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驾驶4路公交车穿过纽约第五大道时，尹秀昌感觉车厢里也装着纽约的繁华。 透过驾驶室的窗户，他能看到美国最知名的奢侈品旗舰店、102层的帝国大厦、世界顶尖学府哥伦比亚大学。这是尹秀昌来美之后的“理想职业”，他开着公交车养活了和自己一起移民的一家人。 新冠疫情全球暴发至今，纽约公交系统有136名员工因新冠死亡，尹秀昌身边最早去世的同事是赛路斯。尹秀昌和大部分纽约公交车司机一样，一面“大胆勇敢”地回到驾驶室做公交车的主人，一面又“小心翼翼”地提防一切感染的可能。 有一段时间，因为黑人男子弗洛伊德的死，纽约街头的抗议活动此起彼伏，游行队伍喊着“Black Lives Matter（黑人的生命也珍贵）”，堵塞了4路公交车的线路，尹秀昌会在心里默默说，“所有人的生命都珍贵（All Lives Matter）”。 以下是尹秀昌的自述。 △疫情前，尹秀昌的工作照 疫情初期，没人戴口罩 我和媳妇儿都出生在北京。2007年，我们带着两个儿子，外加8个大行李箱来到了纽约市，在曼哈顿上城落了脚。那一年我44岁，两个儿子一个4岁，一个2岁。 来美后，我的“理想职业”就是公交司机，在同等蓝领工作中，公交司机的工资足够养家糊口。经过了7年的学习，我积攒了丰富的驾驶经验，终于在2014年如愿进入纽约公交系统，正式成为一名公交司机。 我驾驶的4路公交车，是一条南北走向的路线，穿过曼哈顿上城的百老汇大道、中城的第五大道两条主干线。 4路公交车途径哥伦比亚大学、圣约翰大教堂、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以及纽约的地标建筑帝国大厦，这是纽约，乃至全世界最为繁华的地段。第五大道两边布满奢侈品的旗舰店，旅游旺季时，4路公交上会有很多从欧洲赶来购物观光的游客。无论车里还是车外，一年四季都行色匆匆。 开公交的6年，我在曼哈顿中、上城来来回回画了无数的“格子”，除了开自己的主要线路，我偶尔也会去其他的线路代班。在曼哈顿开公交，堵车是家常便饭，这些年，我也发生过几次小剐蹭，但最后，都能顺利把乘客送到目的地。 在美国开公交的日子充实而规律，正常的话，我每天9点上班，开8个小时车，在曼哈顿中、上城往返两圈，凭借这份工作，我养活了一家人，我的孩子们也逐渐长大。 2019年年底，我和妻子打算“放下孩子”，单独出国旅游，时间就定在2020年2月底到3月初，那段时间是我的年假。这是来美之后，我和妻子计划的第一次长途旅行。 然而，新冠疫情的暴发打乱了一切计划，也让我原本有序的生活变得不再平静。 武汉疫情暴发之初，我们就在关注中外媒体的各种报道，跟着揪心。那段时间，我们每天都要跟北京的岳父岳母视频通话，嘱咐他们做好防护，还给他们寄去了口罩和护目镜。 不久，欧洲疫情暴发，美国西岸西雅图、洛杉矶、旧金山先后出现新冠病例，我和妻子的出游航班也因此取消，我只好在家里度过这个假期。 纽约第一例新冠感染者在3月1日被确诊，他的家住在纽约市北郊区，在曼哈顿中城工作，是个律师，有20个密切接触者因他感染。很快，纽约新冠肺炎的每日确诊人数从几十例增长到几百例。3月1日之后，纽约州长、市长每天召开发布会，通报疫情的情况和预防举措。 纽约最早的政策是：如果有感冒症状就请不要出门。纽约州长、市长在每日新闻发布会上曾说：“不需要戴口罩，地铁公交不戴口罩是安全的。” 疫情初期，路上几乎没有人防护，只有少量亚裔会戴口罩。