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来看看这张图：
16年前，欧盟和美国的经济规模旗鼓相当。但如今，美国经济比整个欧盟的总和还要大50%。
今天，美国的GDP是25.5万亿美元，欧盟的GDP是16.6万亿美元，而在2008年，它们几乎相等。现在，全球十家市值超万亿美元的公司，美国创造了其中9家，欧洲是零。
为什么会这样？过去的16年发生了什么？发布这张图的是个德国人，叫Lehmann。他认为主要的原因是欧洲的监管文化（Regulation）制造了一个经济衰退的恶性循环。
欧洲正被繁琐的官僚流程所淹没，就业法使招聘和解雇变得极其困难，税率压垮了小企业，要求符合规定的成本扼杀了创新。在法国，成立一家公司需要84天。而在美国只需要4天。
监管文化让欧洲丧失了创新的氛围和环境。无论是在柏林、巴黎还是斯德哥尔摩，每个欧洲国家都有相同的反创业心态。
Lehmann说在他曾经生活过的柏林创业圈，创始人常常受到质疑，因为“企业家” 就等同于剥削者，科技创始人在当地聚会上被称为“资本主义寄生虫”。
而在硅谷和纽约，创始人是会受到欢迎，冒险精神受到奖励，失败被视为学习的过程，而不是一种羞耻。
当马斯克准备在柏林建造一个超级工厂时，德国人抗议“不要技术殖民主义”，特斯拉几乎因为监管障碍和社区反对而取消该项目。
当欧洲在讨论AI的伦理时，美国在建设发展AI。当欧洲在监管加密货币时，美国在研究创新加密货币。当欧洲在保护旧产业时，美国在创造新产业。
企业不景气，造成人才流失，欧洲的人才正在大量流失。大多数欧洲企业家在两个方向间做出选择：美国，追求高薪（35万美元以上的科技职位），东南亚，追求低生活成本来创业，为什么？
因为欧洲让本地的成功变得几乎不可能。90%的欧洲科技人才会为了合适的机会搬到美国，因为欧洲的科技薪资比美国低50%。
人才流失的同时，企业和资金也流向美国。投向初创公司的资金，美国是欧洲的5倍。而欧洲为数不多的成功的科技公司，大多数也选择迁往美国：比如Spotify迁到了纽约，Klarna在美国有大量业务，而ARM正在被英伟达收购中。
欧洲选择了监管和安全，而不是创新和增长。人才流失，公司避开投资，创新死亡，经济停滞，而随之而来的是更多的监管，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欧洲成了一个博物馆，擅长保护过去，却不擅长建设未来。
欧洲的16年是高福利、避免破坏性经济、绿色理想和不断增加法规的16年，现在的欧洲成为千万非法难民的新家，经济逐渐衰退，困在了自己的系统里。
即便是法国总统马克龙也承认这一点：“欧盟可能会走向终结，我们正处于一个非常重要的关头。我们的旧模式已经过时，我们在过度监管，而投资不足。在接下来的两到三年内，如果我们继续沿用传统议程，我们将会退出市场。”
美国和欧盟，16年拉开了巨大的差距，这种情形正是对今年诺贝尔经济学获奖理论的一个佐证：一个国家为什么能够获得长期的经济增长，而为什么有些国家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败？
Acemoglu等几位获奖学者认为，国家的成败主要由其政治和经济制度的性质决定，而非地理、文化或气候等因素。在他们看来，制度才是决定国家成败的关键，具体来说，就是国家在经济和政治两个层面上，到底是攫取型制度，还是包容型制度。
芝加哥经济学派的核心价值观是相信市场机制跟自由市场，反对政府的过度干预，反对计划经济与凯恩斯主义。
根据这些理论，欧洲经济上过多的监管会对经济起到了阻碍作用，虽然在大的框架上来说，欧洲的制度应该归于包容型制度。
制度对于经济的影响其实是非常显著的。甚至是在同一个国度，不同地区，也会因为政策的不同而深刻影响当地的经济。
东北地区为什么经济上不去，和东北地区的官僚主义及条条框框太多不无关系。据说在东北开个公司手续特别多，等的时间也长。相比之下，上海、深圳等地的创业大环境宽松友好很多。
所以Lehmann认为欧盟和美国差距这么大主要是regulation（监管），即制度规章的问题，这个理由是很充分也很到位的。
