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一名政府高级官员欢迎外国投资时，将来自中国境外的企业称为“一家人”。 LINTAO ZHANG/GETTY IMAGES 政府主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备受瞩目，与会者名单听起来像是国际高管名人录，这是中国政府努力重新说服外国企业来华的时刻。 据官媒报道，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在论坛上表示，来自境外的企业“不是外来客，而是一家人”，苹果、辉瑞和宝洁的首席执行官出席了今年3月下旬举行的论坛。与会的数十名商界领袖中，有许多人是自中国对世界关闭市场、采取严格的遏制新冠病毒措施导致本国经济脱轨以来首次来华。 王文涛承诺消除阻碍企业增加在华投资的障碍，还把2023年宣布为“投资中国年”。 这种友善没有持续多久。 有关部门最近将与外国有联系的顾问和咨询公司作为打击对象，突击搜查、拘留和逮捕有关人员的做法再次引发了人们对在中国开展业务的担忧。无论是中型制造商还是大型企业的高管都在寻找办法减少公司在华业务所受的威胁，以及保护好自己的员工。 在过去几年里，随着中国对做生意的态度越来越不友好，一些公司和投资者开始考虑，在华投资的风险是否大于潜在收益——这是数十年来的头一遭。 “新冠清零”政策造成的供应链中断让企业意识到了依赖中国的不利方面。华盛顿与北京的地缘政治僵局加剧了这一风险，迫使许多跨国公司着手考虑替代中国供应商的应急方案，寻找与中国“脱钩”的办法。 跨国公司的领导人们在今年3月北京举行的中国发展论坛上受到欢迎，论坛上举行了如图中所示的包括能源、汽车和制造行业首席执行官的小组讨论。 JING XU/REUTERS 随着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要求加强国家安全，限制外国政府和公司获得的信息，一些企业正在采取行动。 家住西雅图的律师丹·哈里斯为在华开展业务的外国公司工作，他说最近几周收到了异常多的企业问询，寻求在不完全离开中国市场的情况下减少在华业务。 其中一个客户是一家美国家具制造商，它正在努力达成一项通过一家中国公司分销产品的协议，以便将美国员工撤离。另一个客户是一家美国教育公司，该公司正在关闭其在华部门，将公司的技术授权给现有的中国员工。哈里斯拒绝提供更多的细节，因为他给客户的建议是，在离开中国之前不要讨论离开的问题。 “中国政府正在加速脱钩，而不是试图放慢脱钩的速度，”总部设在香港的东方资本研究公司的董事总经理安德鲁·科利尔说。“如果公司觉得自己的运营经常受到意外干扰的话，它们是不会在那种环境里安心运营的。” 几家有名的咨询公司在过去几个月里遭突击搜查、或被安全官员造访，包括美思明智集团、贝恩公司，以及最近的凯盛融英（总部设在纽约和上海），有关报道已引起了恐慌。这些公司帮助外国企业在投资一家中国公司之前评估投资风险。它们在中国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因为在那里获得可靠信息很困难，而且费用不菲。凯盛融英曾在一份两年前提交给监管机构的文件中披露，公司大多数专业研究员的报酬大约是每小时200美元，最高的可达每小时1万美元。 全国人大常委会上个月通过的反间谍法修订案加剧了人们的不安，因为它正式扩大了对间谍行为的定义。外国企业在华部门的员工可能会因为正常的商业活动（比如收集竞争对手、市场和行业的信息）被当作间谍，成为打击对象。 周三，在美国商会于华盛顿主办的一场关于中国的会议上，商会首席执行官苏珊娜·克拉克称，新的反间谍法和打击咨询公司的做法“加剧了中国市场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周四在日本新澙举行的七国集团财长会议上，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表示，许多七国集团成员也对中国的行动感到担忧，“希望看看我们可以一起做些什么，来对抗这种行为。”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表示，中国欢迎外国公司来华。“中国是法治国家，”他说。“在华企业都必须依法经营。” 对外国企业来说，在华经营一直存在风险。在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过程中，外国企业忽视了许多危险信号。但现在，随着中国的经济增长停滞、在华经营的风险成倍增加，外企的考虑已有所不同。 关门的美思明智集团北京办事处，摄于今年3月。 