地铁公交车每天照常拥挤不堪，在公共场合佩戴口罩很可能被视为异类。我在新闻里注意到，有个别戴口罩的人遭到了攻击。 因为我们对国内疫情了解得比较多，为了减少被传染的风险，媳妇儿决定不让孩子们上学了。3月6日起，我们一家四口开始居家隔离。 被隔开的车厢 3月9日，我的年假结束，必须回去上班，此时不少同事和我一样，自发地戴上了口罩。然而，从总统到州长、市长，还有疾控专家，都公开表示“戴口罩没用，甚至还会起反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公司的领导也下发了“禁止佩戴口罩”的命令，我只好扛着不戴。 当时，纽约每天新增的确诊人数已经是三位数了，在与同事和乘客接触时，我心里难免担心。我们车场黑人多，见面习惯对拳、拥抱甚至亲吻，平时我会尽量躲着熟人走。毕竟在这种情况下，朋友一个善意的拥抱就可能成为我们的心理负担。 纽约市的确诊病例很快达到了每天上千人，但好像除了我媳妇儿，其他人看起来都不紧张。我每天下班到家，媳妇儿会立刻把我的工作服拿去高温烘烤消毒，然后往我身上喷消毒液，恨不得把我泡在消毒水里。 3月20日，纽约当天新增感染4014例，新增住院病人665人，新增死亡数47人。那天，纽约州长终于宣布了居家令：要求非必需行业的纽约人都在家隔离，必需上班的人要保持社交距离。 那天起，气氛开始变化，我们车场开始发N95口罩，车场的黑人兄弟也不再跟我对拳打招呼。平时喧嚣的曼哈顿街头突然安静了。 主干道上，除了超市、银行、药妆店，其他商店都关门了，道路也通畅了很多。公交车，地铁运送的乘客都是“必须工作”的纽约当地人 ，我的4路公交车减少了班次，车内也少见游客。我原来坐地铁上下班，居家令之后，我改成开车或者骑摩托出门。 很快，市长、州长推翻了“不需要戴口罩”的说法，要求出门遮住口鼻，如果没有口罩，随便什么布、围巾都可以。这种反转，用中国话说，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不撞南墙不回头”。 为了保护司机安全，我们的公交车也做了一些调整。公交车前部三分之一都被拦上，乘客和司机始终保持距离，所有乘客都从后门上下车，而且要戴口罩。一时间，市面上的口罩、酒精、消毒液、消毒纸巾全部脱销。我在给北京亲戚寄口罩时就顺便囤了一些口罩和消毒用品。有口罩用，竟然让我有一种“很富有”的感觉。 美国疫情快速发展的时候，国内疫情已经有所缓解。我看白岩松说，“抗击疫情，中国打上半场，世界打下半场，华裔打全场”，这话说到了我心坎儿里。 △政府颁布“居家令”后，公交车乘客和司机之间也“划清了界限” 休息室里的讣告 疫情实实在在来到我“身边”，是从一张讣告开始的。 我清楚的记得，那天是3月26日，车场司机休息室贴出了一张讣告。我凑过去看，被上面的内容震惊了——一位司机因新冠去世。他是我们整个大公司第二个去世的同事，第一位因新冠去世的是一位地铁乘务员。 他叫赛路斯，是圭亚那来的移民，在公交公司已经工作了20多年。我跟他说过一次话，不是很熟，看他的身体状态，我一直以为他50多岁。我从讣告上得知，他已经61岁了。上个星期我还在车场远远地看见过他。 工会的人为他操办了简单的悼念仪式，在司机休息大厅里摆上了花束。我听说，接触过他的朋友和家人都居家隔离了。我在美国认识的人少，除了同事，朋友中还没有感染的人。 △休息室里贴出一张讣告，同事赛路斯因新冠去世 我的非裔、西裔同事告诉我，他们身边都有家人、亲戚、朋友感染新冠，甚至去世。