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如何处理解决“彭帅事件”上，国际奥委会（IOC）主席巴赫受到很多批评。他在接受德国电视二台采访时为自己做出辩解。他也在采访中谈及国际奥委会对北京冬奥会的看法和态度。
巴赫说：“如果有人期待奥运会可以改变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那么这种期待过高了。我们的责任并不是解决这个世界上的政治问题。”
国际奥委会（IOC）主席巴赫（Thomas Bach）近日接受德国电视二台采访过程中回应外界对北京冬奥会准备工作的一些批评意见时说：“在机场的等待时间被缩短了。现在没人需要再去等待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结果。运送运动员前往奥运村的运输条件以及隔离条件都有所改善。我们会在北京有一个冬奥会泡泡，人们在里面会感到安全。因为所有进入泡泡的人都是完整接种过疫苗或者隔离过21天的人，每个人每天都会接受病毒检测。在疫情条件下能做的都已经做了。”
夺得过4枚冬奥会金牌的德国著名无舵雪橇运动员娜塔莉·盖森贝尔格尔（Natalie Geisenberger）在北京参加完雪橇世界杯比赛之后对德国媒体表示，在北京的3周是她“生命中经历过的最困难的时间”。
她描述说，从德国法兰克福机场到达北京机场就花了大约23个小时的时间，然后一行人员被安排上了大巴。但是汽车并不是立刻就开动了，而是停在原地等了两个小时。也没有人解释为什么车不开动。这期间有人想上厕所，但是不被允许下车。最终解决的办法是尿急的人需要在车的过道上对着一个塑料桶排空自己的膀胱。
她说因为同车的人当中有人被检测出新冠病毒阳性，虽然她并没有直接坐在这个人旁边，但仍被要求进行隔离检疫。数日她都不能离开房间，饭菜被端放在门前，后来只有夜里才能去参加比赛前的训练。
盖森贝尔格尔对德国体育媒体表示，在这种条件下，她甚至需要好好考虑一下，是否要再度前往北京去参加冬奥会。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回应这一问题时说，不只是盖森贝尔格尔，滑雪运动员和其他项目的运动员也对这些麻烦有所反应。他说，北京方面对这些做法都进行了改善。今后运动员不再需要等待核酸检测结果，车辆出行以及隔离条件都已经得到改善。
在被问及北京冬奥会期间的新闻自由是否可以得到保障的问题时，巴赫说：“我们拥有自由报道的权利，这是在主办合同和奥运宪章中都包含且获得保障的内容。这也意味着在奥运会运动场馆，新闻媒体获得畅通无阻的互联网通道，运动员可以在社交媒体、新闻发布会、采访和谈话中进行自由的表达。”
德国电视二台的记者追问道，数年来德国驻华记者的工作条件持续恶化，新闻报道的自由越来越多地受到中国官方的限制。“这一现象和奥运精神难道不是相矛盾的吗？”
巴赫回应说：“如果有人期待奥运会可以改变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那么这种期待过高了。我们的责任并不是解决这个世界上的政治问题。”
记者说：“国际奥委会虽然没有条件和能力对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施加影响，但是可以决定奥运会的举办权交给哪个国家。那么为什么在2008年以来中国没有向积极方向发展的前提下，国际奥委会依旧把2022年冬奥会的主办权授予北京？”
巴赫回答说：“我只能再强调一遍，国际奥委会的责任不是解决世界上的政治问题。我们的任务是在奥运宪章和奥运会规则下和平地、相互尊重地举行奥运体育比赛。”他再度强调，“国际奥委会既没有机会也不拥有权力做出政治决定，或者去解决全世界几代政治家都无法解决的问题。”
自彭帅事件爆发以来，国际奥委会是唯一一个在媒体报道下，与彭帅直接进行视频对话的国际机构
在被问到应对“彭帅事件”时国际奥委会的做法是否得当的问题时，巴赫表示：“遇到这种问题时可以有两种做法，一是（奥委会）发表公开声明，然后等待（中国）对此做出反应；二是（奥委会）主动拿出一些行动，比如直接联系（彭帅），询问了解她的身体情况。”
