2019年至2020年跨年人事调整中晋升北京卫戍区政委时，仅为副军级将领。（中国央视新闻截图）
但是，2020年1月份解放军例行人事调整中，原中部战区陆军第83集团军政治工作部主任张凡迪升任北京卫戍区政委，7月份付文化以北部战区81集团军参谋长身份直升北京卫戍区司令员，两位少将均是以副军级职务履新，二人均未连跨两级跃升。
这是否意味着北京卫戍区军政主官将彻底告别高配，回归到省级军区的常态？
当然，无论北京卫戍区军政主官是否高配，都并不意味着它本身的重要性和特殊性发生变化。经历2015年底至今的军改，北京卫戍区与新疆军区、西藏军区同时成为仅有的三个转隶陆军总部的省级军区，而并没有与其他28个省市区军区转隶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的省级军区，保留了一线野战部队水平。
事实上，西藏军区、新疆军区目前为副大战区级单位。其中，西藏军区司令员、政委分别由汪海江中将（1963年出生）和张学杰中将（1961年出生）担任；而西藏军区司令员、政委则由刘万龙中将（1962年出生）和李伟中将（1960年出生）担任，均为副大战区将领。
其二，人事更迭频繁，新任军政主官大胆起用少壮派。
北京卫戍区地位冲要，但与外界认为人事稳定观感不同的是军政主官更迭频繁，尤其是近年。
自十八大后，北京卫戍区共经历4任司令员，从2009年开始履职的郑传福到2013年12月接替其职的潘良时（2013年至2016年在任），再到2016年至2020年在位的王春宁，再到此次履新的付文化。同期，北京卫戍区政委共计3人在任或者曾经在任，包括2014年12月转任北京军区副政委的高东璐，任职长达5年后退役的姜勇，以及2020年1月份才履新的张凡迪。
北京卫戍区军政主官更迭如此频繁，虽然并不少见，但相较于西藏军区、新疆军区仍是引人注意的。
更重要的是，北京卫戍区地位的疑似“降级”和军政主官的更迭频繁，造就了主帅的“年轻化”。1963年出生张凡迪现年57岁，与西藏军区、新疆军区和13个集团军的军政主官年龄相若，均为“60后”，姑且不提。
新上任的付文化却是一个话题将领。2017年8月份解放军夏季例行人事调整时，报道称刚刚（2017年7月30日）在朱日和阅兵中担任装备保障方队领队的中部战区陆军原第54集团军参谋长付文化被晋升为少将。
公开资料显示，早年付文化一直在沈阳军区16集团军服役，一路晋升到师长，曾在陆军指挥学院和国防大学深造，并且到德国留过学。据《解放军报》报道，2013年底，解放军编制体制调整改革，付文化任师长的原沈阳军区某摩步师撤编改旅。新组建的机步旅信息化含量很高，上级反复考虑，必须挑一个对部队熟悉、能力又强的旅长。集团军领导找付文化谈话，付文化接受高职低配当旅长，钻研信息化作战并因此获全军优秀指挥官。2016年8月份，付文化升任54集团军参谋长，跻身副军级，后改任81集团军参谋长，直到此次升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
付文化的年龄一直未见披露，不过根据上述报道，付文化为一名“准70后”将领，也即是说出生于1966年至1969年。这在正军级将领中并不多见。公开资料显示，目前已知年龄最小的正军级将领为北部战区79集团军军长霍建刚（1970年出生）。
其三，前任王春宁去向成谜。
付文化的履新意味着原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王春宁目前已无任何职务，官方至今未披露这位1963年出生的红二代将领新任职务。
王春宁为原南京军区副政委王永明之子，早年在南京军区第一集团军服役，累任集团军参谋长（2009年至2010年在任）、副军长（2010年至2014年在任）等要职，2014年升任12集团军军长，两年后在军改声浪中更进一步以北京卫戍区司令员身份跻身副大战区。7年之间从副军级跨入副大战区级，其火箭上升速度引来众人瞩目，外界认为这与近年解放军内部“东南军”（原南京军区出身）的崛起以及其本人的红色后代身份有莫大关系。