虽然这样，来上班的同事都没有惧色，也没听见抱怨，还是按部就班地该干什么干什么，只是看不见他们之间对拳拥抱了。 纽约市统计结果显示，感染新冠肺炎最多的群体是非裔黑人，其次是讲西班牙语的西裔，感染比例最少的是白人和亚裔，白人比亚裔还略高一些。很显然，纽约的新冠不是直接来自亚洲的，否则亚裔的日子就更不好过了。 在我们车场，黑人占绝大多数，作为中国人，我从没有遭到过明显的排斥。但坦白讲，疫情暴发后，我心里有顾虑，担心别人跟我讨论中国的疫情，尽量躲着同事。好在公交司机是“一个人”的工作，不需要和团队打交道。 自从宣布居家令后，平时嘈杂热闹的司机休息大厅也冷清了。往常司机们在这里打台球、吃饭，如今大家都躲到自己车里吃饭休息。走在街上，行人和乘客也都戴上了口罩，第五大道两旁的商店大多数都关门了。开门的商店门上都贴着“no mask，no entry”（不戴口罩，请勿入内）的标志。 我的工作也因疫情有所调整，四月底开始，我早晨开三个小时公交车，剩余的时间，公司派我到指定的站台为交接班的巴士驾驶室消毒。 在接班司机上车前，我要穿着防护衣、戴着防护镜、口罩，对公交车驾驶室进行消毒，方向盘、手刹、扶手和操作台都要细致的消毒一遍。每辆车需要三至五分钟，每天20多班次，在给这些车辆消毒时我会很认真，因为驾驶室也是我的“战场”。司机驾驶室除了每天换班时要擦，晚上车回到车场还要再彻底消毒。 我原以为我的这个活儿几天就会结束，到现在我已经做了三个多月，而纽约的疫情还没有过去。在外面擦车的日子，我黑了不少，肤色跟车场里其他黑人兄弟们差不多了。 在等待公交车归站的时候，我喜欢坐下来，观察这条街上形形色色的人。在各种门店中，支票换现金的服务最火，有时甚至排队。 疫情发生后，政府发放了一次纾困金，年收入在15万美金以下的家庭，每个成人可以得到1200美元，孩子可得到500美元，我的账户，也收到了这笔纾困金，纾困金发放后，不仅是兑换现金的店火了，首饰店、海鲜店的客人也多了起来。 所有人的生命都珍贵 100多年来，全天24小时运行的纽约地铁在五月初改变了政策，破天荒地宣布夜里1点到5点禁止一般乘客进站，必须工作的人要出示工作证乘车。这4个小时是地铁车厢消毒的时间。如此一来，长期寄宿在地铁里的流浪汉就不得不带着家当“升”到地面，寻找公交车过夜。 平时白天我偶尔能碰上流浪汉坐车，我对他们并不陌生，但在夜班遇见，却是“噩梦”一般，疫情发生后，我值过一次夜班。 晚上11点到早晨5点，上下夜班的乘客一只手就能数过来，其余的时间，我都是开着车，载着几个打鼾的流浪汉跑圈。这些在街上流浪的人因为各种原因不愿待在庇护所，选择在街上流浪，他们认为这是“一种生活方式”。但他们不戴口罩，这点让我心理上很难接受。 我记得，那天我载着他们跑了几圈后，在站台宣布公交车抵达“最后一站”。我本想关灯闭上眼睛休息一会儿，突然听见车厢传来咳嗽声。疫情期间有人在你边上咳嗽，足以让人汗毛立起来，我没忍住说了句“天呐”。然后我马上打开灯，往后面看去。那是一位60多岁的流浪汉，他穿戴还算整齐，睡得正香。我大声喊了几次“最后一站”，他都没有反应。 我只好走出驾驶室，来到他跟前，猛地在他肩膀上拍了一下，大声对他说“go”。他似乎受了惊吓，麻利地站起来，看着这位老流浪汉夺门而出，我心情复杂。 祸不单行，5月25日，美国明尼苏达州黑人男子乔治·弗洛伊德因使用假币被人举报，在拘捕过程中，一名白人警察将其按倒在地，并用膝盖死死抵住他的脖子长达7分钟之久，导致其窒息死亡，整个过程被人录了视频放到网上。 