多伦多大学的张军教授的观点有所不同，他觉得欧盟之所以经济衰败，根子在于“几乎完全放弃信仰、激进自由化（wokeism）、敞开大门接受（中东和非洲）移民、传统家庭解体、拥抱高福利高税收、娱乐至死、失去进取奋斗精神、经济上完全无法应对中美的上下夹击”。
张军老师说的这些其实更多是文化层面的东西，他不太认同Acemoglu他们所持文化和经济发展关联甚微的论点。
他认为正规制度是从文化信仰（被称为非正规制度）里长出来的，也要靠文化信仰来维持。美国人的创新文化跟清教徒的精神息息相关。
美国人反福利、反对大政府、相信市场力量，都跟基督信仰特别是清教精神密切相关。
欧洲传统上更多受到天主教以及后来的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所以普遍拥护高福利、大政府，面对技术创新倾向于保守和守旧。
的确，这些看似和经济不能直接挂钩的因素，也会在深层次影响经济的发展。比如欧洲更看重生活品质和工作生活的平衡。美国人大多选择“为生活而工作”，而欧洲人则选择“为工作而生活”。
美国工作时间比欧洲长，年假却少很多，德国每人至少24个工作日的带薪休假，而在美国，5年工作经验的员工平均是15天年假。而且欧洲的节假日特别多，进入十二月，公司几乎都不怎么上班。
欧洲比美国更开放，更激进，更拥护进步主义（Progressivism）和自由主义，而早年坐五月花到美洲大陆的清教徒建立的美国更传统，更保守，更宗教化。
欧洲是一个高福利社会，欧洲福利国家对非洲与中东的开放边境政策和激进的移民政策带来了安全隐患和社会分化。
欧洲治安日益恶化，根据欧盟统计局的信息，2022年，盗窃案件较之上一年上升17.9%，抢劫案件增加了9.7%，入室盗窃案件增长了7.4%。
前不久，一名阿富汗移民闯入德国一个小镇的民宅，用刀袭击了正在开party的三个人。
一名德国政治家对此发表言论：“我们喂养他们（移民），他们却刺伤我们。”因为这个言论他被罚款18,000欧元。欧洲的左倾可见一斑。
同时，这样的移民政策也让国家机器负担加重。高福利的背后必然是高税收，欧洲的税率非常高，2024年个人所得税最高的几个国家分别是丹麦（55.9%），法国（55.4%），奥地利（55.0%）。
这必然让许多为高福利托底的人觉得不公平，所以人才会外流。而经济发展的核心就是人才、资金和创新。所以欧洲整个的system（系统）让欧洲的经济没有办法和美国或者是中国抗衡。
美国民主党的政策其实是和欧洲更接近，不管是政府监管，移民政策，激进自由理念，还是福利和税收。而共和党相对来说更保守，更传统，更务实和理性。
这次美国大选可以说是把美国从左倾的道路上往右拽了一把，如果继续左倾，欧洲的今天真有可能是美国的明天。
川普宣布去掉只会花钱，宣扬DEI和性别宽松教育的教育部，建立新的政府效率部，放宽监管，降低税收，这些都是有益于美国经济的发展。这也是为什么美国股市在得知川普当选后大涨。
美国领先欧盟这么多，不是美国人更聪明，而是他们的制度和系统更利于建设者，更能吸引到人才。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多年的移民政策让美国从世界各地收罗了许多人才。
马斯克本人是移民，包括微软在内的许多软件公司的CEO都是移民美国的印度人。
而几乎所有的美国的半导体企业CEO都是亚洲人，比如上面那张图全球50大公司中英伟达的黄仁勋，AMD的苏丰姿，Broadcom的Hock Tan，三位都是华裔，是一代或者二代移民。
最新一波AI浪潮的学术大咖如刚刚获诺贝尔奖的AI之父辛顿（多伦多大学教授，谷歌的AI先驱），AI教母李飞飞都是移民。
而美国之所以能吸引到这些人才是和美国方方面面的经济社会环境有关，工资高，机会多，政策稳定，保护私有财产，所以就会有更多的人才，更多的创新，更多的资金流入，形成良性循环。
而这个良性循环的基础是制度和文化。美国当然还有很多问题。但是整个system是一个可以纠错的system，这大概是美国16年远远把欧盟甩在后面的原因之一。
