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人Alan戴上头盔骑上小电瓶准备下班，扭动调速把手的那一刻，他收到了老板的微信：“技术这边出问题了，帮忙解决一下？”
他只好放弃将要握在手里的25迈晚风，灰溜溜地把车推了回去。
这是他连续加班超过晚上九点的第三周。
据统计，在深圳临境外籍人员高达115.2万人口，常住外籍人员数有3万余人。
他们很特别，从上百个不同国家来，不同语言不同肤色，很多人来深圳前后过着截然不同的生活。他们绝大多数又没那么特别，想在深圳“搞钱”，终究也还是要和千千万万普通深漂一道，卷在高压的职场里。
今年是Alan离开“罢工之都”法国来到中国的第八个年头。
前四年，他一直在杭州，从事外贸工作。
那时候还没有“内卷”的说法，他从外贸小白做起，工作内容相对简单，没太大压力，前两年基本没怎么加过班。后两年时间里，随着业务能力提升，工作逐渐游刃有余，25岁的他有了成家立业的想法，渴望“拿到更多”。
“之前去过深圳，环境我很喜欢，也听说深圳工资更高。”19年，和许多深漂一样，Alan抱着“搞钱”的念头，来到了深圳。
尽管已经在杭州这座互联网城市经历了4年的职场洗礼，但他还是被深圳的内卷吓了一大跳。
“不管你加班到几点，永远都不会是最后一个下班的人！”
Alan任职的外贸公司位于龙华，公司除了他是外籍人士，其他都是中国人。
尤其是当下的3、4月份公司业务旺季，Alan经常加班到深夜。令他困扰的是，除了自己的业务销售指标，还有额外的“老外业务”——老本行技术工程内容以及同事和外籍客户交流时的“翻译”工作，很多时候在客户使用俚语或者语境理解不了的时候，老板要求Alan“义务”去帮助同事。
“老板就喜欢让我这个老外加班！”说到这个，他略显激动。
但让他感到最不适应的，还是来深的前半年。
“各部门之间存在业绩竞争，有些同事喜欢通过‘自愿加班’讨好老板，还有的甚至会不想别人的业绩好出现沟通不太配合的情况。公司出现了两种工作现象——努力工作的同事没日没夜地干活，摆烂的同事把活移花接木到别的同事身上。”
那段时间他总是晚睡早起，夜晚两点睡，早上七点半起床，不是加班晚睡就是焦虑得睡不着，半年下来爆了半张脸的痤疮，“一夜变回青春期”。
“我总是很怀疑自己，是不是哪里做得不够好？拿不到订单是不是自己的工作能力很差？整个人在早上闹钟醒来的一刻就开始高度紧绷，直到夜晚来临才舒缓一点，第二天又开始日复一日的循环。”
在深圳工作的西班牙人Sofia也有过类似的崩溃时刻。
她是一名专业的模特经纪人，所任职的广告公司里大多是中国人，工作职责主要是接到拍摄需求后，和模特沟通，以及全权负责模特拍摄时的大小事务。
“我现在最怕手机微信响起的声音，害怕打开微信老板找，同事找，工作群里出现@我的名字，简直微信ptsd。”
在Sofia看来，节假日的商业需求较多不放假可以理解，日常需要及时和甲方沟通也没有问题，但她实在不理解为什么休假的时候还是需要回复老板和同事的信息，以及领导为什么爱制定“不可理喻”的KPI。
入行第一年，Sofia就经常因为休息日没有及时回复领导微信而被扣绩效“工作态度”分，甚至还被领导开会批评过没有团队意识。
Sofia对这件事记得很深刻，27岁的她还像个孩童一样被当众批评，“那绝对是颠覆我观念的时刻”，在她的认知里，员工是给老板赚钱的，老板应该对员工好才对。她那时心里直打退堂鼓，脑子里不停旋转着“要不回国吧”的念头。
“西班牙的生活氛围很浓重，时间感觉过得很慢，大家在休假的时候不会浏览工作信息，老板也不会找员工，所以我理所当然地认为这个做法是正常的。