其实，类似的事件以前上演过很多次，黑人会抗议游行，游行者和警察发生肢体冲突也很常见，以往都是局部的，而且没有疫情，持续几天就结束了，可是这次却蔓延到了全美。 纽约街头也开始了抗议活动，一开始人们喊着“Black Lives Matter（黑人的生命也珍贵）”、“hands up，don't shoot（举起手，不要开枪），“I can't breath（我不能呼吸）”等口号，但是后来，抗议演变成了“打砸抢”，曼哈顿soho和第五大道的名牌店都被暴徒洗劫。 我在新闻里看到，一些年轻人拿着棍子敲碎了商店的橱窗玻璃，抱着鞋盒子从商店跑出来。为了安全，纽约实行了几天宵禁。 示威者没有对公交车动手，我听值班的同事说，有“暴徒”带着抢来的东西要上他的公交车，但他没有开门。为了安全，他一路冲过第五大道的名牌店街。那之后，豪华的第五大道，两旁的商店门上都钉上了木板。 △车场里的黑人司机们 那段时间，也有一队游行示威者路过我现在工作的那条街，游行的人们喊着：“Black Lives Matter（黑人的生命也珍贵）”。我在心里默默说：“所有人的生命都珍贵（All Lives Matter）。” 今年已经过去大半，到现在美国全国的疫情还没得到控制，确诊人数持续增长，死亡人数还在上升。据我们内部通报，我所在的纽约市公交公司就已有136人死亡，另外还有46名退休人员因新冠去世。这个数字还会增长，只是速度放缓了。我和我的同事虽然肤色不同，但就工作而言，都在踏踏实实地工作，在疫情期间也尽职尽责。 不管疫情什么时候过去，不管我们的生活还能不能完全恢复到从前，我们都尽量去适应。我想，大灾面前，无休止地抱怨、互相指责都没有任何意义，我和我的同事们都必须接受现实带来的一切，在心里默默地许愿“一切都好”。 来源：北京青年报
有时候，驾驶4路公交车穿过纽约第五大道时，尹秀昌感觉车厢里也装着纽约的繁华。
透过驾驶室的窗户，他能看到美国最知名的奢侈品旗舰店、102层的帝国大厦、世界顶尖学府哥伦比亚大学。这是尹秀昌来美之后的“理想职业”，他开着公交车养活了和自己一起移民的一家人。
新冠疫情全球暴发至今，纽约公交系统有136名员工因新冠死亡，尹秀昌身边最早去世的同事是赛路斯。尹秀昌和大部分纽约公交车司机一样，一面“大胆勇敢”地回到驾驶室做公交车的主人，一面又“小心翼翼”地提防一切感染的可能。
有一段时间，因为黑人男子弗洛伊德的死，纽约街头的抗议活动此起彼伏，游行队伍喊着“Black Lives Matter（黑人的生命也珍贵）”，堵塞了4路公交车的线路，尹秀昌会在心里默默说，“所有人的生命都珍贵（All Lives Matter）”。
以下是尹秀昌的自述。
△疫情前，尹秀昌的工作照
疫情初期，没人戴口罩
我和媳妇儿都出生在北京。2007年，我们带着两个儿子，外加8个大行李箱来到了纽约市，在曼哈顿上城落了脚。那一年我44岁，两个儿子一个4岁，一个2岁。
来美后，我的“理想职业”就是公交司机，在同等蓝领工作中，公交司机的工资足够养家糊口。经过了7年的学习，我积攒了丰富的驾驶经验，终于在2014年如愿进入纽约公交系统，正式成为一名公交司机。
我驾驶的4路公交车，是一条南北走向的路线，穿过曼哈顿上城的百老汇大道、中城的第五大道两条主干线。
4路公交车途径哥伦比亚大学、圣约翰大教堂、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以及纽约的地标建筑帝国大厦，这是纽约，乃至全世界最为繁华的地段。第五大道两边布满奢侈品的旗舰店，旅游旺季时，4路公交上会有很多从欧洲赶来购物观光的游客。无论车里还是车外，一年四季都行色匆匆。