先来看看这张图：
16年前，欧盟和美国的经济规模旗鼓相当。但如今，美国经济比整个欧盟的总和还要大50%。
今天，美国的GDP是25.5万亿美元，欧盟的GDP是16.6万亿美元，而在2008年，它们几乎相等。现在，全球十家市值超万亿美元的公司，美国创造了其中9家，欧洲是零。
为什么会这样？过去的16年发生了什么？发布这张图的是个德国人，叫Lehmann。他认为主要的原因是欧洲的监管文化（Regulation）制造了一个经济衰退的恶性循环。
欧洲正被繁琐的官僚流程所淹没，就业法使招聘和解雇变得极其困难，税率压垮了小企业，要求符合规定的成本扼杀了创新。在法国，成立一家公司需要84天。而在美国只需要4天。
监管文化让欧洲丧失了创新的氛围和环境。无论是在柏林、巴黎还是斯德哥尔摩，每个欧洲国家都有相同的反创业心态。
Lehmann说在他曾经生活过的柏林创业圈，创始人常常受到质疑，因为“企业家” 就等同于剥削者，科技创始人在当地聚会上被称为“资本主义寄生虫”。
而在硅谷和纽约，创始人是会受到欢迎，冒险精神受到奖励，失败被视为学习的过程，而不是一种羞耻。
当马斯克准备在柏林建造一个超级工厂时，德国人抗议“不要技术殖民主义”，特斯拉几乎因为监管障碍和社区反对而取消该项目。
当欧洲在讨论AI的伦理时，美国在建设发展AI。当欧洲在监管加密货币时，美国在研究创新加密货币。当欧洲在保护旧产业时，美国在创造新产业。
企业不景气，造成人才流失，欧洲的人才正在大量流失。大多数欧洲企业家在两个方向间做出选择：美国，追求高薪（35万美元以上的科技职位），东南亚，追求低生活成本来创业，为什么？
因为欧洲让本地的成功变得几乎不可能。90%的欧洲科技人才会为了合适的机会搬到美国，因为欧洲的科技薪资比美国低50%。
人才流失的同时，企业和资金也流向美国。投向初创公司的资金，美国是欧洲的5倍。而欧洲为数不多的成功的科技公司，大多数也选择迁往美国：比如Spotify迁到了纽约，Klarna在美国有大量业务，而ARM正在被英伟达收购中。
欧洲选择了监管和安全，而不是创新和增长。人才流失，公司避开投资，创新死亡，经济停滞，而随之而来的是更多的监管，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欧洲成了一个博物馆，擅长保护过去，却不擅长建设未来。
欧洲的16年是高福利、避免破坏性经济、绿色理想和不断增加法规的16年，现在的欧洲成为千万非法难民的新家，经济逐渐衰退，困在了自己的系统里。
即便是法国总统马克龙也承认这一点：“欧盟可能会走向终结，我们正处于一个非常重要的关头。我们的旧模式已经过时，我们在过度监管，而投资不足。在接下来的两到三年内，如果我们继续沿用传统议程，我们将会退出市场。”
美国和欧盟，16年拉开了巨大的差距，这种情形正是对今年诺贝尔经济学获奖理论的一个佐证：一个国家为什么能够获得长期的经济增长，而为什么有些国家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败？
Acemoglu等几位获奖学者认为，国家的成败主要由其政治和经济制度的性质决定，而非地理、文化或气候等因素。在他们看来，制度才是决定国家成败的关键，具体来说，就是国家在经济和政治两个层面上，到底是攫取型制度，还是包容型制度。
芝加哥经济学派的核心价值观是相信市场机制跟自由市场，反对政府的过度干预，反对计划经济与凯恩斯主义。
根据这些理论，欧洲经济上过多的监管会对经济起到了阻碍作用，虽然在大的框架上来说，欧洲的制度应该归于包容型制度。
制度对于经济的影响其实是非常显著的。甚至是在同一个国度，不同地区，也会因为政策的不同而深刻影响当地的经济。
东北地区为什么经济上不去，和东北地区的官僚主义及条条框框太多不无关系。据说在东北开个公司手续特别多，等的时间也长。相比之下，上海、深圳等地的创业大环境宽松友好很多。
所以Lehmann认为欧盟和美国差距这么大主要是regulation（监管），即制度规章的问题，这个理由是很充分也很到位的。
