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女子站在北京一个地铁站张贴的“找工作”的广告牌前。（2024年7月2日）
台北 —
在中国青年失业率不断创高之际，中国政府出台了24条促进就业文件，作为其追求“高质量发展”下的社会实践路径。这份文件把高校毕业生和农民工列为重点群体，以不发生规模性失业风险为底线。分析人士说，这凸显了中国的就业形势非常险峻，令中共十分担心会冲击社会稳定。
中共中央、中国国务院9月25日发布《关于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意见》，部署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渠道、保障平等就业权利等24条举措。中共官媒新华社说，这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主政以来首次从中央层面出台的稳就业指导性重磅文件。
根据说明，文件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基础，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破解“有活没人干、有人没活干”的结构性就业矛盾，以不发生规模性失业风险为底线，希望能实现劳动者工作稳定、收入合理、保障可靠、职业安全等，增强劳动者的幸福感与安全感。
新华社列举的24条举措的五大看点分别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与就业促进协调联动”，在重大政策制定时要同步开展岗位创造；“着力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根据产业需求调整学科专业设置，对就业质量不高的专业实行红黄牌提示制度；“完善重点群体就业支持体系”，把高校毕业生、农民工列为就业工作的重中之重；“健全精准高效的就业公共服务体系”，打造“家门口”就业服务站、“15分钟”就业服务圈；“提升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水平”，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保的户籍限制。
高校功能混乱
虽然这份文件希望能有效解决中国当前的青年高失业率问题，想要摆脱“重学历、轻技能”的观念，加大学校与市场需求对接，但在中国一所师范学院任教的李姓老师对美国之音坦言，中国高校功能混乱，根本无法培养出符合社会需求的人力资源，而且中国实际上的失业率比“账面上”的还要高很多。几天前，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8月份的青年失业率达18.8%，创下今年以来新高。
李老师表示，在科举制度的遗毒下，中国的大学毕业生虽然很多，但真的在专科上能够名实相符的并不多，高校仍然以培养考试能力为优先，难以符合相应企业的做事态度与能力。就以在学校来说，中国大学生都必须完成一份本科毕业论文，文法商要求8000到1万字，但是学生大多是完成多少交多少，只求字数达到即可，但答辩时提交的文章多是残缺不齐的。学生只希望查重（检查重复率）过关不被判定抄袭，答辩成绩能够及格就好，但是在格式、错别字，甚至文章架构上，往往都还有很大的修改空间。
他表示，如果认真去检查，会发现真正能够参加答辩的学生非常少，但老师们在不愿意增加工作量和多耗费时间的情况下，也都会降低标准让学生参加答辩。中国的大学也并不希望学生因为成绩因素延毕，因为这样会增加学校的开销和管理工作，所以即使学生再混，学校也会降低标准让学生补考到过关为止，获得学分（俗称为清考，清理出去的意思，是毕业最后一道保护墙）。李老师说，这使得企业对于满坑满谷的大学毕业生也不见得敢用，但企业也没有更好的选择，因为这也会影响到企业发展扩张的意愿。
师生敷衍
他说，而大学的行政部门也陷入一种有权无责的怪圈，中国的大学都设有招生就业处，顾名思义应该是提供学生就业信息、媒合学生就业的单位，但以他自己任教的高校来说，招生就业处就只负责下指标提高就业率，定时要求各学院回报，如果毕业生没有回传就业信息，导师就要做检讨并且被扣绩效，严重时会扣薪或影响续聘。对一些已经习惯或是已经变得冷漠的老师，就干脆向亲戚朋友的公司或店铺借个公司章来盖一下，当成学生已经完成就业。在学生和老师都变得敷衍的情况下，实际上中国真正的就业率可能并不如官方公布的那么乐观。
李老师强调，中国失业率高并不是劳动力供给不足，而是供需失衡。2022年有北大博士报考城管，2024年甚至出现斯坦福海归博士报考安徽基层公务员，而这些工作其实只需要非重点院校的本科学历。近日看到中央出台24条促进就业文件，虽然政府很希望能解决大学毕业生毕业即失业的问题，但在提供扩大创业就业的资源方面，大学教育和职业教育对于劳动力的质量也还有提升的空间，否则大学教育并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
