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人报》（The Australian）记者威尔·格拉斯哥（Will Glasgow）日前抵达北京，重开驻北京分社，这标志着自2020年9月以来的首位澳大利亚常驻媒体记者重返中国，中国对澳大利亚媒体长达四年的“禁入令”也宣告结束。
2020年9月，澳中关系跌入低谷，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和《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Australian Financial Review）紧急撤离其驻华记者，此前《澳大利亚人报》的驻华记者威尔·格拉斯哥也离开了中国。这意味着自1970年代中期以来，首次出现没有一名经过资质认证的澳大利亚媒体记者派驻中国的情况。
2020年9月8日早上，AFR驻华记者迈克尔·史密斯（左）和ABC驻华记者比尔·博图斯上海平安抵达悉尼。 (Supplied)
格拉斯哥于周六发表题为《回到北京，中国重新向《澳大利亚人报》敞开大门》的文章，表示他于今年5月份出乎意料地收到了中国政府发来的邀请信。两周前，他从台北飞抵北京。
格拉斯哥收到邀请信的时间正值中国总理访澳前夕。
6月中旬，中国总理李强访澳期间，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被问到澳大利亚媒体何时能重返中国的问题，当时他说中国方面已经向他表示，愿意允许澳大利亚媒体前去，并且也与一些媒体机构进行了沟通。
目前只有《澳大利亚人报》一家澳大利亚媒体获准返回中国。格拉斯哥表示，他与中国官员的谈话表明，到明年情况可能会有所改变，但一切都还不明朗。
他认为，中国此举是阿尔巴尼政府改善对华外交关系的又一体现。
今非昔比
2020年2月，中国政府驱逐了三名《华尔街日报》驻华记者，此举在北京的外国记者中引起巨大震动。 (AP: Mark Scheifelbein)
然而，重返北京的格拉斯哥已经体会到如今的中国与自己2020年上半年仍在北京工作时的不同。
他说，一位熟悉中国内部官僚斗争的人士说：“有些人认为，如果没有澳大利亚记者，就不会有麻烦。”
而这绝非只是针对澳大利亚媒体，与2020年上半年比，北京的英语外国媒体的规模已经大幅缩减。
这里没有一家加拿大媒体。美国媒体的记者人数只有过去的十分之一。欧洲记者告诉我，随着北京与布鲁塞尔关系的恶化，他们的工作也变得更加困难。
2020年5月，时任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赵立坚曾公开介绍，当时在华常驻外国记者约有500人。当年2月，中国政府驱逐了三名《华尔街日报》驻华记者。
与此同时，外国记者在中国也被妖魔化。
格拉斯哥在北京日坛公园的长椅上和一位80多岁的老太太开心地聊天，这位女士是一位退休医生，当她知道格拉斯哥是一位记者时，她的笑容消失了。
“记者？”她难以置信地问。她重复着这个“奇怪而邪恶的词”，神情紧张，“你有签证吗？”
今年4月，驻华外国记者俱乐部（Foreign Correspondents' Club of China，FCCC）公布了报告《口罩摘下，障碍仍存》（Masks Off, Barriers Remain）。
报告显示在2023年，尽管中国严苛的新冠清零政策结束，报道环境有所改善，但障碍依然存在。并指出中国政府采取了更先进的技术监视他们的行踪。
《澳大利亚人报》（The Australian）记者威尔·格拉斯哥（Will Glasgow）日前抵达北京，重开驻北京分社，这标志着自2020年9月以来的首位澳大利亚常驻媒体记者重返中国，中国对澳大利亚媒体长达四年的“禁入令”也宣告结束。
2020年9月，澳中关系跌入低谷，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和《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Australian Financial Review）紧急撤离其驻华记者，此前《澳大利亚人报》的驻华记者威尔·格拉斯哥也离开了中国。这意味着自1970年代中期以来，首次出现没有一名经过资质认证的澳大利亚媒体记者派驻中国的情况。
2020年9月8日早上，AFR驻华记者迈克尔·史密斯（左）和ABC驻华记者比尔·博图斯上海平安抵达悉尼。 (Supplied)
格拉斯哥于周六发表题为《回到北京，中国重新向《澳大利亚人报》敞开大门》的文章，表示他于今年5月份出乎意料地收到了中国政府发来的邀请信。两周前，他从台北飞抵北京。
格拉斯哥收到邀请信的时间正值中国总理访澳前夕。
6月中旬，中国总理李强访澳期间，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被问到澳大利亚媒体何时能重返中国的问题，当时他说中国方面已经向他表示，愿意允许澳大利亚媒体前去，并且也与一些媒体机构进行了沟通。
目前只有《澳大利亚人报》一家澳大利亚媒体获准返回中国。格拉斯哥表示，他与中国官员的谈话表明，到明年情况可能会有所改变，但一切都还不明朗。
他认为，中国此举是阿尔巴尼政府改善对华外交关系的又一体现。
今非昔比
2020年2月，中国政府驱逐了三名《华尔街日报》驻华记者，此举在北京的外国记者中引起巨大震动。 (AP: Mark Scheifelbein)
然而，重返北京的格拉斯哥已经体会到如今的中国与自己2020年上半年仍在北京工作时的不同。
他说，一位熟悉中国内部官僚斗争的人士说：“有些人认为，如果没有澳大利亚记者，就不会有麻烦。”
而这绝非只是针对澳大利亚媒体，与2020年上半年比，北京的英语外国媒体的规模已经大幅缩减。
这里没有一家加拿大媒体。美国媒体的记者人数只有过去的十分之一。欧洲记者告诉我，随着北京与布鲁塞尔关系的恶化，他们的工作也变得更加困难。
2020年5月，时任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赵立坚曾公开介绍，当时在华常驻外国记者约有500人。当年2月，中国政府驱逐了三名《华尔街日报》驻华记者。
与此同时，外国记者在中国也被妖魔化。
格拉斯哥在北京日坛公园的长椅上和一位80多岁的老太太开心地聊天，这位女士是一位退休医生，当她知道格拉斯哥是一位记者时，她的笑容消失了。
“记者？”她难以置信地问。她重复着这个“奇怪而邪恶的词”，神情紧张，“你有签证吗？”
今年4月，驻华外国记者俱乐部（Foreign Correspondents' Club of China，FCCC）公布了报告《口罩摘下，障碍仍存》（Masks Off, Barriers Remain）。
报告显示在2023年，尽管中国严苛的新冠清零政策结束，报道环境有所改善，但障碍依然存在。并指出中国政府采取了更先进的技术监视他们的行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