不过，自2016年执掌北京卫戍区后，王春宁一直因为资历上不敌搭档、北京卫戍区政委姜勇（以及姜勇前任高东璐），所以没有跻身北京市戎装常委，直到姜勇去职后张凡迪接班。2019年12月，姜勇到龄退役，次月（2020年1月）张凡迪接任北京卫戍区，王春宁因资历优势短暂出任北京市戎装常委4个月（1月到5月份）。
2020年5月份，中共出人意料地宣布，中央已经批准王春宁不再担任北京市戎装常委，该职由资历尚欠的张凡迪接任。这次调整在当时引起外界困惑。直到此次王春宁卸任，付文化上台，这一切似乎又顺理成章。只是，王春宁远未到退役年龄，卸任这一重要岗位究竟是福是祸呢？
目前，2020年解放军夏季人事调整大幕已经开启，已经涉及多名副军级别到副大战区将领的职务调整和军衔晋升。
中共北戴河会议前夕，北京卫戍区司令员换人，57岁王春宁中将卸职，去向不明。5月中共两会前，王春宁卸任中共北京市委常委。王春宁接连卸任京城要职，内幕引人猜测。
据中共北京市政府征兵办公室微信公众号“首都征兵资讯”消息，7月14日，北京市召开2020年征兵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会议由卫戍区司令员付文化主持。
这是中共官方首次披露前陆军第81集团军参谋长付文化接任卫戍区司令员的消息，这意味着王春宁继2020年5月卸任北京市委常委后，近期再卸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
2017年朱日和军演，曾被评为全军优秀指挥官的付文化（左）引起人们的注意。（中国央视视频截图）
北京时间7月14日，原解放军北部战区81集团军参谋长付文化首次以北京卫戍区司令员身份出席北京市2020年征兵工作电视电话会议。这意味着继2020年年初北京卫戍区政委换人后，这一拱卫首都同时掌握中央警卫团的军事要害机关在半年之内双双更换了军政主官。
消息称，当天的征兵会议由包括北京市市长陈吉宁等在内的多名北京市官员出席，付文化负责主持会议，年初接替到龄退役的姜勇中将（1956年出生）出任北京卫戍区政委的张凡迪（1963年出生）则“就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下的征兵工作提出明确要求”。
从2019年至2020年解放军跨年冬季人事调整，到当下正在铺开的2020年夏季解放军人事大调整，北京卫戍区军政主官的更迭似乎顺理成章，但事实上它所传递的意义绝不寻常。
其一，北京卫戍区地位冲要，却疑似遭降级。
北京卫戍区虽为解放军省级军区，仅为正军级单位，但事实上，因为担负着拱卫首都安全，战时掩护中央机关转移或者撤离、防御外敌、反恐及镇暴等重要职责，拥有精锐重装部队和轻装快速反应部队，下辖专责保卫中央首长的中央警卫团等，所以重要性不言而喻。
这反映在人事安排上则表现为北京卫戍区军政主官一般高配副大战（军）区级，以中将军衔为主，由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任，比如20世纪60年代、70年代两次担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傅崇碧即是如此。事实上，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付文化和张凡迪的前任王春宁和姜勇。
张凡迪在2019年至2020年跨年人事调整中晋升北京卫戍区政委时，仅为副军级将领。（中国央视新闻截图）
但是，2020年1月份解放军例行人事调整中，原中部战区陆军第83集团军政治工作部主任张凡迪升任北京卫戍区政委，7月份付文化以北部战区81集团军参谋长身份直升北京卫戍区司令员，两位少将均是以副军级职务履新，二人均未连跨两级跃升。
这是否意味着北京卫戍区军政主官将彻底告别高配，回归到省级军区的常态？
当然，无论北京卫戍区军政主官是否高配，都并不意味着它本身的重要性和特殊性发生变化。经历2015年底至今的军改，北京卫戍区与新疆军区、西藏军区同时成为仅有的三个转隶陆军总部的省级军区，而并没有与其他28个省市区军区转隶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的省级军区，保留了一线野战部队水平。