但是你想想，当所有同事都是秒回老板工作微信的环境下，我没有做到及时回复的做法就会成为‘异类’。
而且中国老板话语权的分量，会在当月工资缩水的那瞬间，变得非常具体。”
长期处于这种紧张的工作环境下，Sofia胖了不少，掉发也挺严重，“我庆幸自己不是模特，没有外貌身材管理要求，不然不仅变胖变丑，还会失去工作。”
一整年，躲进休息室的卫生间放空成了Sofia的“怪癖”，有时候是因为压力大偷偷哭泣，或者带着巧克力，蛋糕等高热量的食物“暴食5分钟”；有时候，只是纯粹想远离“含老板率”过高的手机几分钟。
对于职场内卷让员工的生活和工作几乎完全缝合，在中国生活了6年的英国人Jack深有体会。他目前在深圳一家电子商务公司担任文案经理，过着一家三口，两点一线的生活。
刚来深开始工作的时候，他对大部分人留在座位上加班而慌张，感觉自己准时走是件“怪事”。
Jack表示在英国职场里，准时下班才是“正常”的现象，英国人更多的工作观念是工作为了生活，而不是生活为了工作。
“如果你每天都需要加班，那老板反而会认为你的能力不足，会专门找你进行谈话去了解你工作中是不是遇到了什么困难，但是在中国，好像员工每天无偿加班，老板反而会觉得你是努力的‘好员工’。”
内卷的大环境、不同文化背景的碰撞，还衍生出了不少让外国朋友们感到意外的国内外职场差异，它们体现在工作中的方方面面和细枝末节里。
例如考勤，不仅卷，还很狠。
在英国人Jack眼中，他来深圳工作后，完全就是进入了一种和之前完全不同的工作体系。
“在英国，普通文员岗位是弹性工作制，员工自觉地早来早走，晚来晚走。中国职场的话就显得比较‘无情’，我所在的公司迟到一次还需要乐捐20-50元，但最绝的是，大部分的同事都能拿到全勤奖。”
“我还有听朋友说过他的公司会规定上厕所时间限定在15分钟内”，他笑称这大概就是深圳速度能产生的原因。
让Sofia担惊受怕的微信，在很多外国人眼里，还是“效率”的代名词。
“如果你选择用邮件跟中国客户沟通，那你想说的话很容易就石沉大海，因为大家都习惯使用快捷的微信，现在我们公司也很热衷发微信了，确实方便很多。”俄罗斯人Dan在深圳创业两年，他发现改变沟通工具是第一步需要做的事情。
但在以效率著称的深圳工作了两年的新西兰人Ramsay，至今还是对冗长的会议无法理解：“将精力损耗在会议上，并不会提高员工的工作热情，更像是领导的个人秀舞台”。
今年春节后返校上班，Ramsay所在的学校召开了长达三天的教师会议，这让他目瞪口呆——“howww？”，他不明白一个会议需要开三天的意义在哪里，会议中途他几次抬头看四周，总能看到摇摇欲睡进入梦乡的同事。
而说起领导，来自爱尔兰的Craig来深工作的第一天就惊讶地发现，在职场上大家需要特别注意“等级”，比起在欧美大家会对领导，老板直呼其名的常见现象，中国职场更多偏向使用 “X总”或“经理” 等权威头衔。但另一方面他也直接地感受到，明确的等级结构，有利于工作过程中形成高效的分工和配合。
Jack也因此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职业体验：中国同事隔三差五会提供热心帮助，这种庞大的“团队精神气”是他在西方职场里不常见到的。
至于谈起年龄焦虑的话题，新西兰人Ramsay完全理解不了这个说法，在他接受的职场规则里，工作越久越吃香是毫无疑问的答案。
“35岁怎么会老呢？醒醒！在西方这是最好的工作年龄阶段之一，经验丰富工资高，处事周到职位高，就算一个人活到80岁来算，35岁不应该是职业巅峰吗？”