开公交的6年，我在曼哈顿中、上城来来回回画了无数的“格子”，除了开自己的主要线路，我偶尔也会去其他的线路代班。在曼哈顿开公交，堵车是家常便饭，这些年，我也发生过几次小剐蹭，但最后，都能顺利把乘客送到目的地。
在美国开公交的日子充实而规律，正常的话，我每天9点上班，开8个小时车，在曼哈顿中、上城往返两圈，凭借这份工作，我养活了一家人，我的孩子们也逐渐长大。
2019年年底，我和妻子打算“放下孩子”，单独出国旅游，时间就定在2020年2月底到3月初，那段时间是我的年假。这是来美之后，我和妻子计划的第一次长途旅行。
然而，新冠疫情的暴发打乱了一切计划，也让我原本有序的生活变得不再平静。
武汉疫情暴发之初，我们就在关注中外媒体的各种报道，跟着揪心。那段时间，我们每天都要跟北京的岳父岳母视频通话，嘱咐他们做好防护，还给他们寄去了口罩和护目镜。
不久，欧洲疫情暴发，美国西岸西雅图、洛杉矶、旧金山先后出现新冠病例，我和妻子的出游航班也因此取消，我只好在家里度过这个假期。
纽约第一例新冠感染者在3月1日被确诊，他的家住在纽约市北郊区，在曼哈顿中城工作，是个律师，有20个密切接触者因他感染。很快，纽约新冠肺炎的每日确诊人数从几十例增长到几百例。3月1日之后，纽约州长、市长每天召开发布会，通报疫情的情况和预防举措。
纽约最早的政策是：如果有感冒症状就请不要出门。纽约州长、市长在每日新闻发布会上曾说：“不需要戴口罩，地铁公交不戴口罩是安全的。”
疫情初期，路上几乎没有人防护，只有少量亚裔会戴口罩。地铁公交车每天照常拥挤不堪，在公共场合佩戴口罩很可能被视为异类。我在新闻里注意到，有个别戴口罩的人遭到了攻击。
因为我们对国内疫情了解得比较多，为了减少被传染的风险，媳妇儿决定不让孩子们上学了。3月6日起，我们一家四口开始居家隔离。
被隔开的车厢
3月9日，我的年假结束，必须回去上班，此时不少同事和我一样，自发地戴上了口罩。然而，从总统到州长、市长，还有疾控专家，都公开表示“戴口罩没用，甚至还会起反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公司的领导也下发了“禁止佩戴口罩”的命令，我只好扛着不戴。
当时，纽约每天新增的确诊人数已经是三位数了，在与同事和乘客接触时，我心里难免担心。我们车场黑人多，见面习惯对拳、拥抱甚至亲吻，平时我会尽量躲着熟人走。毕竟在这种情况下，朋友一个善意的拥抱就可能成为我们的心理负担。
纽约市的确诊病例很快达到了每天上千人，但好像除了我媳妇儿，其他人看起来都不紧张。我每天下班到家，媳妇儿会立刻把我的工作服拿去高温烘烤消毒，然后往我身上喷消毒液，恨不得把我泡在消毒水里。
3月20日，纽约当天新增感染4014例，新增住院病人665人，新增死亡数47人。那天，纽约州长终于宣布了居家令：要求非必需行业的纽约人都在家隔离，必需上班的人要保持社交距离。
那天起，气氛开始变化，我们车场开始发N95口罩，车场的黑人兄弟也不再跟我对拳打招呼。平时喧嚣的曼哈顿街头突然安静了。
主干道上，除了超市、银行、药妆店，其他商店都关门了，道路也通畅了很多。公交车，地铁运送的乘客都是“必须工作”的纽约当地人 ，我的4路公交车减少了班次，车内也少见游客。我原来坐地铁上下班，居家令之后，我改成开车或者骑摩托出门。