GREG BAKER/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在中国达成的交易量已在减少。据数据服务公司Dealogic的数据，美国公司2022年宣布在华达成了25笔投资交易，低于上一年的56笔。 为寻找投资机会的企业提供顾问服务的人表示，亚洲地区的新重点包括日本、韩国和新加坡。去年，美国公司宣布在新加坡达成了28笔投资交易、在日本达成24笔、在韩国达成21笔，与前一年相比基本持平或略有增加。 在美国商会上周的活动上，为药企礼来公司担任说客的希瑟·克拉克说，资金流出中国凸显了寻求更亲商国家的必要性。礼来曾于1918年第一次在上海设立了在华办事处，后于1993年重返上海设立办事处。 “这间屋子里的所有公司都在重新评估它们的中国战略，”克拉克在商会举行的的小组讨论上说道，这个讨论有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的两名领导参加。该委员会一直在就中国对美国的经济和安全威胁举行听证会，并将向国会提出有关建议。 “那些撤出来的投资将来会流向哪里？会回到美国来，会流入其他友好国家，”她说。 尽管公司和投资者在把新资金投到中国前也许会三思而后行，但它们彻底撤离中国的可能性不大，至少在短期内如此。 对制造商来说，没有其他国家能在基础设施和熟练劳动力的规模上挑战中国。有产品要卖的公司也不愿意离开一个拥有 14亿潜在消费者的市场。 咨询公司安可顾问公司大中华区董事长麦健陆(James McGregor)说，美国企业的方案仍然是“你不能不在那里”。 一名在中国有业务的高管称，许多客户企业的首席执行官们现在都想知道他们的产品是否能在其他地方生产，但往往是这些公司的运营人员或工程师坚持认为，其他地方不可能达到公司要求的质量。这名高管要求不具名，因为有关中国的问题非常敏感。 “我知道的人中，没有真正想离开中国的，”波士顿咨询集团的全球贸易组合伙人迈克尔·麦卡杜说。“他们可能只是在寻找其他地方，在那里他们可以平衡以前在中国投下的资金。” 通过将新的国家安全措施扩大到整个经济领域，中国正在放大在华投资的一个最大风险：缺乏透明度。 “这会产生事与愿违的不良后果，”曾在中国做过尽职调查的东方资本的科利尔说。“任何想在中国建一座造价5000万美元工厂的人都不可能毫无担心地那样做，因为他们将无法对厂址、所涉及的土地和合作伙伴，或任何事情做任何调查。”
今年3月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一名政府高级官员欢迎外国投资时，将来自中国境外的企业称为“一家人”。 LINTAO ZHANG/GETTY IMAGES
政府主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备受瞩目，与会者名单听起来像是国际高管名人录，这是中国政府努力重新说服外国企业来华的时刻。
据官媒报道，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在论坛上表示，来自境外的企业“不是外来客，而是一家人”，苹果、辉瑞和宝洁的首席执行官出席了今年3月下旬举行的论坛。与会的数十名商界领袖中，有许多人是自中国对世界关闭市场、采取严格的遏制新冠病毒措施导致本国经济脱轨以来首次来华。
王文涛承诺消除阻碍企业增加在华投资的障碍，还把2023年宣布为“投资中国年”。
这种友善没有持续多久。
有关部门最近将与外国有联系的顾问和咨询公司作为打击对象，突击搜查、拘留和逮捕有关人员的做法再次引发了人们对在中国开展业务的担忧。无论是中型制造商还是大型企业的高管都在寻找办法减少公司在华业务所受的威胁，以及保护好自己的员工。
在过去几年里，随着中国对做生意的态度越来越不友好，一些公司和投资者开始考虑，在华投资的风险是否大于潜在收益——这是数十年来的头一遭。
“新冠清零”政策造成的供应链中断让企业意识到了依赖中国的不利方面。华盛顿与北京的地缘政治僵局加剧了这一风险，迫使许多跨国公司着手考虑替代中国供应商的应急方案，寻找与中国“脱钩”的办法。
跨国公司的领导人们在今年3月北京举行的中国发展论坛上受到欢迎，论坛上举行了如图中所示的包括能源、汽车和制造行业首席执行官的小组讨论。 JING XU/REUTERS
随着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要求加强国家安全，限制外国政府和公司获得的信息，一些企业正在采取行动。
家住西雅图的律师丹·哈里斯为在华开展业务的外国公司工作，他说最近几周收到了异常多的企业问询，寻求在不完全离开中国市场的情况下减少在华业务。
其中一个客户是一家美国家具制造商，它正在努力达成一项通过一家中国公司分销产品的协议，以便将美国员工撤离。另一个客户是一家美国教育公司，该公司正在关闭其在华部门，将公司的技术授权给现有的中国员工。哈里斯拒绝提供更多的细节，因为他给客户的建议是，在离开中国之前不要讨论离开的问题。