在他认知的西方职场里，是绝对不能性别歧视的，年龄歧视也是非常敏感的话题，如果一家公司被发现用年龄来设定员工能力，那无能的应该是领导层，而不是面试者本人。
“但我也确实注意到，我工作环境里的中国同事大多数都比较年轻。”
毫无疑问，国内外职场存在诸多差异，只是面对内卷，外国人和普通深漂无异，要么逃离，“打不过就加入”，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始终适用。
Alan是一个十足的工作狂，他对自己的职业规划和生活有非常清晰的目标，三年内升职为销售总监，攒够第一个100万。
他觉得，在深圳保持这样的工作状态就能实现，公司最大的外贸订单就出自他的手：“我最喜欢深圳的一点，就是它只有一个规则：能者多劳，多劳多得”。
对英国人Jack来说，他的公司人员流动性很强，经常和新同事说你好后不到三个月就要说拜拜，在充满竞争的工作环境里，他也因为不想“落下”而努力在职场快速成长起来。
新西兰人Ramsay则对“责任”有了重新的定义：“以前工作，无误完成自己的工作就是负责，现在自己没完成好是对团队不负责。在生活态度上，中国人的韧性也常常让我颠覆三观。”
有一次，Ramsay曾几次邀请过工作上相处不错的同事下班喝一杯，但都被拒绝了，“我一开始还以为中国人跟快乐有仇呢”，他说，但几个月后他才了解到这个这位同事下班后要去接二胎的老婆下班，回家还要辅导小孩作业。
虽然如此，文中的6位外国朋友都持有同样的想法——也许把提高深漂的幸福度提上日程，一个快乐的员工，工作效率会更高，老板和员工双赢或许是一个更好的局面。
这又何尝不是千千万万深圳打工人的愿望呢？
备注：文中Alan、Ramsay、Sofia为化名.
法国人Alan戴上头盔骑上小电瓶准备下班，扭动调速把手的那一刻，他收到了老板的微信：“技术这边出问题了，帮忙解决一下？”
他只好放弃将要握在手里的25迈晚风，灰溜溜地把车推了回去。
这是他连续加班超过晚上九点的第三周。
据统计，在深圳临境外籍人员高达115.2万人口，常住外籍人员数有3万余人。
他们很特别，从上百个不同国家来，不同语言不同肤色，很多人来深圳前后过着截然不同的生活。他们绝大多数又没那么特别，想在深圳“搞钱”，终究也还是要和千千万万普通深漂一道，卷在高压的职场里。
今年是Alan离开“罢工之都”法国来到中国的第八个年头。
前四年，他一直在杭州，从事外贸工作。
那时候还没有“内卷”的说法，他从外贸小白做起，工作内容相对简单，没太大压力，前两年基本没怎么加过班。后两年时间里，随着业务能力提升，工作逐渐游刃有余，25岁的他有了成家立业的想法，渴望“拿到更多”。
“之前去过深圳，环境我很喜欢，也听说深圳工资更高。”19年，和许多深漂一样，Alan抱着“搞钱”的念头，来到了深圳。
尽管已经在杭州这座互联网城市经历了4年的职场洗礼，但他还是被深圳的内卷吓了一大跳。
“不管你加班到几点，永远都不会是最后一个下班的人！”
Alan任职的外贸公司位于龙华，公司除了他是外籍人士，其他都是中国人。
尤其是当下的3、4月份公司业务旺季，Alan经常加班到深夜。令他困扰的是，除了自己的业务销售指标，还有额外的“老外业务”——老本行技术工程内容以及同事和外籍客户交流时的“翻译”工作，很多时候在客户使用俚语或者语境理解不了的时候，老板要求Alan“义务”去帮助同事。
“老板就喜欢让我这个老外加班！”说到这个，他略显激动。
但让他感到最不适应的，还是来深的前半年。