他还强调，国际奥委会一直和彭帅保持着联系。
在如何处理解决“彭帅事件”上，国际奥委会（IOC）主席巴赫受到很多批评。他在接受德国电视二台采访时为自己做出辩解。他也在采访中谈及国际奥委会对北京冬奥会的看法和态度。
巴赫说：“如果有人期待奥运会可以改变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那么这种期待过高了。我们的责任并不是解决这个世界上的政治问题。”
国际奥委会（IOC）主席巴赫（Thomas Bach）近日接受德国电视二台采访过程中回应外界对北京冬奥会准备工作的一些批评意见时说：“在机场的等待时间被缩短了。现在没人需要再去等待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结果。运送运动员前往奥运村的运输条件以及隔离条件都有所改善。我们会在北京有一个冬奥会泡泡，人们在里面会感到安全。因为所有进入泡泡的人都是完整接种过疫苗或者隔离过21天的人，每个人每天都会接受病毒检测。在疫情条件下能做的都已经做了。”
夺得过4枚冬奥会金牌的德国著名无舵雪橇运动员娜塔莉·盖森贝尔格尔（Natalie Geisenberger）在北京参加完雪橇世界杯比赛之后对德国媒体表示，在北京的3周是她“生命中经历过的最困难的时间”。
她描述说，从德国法兰克福机场到达北京机场就花了大约23个小时的时间，然后一行人员被安排上了大巴。但是汽车并不是立刻就开动了，而是停在原地等了两个小时。也没有人解释为什么车不开动。这期间有人想上厕所，但是不被允许下车。最终解决的办法是尿急的人需要在车的过道上对着一个塑料桶排空自己的膀胱。
她说因为同车的人当中有人被检测出新冠病毒阳性，虽然她并没有直接坐在这个人旁边，但仍被要求进行隔离检疫。数日她都不能离开房间，饭菜被端放在门前，后来只有夜里才能去参加比赛前的训练。
盖森贝尔格尔对德国体育媒体表示，在这种条件下，她甚至需要好好考虑一下，是否要再度前往北京去参加冬奥会。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回应这一问题时说，不只是盖森贝尔格尔，滑雪运动员和其他项目的运动员也对这些麻烦有所反应。他说，北京方面对这些做法都进行了改善。今后运动员不再需要等待核酸检测结果，车辆出行以及隔离条件都已经得到改善。
在被问及北京冬奥会期间的新闻自由是否可以得到保障的问题时，巴赫说：“我们拥有自由报道的权利，这是在主办合同和奥运宪章中都包含且获得保障的内容。这也意味着在奥运会运动场馆，新闻媒体获得畅通无阻的互联网通道，运动员可以在社交媒体、新闻发布会、采访和谈话中进行自由的表达。”
德国电视二台的记者追问道，数年来德国驻华记者的工作条件持续恶化，新闻报道的自由越来越多地受到中国官方的限制。“这一现象和奥运精神难道不是相矛盾的吗？”
巴赫回应说：“如果有人期待奥运会可以改变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那么这种期待过高了。我们的责任并不是解决这个世界上的政治问题。”
记者说：“国际奥委会虽然没有条件和能力对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施加影响，但是可以决定奥运会的举办权交给哪个国家。那么为什么在2008年以来中国没有向积极方向发展的前提下，国际奥委会依旧把2022年冬奥会的主办权授予北京？”
巴赫回答说：“我只能再强调一遍，国际奥委会的责任不是解决世界上的政治问题。我们的任务是在奥运宪章和奥运会规则下和平地、相互尊重地举行奥运体育比赛。”他再度强调，“国际奥委会既没有机会也不拥有权力做出政治决定，或者去解决全世界几代政治家都无法解决的问题。”
自彭帅事件爆发以来，国际奥委会是唯一一个在媒体报道下，与彭帅直接进行视频对话的国际机构
在被问到应对“彭帅事件”时国际奥委会的做法是否得当的问题时，巴赫表示：“遇到这种问题时可以有两种做法，一是（奥委会）发表公开声明，然后等待（中国）对此做出反应；二是（奥委会）主动拿出一些行动，比如直接联系（彭帅），询问了解她的身体情况。”
他还强调，国际奥委会一直和彭帅保持着联系。