李老师提到的情况在中国高校显然并非少数。有网友在24条举措出台后留言：“毕业了并未就业，然而在学校那边我已经‘就业’了”；也有网友发帖写道：“毕业的时候同一届的只有一个找到工作，其他人被学校要求签假合同，这就是双一流农学专业就业现状，硕士喔”；也有人对于政策回应道：“天天喊的不知所云”、“一群分蛋糕的人，把蛋糕都给了自己，然后嘴上假惺惺的安抚一下韭菜。”
对于中国促进就业的另一个重点群体农民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意见》指出，要推出一批适应乡村全面振兴需要的新职业，注重引导外出人才返乡、城市人才下乡创业，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保户籍限制，并推动农村低收入人口就业帮扶常态化，防止因失业导致规模性返贫。
不切实际
目前正在新疆建造陆桥的农民工阿平对美国之音说，在中国房地产“不行”了以后，农民工在内地的活慢慢变少了，现在基本上西部的投资比较多，所以很多农民工都跑去新疆工地。他认为，政府提出的农民工促进就业方案很不切实际，因为过去几十年来，国家并没有对农村投资基础建设，在农村生活条件差和城市化的推进下，中国八成的农村人口都进到城市了，现在留在农村的只剩下老人，连小孩都没有了，因为幼儿园也撤除了，小孩现在都是在城里上学。
他表示，农民工在中国是一群很大、将近3亿的人口，就跟牛群一样逐水草而居，哪里能挣钱，就往哪里去，流动性非常大。要找到能够安置这么多人的产业并不容易，“那么大的市场哪里来呢？中国现在还培育不出来这么大的一个行业呢。你想现在农民回去种几分几亩地怎么可能生活？生活不下去嘛！”阿平说。
他并表示，取消在就业地参保户籍限制是早就在三、五年前就已经在做的事情，这不是一项新的前瞻性政策，取不取消对农民工已经没有意义。在他看来，如果真的想要发展农村，首先要解决农村医疗和幼儿园的问题。他说，有的农村甚至连最基本的水、电和道路都不完善，年轻人怎么可能回去农村。没有支柱型产业，农民工赚不到钱，也不可能回去农村。
配合高质量发展
台湾成功大学政治系教授洪敬富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这次的就业指引其实是呼应中共在今年两会期间所提出的“高质量发展”，而这也是当前习近平时代经济战略的一个核心，所以这次出台的就业指引可以说是“高质量发展”下、社会实践的一个很重要的路径，两者相辅相成。
他说：“这一次所谓的指引其实也折射出来或透露出来说，中共中央其实担心所谓的这种就业市场严峻的问题，它其实会冲击整个社会的稳定。”
为了挽救经济，中共中央政治局在9月26日由习近平亲自主持会议，要求加大所谓“白名单”的贷款力度，以期房地产市场能止跌回稳，并推进实施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等，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目标。
洪敬富表示，中国青年的失业问题可以从一个更宏观的全貌去理解，就是现在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没有办法像过去世界工厂时一样快速，加上美中贸易战与科技战的对抗，以及疫情时中国的清零政策造成生产供应链中断，使得中国整个外部经济形势变得十分险峻，造成中国财政赤字恶化，国人对未来的经济前景堪忧。房地产疲软，国人消费信心不足，也使得广大的中国年轻人普遍有一种想要“躺平”或是“润”出去的想法，或是出现所谓的“历史的垃圾时间”的说法。
治理失能
但洪敬富表示，外在环境虽然是一个最直接影响中国经济的因素，但也折射出中国内政治理上的失败，因为“国进民退”导致私营经济在政策和资金上都不断被限缩和监管，也因为习近平的集权统治让中国民间社会不断地受到压制，触动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关注，开始重新评估他们与中国的关系。
洪敬富说：“所以其实我想，外部环境其实是因应了整个中国内部环境的变化所连动的影响。归根结底，其实是中国内部习近平新时代的很大的治理失能。”
洪敬富认为，中共出台的24条就业指引在短期之内可能会有激励效果，未来一段时间或可看到教育部门、金融部门、财政部门或者是地方政府等出台一系列行动方案。但如果放在中国整个内外经济结构与形势条件下来看，尤其最直接的观察点就是11月的美国总统大选，如果中国越不被国际主流社会主所接纳，其想光靠创造“内循环”的效果恐不足以支撑其所宣传的“中国经济一片向好”，届时中国经济将没有乐观的理由，就业也无法乐观。