“中国政府正在加速脱钩，而不是试图放慢脱钩的速度，”总部设在香港的东方资本研究公司的董事总经理安德鲁·科利尔说。“如果公司觉得自己的运营经常受到意外干扰的话，它们是不会在那种环境里安心运营的。”
几家有名的咨询公司在过去几个月里遭突击搜查、或被安全官员造访，包括美思明智集团、贝恩公司，以及最近的凯盛融英（总部设在纽约和上海），有关报道已引起了恐慌。这些公司帮助外国企业在投资一家中国公司之前评估投资风险。它们在中国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因为在那里获得可靠信息很困难，而且费用不菲。凯盛融英曾在一份两年前提交给监管机构的文件中披露，公司大多数专业研究员的报酬大约是每小时200美元，最高的可达每小时1万美元。
全国人大常委会上个月通过的反间谍法修订案加剧了人们的不安，因为它正式扩大了对间谍行为的定义。外国企业在华部门的员工可能会因为正常的商业活动（比如收集竞争对手、市场和行业的信息）被当作间谍，成为打击对象。
周三，在美国商会于华盛顿主办的一场关于中国的会议上，商会首席执行官苏珊娜·克拉克称，新的反间谍法和打击咨询公司的做法“加剧了中国市场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周四在日本新澙举行的七国集团财长会议上，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表示，许多七国集团成员也对中国的行动感到担忧，“希望看看我们可以一起做些什么，来对抗这种行为。”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表示，中国欢迎外国公司来华。“中国是法治国家，”他说。“在华企业都必须依法经营。”
对外国企业来说，在华经营一直存在风险。在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过程中，外国企业忽视了许多危险信号。但现在，随着中国的经济增长停滞、在华经营的风险成倍增加，外企的考虑已有所不同。
关门的美思明智集团北京办事处，摄于今年3月。 GREG BAKER/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在中国达成的交易量已在减少。据数据服务公司Dealogic的数据，美国公司2022年宣布在华达成了25笔投资交易，低于上一年的56笔。
为寻找投资机会的企业提供顾问服务的人表示，亚洲地区的新重点包括日本、韩国和新加坡。去年，美国公司宣布在新加坡达成了28笔投资交易、在日本达成24笔、在韩国达成21笔，与前一年相比基本持平或略有增加。
在美国商会上周的活动上，为药企礼来公司担任说客的希瑟·克拉克说，资金流出中国凸显了寻求更亲商国家的必要性。礼来曾于1918年第一次在上海设立了在华办事处，后于1993年重返上海设立办事处。
“这间屋子里的所有公司都在重新评估它们的中国战略，”克拉克在商会举行的的小组讨论上说道，这个讨论有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的两名领导参加。该委员会一直在就中国对美国的经济和安全威胁举行听证会，并将向国会提出有关建议。
“那些撤出来的投资将来会流向哪里？会回到美国来，会流入其他友好国家，”她说。
尽管公司和投资者在把新资金投到中国前也许会三思而后行，但它们彻底撤离中国的可能性不大，至少在短期内如此。
对制造商来说，没有其他国家能在基础设施和熟练劳动力的规模上挑战中国。有产品要卖的公司也不愿意离开一个拥有 14亿潜在消费者的市场。
咨询公司安可顾问公司大中华区董事长麦健陆(James McGregor)说，美国企业的方案仍然是“你不能不在那里”。
一名在中国有业务的高管称，许多客户企业的首席执行官们现在都想知道他们的产品是否能在其他地方生产，但往往是这些公司的运营人员或工程师坚持认为，其他地方不可能达到公司要求的质量。这名高管要求不具名，因为有关中国的问题非常敏感。
“我知道的人中，没有真正想离开中国的，”波士顿咨询集团的全球贸易组合伙人迈克尔·麦卡杜说。“他们可能只是在寻找其他地方，在那里他们可以平衡以前在中国投下的资金。”
通过将新的国家安全措施扩大到整个经济领域，中国正在放大在华投资的一个最大风险：缺乏透明度。
“这会产生事与愿违的不良后果，”曾在中国做过尽职调查的东方资本的科利尔说。“任何想在中国建一座造价5000万美元工厂的人都不可能毫无担心地那样做，因为他们将无法对厂址、所涉及的土地和合作伙伴，或任何事情做任何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