很快，市长、州长推翻了“不需要戴口罩”的说法，要求出门遮住口鼻，如果没有口罩，随便什么布、围巾都可以。这种反转，用中国话说，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不撞南墙不回头”。
为了保护司机安全，我们的公交车也做了一些调整。公交车前部三分之一都被拦上，乘客和司机始终保持距离，所有乘客都从后门上下车，而且要戴口罩。一时间，市面上的口罩、酒精、消毒液、消毒纸巾全部脱销。我在给北京亲戚寄口罩时就顺便囤了一些口罩和消毒用品。有口罩用，竟然让我有一种“很富有”的感觉。
美国疫情快速发展的时候，国内疫情已经有所缓解。我看白岩松说，“抗击疫情，中国打上半场，世界打下半场，华裔打全场”，这话说到了我心坎儿里。
△政府颁布“居家令”后，公交车乘客和司机之间也“划清了界限”
休息室里的讣告
疫情实实在在来到我“身边”，是从一张讣告开始的。
我清楚的记得，那天是3月26日，车场司机休息室贴出了一张讣告。我凑过去看，被上面的内容震惊了——一位司机因新冠去世。他是我们整个大公司第二个去世的同事，第一位因新冠去世的是一位地铁乘务员。
他叫赛路斯，是圭亚那来的移民，在公交公司已经工作了20多年。我跟他说过一次话，不是很熟，看他的身体状态，我一直以为他50多岁。我从讣告上得知，他已经61岁了。上个星期我还在车场远远地看见过他。
工会的人为他操办了简单的悼念仪式，在司机休息大厅里摆上了花束。我听说，接触过他的朋友和家人都居家隔离了。我在美国认识的人少，除了同事，朋友中还没有感染的人。
△休息室里贴出一张讣告，同事赛路斯因新冠去世
我的非裔、西裔同事告诉我，他们身边都有家人、亲戚、朋友感染新冠，甚至去世。虽然这样，来上班的同事都没有惧色，也没听见抱怨，还是按部就班地该干什么干什么，只是看不见他们之间对拳拥抱了。
纽约市统计结果显示，感染新冠肺炎最多的群体是非裔黑人，其次是讲西班牙语的西裔，感染比例最少的是白人和亚裔，白人比亚裔还略高一些。很显然，纽约的新冠不是直接来自亚洲的，否则亚裔的日子就更不好过了。
在我们车场，黑人占绝大多数，作为中国人，我从没有遭到过明显的排斥。但坦白讲，疫情暴发后，我心里有顾虑，担心别人跟我讨论中国的疫情，尽量躲着同事。好在公交司机是“一个人”的工作，不需要和团队打交道。
自从宣布居家令后，平时嘈杂热闹的司机休息大厅也冷清了。往常司机们在这里打台球、吃饭，如今大家都躲到自己车里吃饭休息。走在街上，行人和乘客也都戴上了口罩，第五大道两旁的商店大多数都关门了。开门的商店门上都贴着“no mask，no entry”（不戴口罩，请勿入内）的标志。
我的工作也因疫情有所调整，四月底开始，我早晨开三个小时公交车，剩余的时间，公司派我到指定的站台为交接班的巴士驾驶室消毒。
在接班司机上车前，我要穿着防护衣、戴着防护镜、口罩，对公交车驾驶室进行消毒，方向盘、手刹、扶手和操作台都要细致的消毒一遍。每辆车需要三至五分钟，每天20多班次，在给这些车辆消毒时我会很认真，因为驾驶室也是我的“战场”。司机驾驶室除了每天换班时要擦，晚上车回到车场还要再彻底消毒。
我原以为我的这个活儿几天就会结束，到现在我已经做了三个多月，而纽约的疫情还没有过去。在外面擦车的日子，我黑了不少，肤色跟车场里其他黑人兄弟们差不多了。
在等待公交车归站的时候，我喜欢坐下来，观察这条街上形形色色的人。在各种门店中，支票换现金的服务最火，有时甚至排队。
疫情发生后，政府发放了一次纾困金，年收入在15万美金以下的家庭，每个成人可以得到1200美元，孩子可得到500美元，我的账户，也收到了这笔纾困金，纾困金发放后，不仅是兑换现金的店火了，首饰店、海鲜店的客人也多了起来。