一名女子站在北京一个地铁站张贴的“找工作”的广告牌前。（2024年7月2日）
台北 —
在中国青年失业率不断创高之际，中国政府出台了24条促进就业文件，作为其追求“高质量发展”下的社会实践路径。这份文件把高校毕业生和农民工列为重点群体，以不发生规模性失业风险为底线。分析人士说，这凸显了中国的就业形势非常险峻，令中共十分担心会冲击社会稳定。
中共中央、中国国务院9月25日发布《关于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意见》，部署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渠道、保障平等就业权利等24条举措。中共官媒新华社说，这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主政以来首次从中央层面出台的稳就业指导性重磅文件。
根据说明，文件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基础，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破解“有活没人干、有人没活干”的结构性就业矛盾，以不发生规模性失业风险为底线，希望能实现劳动者工作稳定、收入合理、保障可靠、职业安全等，增强劳动者的幸福感与安全感。
新华社列举的24条举措的五大看点分别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与就业促进协调联动”，在重大政策制定时要同步开展岗位创造；“着力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根据产业需求调整学科专业设置，对就业质量不高的专业实行红黄牌提示制度；“完善重点群体就业支持体系”，把高校毕业生、农民工列为就业工作的重中之重；“健全精准高效的就业公共服务体系”，打造“家门口”就业服务站、“15分钟”就业服务圈；“提升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水平”，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保的户籍限制。
高校功能混乱
虽然这份文件希望能有效解决中国当前的青年高失业率问题，想要摆脱“重学历、轻技能”的观念，加大学校与市场需求对接，但在中国一所师范学院任教的李姓老师对美国之音坦言，中国高校功能混乱，根本无法培养出符合社会需求的人力资源，而且中国实际上的失业率比“账面上”的还要高很多。几天前，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8月份的青年失业率达18.8%，创下今年以来新高。
李老师表示，在科举制度的遗毒下，中国的大学毕业生虽然很多，但真的在专科上能够名实相符的并不多，高校仍然以培养考试能力为优先，难以符合相应企业的做事态度与能力。就以在学校来说，中国大学生都必须完成一份本科毕业论文，文法商要求8000到1万字，但是学生大多是完成多少交多少，只求字数达到即可，但答辩时提交的文章多是残缺不齐的。学生只希望查重（检查重复率）过关不被判定抄袭，答辩成绩能够及格就好，但是在格式、错别字，甚至文章架构上，往往都还有很大的修改空间。
他表示，如果认真去检查，会发现真正能够参加答辩的学生非常少，但老师们在不愿意增加工作量和多耗费时间的情况下，也都会降低标准让学生参加答辩。中国的大学也并不希望学生因为成绩因素延毕，因为这样会增加学校的开销和管理工作，所以即使学生再混，学校也会降低标准让学生补考到过关为止，获得学分（俗称为清考，清理出去的意思，是毕业最后一道保护墙）。李老师说，这使得企业对于满坑满谷的大学毕业生也不见得敢用，但企业也没有更好的选择，因为这也会影响到企业发展扩张的意愿。
师生敷衍
他说，而大学的行政部门也陷入一种有权无责的怪圈，中国的大学都设有招生就业处，顾名思义应该是提供学生就业信息、媒合学生就业的单位，但以他自己任教的高校来说，招生就业处就只负责下指标提高就业率，定时要求各学院回报，如果毕业生没有回传就业信息，导师就要做检讨并且被扣绩效，严重时会扣薪或影响续聘。对一些已经习惯或是已经变得冷漠的老师，就干脆向亲戚朋友的公司或店铺借个公司章来盖一下，当成学生已经完成就业。在学生和老师都变得敷衍的情况下，实际上中国真正的就业率可能并不如官方公布的那么乐观。
李老师强调，中国失业率高并不是劳动力供给不足，而是供需失衡。2022年有北大博士报考城管，2024年甚至出现斯坦福海归博士报考安徽基层公务员，而这些工作其实只需要非重点院校的本科学历。近日看到中央出台24条促进就业文件，虽然政府很希望能解决大学毕业生毕业即失业的问题，但在提供扩大创业就业的资源方面，大学教育和职业教育对于劳动力的质量也还有提升的空间，否则大学教育并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
