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工智能实验室OpenAI 2月16日发布了自己的首个人工智能视频生成模型Sora。该模型不仅可以根据文字指令生成视频，还能将静态图像转化成视频，甚至支持视频到视频的编辑，其展现出的多模态技术能力令世界震惊。2022年底OpenAI推出聊天机器人Chat GPT引发了全球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热潮，该领域也成为美中竞争的主战场。当OpenAI继ChatGPT 后再爆颠覆性AI产品，很多观察人士认为，美中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差距进一步拉大。
美中人工智能发展方向不同
2023年，美中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日趋白热化。台湾人工智能实验室创办人杜奕瑾认为，美中人工智能的发展方向不太相同。
他在接受美国之音《纵深视角》专访时说，“美国更侧重民生专业用途的人工智能发展，而中国更侧重跟国家安全相关的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
中国在人脸识别、可视化监控、个人信息系统等领域的人工智能应用走在世界前列。《纽约时报》在2月22日的一篇名为《中国“AI大混战”背后：想超越美国，又离不开美国》的文章中引用杜克大学约翰·科克电气与计算机工程杰出教授陈怡然的话说，“中国对人工智能的投资中，有多达50%投向了监控所需的计算机视觉技术，而不是为生成式人工智能建立基础模型。”
中国开发AI模型依赖美国的底层系统
事实上，中国在开发生成式人工智能基础模型上也并不缺乏野心。在微软、Meta、谷歌等美国科技巨头纷纷推出大语言模型的同时，中国的百度、阿里、腾讯、科大讯飞等公司也相继推出了自己的大模型，被戏称为“百模大战”。
不过，中国的人工智能基础模型常常被指依赖于美国的底层系统。比如知名风投人士李开复创立的人工智能公司“零一万物”（01. AI）推出的大语言模型就是在Meta开源模型LLaMA的基础上训练出来的。
在别人的开源模型之上开发自己的模型，这确实能降低训练模型的成本，但会不会又变成一个被“卡脖子”的软肋？
人工智能专家杜奕瑾在《纵深视角》的专访中说，很多国家已经对这个问题有所警惕。他说，“尤其是欧盟，他们说，如果这些基础模型又一次被几家科技巨头垄断的话，当大家都使用他的AI模型，那是不是到最后每个国家又像‘数位殖民地’一样。我们不断地把资料让他去训练他最好的模型，但是我们对他的模型产生依赖，到最后你没有办法离开他。”
中国自研AI基础模型面临哪些难题？
中国开发自己的AI大模型面临的一大掣肘在于训练大模型所需的数据。分析人士指出，中国人上网往往使用微信、微博等App来进行交流，这样产生数据是被一个个“围墙”圈起来的，这让AI模型在训练时难以吸收这些数据。此外，由于中国政府人为设置的“防火墙”，国际海量数据无法自由进入中国，中国建模者可用来训练大模型的数据显著少于美国同行。与此同时，由于中国的信息审查制度，中国自产的数据质量受损，用这些数据训练出来的大模型自然不够卓越。
另一个阻碍中国人工智能基础模型发展的问题在于芯片。英国智库 AI 治理中心分析了 26 个中国大模型后发现，超过一半的模型的芯片都要依赖美国芯片公司英伟达。英伟达在过去一年中，为了绕过美国政府对华禁芯管制，向中国出售多款“特供”产品。但是，业内人士普遍认为，中国无法凭借这些“低配版”芯片弥补算力不足。
“你（芯片）规格降低肯定算力就会降低嘛，比如说在这边算得比较快，在那边就没有办法算这么快。”人工智能专家杜奕瑾说，“以现在大型运算的算力来讲的话，美国这边还是比较充足的，中国这边在芯片技术上的供应链相对来讲没有那么强大。”
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也面临越来越多的政策管制。中国政府在2023年推出了《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其中要求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必须“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得生成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损害国家形象，煽动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宣扬民族仇恨、民族歧视，暴力、淫秽色情，以及虚假有害信息等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内容”。
分析人士认为，中共执着于信息控制，将严重阻碍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不过也有中国的业内人士认为，政府提早画好“红线”，反而让人工智能公司心里更有数，更敢在一定的边界内放手探索。
北京利用人工智能打“认知战”，给世界治理增添难题
人工智能的发展也带来更多伦理和治理难题，比如如何防止生成式人工智能制造并传播虚假信息？如何识别和抵抗威权国家利用人工智能对自由世界进行“认知战”？
杜奕瑾和他所创办的台湾人工智能实验室发现，北京利用人工智能影响境外舆论的手段越来越多样。比如，一些“协同群”会玩“角色扮演”的游戏，它们同受中国方面的操控，但故意表现成不同的阵营，用最激烈的言论相互攻击，目的就是挑起境外舆论的分裂。
“所以你会看到在选举年，人们为什么好像变得更偏激？其实你可以看到网络上有很多煽风点火的因子，”杜奕瑾说。
杜奕瑾认为，美国应该从保卫数位人权的角度来思考人工智能监管。他说，“以前网络是一个增加言论自由的空间，但是有了人工智能之后，很多人在网上发表言论会有很多水军来攻击你。这就好像一个人走在大街上，你提不同意见就会被打一样。所以这就不是一个平台治理的问题，而是你怎么去保护一个自然人在网络上可以公平地发声。”
反对监管的声音也很多，一些人认为，过度监管会让美国的科技公司在人工智能竞争中落后于中国，也会损害美国人自身的自由。
华盛顿正在谨慎地探索着监管的边界，寻求自由与安全之间的平衡。分析人士指出，美中人工智能的竞争除了是创新能力的竞争，也是治理能力的竞争。