“各部门之间存在业绩竞争，有些同事喜欢通过‘自愿加班’讨好老板，还有的甚至会不想别人的业绩好出现沟通不太配合的情况。公司出现了两种工作现象——努力工作的同事没日没夜地干活，摆烂的同事把活移花接木到别的同事身上。”
那段时间他总是晚睡早起，夜晚两点睡，早上七点半起床，不是加班晚睡就是焦虑得睡不着，半年下来爆了半张脸的痤疮，“一夜变回青春期”。
“我总是很怀疑自己，是不是哪里做得不够好？拿不到订单是不是自己的工作能力很差？整个人在早上闹钟醒来的一刻就开始高度紧绷，直到夜晚来临才舒缓一点，第二天又开始日复一日的循环。”
在深圳工作的西班牙人Sofia也有过类似的崩溃时刻。
她是一名专业的模特经纪人，所任职的广告公司里大多是中国人，工作职责主要是接到拍摄需求后，和模特沟通，以及全权负责模特拍摄时的大小事务。
“我现在最怕手机微信响起的声音，害怕打开微信老板找，同事找，工作群里出现@我的名字，简直微信ptsd。”
在Sofia看来，节假日的商业需求较多不放假可以理解，日常需要及时和甲方沟通也没有问题，但她实在不理解为什么休假的时候还是需要回复老板和同事的信息，以及领导为什么爱制定“不可理喻”的KPI。
入行第一年，Sofia就经常因为休息日没有及时回复领导微信而被扣绩效“工作态度”分，甚至还被领导开会批评过没有团队意识。
Sofia对这件事记得很深刻，27岁的她还像个孩童一样被当众批评，“那绝对是颠覆我观念的时刻”，在她的认知里，员工是给老板赚钱的，老板应该对员工好才对。她那时心里直打退堂鼓，脑子里不停旋转着“要不回国吧”的念头。
“西班牙的生活氛围很浓重，时间感觉过得很慢，大家在休假的时候不会浏览工作信息，老板也不会找员工，所以我理所当然地认为这个做法是正常的。
但是你想想，当所有同事都是秒回老板工作微信的环境下，我没有做到及时回复的做法就会成为‘异类’。
而且中国老板话语权的分量，会在当月工资缩水的那瞬间，变得非常具体。”
长期处于这种紧张的工作环境下，Sofia胖了不少，掉发也挺严重，“我庆幸自己不是模特，没有外貌身材管理要求，不然不仅变胖变丑，还会失去工作。”
一整年，躲进休息室的卫生间放空成了Sofia的“怪癖”，有时候是因为压力大偷偷哭泣，或者带着巧克力，蛋糕等高热量的食物“暴食5分钟”；有时候，只是纯粹想远离“含老板率”过高的手机几分钟。
对于职场内卷让员工的生活和工作几乎完全缝合，在中国生活了6年的英国人Jack深有体会。他目前在深圳一家电子商务公司担任文案经理，过着一家三口，两点一线的生活。
刚来深开始工作的时候，他对大部分人留在座位上加班而慌张，感觉自己准时走是件“怪事”。
Jack表示在英国职场里，准时下班才是“正常”的现象，英国人更多的工作观念是工作为了生活，而不是生活为了工作。
“如果你每天都需要加班，那老板反而会认为你的能力不足，会专门找你进行谈话去了解你工作中是不是遇到了什么困难，但是在中国，好像员工每天无偿加班，老板反而会觉得你是努力的‘好员工’。”
内卷的大环境、不同文化背景的碰撞，还衍生出了不少让外国朋友们感到意外的国内外职场差异，它们体现在工作中的方方面面和细枝末节里。
例如考勤，不仅卷，还很狠。
在英国人Jack眼中，他来深圳工作后，完全就是进入了一种和之前完全不同的工作体系。
“在英国，普通文员岗位是弹性工作制，员工自觉地早来早走，晚来晚走。中国职场的话就显得比较‘无情’，我所在的公司迟到一次还需要乐捐20-50元，但最绝的是，大部分的同事都能拿到全勤奖。”
“我还有听朋友说过他的公司会规定上厕所时间限定在15分钟内”，他笑称这大概就是深圳速度能产生的原因。