李老师提到的情况在中国高校显然并非少数。有网友在24条举措出台后留言：“毕业了并未就业，然而在学校那边我已经‘就业’了”；也有网友发帖写道：“毕业的时候同一届的只有一个找到工作，其他人被学校要求签假合同，这就是双一流农学专业就业现状，硕士喔”；也有人对于政策回应道：“天天喊的不知所云”、“一群分蛋糕的人，把蛋糕都给了自己，然后嘴上假惺惺的安抚一下韭菜。”
对于中国促进就业的另一个重点群体农民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意见》指出，要推出一批适应乡村全面振兴需要的新职业，注重引导外出人才返乡、城市人才下乡创业，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保户籍限制，并推动农村低收入人口就业帮扶常态化，防止因失业导致规模性返贫。
不切实际
目前正在新疆建造陆桥的农民工阿平对美国之音说，在中国房地产“不行”了以后，农民工在内地的活慢慢变少了，现在基本上西部的投资比较多，所以很多农民工都跑去新疆工地。他认为，政府提出的农民工促进就业方案很不切实际，因为过去几十年来，国家并没有对农村投资基础建设，在农村生活条件差和城市化的推进下，中国八成的农村人口都进到城市了，现在留在农村的只剩下老人，连小孩都没有了，因为幼儿园也撤除了，小孩现在都是在城里上学。
他表示，农民工在中国是一群很大、将近3亿的人口，就跟牛群一样逐水草而居，哪里能挣钱，就往哪里去，流动性非常大。要找到能够安置这么多人的产业并不容易，“那么大的市场哪里来呢？中国现在还培育不出来这么大的一个行业呢。你想现在农民回去种几分几亩地怎么可能生活？生活不下去嘛！”阿平说。
他并表示，取消在就业地参保户籍限制是早就在三、五年前就已经在做的事情，这不是一项新的前瞻性政策，取不取消对农民工已经没有意义。在他看来，如果真的想要发展农村，首先要解决农村医疗和幼儿园的问题。他说，有的农村甚至连最基本的水、电和道路都不完善，年轻人怎么可能回去农村。没有支柱型产业，农民工赚不到钱，也不可能回去农村。
配合高质量发展
台湾成功大学政治系教授洪敬富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这次的就业指引其实是呼应中共在今年两会期间所提出的“高质量发展”，而这也是当前习近平时代经济战略的一个核心，所以这次出台的就业指引可以说是“高质量发展”下、社会实践的一个很重要的路径，两者相辅相成。
他说：“这一次所谓的指引其实也折射出来或透露出来说，中共中央其实担心所谓的这种就业市场严峻的问题，它其实会冲击整个社会的稳定。”
为了挽救经济，中共中央政治局在9月26日由习近平亲自主持会议，要求加大所谓“白名单”的贷款力度，以期房地产市场能止跌回稳，并推进实施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等，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目标。
洪敬富表示，中国青年的失业问题可以从一个更宏观的全貌去理解，就是现在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没有办法像过去世界工厂时一样快速，加上美中贸易战与科技战的对抗，以及疫情时中国的清零政策造成生产供应链中断，使得中国整个外部经济形势变得十分险峻，造成中国财政赤字恶化，国人对未来的经济前景堪忧。房地产疲软，国人消费信心不足，也使得广大的中国年轻人普遍有一种想要“躺平”或是“润”出去的想法，或是出现所谓的“历史的垃圾时间”的说法。
治理失能
但洪敬富表示，外在环境虽然是一个最直接影响中国经济的因素，但也折射出中国内政治理上的失败，因为“国进民退”导致私营经济在政策和资金上都不断被限缩和监管，也因为习近平的集权统治让中国民间社会不断地受到压制，触动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关注，开始重新评估他们与中国的关系。
洪敬富说：“所以其实我想，外部环境其实是因应了整个中国内部环境的变化所连动的影响。归根结底，其实是中国内部习近平新时代的很大的治理失能。”
洪敬富认为，中共出台的24条就业指引在短期之内可能会有激励效果，未来一段时间或可看到教育部门、金融部门、财政部门或者是地方政府等出台一系列行动方案。但如果放在中国整个内外经济结构与形势条件下来看，尤其最直接的观察点就是11月的美国总统大选，如果中国越不被国际主流社会主所接纳，其想光靠创造“内循环”的效果恐不足以支撑其所宣传的“中国经济一片向好”，届时中国经济将没有乐观的理由，就业也无法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