美国人工智能实验室OpenAI 2月16日发布了自己的首个人工智能视频生成模型Sora。该模型不仅可以根据文字指令生成视频，还能将静态图像转化成视频，甚至支持视频到视频的编辑，其展现出的多模态技术能力令世界震惊。2022年底OpenAI推出聊天机器人Chat GPT引发了全球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热潮，该领域也成为美中竞争的主战场。当OpenAI继ChatGPT 后再爆颠覆性AI产品，很多观察人士认为，美中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差距进一步拉大。
美中人工智能发展方向不同
2023年，美中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日趋白热化。台湾人工智能实验室创办人杜奕瑾认为，美中人工智能的发展方向不太相同。
他在接受美国之音《纵深视角》专访时说，“美国更侧重民生专业用途的人工智能发展，而中国更侧重跟国家安全相关的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
中国在人脸识别、可视化监控、个人信息系统等领域的人工智能应用走在世界前列。《纽约时报》在2月22日的一篇名为《中国“AI大混战”背后：想超越美国，又离不开美国》的文章中引用杜克大学约翰·科克电气与计算机工程杰出教授陈怡然的话说，“中国对人工智能的投资中，有多达50%投向了监控所需的计算机视觉技术，而不是为生成式人工智能建立基础模型。”
中国开发AI模型依赖美国的底层系统
事实上，中国在开发生成式人工智能基础模型上也并不缺乏野心。在微软、Meta、谷歌等美国科技巨头纷纷推出大语言模型的同时，中国的百度、阿里、腾讯、科大讯飞等公司也相继推出了自己的大模型，被戏称为“百模大战”。
不过，中国的人工智能基础模型常常被指依赖于美国的底层系统。比如知名风投人士李开复创立的人工智能公司“零一万物”（01. AI）推出的大语言模型就是在Meta开源模型LLaMA的基础上训练出来的。
在别人的开源模型之上开发自己的模型，这确实能降低训练模型的成本，但会不会又变成一个被“卡脖子”的软肋？
人工智能专家杜奕瑾在《纵深视角》的专访中说，很多国家已经对这个问题有所警惕。他说，“尤其是欧盟，他们说，如果这些基础模型又一次被几家科技巨头垄断的话，当大家都使用他的AI模型，那是不是到最后每个国家又像‘数位殖民地’一样。我们不断地把资料让他去训练他最好的模型，但是我们对他的模型产生依赖，到最后你没有办法离开他。”
中国自研AI基础模型面临哪些难题？
中国开发自己的AI大模型面临的一大掣肘在于训练大模型所需的数据。分析人士指出，中国人上网往往使用微信、微博等App来进行交流，这样产生数据是被一个个“围墙”圈起来的，这让AI模型在训练时难以吸收这些数据。此外，由于中国政府人为设置的“防火墙”，国际海量数据无法自由进入中国，中国建模者可用来训练大模型的数据显著少于美国同行。与此同时，由于中国的信息审查制度，中国自产的数据质量受损，用这些数据训练出来的大模型自然不够卓越。
另一个阻碍中国人工智能基础模型发展的问题在于芯片。英国智库 AI 治理中心分析了 26 个中国大模型后发现，超过一半的模型的芯片都要依赖美国芯片公司英伟达。英伟达在过去一年中，为了绕过美国政府对华禁芯管制，向中国出售多款“特供”产品。但是，业内人士普遍认为，中国无法凭借这些“低配版”芯片弥补算力不足。
“你（芯片）规格降低肯定算力就会降低嘛，比如说在这边算得比较快，在那边就没有办法算这么快。”人工智能专家杜奕瑾说，“以现在大型运算的算力来讲的话，美国这边还是比较充足的，中国这边在芯片技术上的供应链相对来讲没有那么强大。”
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也面临越来越多的政策管制。中国政府在2023年推出了《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其中要求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必须“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得生成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损害国家形象，煽动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宣扬民族仇恨、民族歧视，暴力、淫秽色情，以及虚假有害信息等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内容”。
分析人士认为，中共执着于信息控制，将严重阻碍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不过也有中国的业内人士认为，政府提早画好“红线”，反而让人工智能公司心里更有数，更敢在一定的边界内放手探索。
北京利用人工智能打“认知战”，给世界治理增添难题
人工智能的发展也带来更多伦理和治理难题，比如如何防止生成式人工智能制造并传播虚假信息？如何识别和抵抗威权国家利用人工智能对自由世界进行“认知战”？
杜奕瑾和他所创办的台湾人工智能实验室发现，北京利用人工智能影响境外舆论的手段越来越多样。比如，一些“协同群”会玩“角色扮演”的游戏，它们同受中国方面的操控，但故意表现成不同的阵营，用最激烈的言论相互攻击，目的就是挑起境外舆论的分裂。
“所以你会看到在选举年，人们为什么好像变得更偏激？其实你可以看到网络上有很多煽风点火的因子，”杜奕瑾说。
杜奕瑾认为，美国应该从保卫数位人权的角度来思考人工智能监管。他说，“以前网络是一个增加言论自由的空间，但是有了人工智能之后，很多人在网上发表言论会有很多水军来攻击你。这就好像一个人走在大街上，你提不同意见就会被打一样。所以这就不是一个平台治理的问题，而是你怎么去保护一个自然人在网络上可以公平地发声。”
反对监管的声音也很多，一些人认为，过度监管会让美国的科技公司在人工智能竞争中落后于中国，也会损害美国人自身的自由。
华盛顿正在谨慎地探索着监管的边界，寻求自由与安全之间的平衡。分析人士指出，美中人工智能的竞争除了是创新能力的竞争，也是治理能力的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