让Sofia担惊受怕的微信，在很多外国人眼里，还是“效率”的代名词。
“如果你选择用邮件跟中国客户沟通，那你想说的话很容易就石沉大海，因为大家都习惯使用快捷的微信，现在我们公司也很热衷发微信了，确实方便很多。”俄罗斯人Dan在深圳创业两年，他发现改变沟通工具是第一步需要做的事情。
但在以效率著称的深圳工作了两年的新西兰人Ramsay，至今还是对冗长的会议无法理解：“将精力损耗在会议上，并不会提高员工的工作热情，更像是领导的个人秀舞台”。
今年春节后返校上班，Ramsay所在的学校召开了长达三天的教师会议，这让他目瞪口呆——“howww？”，他不明白一个会议需要开三天的意义在哪里，会议中途他几次抬头看四周，总能看到摇摇欲睡进入梦乡的同事。
而说起领导，来自爱尔兰的Craig来深工作的第一天就惊讶地发现，在职场上大家需要特别注意“等级”，比起在欧美大家会对领导，老板直呼其名的常见现象，中国职场更多偏向使用 “X总”或“经理” 等权威头衔。但另一方面他也直接地感受到，明确的等级结构，有利于工作过程中形成高效的分工和配合。
Jack也因此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职业体验：中国同事隔三差五会提供热心帮助，这种庞大的“团队精神气”是他在西方职场里不常见到的。
至于谈起年龄焦虑的话题，新西兰人Ramsay完全理解不了这个说法，在他接受的职场规则里，工作越久越吃香是毫无疑问的答案。
“35岁怎么会老呢？醒醒！在西方这是最好的工作年龄阶段之一，经验丰富工资高，处事周到职位高，就算一个人活到80岁来算，35岁不应该是职业巅峰吗？”
在他认知的西方职场里，是绝对不能性别歧视的，年龄歧视也是非常敏感的话题，如果一家公司被发现用年龄来设定员工能力，那无能的应该是领导层，而不是面试者本人。
“但我也确实注意到，我工作环境里的中国同事大多数都比较年轻。”
毫无疑问，国内外职场存在诸多差异，只是面对内卷，外国人和普通深漂无异，要么逃离，“打不过就加入”，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始终适用。
Alan是一个十足的工作狂，他对自己的职业规划和生活有非常清晰的目标，三年内升职为销售总监，攒够第一个100万。
他觉得，在深圳保持这样的工作状态就能实现，公司最大的外贸订单就出自他的手：“我最喜欢深圳的一点，就是它只有一个规则：能者多劳，多劳多得”。
对英国人Jack来说，他的公司人员流动性很强，经常和新同事说你好后不到三个月就要说拜拜，在充满竞争的工作环境里，他也因为不想“落下”而努力在职场快速成长起来。
新西兰人Ramsay则对“责任”有了重新的定义：“以前工作，无误完成自己的工作就是负责，现在自己没完成好是对团队不负责。在生活态度上，中国人的韧性也常常让我颠覆三观。”
有一次，Ramsay曾几次邀请过工作上相处不错的同事下班喝一杯，但都被拒绝了，“我一开始还以为中国人跟快乐有仇呢”，他说，但几个月后他才了解到这个这位同事下班后要去接二胎的老婆下班，回家还要辅导小孩作业。
虽然如此，文中的6位外国朋友都持有同样的想法——也许把提高深漂的幸福度提上日程，一个快乐的员工，工作效率会更高，老板和员工双赢或许是一个更好的局面。
这又何尝不是千千万万深圳打工人的愿望呢？
备注：文中Alan、Ramsay、Sofia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