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tricia Park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作者作为韩裔二代移民，从小就被父母教导要低调，专注于自己的事情，就跟所有的二代亚裔受到的教育一样。然而，环境并没有因为亚裔的顺服而善待他们，仇恨犯罪激增，作者越来越担心自己和其他亚裔群体的生命安全。她意识到对不公正的待遇保持沉默就和暴力犯罪一样的危险，她呼吁亚裔勇敢站出来，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
Photo by Jason Leung on Unsplash
我在纽约长大，我很早就学会了防止危险的应变技巧。我一直低着头，把钱放在袜子里，一心一意关注自己的事。12岁时，我开始独自乘坐地铁，在高中时，我每天从皇后区到布朗克斯区通勤四个小时。一个同学在我们学校的地铁站被一个陌生人划伤了脸，那天我还是坐地铁回家，此后的每天都是如此。
要吓着我，可不容易。
然而，作为一个韩裔美国人，我现在担心我自己、以及那些看起来长得像我的人会不会有生命安全问题。
纽约警察局去年报告了131起针对亚裔的攻击事件，比2020年的28起和2019年的3起增加了很多。这还不包括上周最新的一连串仇恨事件。警察逮捕了一名男子，指控他在曼哈顿两小时的暴行中袭击了七名亚裔女子，据称他在这期间用拳头和手肘击打女性的面部，并将其中一名女子推倒在地。
当然，并不是所有对亚裔的攻击都被记录为仇恨犯罪。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李宥娜（Christina Yuna Lee，音译）被人尾随到她在下东区的公寓楼里并被杀害；高慧民（Michelle Go）被推到时代广场的地铁轨道上；马耀潘（Yao Pan Ma）在东哈林区被推倒在地上并被殴打头部，在昏迷数月后死亡。
在这些案件中，只有马耀潘的谋杀案，被定性为仇恨犯罪。
2月，一名韩国外交官在曼哈顿中城韩国企业聚集的韩国城（K-Town）附近被袭击（脸部被打伤）。1月，阮华（Hoa Nguyen，音译）在布鲁克林克林顿山买菜的路上，头部被打了几拳。就在本周，一名41岁的亚裔男子在曼哈顿下城的地铁列车上被划伤了脸。
所有这些袭击都是无缘无故的。还有其他的，太多了，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皇后区的众议员孟昭文上周说：“没有人应该生活在人身攻击的恐惧中，但可悲的是，恐惧是亚裔美国人社区中许多人的状态。亚裔美国人继续成为暴力的受害者，因为我们被当作新冠传播的替罪羊。”
我怀疑还有很多很多针对亚裔的犯罪和侵犯行为没有被报告，部分原因是语言障碍和移民身份，但也是由于我们社区中直观理解的一种文化现象，就是害怕这会破坏我们“模范少数民族”的声誉。
我的韩国移民父母在我成长过程中经常告诉我：“不要制造麻烦，我们是这个国家的客人。”
即使我在这里出生，我的父母也是美国籍。
这个国家的种族主义是多方面的，对每个种族或宗教群体的影响都不同。当亚洲人受到攻击时，我们被期望以惯有的方式作出反应。保持安静，低下头，继续工作。作为所谓的模范少数民族，我们善于掩饰自己的痛苦。
每个美国亚裔都能回忆起被嘲弄或刻板印象的事件，我们被要求弱化自己的存在感。有些人还经历过人身攻击或暴力。如果任由这些事件发展下去（无论是轻微的还是严重的）就会演变成这样的信息：我们的生命没那么重要。以微妙的方式将一个群体非人化，使一些社会成员敢于对这个群体施加更大的伤害。
我已经厌倦了这个国家的亚裔所受到的待遇，无论是字面上的还是形象上的。这就是为什么我决定不再做你们口中的模范少数民族了。
在整个学校和我的早期职业生涯中，我曾经顺着人们对亚裔期望的方向发展。我对每一个机会都心存感激，我的父母工作得太辛苦了：一周七天都在杂货店做装袋工作，因为办公室的工作对他们来说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不能乱来。在出版业的一份工作中，我被分配到其他人都不想要的数学和科学书籍，我毫无异议地承担了所有的工作。