所有人的生命都珍贵
100多年来，全天24小时运行的纽约地铁在五月初改变了政策，破天荒地宣布夜里1点到5点禁止一般乘客进站，必须工作的人要出示工作证乘车。这4个小时是地铁车厢消毒的时间。如此一来，长期寄宿在地铁里的流浪汉就不得不带着家当“升”到地面，寻找公交车过夜。
平时白天我偶尔能碰上流浪汉坐车，我对他们并不陌生，但在夜班遇见，却是“噩梦”一般，疫情发生后，我值过一次夜班。
晚上11点到早晨5点，上下夜班的乘客一只手就能数过来，其余的时间，我都是开着车，载着几个打鼾的流浪汉跑圈。这些在街上流浪的人因为各种原因不愿待在庇护所，选择在街上流浪，他们认为这是“一种生活方式”。但他们不戴口罩，这点让我心理上很难接受。
我记得，那天我载着他们跑了几圈后，在站台宣布公交车抵达“最后一站”。我本想关灯闭上眼睛休息一会儿，突然听见车厢传来咳嗽声。疫情期间有人在你边上咳嗽，足以让人汗毛立起来，我没忍住说了句“天呐”。然后我马上打开灯，往后面看去。那是一位60多岁的流浪汉，他穿戴还算整齐，睡得正香。我大声喊了几次“最后一站”，他都没有反应。
我只好走出驾驶室，来到他跟前，猛地在他肩膀上拍了一下，大声对他说“go”。他似乎受了惊吓，麻利地站起来，看着这位老流浪汉夺门而出，我心情复杂。
祸不单行，5月25日，美国明尼苏达州黑人男子乔治·弗洛伊德因使用假币被人举报，在拘捕过程中，一名白人警察将其按倒在地，并用膝盖死死抵住他的脖子长达7分钟之久，导致其窒息死亡，整个过程被人录了视频放到网上。
其实，类似的事件以前上演过很多次，黑人会抗议游行，游行者和警察发生肢体冲突也很常见，以往都是局部的，而且没有疫情，持续几天就结束了，可是这次却蔓延到了全美。
纽约街头也开始了抗议活动，一开始人们喊着“Black Lives Matter（黑人的生命也珍贵）”、“hands up，don't shoot（举起手，不要开枪），“I can't breath（我不能呼吸）”等口号，但是后来，抗议演变成了“打砸抢”，曼哈顿soho和第五大道的名牌店都被暴徒洗劫。
我在新闻里看到，一些年轻人拿着棍子敲碎了商店的橱窗玻璃，抱着鞋盒子从商店跑出来。为了安全，纽约实行了几天宵禁。
示威者没有对公交车动手，我听值班的同事说，有“暴徒”带着抢来的东西要上他的公交车，但他没有开门。为了安全，他一路冲过第五大道的名牌店街。那之后，豪华的第五大道，两旁的商店门上都钉上了木板。
△车场里的黑人司机们
那段时间，也有一队游行示威者路过我现在工作的那条街，游行的人们喊着：“Black Lives Matter（黑人的生命也珍贵）”。我在心里默默说：“所有人的生命都珍贵（All Lives Matter）。”
今年已经过去大半，到现在美国全国的疫情还没得到控制，确诊人数持续增长，死亡人数还在上升。据我们内部通报，我所在的纽约市公交公司就已有136人死亡，另外还有46名退休人员因新冠去世。这个数字还会增长，只是速度放缓了。我和我的同事虽然肤色不同，但就工作而言，都在踏踏实实地工作，在疫情期间也尽职尽责。
不管疫情什么时候过去，不管我们的生活还能不能完全恢复到从前，我们都尽量去适应。我想，大灾面前，无休止地抱怨、互相指责都没有任何意义，我和我的同事们都必须接受现实带来的一切，在心里默默地许愿“一切都好”。
来源：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