多伦多大学的张军教授的观点有所不同，他觉得欧盟之所以经济衰败，根子在于“几乎完全放弃信仰、激进自由化（wokeism）、敞开大门接受（中东和非洲）移民、传统家庭解体、拥抱高福利高税收、娱乐至死、失去进取奋斗精神、经济上完全无法应对中美的上下夹击”。
张军老师说的这些其实更多是文化层面的东西，他不太认同Acemoglu他们所持文化和经济发展关联甚微的论点。
他认为正规制度是从文化信仰（被称为非正规制度）里长出来的，也要靠文化信仰来维持。美国人的创新文化跟清教徒的精神息息相关。
美国人反福利、反对大政府、相信市场力量，都跟基督信仰特别是清教精神密切相关。
欧洲传统上更多受到天主教以及后来的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所以普遍拥护高福利、大政府，面对技术创新倾向于保守和守旧。
的确，这些看似和经济不能直接挂钩的因素，也会在深层次影响经济的发展。比如欧洲更看重生活品质和工作生活的平衡。美国人大多选择“为生活而工作”，而欧洲人则选择“为工作而生活”。
美国工作时间比欧洲长，年假却少很多，德国每人至少24个工作日的带薪休假，而在美国，5年工作经验的员工平均是15天年假。而且欧洲的节假日特别多，进入十二月，公司几乎都不怎么上班。
欧洲比美国更开放，更激进，更拥护进步主义（Progressivism）和自由主义，而早年坐五月花到美洲大陆的清教徒建立的美国更传统，更保守，更宗教化。
欧洲是一个高福利社会，欧洲福利国家对非洲与中东的开放边境政策和激进的移民政策带来了安全隐患和社会分化。
欧洲治安日益恶化，根据欧盟统计局的信息，2022年，盗窃案件较之上一年上升17.9%，抢劫案件增加了9.7%，入室盗窃案件增长了7.4%。
前不久，一名阿富汗移民闯入德国一个小镇的民宅，用刀袭击了正在开party的三个人。
一名德国政治家对此发表言论：“我们喂养他们（移民），他们却刺伤我们。”因为这个言论他被罚款18,000欧元。欧洲的左倾可见一斑。
同时，这样的移民政策也让国家机器负担加重。高福利的背后必然是高税收，欧洲的税率非常高，2024年个人所得税最高的几个国家分别是丹麦（55.9%），法国（55.4%），奥地利（55.0%）。
这必然让许多为高福利托底的人觉得不公平，所以人才会外流。而经济发展的核心就是人才、资金和创新。所以欧洲整个的system（系统）让欧洲的经济没有办法和美国或者是中国抗衡。
美国民主党的政策其实是和欧洲更接近，不管是政府监管，移民政策，激进自由理念，还是福利和税收。而共和党相对来说更保守，更传统，更务实和理性。
这次美国大选可以说是把美国从左倾的道路上往右拽了一把，如果继续左倾，欧洲的今天真有可能是美国的明天。
川普宣布去掉只会花钱，宣扬DEI和性别宽松教育的教育部，建立新的政府效率部，放宽监管，降低税收，这些都是有益于美国经济的发展。这也是为什么美国股市在得知川普当选后大涨。
美国领先欧盟这么多，不是美国人更聪明，而是他们的制度和系统更利于建设者，更能吸引到人才。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多年的移民政策让美国从世界各地收罗了许多人才。
马斯克本人是移民，包括微软在内的许多软件公司的CEO都是移民美国的印度人。
而几乎所有的美国的半导体企业CEO都是亚洲人，比如上面那张图全球50大公司中英伟达的黄仁勋，AMD的苏丰姿，Broadcom的Hock Tan，三位都是华裔，是一代或者二代移民。
最新一波AI浪潮的学术大咖如刚刚获诺贝尔奖的AI之父辛顿（多伦多大学教授，谷歌的AI先驱），AI教母李飞飞都是移民。
而美国之所以能吸引到这些人才是和美国方方面面的经济社会环境有关，工资高，机会多，政策稳定，保护私有财产，所以就会有更多的人才，更多的创新，更多的资金流入，形成良性循环。
而这个良性循环的基础是制度和文化。美国当然还有很多问题。但是整个system是一个可以纠错的system，这大概是美国16年远远把欧盟甩在后面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