即使我不想不再顺应这些期望，我发现其他人仍然希望我遵守模范少数民族的刻板印象。我开始意识到为什么我的父母建议我不要制造麻烦。如果我提出任何异议，我就会受到蔑视，并被强行置于我原来的位置。没有人喜欢你反其道而行。
正如普利策奖获得者阮清越所说：“亚裔美国人仍然没有掌握足够的政治权力，也没有足够的文化存在感，使我们的许多美国同胞在采用种族主义思想时犹豫不决。”
模范少数民族的一个矛盾点，在于我们同时具有隐蔽性（我们低着头、安静地在后台工作）和高可见性（我们很容易成为攻击的目标）。
我已经厌倦了惶恐不安的感觉。这个周末在皇后区，在我侄女的第一个生日派对上（在韩国文化中，这是一个像婚礼一样盛大和欢乐的庆祝活动），我与家人和朋友的谈话是关于我们多么担心年迈的父母。我们感到沮丧的是，当 那些非亚裔人士，因为没有与我们相同的肤色时，会无法理解种族对我们造成的影响。我们厌倦了被认为是软弱的、容易下手的目标。
我们，特别是作为亚裔女性，感到威胁和无助，而我们的声音被掩盖了。
我们要开始反击。
亚裔美国女性企业主，正在面对来自网络暴力的种族主义和歧视女性的威胁。在纽约市，宣传团体呼吁在全市范围内采取行动，并进行立法改革，以打击对亚裔和其他人的偏见。对我们中的许多人来说，沉默低头不再是一种选择。我们需要声音，无论是来自亚裔还是非亚裔的。我们开始意识到，旁观者效应（即我们目睹不文明或更糟糕的行为时，选择沉默）与攻击本身一样危险。
最近，在离开布鲁克林的F线列车上，我看到了一场争夺座位的混战，一名妇女用双手把一名老年亚裔妇女推出了1.5米远的距离。这位年长的妇女踉踉跄跄地退后。那个高个子女人坐到了座位上。
我开口了：“你不需要这样推她。”
然后我环顾了一下车厢，试图寻求其他乘客的帮助。但他们都在整理文件或者盯着他们的手机看。
没有人与我对视。
Patricia Park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作者作为韩裔二代移民，从小就被父母教导要低调，专注于自己的事情，就跟所有的二代亚裔受到的教育一样。然而，环境并没有因为亚裔的顺服而善待他们，仇恨犯罪激增，作者越来越担心自己和其他亚裔群体的生命安全。她意识到对不公正的待遇保持沉默就和暴力犯罪一样的危险，她呼吁亚裔勇敢站出来，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
Photo by Jason Leung on Unsplash
我在纽约长大，我很早就学会了防止危险的应变技巧。我一直低着头，把钱放在袜子里，一心一意关注自己的事。12岁时，我开始独自乘坐地铁，在高中时，我每天从皇后区到布朗克斯区通勤四个小时。一个同学在我们学校的地铁站被一个陌生人划伤了脸，那天我还是坐地铁回家，此后的每天都是如此。
要吓着我，可不容易。
然而，作为一个韩裔美国人，我现在担心我自己、以及那些看起来长得像我的人会不会有生命安全问题。
纽约警察局去年报告了131起针对亚裔的攻击事件，比2020年的28起和2019年的3起增加了很多。这还不包括上周最新的一连串仇恨事件。警察逮捕了一名男子，指控他在曼哈顿两小时的暴行中袭击了七名亚裔女子，据称他在这期间用拳头和手肘击打女性的面部，并将其中一名女子推倒在地。
当然，并不是所有对亚裔的攻击都被记录为仇恨犯罪。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李宥娜（Christina Yuna Lee，音译）被人尾随到她在下东区的公寓楼里并被杀害；高慧民（Michelle Go）被推到时代广场的地铁轨道上；马耀潘（Yao Pan Ma）在东哈林区被推倒在地上并被殴打头部，在昏迷数月后死亡。
在这些案件中，只有马耀潘的谋杀案，被定性为仇恨犯罪。
2月，一名韩国外交官在曼哈顿中城韩国企业聚集的韩国城（K-Town）附近被袭击（脸部被打伤）。1月，阮华（Hoa Nguyen，音译）在布鲁克林克林顿山买菜的路上，头部被打了几拳。就在本周，一名41岁的亚裔男子在曼哈顿下城的地铁列车上被划伤了脸。