事实上，西藏军区、新疆军区目前为副大战区级单位。其中，西藏军区司令员、政委分别由汪海江中将（1963年出生）和张学杰中将（1961年出生）担任；而西藏军区司令员、政委则由刘万龙中将（1962年出生）和李伟中将（1960年出生）担任，均为副大战区将领。
其二，人事更迭频繁，新任军政主官大胆起用少壮派。
北京卫戍区地位冲要，但与外界认为人事稳定观感不同的是军政主官更迭频繁，尤其是近年。
自十八大后，北京卫戍区共经历4任司令员，从2009年开始履职的郑传福到2013年12月接替其职的潘良时（2013年至2016年在任），再到2016年至2020年在位的王春宁，再到此次履新的付文化。同期，北京卫戍区政委共计3人在任或者曾经在任，包括2014年12月转任北京军区副政委的高东璐，任职长达5年后退役的姜勇，以及2020年1月份才履新的张凡迪。
北京卫戍区军政主官更迭如此频繁，虽然并不少见，但相较于西藏军区、新疆军区仍是引人注意的。
更重要的是，北京卫戍区地位的疑似“降级”和军政主官的更迭频繁，造就了主帅的“年轻化”。1963年出生张凡迪现年57岁，与西藏军区、新疆军区和13个集团军的军政主官年龄相若，均为“60后”，姑且不提。
新上任的付文化却是一个话题将领。2017年8月份解放军夏季例行人事调整时，报道称刚刚（2017年7月30日）在朱日和阅兵中担任装备保障方队领队的中部战区陆军原第54集团军参谋长付文化被晋升为少将。
公开资料显示，早年付文化一直在沈阳军区16集团军服役，一路晋升到师长，曾在陆军指挥学院和国防大学深造，并且到德国留过学。据《解放军报》报道，2013年底，解放军编制体制调整改革，付文化任师长的原沈阳军区某摩步师撤编改旅。新组建的机步旅信息化含量很高，上级反复考虑，必须挑一个对部队熟悉、能力又强的旅长。集团军领导找付文化谈话，付文化接受高职低配当旅长，钻研信息化作战并因此获全军优秀指挥官。2016年8月份，付文化升任54集团军参谋长，跻身副军级，后改任81集团军参谋长，直到此次升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
付文化的年龄一直未见披露，不过根据上述报道，付文化为一名“准70后”将领，也即是说出生于1966年至1969年。这在正军级将领中并不多见。公开资料显示，目前已知年龄最小的正军级将领为北部战区79集团军军长霍建刚（1970年出生）。
其三，前任王春宁去向成谜。
付文化的履新意味着原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王春宁目前已无任何职务，官方至今未披露这位1963年出生的红二代将领新任职务。
王春宁为原南京军区副政委王永明之子，早年在南京军区第一集团军服役，累任集团军参谋长（2009年至2010年在任）、副军长（2010年至2014年在任）等要职，2014年升任12集团军军长，两年后在军改声浪中更进一步以北京卫戍区司令员身份跻身副大战区。7年之间从副军级跨入副大战区级，其火箭上升速度引来众人瞩目，外界认为这与近年解放军内部“东南军”（原南京军区出身）的崛起以及其本人的红色后代身份有莫大关系。
不过，自2016年执掌北京卫戍区后，王春宁一直因为资历上不敌搭档、北京卫戍区政委姜勇（以及姜勇前任高东璐），所以没有跻身北京市戎装常委，直到姜勇去职后张凡迪接班。2019年12月，姜勇到龄退役，次月（2020年1月）张凡迪接任北京卫戍区，王春宁因资历优势短暂出任北京市戎装常委4个月（1月到5月份）。
2020年5月份，中共出人意料地宣布，中央已经批准王春宁不再担任北京市戎装常委，该职由资历尚欠的张凡迪接任。这次调整在当时引起外界困惑。直到此次王春宁卸任，付文化上台，这一切似乎又顺理成章。只是，王春宁远未到退役年龄，卸任这一重要岗位究竟是福是祸呢？
目前，2020年解放军夏季人事调整大幕已经开启，已经涉及多名副军级别到副大战区将领的职务调整和军衔晋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