所有这些袭击都是无缘无故的。还有其他的，太多了，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皇后区的众议员孟昭文上周说：“没有人应该生活在人身攻击的恐惧中，但可悲的是，恐惧是亚裔美国人社区中许多人的状态。亚裔美国人继续成为暴力的受害者，因为我们被当作新冠传播的替罪羊。”
我怀疑还有很多很多针对亚裔的犯罪和侵犯行为没有被报告，部分原因是语言障碍和移民身份，但也是由于我们社区中直观理解的一种文化现象，就是害怕这会破坏我们“模范少数民族”的声誉。
我的韩国移民父母在我成长过程中经常告诉我：“不要制造麻烦，我们是这个国家的客人。”
即使我在这里出生，我的父母也是美国籍。
Photo by Jason Leung on Unsplash
这个国家的种族主义是多方面的，对每个种族或宗教群体的影响都不同。当亚洲人受到攻击时，我们被期望以惯有的方式作出反应。保持安静，低下头，继续工作。作为所谓的模范少数民族，我们善于掩饰自己的痛苦。
每个美国亚裔都能回忆起被嘲弄或刻板印象的事件，我们被要求弱化自己的存在感。有些人还经历过人身攻击或暴力。如果任由这些事件发展下去（无论是轻微的还是严重的）就会演变成这样的信息：我们的生命没那么重要。以微妙的方式将一个群体非人化，使一些社会成员敢于对这个群体施加更大的伤害。
我已经厌倦了这个国家的亚裔所受到的待遇，无论是字面上的还是形象上的。这就是为什么我决定不再做你们口中的模范少数民族了。
在整个学校和我的早期职业生涯中，我曾经顺着人们对亚裔期望的方向发展。我对每一个机会都心存感激，我的父母工作得太辛苦了：一周七天都在杂货店做装袋工作，因为办公室的工作对他们来说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不能乱来。在出版业的一份工作中，我被分配到其他人都不想要的数学和科学书籍，我毫无异议地承担了所有的工作。
即使我不想不再顺应这些期望，我发现其他人仍然希望我遵守模范少数民族的刻板印象。我开始意识到为什么我的父母建议我不要制造麻烦。如果我提出任何异议，我就会受到蔑视，并被强行置于我原来的位置。没有人喜欢你反其道而行。
正如普利策奖获得者阮清越所说：“亚裔美国人仍然没有掌握足够的政治权力，也没有足够的文化存在感，使我们的许多美国同胞在采用种族主义思想时犹豫不决。”
模范少数民族的一个矛盾点，在于我们同时具有隐蔽性（我们低着头、安静地在后台工作）和高可见性（我们很容易成为攻击的目标）。
Photo by Jason Leung on Unsplash
我已经厌倦了惶恐不安的感觉。这个周末在皇后区，在我侄女的第一个生日派对上（在韩国文化中，这是一个像婚礼一样盛大和欢乐的庆祝活动），我与家人和朋友的谈话是关于我们多么担心年迈的父母。我们感到沮丧的是，当 那些非亚裔人士，因为没有与我们相同的肤色时，会无法理解种族对我们造成的影响。我们厌倦了被认为是软弱的、容易下手的目标。
我们，特别是作为亚裔女性，感到威胁和无助，而我们的声音被掩盖了。
我们要开始反击。
亚裔美国女性企业主，正在面对来自网络暴力的种族主义和歧视女性的威胁。在纽约市，宣传团体呼吁在全市范围内采取行动，并进行立法改革，以打击对亚裔和其他人的偏见。对我们中的许多人来说，沉默低头不再是一种选择。我们需要声音，无论是来自亚裔还是非亚裔的。我们开始意识到，旁观者效应（即我们目睹不文明或更糟糕的行为时，选择沉默）与攻击本身一样危险。
最近，在离开布鲁克林的F线列车上，我看到了一场争夺座位的混战，一名妇女用双手把一名老年亚裔妇女推出了1.5米远的距离。这位年长的妇女踉踉跄跄地退后。那个高个子女人坐到了座位上。
我开口了：“你不需要这样推她。”
然后我环顾了一下车厢，试图寻求其他乘客的帮助。但他们都在整理文件或者盯着他们的手机看。
没有人与我对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